该文首发于《西部蒙古论坛》2013年第2期，后收入乌云毕力格主编《满蒙档案与蒙古史研究》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摘要：乾隆十年，准噶尔领袖噶尔丹策零病逝，其子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即位，呈请清政府再次允准其派使臣赴藏为噶尔丹策零熬茶超度，得到了清政府的允准，故继乾隆八年准噶尔人成功入藏熬茶后，准噶尔人又于乾隆十二年再次入藏熬茶。本文是在笔者前期一系列关于准噶尔人入藏熬茶研究论文的基础上，以军机处满文《夷使档》、《熬茶档》以及新出版的《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的相关记载为中心，对乾隆十二年准噶尔人入藏熬茶的过程、清准的贸易情况以及准噶尔入藏熬茶的布施情况进行详细研究，以期从入藏熬茶的角度来观察清政府、准噶尔以及西藏的三角关系。
关键词：乾隆十二年 准噶尔 入藏熬茶
乾隆十年，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死，此后不久，准噶尔部就陷入内讧之中；
乾隆十一年，西藏藏王颇罗鼐死，其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继为郡王；
乾隆十二年，准噶尔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赴藏熬茶；
乾隆十五年，西藏发生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清政府趁机对西藏进行了改革，提升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的地位，成立噶厦政府，这一制度设计在此后近二百年并未再发生大的变化[2]；
乾隆二十年，擒准噶尔领袖达瓦齐；
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政府彻底统一了准噶尔地区。
这些事件都发生在前后十几年之中，其前后是否有必然联系？从乾隆十二年的准噶尔入藏熬茶是否可以看出此后历史进程的些许端倪？为何乾隆十二年准噶尔的入藏熬茶成为最后一次？
18世纪中叶，经过多年的战争以及边界谈判[3]后，清朝与准噶尔之间终于迎来了和平，这种和平是以准噶尔来中原地区贸易以及赴藏熬茶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关于赴藏熬茶的有关问题，笔者已经写过一系列的文章[4]，本文作为这一系列文章中的一部分，亦继续对准噶尔何以迅速败亡、清朝何以在18世纪中叶成功地统治了准噶尔地区这一问题进行追问，并从一些有意义的角度来论证这个问题。
关于熬茶等相关概念及前人研究综述，因笔者已有文章提及[5]，此不赘述。
乾隆六年，准噶尔使臣入藏熬茶时，因种种原因，中途返回。[6]乾隆八年（1743）准噶尔使臣第一次成功入藏熬茶，此后，清政府与蒙古准噶尔部在信任方面又增进了一层，贸易额也在逐年增加。乾隆十年（1745）秋，准噶尔执政者噶尔丹策零突然病逝，享年52岁[7]。按照噶尔丹策零的遗言，其次子、年仅16岁的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于乾隆十一年（1746）初继珲台吉位。三月份，便派老臣哈柳至京，主要为三件事而来：一为呈请分作两次派使臣赴藏为其父“熬茶超度”，以“弘扬黄教、安逸众生”[8]；二为再次奏请由西藏延请喇嘛至准噶尔；三为把准噶尔入京贸易的年份，改为去肃州贸易[9]。
对入藏熬茶一事，乾隆帝欣然答应，因为准噶尔部前两次入藏熬茶的理由都是为已故的首领熬茶超度：乾隆六年的入藏熬茶是噶尔丹策零以为其父熬茶超度的理由申请的，因中途折返，并未入藏，故又再次申请，于乾隆八年成功入藏熬茶。所以此次准噶尔还是为故去的首领入藏熬茶超度，清政府很容易允准，并且一如乾隆八年之例，“赏补牲畜、口粮”，但准噶尔申请拟分作两次派人入藏熬茶的方案被清政府以繁冗的理由否决。
对于第二件事，因乾隆八年准噶尔使臣入藏熬茶时，已提出过延请喇嘛一事，被乾隆君臣以准噶尔在策旺阿喇布坦执政时期，“曾经遣派策凌敦多布破坏寺庙，扰累土伯特人众”[10]，所以“土伯特人”断不能允许从藏地延请喇嘛至准噶尔为由拒绝。本次准噶尔使臣再次奏请延请喇嘛，被乾隆帝以“先前尔父奏请时，朕即将不便准行缘由，皆已明白降旨”[11]为由断然拒绝。
对于第三件事，乾隆帝准许准噶尔由京师改为肃州贸易。
除此之外，对照各藩部上层贵族亡故后赏赐的先例，清政府亦赏给噶尔丹策零之布彦物品，请见下表。
表一、各藩部上层贵族亡故后赏赐的物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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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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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赐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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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尔喀之扎萨克图汗、土谢图汗、车臣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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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千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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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禅额尔德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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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五十两金曼达、重五十两银茶桶、酒海各一个，玉盅、碟、壶各一只，鞍马二匹，缎三十匹，杭绸十八匹，白哈达五百条，白布三十匹，茶一百斤及香、果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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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大台吉罗布藏衮布、阿拉布坦达赖巴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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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四十两银曼达、三十两重银茶桶、酒海各一个，白哈达一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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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尔扈特使臣赴藏熬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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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一千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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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尔丹策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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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五十两银曼达、茶桶、酒海各一个，藏香一百束，大哈达一百条，小哈达一千条，茶一千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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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一可知，给噶尔丹策零的布彦物品是经过精心对比衡量后的结果，即要比给喀尔喀三汗等人的赏赐高，但要比班禅额尔德尼的赏赐低，这也就是大学士讷亲等人所议的“若照喀尔喀三汗之例赏银千两，似属过轻，若加赏过多，亦属不宜”，也就是既要考虑准噶尔人的感受，还要考虑到西藏上层以及已经归附的蒙古各部王公的感受。
但是此次并未议定准噶尔前往西藏熬茶的人数以及启程日期等，一切都得等哈柳等人回去禀报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后，再派使者前来商议。[13]是故，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底，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又派玛木特为使臣至京商议熬茶事宜。玛木特此次至京也是为三件事而来：一为商议入藏熬茶的人数、时间和路线；二为请求乾隆帝降旨藏王颇罗鼐“赏补牲畜、口粮等物”；三为“诵经之事，要在用银，故请我等前往东科尔地方贸易人等贸易时，饬令内地商贾以银换购。”[14] 这三件事都事关经济：入藏熬茶的人数多，则相应带的货物也多，被赏赐的人数也多；赏补牲畜、口粮则更大大节省了入藏的成本；全部用银两换购准噶尔的商品，则可以使其利益最大化。因为准噶尔之前在肃州等处的贸易，毛皮等物要的价格较高，清朝对应的办法则是换给准噶尔人的丝绸等物加的价格也高，这样才能不赔钱。但若准噶尔人在原来较高价格的基础上，要求清朝全部用银两来交易，则清朝无法再在交易的货物价格上动手脚，故准噶尔人获利最大。[15]
后经过商议，准噶尔赴藏熬茶人数定为300人，其中宰桑四人：玛木特、吹纳木喀、巴雅斯瑚朗、图鲁库。喇嘛三人：绥绷、温都逊、固尼尔，时间为乾隆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左右抵达哈济尔地方。[16]关于后面两件事，乾隆帝答复曰：“颇罗鼐虽为受朕封号之人，然乃为远处他部，不可与内地民人相比。其资助与否，朕焉能降旨勉强。朕或施恩，照前赏补，与尔等之人事无所耽搁也。然此次颇罗鼐较前多加资助，亦未可料。再，经商人等相互间易物或银购，皆听其自便贸易耳，朕如何降旨商贾等耶。虽如此，因此次尔特加奏请，相应亦非难事。”[17]虽然这样说，但是乾隆帝对后两件事都有具体安排，赏补使臣之牲畜口粮等物，“俟使臣等抵达卡伦，赏赐一次。前往东科尔地方贸易已毕，起程赴藏时，赏赐一次”，在从西藏返回时，在青海附近再赏赐一次。另外，“使臣等之马畜倘有疲惫者，酌情赏补”。对于最后一件事，“准噶尔人等此次于卡伦地方贸易，为用于其念经，请求仅取银两，相应令较上次交易带往银十七、八万之数略为多备”。[18]
另外，所有应该防范之处，大体与乾隆八年之例相同，只是出现了一个突发事件，即藏王颇罗鼐于乾隆十二年三月突然病故，打乱了原来的防范计划，后与颇罗鼐之子珠尔默特策布登及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商议后，派遣“斋桑那旺根敦管带喀喇乌苏之兵，斋桑策凌达什管带腾格里淖尔之兵，不等夏季来临，早于往年前往驻扎”。另外，“阿哈雅克卡伦至阿里克，每卡添兵三十名，饬令倘有消息，不分昼夜报至藏地。其巡查阿哈雅克等卡，派扎萨克头等台吉旺堆前往。”[19]乾隆皇帝担心准噶尔熬茶使臣“恐其闻颇罗鼐已殁，彼处无总理之人，任意藉端，造言生事”，谕令驻藏大臣傅清会同侍郎玉保等小心查看，“彼处众人情形若何，即应奏闻。”[20]
因准噶尔使臣至塔里木河时水大难渡，未能按照约定于八月十五日抵达哈济尔，而是于九月十四日到达哈济尔，共有正使斋桑巴雅斯瑚朗，副使斋桑玛木特、默克济，使臣喇嘛绥绷格隆、乌木匝特格隆、巴噶绥绷格隆、希达尔瑕普尔普等三百人，有驼两千余峰、马近三千匹、羊三千余只、鸟枪二百余枝、撒袋近六十副。准噶尔使臣根据往年的价值，估算此次带来价值三十万两白银的货物，希图贸易。玉保遵照乾隆帝的吩咐，赏补准噶尔使臣口粮后，安排他们往得卜特尔进行贸易，但因为之前并未有沟通，所以清朝并未安排如此多的银两与准噶尔进行交易。另外，关于准噶尔使臣的行程，玉保认为“准噶尔熬茶使臣等抵此甚晚，倘于九月二十一、二日抵达得卜特尔，二十三、四日始即贸易，即便加紧贸易，亦须将近一个月方可贸易完毕，至十月二十几日始可起程赴藏，十一月二十日之后抵藏，加紧熬茶，至翌年正月十五、二十日后方可完竣。按藏地习俗，自正月初五日始，至二十九日止，修好事念经，召集西藏所属官兵施放枪炮，各地人众齐集瞻拜，各处商贾亦云集贸易，故而极为熙攘，准噶尔人等乘间探听信息，挑唆离间，亦难逆料。” 所以玉保想催促准噶尔使臣加紧贸易，从速抵藏，尽快熬茶，“倘于正月初五日前事毕，即带使臣等返回；倘若贸易需时日久，难于正月初五日前完毕，可否将前来参加法会者，俟其抵达，即令瞻拜，不令久住，尽速遣回原籍，或如何办理，不致纷繁之处，请与郡王珠密纳木扎勒商议办理。”[21]乾隆帝认为玉保“此等意见，又属太过。准噶尔人等到藏熬茶，事毕即当回归游牧，但彼等见藏地有修好事念经之大法会，必恳求多住数日，瞻仰数次。若趋行催促起程，并驱逐内地聚集瞻礼人众，使彼知觉，反生疑虑。而况已允彼等赴藏熬茶，焉能阻止彼等瞻拜修善事。至期惟有约束内地人等，暗加防范。著寄信玉保，好生带领准噶尔人等至藏，凡熬茶等事宜，皆留心办理，与驻藏办事大臣索拜、傅清等共同商议，暗中防范，断不可使准噶尔人等知觉疑惑。”[22]
因为玉保等人按照就近贸易原则，安排内地的商贾在得卜特尔卡伦与准噶尔使臣进行贸易，免除了准噶尔使臣的劳累之苦，所以准噶尔使臣特别感激。经过玉保的调解，贸易也较为顺利。[23]此次贸易金额为16万余两白银。
在得卜特尔贸易期间，准噶尔使臣还派人至衮布木寺、大藏寺、郭隆寺、达希澈累寺等处熬茶。[24]
一切准备停当后，玉保率带使臣于十一月十三日起程赴藏，于十二月十六日抵藏。从十七日开始，准噶尔使臣便前往大小昭瞻拜，前去拜见藏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等。二十一日，达赖喇嘛请准噶尔使臣等至布达拉宫筵宴，准噶尔使臣等叩谒达赖喇嘛、献伯勒克，均极恭敬而虔诚。二十六日开始，准噶尔使臣前往各寺庙熬茶。二十九日在达赖喇嘛所住布达拉宫念经焚修，正月初一、初二日，达赖喇嘛筵宴众人。此后又到各寺庙熬茶，但时逢藏地出痘，故准噶尔使臣于二月初三日起程前往后藏熬茶，待回到前藏后，再去未熬茶之寺庙熬茶布施。
二月初九日，准噶尔使臣抵达后藏，受到了班禅额尔德尼的接见，于二月十九日熬茶事毕，由后藏起程，于二十四日返回前藏。二十八日，准噶尔使臣喇嘛绥绷乌木匝特、巴噶绥绷多尼尔，斋桑巴雅斯瑚朗、默克济、玛木特，侍卫阿喇布扎等十一人，拜谒达赖喇嘛。三月初七日，由藏地起程回游牧地。
此次准噶尔使臣进藏熬茶，共进献、散给布施共金419.3两，银173587.805两。
三、由乾隆十二年的准噶尔入藏熬茶看清政府、准噶尔、西藏的三角关系
1．清政府和准噶尔的关系
乾隆十二年，清政府与准噶尔已保持和平的关系十余年，这中间互相贸易，准噶尔人也有过两次入藏熬茶的经历，只是第一次中途折返回去而已。但此时的清准双方又不是完全信任的关系，而是仍处于相互试探、相互防范的境地。清政府方面，以怀柔为主；准噶尔方面，则以依靠清朝发展经济、壮大实力为主。这由乾隆十二年的贸易金额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请见下表。
表二、乾隆十二年准噶尔熬茶贸易的商品数目及金额[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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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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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价(张、只/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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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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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首貂皮397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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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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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7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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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首貂皮132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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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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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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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首貂皮215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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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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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25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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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鼠皮350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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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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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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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鼠皮18818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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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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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72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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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狐皮132522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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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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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17.6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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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首黄狐皮139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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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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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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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狐皮21297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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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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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8．8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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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首沙狐皮128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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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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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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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首猞猁狲皮1408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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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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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4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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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首猞猁狲皮1047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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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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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2．8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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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首猞猁狲皮326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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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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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4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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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首猞猁狲皮171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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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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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9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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豹皮297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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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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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5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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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首豹皮29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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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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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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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皮6318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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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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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9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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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首狼皮573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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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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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06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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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羔皮117982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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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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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8.38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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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首羊羔皮7727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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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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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08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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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雪皮1719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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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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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37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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骟马1968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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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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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08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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骒马80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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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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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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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593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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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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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95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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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2490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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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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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1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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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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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369.66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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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价格我们可以与乾隆八年准噶尔入藏熬茶贸易时的价格做一个比较：
表三、乾隆八年准噶尔在东科尔交易货物清单[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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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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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斤(件)交易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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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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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狐皮28293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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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0.4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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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7.2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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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鼠皮60463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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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0.12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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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5.56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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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皮807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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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首每张银0.5两，下首每张银0.22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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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3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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豹皮299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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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首每张银1.5两，下首每张银0.5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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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5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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猞猁狲皮679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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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首每张银3两，二首每张银2.5两，三首每张银1.8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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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1.9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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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雪皮20603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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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0.23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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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8.69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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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羔皮45271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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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首每张银0.09两，下首每张银0.04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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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5.58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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貂皮892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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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首每张银1.2两，下首每张银0.9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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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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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狐皮62490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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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首每张银0.9两，二首每张银0.7两，下首每张银0.2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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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39.1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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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鼠皮1624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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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鼠皮每张银0.07两，黑鼠皮每张银0.04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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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8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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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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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78233.41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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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两表我们可以看到，乾隆十二年的贸易价格大体按照乾隆八年的价格进行交易的，只是此次在贵重毛皮的分类和价格上有所调整，即把貂皮分为五等，此次收购的只是三至五等貂皮，即便这样，三首貂皮的2.1两的价格，也比乾隆八年时的头首貂皮的1.2两高了近一倍，看来高级貂皮在清朝是供不应求。
如上文所述，准噶尔此次贸易要求全部用银两来交易，如此一来，则清政府损失较大，准噶尔得利最多，但清政府还是按照原来较高的价格用银两交易了。[27]另外，据笔者参照乾隆八年清政府因准噶尔入藏熬茶所花费的近54万两白银[28]估算，乾隆十二年为准噶尔入藏熬茶事项，清政府所花费的银两包括伴送官兵的口粮银、赏赐银，赏赐给准噶尔人的口粮、牲畜以及脚价银等各项花费，最少为55万两白银。这其中，仅甘肃一省所负责支用的银两就为300533.391两白银[29]。所以很明显，清朝方面在经济上是占不到任何便宜的，清政府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政治上保持和平以及军事上节省军费的考量。
2．清政府与西藏的关系
清政府与西藏的关系比较微妙。因为蒙古各部信仰藏传佛教格鲁派，达赖和班禅在蒙古各部有广泛的影响，准噶尔部也不例外。因此清政府千方百计地拉拢达赖和班禅，给以赏赐及敕书[30]。尤其是此时西藏还有藏王，颇罗鼐刚去世，其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即位，清政府也借此观察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表现，并借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力量对准噶尔人进行防范。
纵观乾隆十二年的整个熬茶过程，因为当前的形势，达赖和班禅把自己的行为严格限定在宗教范围内，除了宗教仪轨等内容外，不越雷池一步；而藏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也因为刚即位、尤其是还与达赖喇嘛关系不睦，需要清政府支持他，所以也极力按照清朝的旨意去做。但还是有一些表现让驻藏大臣看到了一些蛛丝马迹：“郡王珠密纳木扎勒感激皇恩，虽诸事与臣等相商，遵行我等之指示，然亦断不得罪准噶尔，揣摩其意，乃惧现在得罪，倘为准噶尔人等记仇，日后报仇，亦未可料。”并且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公然上奏说准噶尔入藏熬茶之事对西藏“毫无益处”，“准噶尔人等往来及住藏期间，我等唐古忒人等每日备办彼等骑驮之牲畜马牛、喂养马畜之草料、柴薪等，只是受累而已”，请求清政府下次不要再允许准噶尔人再次赴藏熬茶。连驻藏大臣都觉得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这个态度很决绝：“臣等愚见，准噶尔人等赴藏熬茶，唐古忒人等委实辛劳，郡王珠密纳木扎勒极不乐意。嗣后倘若不准准噶尔人等赴藏，则于土伯特地方甚有利裨。”[31]对此，乾隆皇帝不得不费口舌解释：“准噶尔人等狡诈，断不可信，倘若仍令来往于藏，久而久之，必致纷扰。珠密纳木扎勒所虑者是。此二次准其所请赴藏熬茶，特因噶尔丹策零为其父策妄阿喇布坦、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为其父噶尔丹策零屡屡虔心奏请，彼等为父祈请，不便不准，故朕恩准施行，焉能照准其寻常之事。嗣后准噶尔人等遇有此等之事，仍请赴藏熬茶，不得已尚准其请。倘非此等之事，为寻常之事祈请，断不准行。”[32]由此可见，清政府与西藏的僧俗之间的关系还是很微妙的。
3．准噶尔与西藏的关系
1578年(万历六年)，蒙古俺答汗会见西藏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索朗嘉错，互赠封号，由此格鲁派在东蒙古各部迅速传播。1616年，卫拉特各部正式接受藏传佛教格鲁派。到了策妄阿拉布坦和噶尔丹策零时期，格鲁派在准噶尔地区已经很兴盛了。所以，准噶尔部一直关注西藏的情况，并作为与清朝划界的条件之一，请求入藏熬茶布施。而每次入藏布施的金额也很可观，仅乾隆十二年布施的金额就有金419.3两，银173587.805两。详见附表一、附表二。
由上文我们知道，乾隆十二年准噶尔为入藏熬茶，实际上带来了价值30万两白银的货物，除去与清朝贸易的之外，全部带往西藏，所以除去布施金银外，还布施了大量的熏牛皮、狐狸皮、俄罗斯毡等货物，加上金银，布施的总价值应为30万两白银。因为资料的限制，我们无法确知这些金银占有准噶尔经济的总量是多少，但是据笔者测算，在乾隆十二年前清准贸易额中，准噶尔在西藏布施的金银，占总贸易额的39%。[33]换句话说，准噶尔绞尽脑汁让清政府以银易货，并使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入藏布施。这里面是确有虔诚的信仰在里面的。
对于达赖喇嘛和班禅来说，准噶尔每次如此大笔的布施也是一笔重要的收入，所以准噶尔是重要的施主。但是因为清朝的力量更为强大，经济实力也更为雄厚，故达赖和班禅静待其变，一切活动都限制在宗教之中。
而对于藏王颇罗鼐和其后继承其位的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来讲，准噶尔人的到来威胁到了他们的地位，因为历史的延续性，他们的王位恰恰也是继承了蒙古人的统绪而来，所以在乾隆十二年准噶尔人入藏熬茶结束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奏请以后不准准噶尔再入藏熬茶。因为随后准噶尔内部发生的内讧，以及西藏也发生了变故，准噶尔进藏熬茶活动就这样被终止了。
附表一、准噶尔使臣赴青海各寺庙熬茶之布施单[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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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庙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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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施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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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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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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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大藏寺熬茶四次，共供献众喇嘛银一百八十六两，缎二匹，布二匹，哈达十九方，及熏牛皮、狐狸皮、木碗等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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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186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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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隆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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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郭隆寺熬茶四次，共供献众喇嘛银八百八十五两，缎二匹，布二匹，哈达四十三方，及熏牛皮、狐狸皮、小素珠等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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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885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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衮布木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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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衮布木寺熬茶四次，共供献众喇嘛银一千四百八十六两，缎四匹，布十二匹，哈达七十方，及熏牛皮、狐狸皮、小素珠等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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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1486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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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希澈累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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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达希澈累寺熬茶三次，共供献众喇嘛金一两一钱，银一千六百一十四两，缎八匹，哈达三十八方，及俄罗斯毡子、布、熏牛皮、狐狸皮、木碗、小素珠等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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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1.1两，银1614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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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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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1.1两，银4171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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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准噶尔使臣在西藏各寺庙布施单[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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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庙或人物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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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施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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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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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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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以请达赖喇嘛安礼，进献哈达一方、缎一匹、回子缎六匹、布一匹、胶一块。 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向达赖喇嘛为其父母祈福，进献大哈达一方、金十两、银一百两、蟒缎二匹、缎二十四匹、回子缎十一匹、俄罗斯毡子二十三块、熏牛皮十三张、水獭皮十张、布七匹。 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呈递达赖喇嘛以丹舒克，进献哈达六十一方、银曼达一个、普贤佛一尊、经三函、金叶经版一块、塔一座、杵一个、铃一个、银座把碗一个、银奔巴瓶一个、盒一个、衣服二袭、靠垫一副、金一百九十二两、象牙盒一个、银五百两、蟒缎六匹、蟒缎袈裟二件、缎一百一十八匹、回子缎四十六匹、绫六匹、布一百六十七匹、俄罗斯毡子一块、貂皮九张、水獭皮八张、熏牛皮九张、茶叶一百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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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202两、银600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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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昭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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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进献大昭供佛哈达五十九方、银曼达一个、七珍奔巴瓶一个、镜子一面、青金石轮二个、盘子一个、水晶素珠一串、玉钵一个、佛衣四袭、五佛冠一顶、缎幡十个、鸟枪一支、虎皮一张、镀佛金二两、燃灯银一千七百四十一两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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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2两、银1741.5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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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昭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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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进献小昭供佛哈达七方、佛衣一袭、嵌宝石项圈一个、银曼达一个、嘎布拉一个、玉钵一个、铁禅杖一把、缎伞一个、幡六个、镜子一面、鸟枪一支、腰刀一把、镀佛金八钱、燃灯银一千零七十四两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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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达拉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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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进献布达拉供佛哈达十四方、小珍珠素珠一串、佛衣一袭、耳饰一副、缎伞一个、幡二个、镀佛金三钱、燃灯银四百五十一两。散给布达拉那木扎勒拉仓之一百一十三名喇嘛人各布施银五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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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克布里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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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进献扎克布里寺供佛，哈达三方、燃灯银五十七两五钱。 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进献道都温都孙供佛银嘎布拉四个、杵一个、铃一个、鸟枪三支、斧一把、腰刀一把、熏牛皮五张、俄罗斯毡子五十块、布十匹、燃灯熬茶银二百五十两五钱，散给该寺五百零三名喇嘛人各布施银五两、铁钵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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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济杜温都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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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进献德济杜温都孙供佛缎伞一个、银嘎布拉一个、鸟枪一支、喀央阿一个、银五十两，为其父母祈福，进献哈达二方、缎三匹、布四匹、熏牛皮二张、水獭皮二张，散给六百零五名喇嘛人各布施银五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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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3075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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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蚌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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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进献哲蚌寺供佛哈达一百六十一方、缎伞一个、花翎伞一个、缎幡六个、矢系五色哈达银镜五面、银嘎布拉五个、缎四十匹、鸟枪三支、喀央阿一个、银棒一根、腰刀一把、银制人头素珠一串、燃灯银一千两七钱、熬茶银三百七十五两，散给六千六百九十三名喇嘛人各布施银五两，七名堪布喇嘛人各布施银二十五两。为在哲蚌寺哈尔东拉仓熬茶给银九两，散给八百九十五名喇嘛人各布施银一两。散给哲蚌寺果莽拉仓二千二百三十三名喇嘛人各布施银一两。为祈福，进献哈达二方、缎二匹、熏牛皮一张、布二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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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38152.7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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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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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进献色拉寺供佛哈达一十五方、箭系五色哈达银镜一面、缎幡四个、伞一个、银制铁索一根、斧一把、鸟枪一支、缎二匹、布二匹、熏牛皮一张、水獭皮一张，为熬茶进献银三百两，散给四千七百一十二名喇嘛人各布施银五两，四名堪布喇嘛人银二十五两。为在色拉寺哈尔东拉仓熬茶，进献银九两，散给八百九十五名喇嘛人各布施银一两外，给使唤人等银五十两。为在色拉寺杰巴拉仓熬茶，进献银二十五两，散给一千八百名喇嘛人各布施银一两。为祈福，进献哈达二方、缎二匹、熏牛皮一张、水獭皮一张、布二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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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26739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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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登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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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进献喇登寺供佛哈达三方、缎幡五个、缎五匹，为熬茶、燃灯、祈福共进献银一百九十六两九钱，散给三百八十六名喇嘛人各布施银一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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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格塔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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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进献齐齐格塔拉寺供佛哈达五方、缎伞二个、鸟枪一支、撒袋一副、银镜一面、嘎布拉一个、棒一根、燃灯银八十两，为熬茶进献银十六两七钱，散给四百三十名喇嘛人各布施银一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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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526.7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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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希仲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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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进献达希仲寺供佛哈达一方、布一匹、狐狸皮一张、熏牛皮一张，为熬茶进献银十九两，散给三百七十名喇嘛人各布施银一钱外，给熏牛皮三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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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56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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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塘淖尔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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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进献尼塘淖尔寺供佛镶嵌七珍八宝、缎幡二个、缎五匹、燃灯银一百五十两，熬茶、散给布施银共六十一两一钱、熏牛皮二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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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211.1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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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孚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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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进献桑孚寺供佛缎幡二个、伞一个、七珍、佛衣一袭、燃灯银一百两，熬茶、散给布施银共三十六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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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136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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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特默散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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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散给济特默散寺五十五名喇嘛人各布施银一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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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55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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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寂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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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进献净寂寺供佛银三十两、燃灯银一百五十两，为熬茶进献银十四两九钱，散给四百三十名喇嘛人各布施银一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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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624.9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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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尔巴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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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散给耶尔巴寺供佛哈达一方、缎伞四个、幡四个、银二两、燃灯银五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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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52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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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噶喀尔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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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进献桑噶喀尔寺供佛哈达五方、银嘎布拉一个、镜子一面、鸟枪一支、腰刀一把、燃灯银一百两，为熬茶进献银十九两六钱，散给二百三十名喇嘛人各布施银一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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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349.6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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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蚌寺之吹忠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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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为在哲蚌之吹忠寺熬茶，进献银十二两二钱，散给一百零四名喇嘛人各布施银一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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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116.2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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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齐图诺们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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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向达赖喇嘛之师傅阿齐图诺们罕为其父母祈福，进献金五两、银五十两、缎十七匹、俄罗斯毡子十三块、回子缎二匹、熏牛皮七张、布三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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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5两，银50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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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勒丹锡勒图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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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向噶勒丹锡勒图喇嘛为其父母祈福，进献哈达一方、金五两、银五十两、蟒缎一匹、缎十六匹、回子缎三匹、俄罗斯毡子十三块、熏牛皮七张、水獭皮五张、布三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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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5两，银50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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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塞林布齐呼毕勒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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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问扎塞林布齐呼毕勒罕安，进献哈达一方、缎二匹，为其父母祈福，进献哈达一方、金三两、银三十两、缎三匹、回子缎七匹、俄罗斯毡子十二块、熏牛皮八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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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3两，银30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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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隆呼图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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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向济隆呼图克图为其父母祈福，进献哈达一方、金三两、银三十两、缎七匹、回子缎二匹、熏牛皮六张、俄罗斯毡子十二块、水獭皮三张、布一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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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3两，银30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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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林堪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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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向萨林堪布为其父母祈福，进献哈达一方、金三两、银三十两、缎八匹、回子缎二匹、俄罗斯毡子十二块、熏牛皮六张、水獭皮三张、布一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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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3两，银30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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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昭作法熬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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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为在大昭作法熬茶，进献银一千七百两，散给二万三百名喇嘛人各布施银一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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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22000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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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济杜温都孙众喇嘛为其父母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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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向德济杜温都孙众喇嘛为其父母祈福，进献哈达二方、缎一匹、回子缎一匹、熏牛皮一张、水獭皮一张、布二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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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禅额尔德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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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以请班禅额尔德尼安礼，进献哈达一方、缎七匹，布一匹、胶二块。 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向班禅额尔德尼为其父母祈福，进献哈达一方、金十两、银一百两、蟒缎二匹、缎三十五匹、俄罗斯毡子二十三块、熏牛皮十三张、水獭皮十张、布七匹。 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向班禅额尔德尼呈递丹舒克，进献哈达三十九方、银曼达一个、查干达喇额克佛一尊、经三函、镀金经版一块、塔一座、杵一个、铃一个、磁碗一个、银盒一个、奔巴瓶一个、衣服一袭、靠垫一副、金一百八十五两二钱、银五百两、蟒缎三匹、缎一百一十九匹、回子缎四十九匹、绫四匹、布四十二匹、回子布一百二十八匹、水獭皮十八张、熏牛皮九张、俄罗斯毡子一块、貂皮九张、茶叶一百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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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195.2两、银600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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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禅额尔德尼之商卓特巴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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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进献班禅额尔德尼之商卓特巴喇嘛哈达一方、回子缎三匹、布四匹、胶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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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什伦布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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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为在扎什伦布寺熬茶，进献银三百七十五两，散给三千六百一十六名喇嘛人各布施银五两、四名堪布喇嘛人各布施银二十五两外，为祈福，进献银三百六十一两八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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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18916.8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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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巴拉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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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为在阿克巴拉仓熬茶，进献银二百六十二两，散给二百五十五名喇嘛人各布施银一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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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517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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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萨木礼克拉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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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为在推萨木礼克拉仓熬茶，进献银六百一十两，散给二千零九十一名喇嘛人各布施银一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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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2701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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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东拉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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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为在哈尔东拉仓熬茶，进献银二两，散给二百四十四名喇嘛人各布施银一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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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246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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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什伦布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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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进献扎什伦布寺供佛哈达十九方、缎幡十六个、伞二个、花翎伞一个、银嘎布拉三个、鸟枪三支、银嘎布拉一个、箭系五色哈达银镜三面、喀央阿二个、腰刀一把、燃灯银八百六十九两八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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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869.8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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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献鞥衮寺呼毕勒罕之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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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进献鞥衮寺呼毕勒罕之塔，哈达四方、缎伞二个、银嘎布拉一个、系哈达通嘎拉克一个、鸟枪一支、箭系五色哈达银镜一面，为燃灯给银三百六十八两四钱，散给二百三十三名喇嘛人各布施银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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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1067.4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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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喇特育特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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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进献色喇特育特寺供佛哈达二方、缎伞一个、银棒一个、腰刀一把、箭系五色哈达银镜一面、鸟枪一支，为燃灯给银三百二十三两五钱六分，散给一百四十四名喇嘛人各布施银五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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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1043.56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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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木布泽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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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进献鲁木布泽寺供佛哈达二方、伞一个、银棒一个、嘎布拉一个、腰刀一把、鸟枪一支、箭系五色哈达银镜一面、鸟枪一支，为燃灯给银一百六十七两二钱七分，散给一百九十五名喇嘛人各布施银五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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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1142.27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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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津绰木丕勒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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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进献甘津绰木丕勒寺供佛哈达七方、缎伞一个，为燃灯给银五十六两二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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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56.2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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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当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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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进献色当寺供佛哈达三方、缎伞二个、银棒一个、银嘎布拉一个、箭系五色哈达银镜一面、鸟枪一支、通嘎拉克一个，为燃灯给银三百零五两，散给二百二十一名喇嘛人各布施银五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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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1410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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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前郡王颇前郡王珠密纳木扎勒安罗鼐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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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问前郡王颇罗鼐安，寄来哈达一方、锁子甲一副、木碗一个、回子缎八匹、俄罗斯毡子一块、元狐皮一张、马二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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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前郡王珠密纳木扎勒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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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问前郡王珠密纳木扎勒安，寄来回子缎八匹、元狐皮一张、马一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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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扎木禅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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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进献荣扎木禅寺供佛哈达一方、缎伞二个，散给熬茶喇嘛等布施共银三百一十五两三钱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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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315.35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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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为熬茶所留银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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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给扎什伦布寺银一万二千五百八十二两、重五十一两银曼达一个、重五十五两银盘一个、重六十六两银茶桶一个、大小哈达九十九方、熏牛皮十二张。 留给布达拉之那木扎勒拉仓银一百五十两，留给德济杜温都孙银四千四百四十二两、剃头刀五百把。 留给道都温都孙银四千四百五十五两，小刀五百零三把。 留给哲蚌寺银一万三千九百二十一两一钱七分五厘。 留给色拉寺银一万零三百五十五两五钱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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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45905.725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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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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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419.3两
银173587.805两[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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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项目“北部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之子课题《清初蒙藏关系研究——以蒙古诸部入藏熬茶为中心》(批准号：BJXM2010-2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另，本文为2012年10月13-14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举办的“满蒙档案与蒙古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本次发表略有删节。
[2] 详情请见拙著：《乾隆朝西藏体制变革——以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1期(或见《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卷，2009年第7期)。
[3] 关于清朝主导的准噶尔与喀尔喀之间的边界谈判问题，请参见：渋谷浩一「1734—40年の清とジューン＝ガルの講和交渉について：キャフタ条約締結後の中央ユーラジア国際関係—」（『東洋史研究』70-3、2010年）。
[4] 主要有：吕文利，张蕊：《乾隆年间蒙古准噶尔部第一次进藏熬茶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吕文利：《乾隆八年蒙古准噶尔部进藏熬茶始末》，《明清论丛》第十二辑，2012年版；吕文利，《乾隆年間のジュンガルの「入蔵熬茶」からみた清朝?ジュンガル?チベットの関係》(《从乾隆年间准噶尔入藏熬茶看清朝、准噶尔及西藏的关系》)，日本满族史研究会第27次大会发言报告，长崎，2012年5月26日；吕文利：《乾隆前期（1736-1750年）の清?ジューンガル貿易における価格?取引方法をめぐる駆け引きとその影響》(《乾隆前期(1736-1750)清准贸易——双方围绕价格、贸易方法的博弈及其影响》)，日本《满族史研究》第11号即出。
[5] 请见吕文利，张蕊：《乾隆年间蒙古准噶尔部第一次进藏熬茶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6]具体原因，请见吕文利，张蕊：《乾隆年间蒙古准噶尔部第一次进藏熬茶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7] 准噶尔使臣哈柳答复乾隆帝问噶尔丹策零的死因、享年几何、新台吉几岁的问题时，说：“陡然患病，三日即亡，五十二岁，新台吉年已十六。”《谕哈柳照准为噶尔丹策零派人赴藏熬茶之请》，赵令志、郭美兰主编《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中）》（因这些内容均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夷使档》，故下文简称《夷使档》），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9页。
[8] 《准噶尔台吉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为请准赴藏熬茶事奏书》，乾隆十一年三月初九日。《夷使档》，第1853页。
[9] 《户部尚书海望等奏报哈柳转请延请喇嘛并就近于肃州贸易片》，乾隆十一年三月初九日。《夷使档》，第1854页。
[10] 《理藩院左侍郎玉保奏报转降敕谕给班禅额尔德尼并返抵前藏折》，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夷使档》第1819页。
[11] 《谕准噶尔台吉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为其父赴藏熬茶须为一次》，乾隆十一年三月十八日。《夷使档》，第1862页。
[12]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请赏布彦祭奠噶尔丹策零片》，乾隆十一年三月十四日。《夷使档》，第1858页。
[13] 使者携货贸易已经成为准噶尔对清朝重要的贸易形式，虽然在乾隆五年就有规定准噶尔若“别有具奏事件，遣使来京，令减仆从，由驿站递送，不得私携货物，为此定议”（《清高宗法实录》卷109，乾隆五年正月甲子条），但此后每次来使几乎都带有大批货物，据乾隆十三年准噶尔使者唵集所作解释云：“惟我处遣使时，皆选干练可靠之人派遣，不予官办，自备资斧而来，无论如何需多带牲畜、行粮”（《尚书海望奏闻告知使臣安几等不准携带货物片》，乾隆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夷使档》第1908页）。其实唵集所云只是一个借口，准噶尔几乎每年遣使来京，主要目的也是携货贸易，不但可补肃州两年一次贸易之不足，且还能得到大量赏赐以及探听到很多情报，何乐而不为？所以此次准噶尔前往西藏熬茶人数、起程日期、何时抵达边界等事，乾隆帝原只要求“须先来报”，想不到准噶尔为此事，又派一个使团进京。
[14] 《户部尚书海望等奏报与玛木特等询问口奏事项片》，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夷使档》第1879页。
[15] 见拙著《乾隆前期（1736-1750年）の清?ジューンガル貿易における価格?取引方法をめぐる駆け引きとその影響》。
[16]《清高宗实录》卷291，乾隆十二年五月己酉条。
[17] 《谕准噶尔台吉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已派玉保伴送其进藏熬茶人等》，乾隆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夷使档》，第1892页。
[18]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议交付各该处备办伴送准噶尔人等赴藏熬茶事宜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内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熬茶档》译文（下文简称《熬茶档》），档号03-1742-2-02。
[19] 《驻藏办事大臣傅清奏报珠尔默特策卜登缓往阿里克喀喇乌苏等地已派人驻守折》，乾隆十二年四月初三日，《熬茶档》，档号03-1742-2-08。
[20] 《清高宗实录》卷286，乾隆十二年三月乙巳。
[21] 《侍郎玉保奏报准噶尔使臣等抵达哈济尔卡伦商议贸易事宜折》，乾隆十二年十月初四日。《熬茶档》，档号03-1742-2-39。
[22]《寄谕理藩院侍郎玉保法会期间暗为管束瞻拜人等毋令准噶尔人等发觉生疑》，乾隆十二年十月初四日。《熬茶档》，档号03-1742-2-40。
[23]《侍郎玉保奏报准噶尔人等贸易事宜即将告竣折》，乾隆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熬茶档》，档号03-1742-2-43。
[24]《侍郎玉保奏报准噶尔人等请求派人前往塔尔寺等寺庙熬茶折》，乾隆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熬茶档》，档号03-1742-2-44。
[25] 《理藩院左侍郎玉保奏闻与准噶尔商队贸易不敷动用备用银折(附清单1件)》，乾隆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24-325页。
[26] 《川陕总督庆复为办理东科尔贸易事奏折》，乾隆八年八月二十二日。《乾隆八至十五年准噶尔部在肃州等地贸易(上)》，第26页。
[27] 关于准噶尔与清政府在贸易价格上的博弈，请参见拙著《乾隆前期（1736-1750年）の清?ジューンガル貿易における価格?取引方法をめぐる駆け引きとその影響》。
[28] 见拙著《乾隆年間のジュンガルの「入蔵熬茶」からみた清朝?ジュンガル?チベットの関係》(《从乾隆年间准噶尔入藏熬茶看清朝、准噶尔及西藏的关系》)，日本满族史研究会第27次大会发言报告，长崎，2012年5月26日。
[29] 户科题本，大学士兼管户部事务傅恒、户部尚书海望《题为遵旨察核甘省乾隆十二年供应夷使进藏熬茶用过口粮等项银两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2-01-04-14719-001。
[30] “赏达赖喇嘛以镀金箍六十两重茶桶一个、镀金银壶一只、盅一只、各色大缎三十匹、大哈达五方、小哈达四十方、五色新样哈达十方；赏班禅额尔德尼三十两重茶桶一个、银壶一只、盅一只、各色大缎二十匹、大小哈达二十方。”《军机大臣讷亲奏请赏赐七世达赖喇嘛六世班禅敕书等物片》，乾隆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熬茶档》，第943页。
[31] 《驻藏大臣索拜等奏闻准噶尔人等复请赴藏熬茶不宜再准者》，乾隆十三年五月初三日。《熬茶档》，第1529-1530页。
[32] 《寄谕驻藏副都统索拜等嗣后准噶尔等倘为寻常事请求赴藏不再准》，乾隆十三年五月初四日。《熬茶档》第1535页。
[33] 拙著《乾隆年間のジュンガルの「入蔵熬茶」からみた清朝?ジュンガル?チベットの関係》(《从乾隆年间准噶尔入藏熬茶看清朝、准噶尔及西藏的关系》)，日本满族史研究会第27次大会发言报告，长崎，2012年5月26日。
[34] 《驻青海办事副都统衔众佛保奏报准噶尔人等前往青海各寺庙熬茶情形折》，乾隆十三年正月初四日。《熬茶档》，档号03-1741-2-01。
[35]《侍郎玉保等奏报准噶尔人等进献各寺庙物件布施银两数目折附件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进献各寺庙物件数目》，乾隆十三年四月初七日。《熬茶档》，档号03-1741-2-21。
[36]这是笔者实际统计的数字，与军机大臣傅恒统计的数字有所出入，他统计为“进献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各寺庙之金四百余两、银五万九千八百余两，散给各寺庙喇嘛等布施银九万六千八百余两，其中给银各二十五两之堪布喇嘛十五名，给银各五两之喇嘛一万六千六百余名，给银各一两之喇嘛一万零二百余名，给银各一钱之喇嘛二万零六百余名，得布施银之喇嘛共四万七千七百余名。此次共用金四百余两、银十五万六千七百余两。(见《军机大臣傅恒奏报查核准噶尔人等散给布施银数目片》，乾隆十三年四月初九日。《熬茶档》，档号03-174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