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七年（1802年）英国觊觎澳门事件对于清廷来说是一件并不清楚且不重要的事件，然这次事件显系嘉庆十三年（1808年）英国占据澳门旋即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被迫撤退这一重大事件的一次预演。由于广东地方大吏在向朝廷奏报中对事情的真相进行了隐瞒，使清廷对此事并未在意，后来驻京的葡萄牙人将此事报告清廷，嘉庆皇帝才下旨追问，而英国兵船和军队已离开中国海面。从表面上看，这是一次英国护货兵船停泊澳门海面，不久离开的平常事件。两广总督只作了一般性的报告，事后清廷相信了广东官员的奏报，并未深究葡萄牙人讲的种种情况。只到嘉庆十三年后任两广总督吴熊光处理英国占领澳门问题失误被逮讯，嘉庆七年事件才重新被提起，朝廷方知当时广东大吏对此事的隐瞒态度。这次事件的原委、经过及对十三年澳门事件的影响，中国史料记载颇为简单零碎，无由窥见整个事件的原貌，兹特参考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记载及笔者涉及到的史料，将此事件的来龙去脉做一考察，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望有关专家教正。
（一）
反映嘉庆七年事件的中国史料主要有《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东华续录》（嘉庆朝）、《大清仁宗睿皇帝实录》、魏源的《海国图志》、夏燮的《中西纪事》、王之春的《清朝柔远记》等等。记载详略不同。道光七年（1827年）修的《香山县志》对此事没有记载，同治十二年（1873年）修的《香山县志》卷二十二“纪事”中只辑录了《海国图志》关于此事的简单记述。这些资料中以嘉庆朝外交史料记载最详。其大致经过如下：
嘉庆七年三月，协办大学士两广总督吉庆上奏：“住居澳门之大西洋夷人禀称，有英吉利夷船湾泊零丁洋，距澳甚近，欲登岸借居夷房，恐其滋事，恳求保护。当即饬谕英吉利夷船回国，毋许登岸，澳门夷人情形安静。”嘉庆皇帝谕以“有犯必惩，切勿姑息，无隙莫扰，亦勿轻率。”〔1〕此奏是转奏澳门葡萄牙人的上禀， 并未将原禀附片一起呈上，所以是不是反映葡萄牙人对事情本身严重性的认识与叙述，在此不得而知。因为只是葡萄牙人的担心，而未看到英国觊觎澳门的实迹，所以嘉庆皇帝的指示中也表现出两种态度。
四月十六日（5月17日）吉庆密奏，据香山县许乃来禀称， 澳门大西洋夷目委黎多上禀，称有吕宋船只带信来澳，言英、法各国俱已和好，停止争战，吉庆认为，英、法、吕宋（西班牙）各国在海洋上争斗数年，法国、吕宋商船不敢来粤贸易，英国货船虽然船大人多，沿途也须兵船护送，现在各国讲和，洋面趋于宁静，来年各国来粤货船必多，海关税课可期丰裕。这份片后附有“西洋理事官委黎多禀”，大意谓三月二十九日（4月30日）接到吉庆发来的英国原禀， “内称澳门系天朝地方，不敢意图占据……”对吉庆此举表示感谢，并愿意确查英法各国停战议和详情，报告广东当局。此份密奏及附禀五月初九日（6月8日）到京，嘉庆皇帝看后朱批：“览。另有旨，钦此。”〔2〕军机处针对这份报告草拟的谕旨，在各书中均未查到，不知其指示内容。
从吉庆四月十六日密奏中看，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吉庆强调因英、法、西班牙各国在洋面争战，影响了各国同中国的贸易，英国商船尽管照常来粤贸易，但须派兵船护送货船，所以兵船来粤目的是保护货船不致为敌国所劫。第二：英国兵船停泊澳门附近洋面，经其饬谕回国后，英国表示并不敢占领澳门，澳门葡人得此消息后并无不安。
实际情况和吉庆所报告的内容却大不相同。
八月，在京城钦天监任职的葡萄牙人索德超、汤士选接到本国驻澳门理事官委黎多的家信，上禀内务府大臣、工部侍郎苏楞额，苏楞额将其禀于八月二日（8月29日）奏呈嘉庆皇帝。禀中主要讲了这样几点：
1.在澳门居住的西洋波尔都雅国人“荷蒙本朝涵濡之恩，循规守矩，久享平安。”
2.英国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进贡时多所求假，不但要求增开通商口岸，而且企图求海屿一处作久留之计。因高宗纯皇帝洞其隐曲，未遂其私，怅然而去。“西洋诸国因法兰西之乱（法国大革命）互相纠合，英吉利亦在约中，故数年未暇东顾。”
3.葡萄牙与法国连年交战，“英吉利外虽式好相助，然内实诡计千般，未能一心相信。”“今英吉利于其所占据小西洋（印度洋）地方特发六大战船，劲兵数千，满载兵械炮具，藉辞称预防法兰西来抢澳门，其实乃窃窥澳门，欲得高宗纯皇帝所不允之事。 本年二月二十六日（3月29日）其船已到澳门……”澳门葡萄牙人因其无知会文凭，不许其入境。
4.三月三十日（5月1日）西方船只到澳门带来书信，“具述西洋之乱，去冬已平，法兰西业向波尔都雅，英吉利求和，澳门人闻知此信，不胜喜慰，而英吉利人在船，犹然觊觎进境，不肯旋师，其心甚属叵测。”五月中旬，战船更逼近澳门停泊，占据一岛往来上岸，“澳门人人危惧，中国官员无甚戒严之意。”
5.“英吉利之凶狡，在西无人不知，伊前与小西洋假买卖为由，已曾图灭一大国名曰蒙告尔，（即孟加拉，英文作Bengol），初亦借一小地存住，后渐人众船多，于嘉庆三年（1798年）竟将此国吞噬，此系后藏临近之地，中国所能知也。其在他处以此而得计者不止一方，若容此辈在迩，殊非久安之策。”请求今后令澳门理事官凡关海防要事，会文可直达两广总督，不必由别员转禀，以致壅误。〔3〕
禀贴作者索德超（1728—1805年）时任北京钦天监监正；汤士选（1751—1808年）为钦天监监副。〔4〕钦天监是掌管观察天象、 推算节气历法的机构，从顺治到乾隆、嘉庆，兼用欧洲传教士，索、汤二人均为葡籍传教士，在钦天监当差，钦天监由内务府大臣管理，所以禀贴由内务府大臣苏楞额转呈嘉庆皇帝。这里顺便提一下索德超、汤士选二人与英国的一段轶事，看看他们上禀的个人背景。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使团——马嘎尔尼使团到北京后，通过一名法国传教士约瑟夫·洛拉蒙得了解到索德超在北京的外国人中以敌视英国人而闻名，而清政府打算派索德超在英国使团赴热河觐见乾隆皇帝时充当翻译，为了防止这位对英国不友好的葡萄牙人充当翻译可能造成的不利，马嘎尔尼耍了个小手腕，他在一次同清廷高级官员聚会的公开场合，故意不用当时欧洲上层社会通用的拉丁语讲话，而用英语和法语对在场担任翻译的索德超各说了一遍，索德超因在中国官员们面前无法翻译而当众出丑，这使他恼羞成怒，当即用拉丁语对旁边的一个意大利传教士把英国人大骂一通。事后，马嘎尔尼又委托一个法国人转告索德超，说由于他本人不懂葡语，不得不谢绝他的效劳，他对此深感惋惜。〔5〕索德超对这“一箭之仇”恨之切齿，必欲报之而后快。
汤士选在马嘎尔尼使团来华时也有一段隐秘的插曲。使团来华时他负责参观英国人带来的各种仪器及其表演，以便预先向乾隆皇帝汇报。事毕后他独自悄悄来到英国使团驻地请求帮助。他向英国人承认他和其同事根本不能预测日食或月食，也指不出月相或日出与日落的时间，而朝廷上下都以为他们在天文方面是专家。在此之前，由于有巴黎出版的《天文历书》，根据北京与巴黎两个首都间的经度差换算一下就行了，所以还能应付。而法国革命中断了他们所能收到的历书，眼看就要原形毕露，幸好英国使团的数学家丁维提博士（因其精于调整科学仪器，且负责安装使团带来的天地运行仪，故使团成员称之为“天文学家”）送给他一套以格林威治经线测算可用到1800年的航海历书，使这位对天文学一窍不通的“天文学家”有幸渡过难关。〔6〕英国人认为， 来中国的第一批耶稣会士是非常有学问的法国人和德国人，“接替他们的是一些不学无术的葡萄牙人，他们走运的是，中国人没有能力发现他们的错误。”〔7〕
索德超和汤士选这两位被英国人瞧不起的葡萄牙人，一有机会就会向清廷散布不利于英国人的言论。这次上禀显然受了澳门理事官委黎多的指使，将英国威胁澳门，两广总督听之任之的情况披露给清廷，想引起嘉庆皇帝的注意，加强对葡人占据的澳门的保护，同时通过揭露英国在海外殖民的劣行排斥企图染指澳门的英国人，给清廷留下英国侵略成性的坏印象。
这份禀贴虽站在葡萄牙人的立场上“诽谤”英国人，对于清廷来讲却还有几点意义：
1.它向清廷报告了欧洲因法国大革命所造成的纷争和混乱，各国相互结盟，英、葡两国虽同为反法同盟，然两国在中国存在着利益冲突，英国打着反法同盟的幌子，藉辞防范澳门为法国占领而暗自觊觎，以图实现在中国拥有一块可以泊居的商业据点。
2.提醒清政府英国势力已达到和后藏相邻的孟加拉，英国吞并孟加拉的手法可能同样会用于澳门和中国。
3.对于清廷而言，这一禀贴还有一个特殊意义，即通过驻京葡人和澳门葡人的书信联系，可为清廷提供一条了解澳门情况、监督两广大吏对澳门和西方人政策的非正式渠道。
八月三日（8月30 日）军机处寄渝两广总督吉庆等令其查询英船来澳情形，上渝认为，索德超等所奏之事发生于二月，自五月至八月期间两广总督吉庆、广东巡抚瑚图礼，粤海关监督三义助并未奏及，因此断定此信未必确实，可能是澳官委黎多与英国有挟嫌耸听之情，命令广东当局传委黎多详细诘问得实，迅速奏闻。〔8〕吉庆并未遵旨传讯委黎多，而是于八月二十三日（9月19 日）只报告了这件事的简单经过和英兵船已护货回国的日期。其中言：“伏查英吉利国护货兵船前曾来澳湾泊零丁洋面，距澳甚近，因该国向来好斗最强，住澳之波尔都雅国夷人恐有抢占澳门之中，是以惊疑。臣屡饬洋商催令开行，英吉利夷人当知畏法，不敢滋事。经臣于本年三月间具奏在案。此奉谕旨垂询，遵旨查明英吉利国各兵船已于四月十一至六月初五等日已陆续开行护货回国，其在澳门外湾泊时并无滋事，现在澳夷安静，理合据实覆奏。”九月十一日（10月7日）嘉庆皇帝朱批：“览，钦此。 ”军机处令苏楞额传谕索德超、汤士选，将吉庆等人的查访情况告诉他们，并将吉庆原奏折抄给阅看，朝廷认为：“所有索德超等具呈之语系属讹传”〔9〕此事就此结束。
事实真相到底如何？是吉庆所言英国“护货兵船”来澳门，旋即护货返回的普通事件，还是索德超等反映的为防法人侵占澳门专门派军舰与军队前往澳门，并企图觊觎澳门的严重事件，这需要看看有关部门的外国史料。
（二）
外国史料记载嘉庆七年澳门事件，当以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为最详。关于这次事件的原委是这样。
1801年（嘉庆六年）由于法国军队联合西班牙军队侵占了葡萄牙，东印度公司在伦敦的董事部因此推论：“由于这一侵占的结果和葡萄牙所处的地位，并考虑到法国的步骤，有理由预料法国战舰将在印度海面出现，准备进入不列颠和葡萄牙在印度的领地。〔10〕于是敦促英国海军大臣派军队到澳门支援葡萄牙并帮助他们保守澳门。7月10 日海军部致函指挥印度海军的雷尼尔中将，通报了因法国拒绝批准西班牙与葡萄牙间已议定的条约，英葡和法、西间有可能再次爆发战争。为了保护英国在印度、中国的商业利益，防止法军可能夺取澳门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海军大臣内波恩决定尽快派军舰到澳门。海军部认为，“葡萄牙享有澳门居留地的期限是不确实的，因此要注意到所有问题都是与中国政府发生极为复杂的关系。”所以指令雷尼尔必须“选择最信赖的一位慎重而善于决断的官员担任这项工作”，并谆谆叮嘱要慎之又慎，不要有伤中国政府的感情。派往澳门执行任务的官员需经常和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主任大班保持通讯，取得一致意见。海军部并拟定更详细的训令由东印度公司派船送去。〔11〕
8月4日，东印度公司伦敦董事部秘密委员会寄给广州大班特选委员会一份训令密件，其内容未载于马士的《编年史》一书，据1802年1 月22日广州大班特选委员会给秘密委员会的咨文判断，这份训令密件内容是关于占领澳门并要求广州大班特送委员会予以配合。咨文内容将在后文详细提到，兹不赘述。
11月20日，印度总督韦尔斯利侯爵致信广州大班委员会主席多林文等人，通知他们东印度公司船只“亚细亚号”和“多佛尔炮台号”全部配备武装，加入赴中国海面的皇家战船，船上载着“一队欧洲步兵和部分欧洲炮队”，请广州大班委员会以对公司利益的热心和对澳门及中国问题的知识，为前往澳门的舰队指挥官提供情报。并且，他已写信给葡萄牙在印度果阿的总督，请他训令澳门总督就此问题给予合作。他指示多林文等收到此信后立即将有关法国政府企图突袭澳门的情报通知澳门总督，告诉他英国政府已采取帮助该处防守的各种措施，希望澳门总督允许英国军人加强驻守澳门的防守力量。为了预防采取这些行动可能引起中国政府的怀疑，可适当向广东最高当局申述准备反对法国在澳门建立据点的必要性，“不仅是为了保护该处的不列颠及葡萄牙的商业利益，而且是为了维持中国政府与这些国家的商业往来所得的利益；如果由一个缺乏维持与中国商业往来的国家去建立据点，则全部利益即将消灭，因为它的实际计划，只是企图攻占澳门，破坏不列颠人通过该处和中国贸易而已。”“如果法国在澳门岛上获得据点，则中国的安宁与独立，就会受到危害。”指示他们慎重选定保卫澳门的方式，这种方式既要有效地阻止法国占有该地，又要保持和中国政府修好。〔12〕
1802年1月22日，秘密委员会8月4 日给广州大班特选委员会的训令密件送到广州，大班委员会认为，不论是通过商议，获得葡萄牙人的同意，或用武力攻击葡人而占领澳门，结果都是危险的。从中国方面来看，由于英国对孟加拉的征服，尤其最近对迈索尔（MySore）的征服，使中国政府在心理上产生对英国的恐惧，并加深了他们对英国人企图征服东方的看法。这些看法也会不断由驻京的葡萄牙传教士的报告而加剧对英国的敌视。中国方面不容许把澳门转让给其它任何国家；葡萄牙人由于对中国的服从无间得到以保有澳门，如果英国战胜它，不但需要和葡人同样的条件去保有它，而且其后果对东印度公司及英国的利益非常不利。原因在于澳门缺乏港口停泊英国货船，贸易不得不在广州进行，英国仍需受制于中国，且须付出一笔巨款维持防守澳门的驻军；而一旦澳门因某一中国人死亡，中英间势必发生争执与纠纷，这会扰乱并停止广州的英国贸易，但如澳门在葡萄牙人手中即使发生同样的情况，也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再者，即使法国占领澳门，中国方面也不会容许他们保有，必然会断绝澳门的全部供应，而生活必需品只有靠外国来提供，英国战船在外部可很容易封锁。法国的盟友西班牙在东南亚的殖民地马尼拉也不能给法国提供帮助，西班牙人会因中国和菲律宾的贸易利益而不愿和法国合作。最后，派军队到澳门必然会引起中国的猜疑，也无法避免与英国利益相冲突或敌对的国家对英国的意图进行攻击和诽谤，以致损害英国在中国的利益。基于以上看法，广州的大班委员会对于英国政府派兵到澳门的计划保留态度，他们建议单独派海军而不必运载陆军来就可以达到保护澳门的目的，并提议对此次行动严格保密，无论如何也不能使人对英船来中国的动机产生怀疑，并劝告军舰到达后不要与葡萄牙人商议，除非受到法国的攻击。〔13〕
3月18日， 由舰长奥斯本指挥英国皇家战船“自大号”从加尔各答护送三艘武装商船到达伶仃岛，每艘船都载有军队和大炮，并且武装力量足以使商船改变成战船。稍后，由罗伯特·汉密尔顿指挥的小战船“俄耳甫斯号”和双桅船“狐狸号”加入。作为这次行动的指挥官的奥斯本，对中国政治缺乏了解，他一到达中国伶仃岛附近，就写信给驻广州的公司大班特选委员会主席多林文等，要求给予指导，完成此项任务。奥斯本因怕被中国知悉，不敢与中国海岸交通。军队经长时间迂迥航行抵中国后新鲜食品消耗净尽，缺乏淡水，坏血症流行，他对完成此项任务信心不足，他认为“中国和葡萄牙人可能会坚决拒绝英国以军队帮助加强澳门防守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立即将军队送走，以免触犯中国政府，以致损害中国的贸易”。信中附有1801年7月8日东印度公司董事部秘密委员会致印度总督的信件及海军大臣给奥斯本本人的命令摘录。〔14〕
广州的大班特选委员会本来认为只要战船停留在澳门附近，就足以驱逐法军或法西联军的任何抢劫性的攻击，并不惊动中国政府。但是从加尔各答载来军队，将他们的设想完全打乱，企图向中国政府掩饰英军此来意图的打算已不可能。3月20日多林文等致信奥斯本， 希望能把军队送回，并提议他的船队停在伶仃岛或偶然游弋至上川岛或西边的一些岛。公司大班们认为，中国政府不会同意由英军帮助防守澳门的行动，即使允许，广东当局向北京请示也需要两三个月才能确知，所以他们建议奥斯本和军队指挥官一同去拜访澳门总督，尽力获得他的同意。在澳门，葡萄牙居民普遍对英国表示不满，为了取得澳门方面的合作，可向澳门居民暗示，他们今后对孟加拉的贸易将完全以这一问题的结果为转移，并附上所有必要的信函和文件。
奥斯本和军队指挥官罗伯特·汉密尔顿立即和澳门总督进行了会议，结果澳门总督没有给于确切答复，他坚持英国船只和军队仍留在伶仃岛。3月24日多林文获悉两位军官关于会谈失败的消息后， 又亲自前往澳门再次偿试说服澳门总督。〔15〕
英国人试图瞒着中国广东当局，通过和澳门总督的私下会谈，悄悄派兵进入澳门，但又担心葡萄牙会请求中国政府批准，从而把消息泄露出去。果不其然，葡萄牙人对英国派军队来澳门的真实意图甚为怀疑，他们事先也没有接到其上司驻印度果阿总督关于准许英军进入澳门的命令，所以他们认为英国人对澳门有野心，于是上禀两广总督吉庆，请求保护。
从前文中英国派兵来澳门的全部动机看，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伦敦董事部显然考虑过趁葡萄牙人危弱之时占有澳门，并且实际上也派来了可以登陆作战的陆军，英军到达中国海面后的所有行径，都是对中国主权领土完整的严重侵犯，由于葡萄牙人拒绝英军登陆，而且英国致广州的大班们不倾向于占领澳门，而广东当局由于葡人请求保护也很快知道了情况，英国不得不改变初衷，以免自己的商业利益受到影响。
两广总督吉庆对此事件的态度左右摇摆，前后矛盾，他一方面令行商向英方宣渝促其回国，另一方面又未对英方施加压力和抗议其擅自干涉中国主权，英方为洗刷葡萄牙人对广东当局所表达的英国意图占领澳门的不利言论，曾经将英国的意图告知吉庆，保证“无意侵犯中国政府”，并和吉庆约定：“事先未获得准许，军队不会在澳门登陆”〔16〕这就使吉庆相信，事态的发展没有象葡萄牙人所讲的那样严重，所以干脆将英国所派战船，军队及其来粤意图统统隐瞒，而采用歪曲手法把它们说成是“护货兵船”，因此整个事件变成一件寻常之事，没有引起清政府的高度重视。4月29日，一只西班牙船到来，正式宣布战争停止； 5月10日，广州的大班特选委员会收到槟榔屿副总督于3月5日的来信， 获悉去年10月英法之间及其盟国已签订了初步和约，葡萄牙的领土及领地仍归葡萄牙国王统治，这样，支援澳门的借口已不存在，由于季候风的转变，英船于7月2日才全部返回台湾。
（三）
吉庆对英国采取的态度，葡萄牙人非常不满，从索德超等所上禀贴中也有所流露，而英国人则对他称赞有加，认为从各方面看，他“都表现了政治家的风度”“已经很好地证明他自己不仅是一个极其正直与公正的人，而且性情温和，同时，又比他的国人更少傲气和偏见。”〔17〕当吉庆后因镇压“教匪”措置失当，被清廷接连处罚，又和广东巡抚瑚图礼矛盾很深，为其所逼，愤而自杀时，英国大班特选委员会很表惋惜，认为“他是一位清廉正直和性格仁慈的官员”。〔18〕
从《清史稿·觉罗吉庆传》看，吉庆基本上是一位居官清廉、勤劳军事的人〔19〕，但他对英国觊觎澳门的警惕性不高，他的宽容实际上纵容了英国对澳门的野心，以致出现了嘉庆十三年（1808年）英国以同样的理由侵占澳门的严重事件。吉庆对英国觊觎澳门情况的歪曲和隐瞒，使清廷无由窥见英国对澳门的企图，也不知海外世界中欧洲因法国大革命造成的战端已波及中国的澳门、英葡、法西各国为保卫或破坏对方在远东的贸易利益而争斗。更坏的是，他的这种匿不上报的处理方法，给后任两广总督吴熊光处理嘉庆十三年澳门事件留下了一个先例，吴熊光因在英国侵占澳门事件中奏报迟延，办理畏葸被革职拿问，军机处审讯吴熊光时，他称：“上年（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9月19 日）英吉利夷兵擅入澳门，占据西洋人防守海口炮台，我因事属创见，调查总督衙门有无成案，得嘉庆七年该国兵船欲占住万山及虎门外沙角山头，经前督臣吉庆等派员前往晓谕，两月有余，即行撤退返棹，未经具奏。我一时糊涂仿照办理，如英吉利夷兵亦即撤退，即可不上烦宵旰。”〔20〕吴熊光想仿照吉庆的做法却误了事。嘉庆皇帝才知道嘉庆七年事件中吉庆的隐瞒态度，只是吉庆已死，无由追究当年的责任了。
从嘉庆七年事件中，英国看出它的欧洲盟友葡萄牙对英国在中国利益的威胁与排挤，事后他们花钱获得了索德超、汤士选呈递给清廷的禀贴内容，鉴于英国同中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在北京朝廷也没有为其利益说话的代言人，英国为了排斥和对抗它的欧洲盟友葡萄牙人对它利益的干扰和损害，甚至不惜拉拢它的敌国——法国传教士，尽管英葡和法国在欧洲交战，而在中国，法国传教士却是东印度公司的座上客。广州大班特选委员会劝公司伦敦董事部对法国传教士表示友好，给于种种优待，以便使他们在中国朝廷内为其效力。提议中的优待之一是“准许任何一位法国传教士在他要到这个国家（中国）时，可以免费乘公司的任何一艘船。”英国为其在华利益煞费苦心，于此可见一斑。
注释：
〔1〕《仁宗睿皇帝实录》卷97，第286—287页，中华书局1986 年7月第1版
〔2〕〔3〕〔4〕〔8〕〔9〕《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一辑，第10、11—12、3—4、12—13页
〔5〕〔6〕〔7〕〔法〕阿兰·佩雷菲特著《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三联书店1993年5月第1版，第二十一、二十三章
〔10〕〔11〕〔12〕〔13〕〔14〕〔15〕〔16〕〔17〕〔18〕〔美〕马士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区宗华译， 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2卷，第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章
〔19〕《清史稿·觉罗吉庆传》卷343，列传一百三十
〔20〕《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三辑，第12页
（资料来源：《广东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