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臻，字肇余，浙江秀水（即今嘉兴）人，顺治十五（1658）年进士，历官礼部尚书、工部尚书，为康熙皇帝颇受信任的近臣。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军平定台湾，郑克塽降清，江山一统，海宇大宁。清政府正式下令开放已禁闭二十余年的海外贸易，并撤消迁界令，故命工部尚书杜臻与内阁学士石柱为钦差大臣，巡视粤闽沿海边界。这一次巡视任务有四：“察濒海之地以还民，一也；缘边寨营烽堠向移内地者，宜仍徙于外，二也；海壖之民，以捕鲜煮盐为业，宜并弛其禁，三也；故事：直隶天津卫、山东登州府、江南云台山、浙江宁波府、福建漳州府、广东岙门各通市舶，行贾外洋，以禁海暂阻，应酌其可行与否，四也。”[①]这次巡视启程时间为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止于康熙二十三年五月，前后历时半年[②]。其中对澳门的巡视则是起于二月甲午，止于三月丁酉，跨四天时间[③]。巡视人员除清政府两位钦差外，还有两广总督吴兴祚及广东巡抚李士祯同行[④]。
关于这一次对澳门的巡视，主要内容均保留在杜臻所著《粤闽巡视纪略》卷二中，由于杜臻观察细致，记录详备，他所留下的材料亦成为我们研究清代澳门史第一份较权威详细的中文资料。
一
《粤闽巡视纪略》一书关于澳门的记录首先介绍了澳门及周边地理与军事设施：
乙未，登岙中两炮台，旷览海南形胜。盖香山一邑，位广省之正南，环通四潮，岛屿森拱，而岙门一镇，又在前山寨之南，一名濠镜岙，亦曰香山岙。形如灵芝，广二十里，长半之。正北一石，埂贯大海，而属于前山寨，广十余丈，长六里，如芝之有茎。埂与寨相属处，筑关守之，曰鬼子关，启闭有节。岛中居人皆番彝，约千余家。土人有非时阑出者，关吏呼止之，彝亦不得辄入焉。然岙人食粮皆仰给内地，土人常襁负至关前与为市。岙中虽有炮台，不设戍兵，夷自为守。夷所恃者炮，东曰大炮台，列炮二十六，最大者一，重万斤；少次者一，重九千七百斤；又次十五，各重五千斤；又次五，各重四千七百斤；最小者三，各重四千五百斤。西曰汪洋炮台，列炮十有一，大者六，各重五千斤；次者二，各重四千五百斤；小者三，各重三千八百斤。贼在数十里外，用远镜登台瞩之，帆樯兵械，甲装服色，毫发毕照，举炮一击，皆糜碎矣，以此无敢近者。自有海寇以来，岙门无失事。康熙八年，议斥逐诸夷，亦卒不果，至今安居如故。
自岙而南，海程十里为十字门，山如两眉横列，而阙其正中。又南十里为小横琴，适当缺口。又南稍西为大横琴，重案也。自岙而西，海程二十里为三灶岛。又西二十里为黄梁都。自岙而东，海程三十里为涌口。又二十里为旗纛澳。又有蕉门、黄角、潭州村诸岛在岙之东北。而沙尾、北山在其北，止隔一水。诸岛虽为省会之案砂，而周罗环匝，岙门独居其中，如莲之有菂，亦一奇也。
早于杜臻记录澳门地理形胜者，前明即有之，但多为概略之言。而如杜臻观察细致，记录周详者，这是第一次。杜臻对澳门地区地理形势的详细调查，很明显是出于军事防范的目的。一方面清廷要开放澳门的对外贸易，另一方面还必须要加强对澳门的军事防范，这恐怕也是杜臻巡视澳门的任务之一。
文中关于澳门炮台的记载，所录更为细致。他所见的炮台有两座，一座是“大炮台”。大炮台，俗称三巴炮台，葡文名圣保禄炮台，位于澳门半岛中央山顶。该炮台建于1619年。据1635年的葡文资料记载，该炮台共列炮18门，均为青铜炮[⑤]。杜臻于1684年所见是列炮26门，乾隆时成书的《澳门记略》则称：“最大者为三巴炮台，列炮二十八”[⑥]。道光时成书的《筹海初集》亦称：“其最大者曰三巴炮台，置炮二十八位”[⑦]。而据今人
杜文所言的“汪洋炮台”，当为“望洋炮台”，因称为“西”，故应指澳门西望洋山炮台。西望洋山炮台，葡文名圣佛兰西斯科炮台（Sam Francisco)，建于17世纪初。1635年时，该炮台有6门青铜炮[(12)]，至杜臻所见时，已增至11门，其中有6门5000斤、2门4500斤、3门3800斤。可见至17世纪末期澳门炮台建设较17世纪初又有很大的发展。杜文所保留的澳门炮台详细资料为我们研究澳门制炮史提供了极珍贵的素材。遗憾的是，他没有视察澳门全部炮台，而只是记录了其中主要两座。
杜文还载：“康熙八年，议斥逐诸夷，亦卒不果，至今安居如故。”康熙三年，杨光先诬汤若望“谋叛”后，礼部、兵部即建议将“澳夷”驱逐回国。清政府虽然没有采纳这一建议，但下令澳门葡人一体迁入内地。此议在澳门葡人的重金贿赂下，亦未实行。康熙七年，清政府下令，准许葡萄牙人继续留居澳门[(13)]。而杜臻在此书中却言，康熙八年又有人提出驱逐澳门葡人的动议。康熙八年时杜臻为宫内近臣，此说应有所据。然查《清实录》，康熙八年此事无载。为什么康熙七年刚下令准葡人居澳门，而康熙八年又提出要赶葡人出澳门呢？事虽不果，但其中必有缘由，尚须其他文献证明。
二
第二部分杜臻叙述葡萄牙人入居澳门的经过及清初对澳门葡人的政策：
日南徼外，占城以西，诸国番人杂处粤省为日久矣。省城怀圣寺番塔创自唐朝，轮囷十六丈，而宋余靖亦言，粤台之下，胡贾杂居，特不能定其来自何国。今岙门诸夷，自言大西洋人。明万历间有利玛窦者，始入中国，见岙门风气苞固，因请于彼国遣众聚居，为互市计。其人巧思，善制器，亦能活历，士大夫亦乐与近，相沿往来不绝。初至时，每岁纳地税五百金。本朝弘柔远人之德，谓国家富有四海，何较太仓一粟，特与蠲免，夷亦感慕。关于葡人入居澳门之载，杜臻显然有误。言利玛窦入中国时，才向彼国请众来居，很可能源于道听途说之误。利玛窦万历九年才到澳门，可葡萄牙人嘉靖年间即入居澳门，显证其说为误。
杜文称：“其人巧思，善制器，亦能治历，士大夫乐与近”。这里乃泛指从澳门进入中国的欧洲人，制器、修历，乃西方近代科学传入中国，各种文献多有记载。自明万历以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内地传教后，不少士大夫与之交往密切，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一批名公巨卿均与传教士们过从甚密，并受洗入教，正如《万历野获编》所言：“今中土士人授其学者遍宇内，而金陵尤甚。”[(14)]
杜文称：“初至时，每岁纳地税五百金。”这是中文文献中较早关于葡人交纳澳门地租的记载。《澳门记略》称：“其澳地岁租银五百两，则自香山县征之。考《明史》载濠镜岁输课二万，其输租五百，不知所缘起，国朝载入《赋役全书》。《全书》故以万历刊书为准，然则澳有地租，大约不离乎万历中者近是。”[(15)]可知，张汝霖、印光任亦不知葡人交纳500两地租确切始于何时。薛馧《澳门记》称：“自嘉靖三十年来，比岁输银厘五百一十有五。”[(16)]《香山县志续编》亦称：“澳门为西洋人所住，始自前明嘉靖年间，载在县志，每年仅纳地租银五百两。”[(17)]外文资料则载为1572或1573年开始向明政府交地租[(18)]。可见，不管是中文资料还是外文资料，澳门地租银始于何时仍无定论，杜臻所言“初至时”，按他前所言葡人入澳在万历时，故杜亦认为地租银始于万历时。杜文又言：“本朝弘柔远人之德，……特与蠲免，夷亦感慕。”关于清朝蠲免澳门葡人地租银之事，Jesus《历史上的澳门》亦有记载：“公元1650年（顺治七年），清军围攻明军最后占据的广州城，血战多日，行将陷落，明军于穷困之际，求与葡人同盟。此事为清帝知悉，亦派人与葡人修好，并免除其每年的地租。”[(19)]
顺治捌年正月初柒日，据署整饬兵备广东巡视海道兼市舶事李士琏呈，据提调澳官吴斌臣等呈缴濠镜澳彝目唩嚟多等呈词壹纸内称，哆籍在西洋，梯山帆海，观光上国，侨居濠镜澳贸易输饷百有余年，兹际清朝闿泽，举澳叟童，莫不欢声动地。前月拾玖日已有状投诚，香山参将代为转详。惟祈加意柔远，同仁一视，俾哆等得以安生乐业，共享太平。[(21)]
顺治七年清朝派人入澳与葡人修好，并特许蠲免澳门地租银，故顺治七年十二月，澳门唩嚟哆（兵头）即投诚归顺清朝，文中所载：“清朝闿泽，举澳叟童莫不欢声动地”之言，当即指顺治帝蠲免澳门地租银之事。
三
第三部分杜臻主要介绍了他在澳门所见之天主教、教堂、葡人衣着及贸易情况：
其所事之神曰天主，高其观堂，备极华饰，京省皆有之，而在岙门者为尤盛也。其像为女子抱一小儿，被服珍怪，障以琉璃，望之如生女子，曰天母，名玛利亚，所抱儿曰天主，名耶稣，汉哀帝时人也。其室之右有风琴台，县铜弦琴，时时自鸣。又有钲鼓管箫诸器，藏机木柜，联以丝绳，轮牙纷错，互相击撞；旋转既穷，则诸音自作，如出乎口。左为定时台，巨钟复其上，飞仙立台隅，操椎拟钟，亦机转之，按时扣击，子一丑二，以至亥刻，十二击，无少爽，前揭圆盘，书十二辰日加某时，则蟾蜍衔筹指其位。主其教者，道士也，无室家，在岙者方姓，诸编户皆有室家。
妇女长裙丝履，男子披发，戴番叶笠，曳高屐，著浅碧绣帔，桃布行缠。其交市以夜，妇女主之，男子不出也。故事，彼国洋船到，布政司验票收入，其物胡椒、苏木、哆啰呢、洋酒，其来尝以盛暑，其去尝以腊底，因风便也。其行贾之地，曰大小西洋，小西洋去中国万里，半年可至，大西洋去中国九万里，三年始至。禁海时，番舶暂阻，岙人贫困，康熙二十一年，贡一狮子，求通商，以济远旅，许之，由是番舶复通。
杜文中所记其对澳门天主教的认识虽然很肤浅，但明显较明朝中后期一部分士大夫对天主教的认识为准确。其称耶稣为汉哀帝时人，可见，他读过入明西洋传教士撰写的有关天主教的著作。杜文中所记之教堂当即三巴寺，稍后游澳门的龚翔麟在描述澳门天主教时，几乎是全部照抄杜臻的这一段文字，但他直接表述的就是三巴寺[(22)]。关于三巴寺内的风琴及定时钟，明人即有记载，王临亨《粤剑篇》中将风琴称为“自然乐”；将时钟称为“自然漏”[(23)]。康熙之后，清朝士大夫赴澳门游者多留下关于描写三巴寺内风琴及定时钟的诗篇，如康熙间梁迪即有《西洋风琴》的长诗[(24)]，吴兴祚、迹删、魏源、蔡显原等人的诗中亦有关于西洋风琴的描写。至于写三巴寺钟的诗作就更多：释迹删有“六时钟韵杂风琴”[(25)]，印光任有“疏钟来远寺”[(26)]，李遐龄有“钟鸣月上三巴寺”[(27)]等。
杜文称：“主其教者，道士也，无室家”。这种记载反映了澳门天主教教士禁止婚配的一面，《澳门记略》载：“（蕃僧）无妻室，而左右列蕃女，于庙于家惟所便，盖火居衲子之流。”[(28)]可见，澳门天主教教士虽不结婚成家，但并非不过世俗的男女情欲生活。叶廷勋诗中亦云：“番僧不守如来戒，笑拥蛮姬酒一卮。”[(29)]屈大均则记载更详：“女入寺，或惟法王所欲，与法王生子，谓之天主子，绝贵重矣。”[(30)]这些材料则反映了杜臻未见到的关于天主教教士私生活的另一面。
杜文中还记载了澳门葡人的生活习俗：“诸编户皆有室家，妇女长裙丝履，男子披发，戴番叶笠，曳高屐，著浅碧绣帔，桃布行缠。”明叶权有澳门葡人的衣着较详细的记录[(31)]，清乾隆时的《澳门记略》中亦有澳门葡人衣着详细记录[(32)]，杜文所载又与二者不同，可以反映澳门葡人服饰内容丰富，变化较大。“其交市以夜，妇女主之，男子不出也。”澳门商业繁荣，西人惯于夜生活，故澳有“夜市”之设。而夜间出来做生意者主要是妇女，《广东新语》称：“及暮乃起，张灯作人事，所积著西洋货物，多以妇女贸易。”[(33)]《澳门记略》：“妇女绣巾带、炊饼饵、糖果粥之以糊口。”[(34)]这恐怕亦是澳门夜市的主要内容。澳门葡人“家政皆女子操之”[(35)]，故澳门葡人家庭夜间妇女做生意，男子则不出门。
杜文称：“禁海时，番舶暂阻，岙人贫困。”反映了清政府的禁海令颁布后，导致澳门对外贸易阻滞而造成经济上的贫困。比杜臻早几年去澳门的陆希言亦见澳人贫困之状：“至入其境，见城无百堵，众无一旅，家无积粟，凄凉满襟。”[(36)]可证杜臻之言为实。然杜臻言：“康熙二十一年贡一狮子，求通商以济远旅。”查《清实录》，葡萄牙贡狮子一事在康熙十七年八月庚午，《皇朝文献通考》，《东华录》及毛奇龄《诏观西洋国所进狮子因获遍阅虎圈诸兽敬制长句纪事和高阳相公》一诗均记为康熙十七年，是杜臻记录错误，还是康熙二十一年又有一次贡狮子呢？此说尚须求证。
四
第四部分主要介绍了澳门葡人对清朝钦差的接待与馈赠：
予至岙，彼国使臣率其部人奏番乐以迎之，其乐器有觱篥、琵琶，歌声吚嗢不可辨。使臣手握赤藤杖，质如珊瑚，光润通明而柔韧可卷，不知何物，为彼国所甚重，非王赐不敢握，若符节，然岙中握杖者四人而已。已而，迎者益众，竞放鸟枪，其声拉杂。将至馆，两炮台声大作，山谷为动。馆予之室，有三层，作旋螺径入，每进益高，斫石为砌，精工绝伦，床几皆泥金也。铺鲜花蕊，瓣厚数寸，红紫烂然。侍童有黑白二种，白者曰白鬼，质如凝脂，最雅靓，惟羊目不眴，与中国人异。黑者曰黑鬼，绝丑怪，即所谓昆仑波斯之属也。白鬼为贵种，大率皆子弟。黑鬼种贱，在仆隶耳。其贮茶用玻璃瓯，承以磁盘，进果饵数品，皆西产也。甘芬绝异，有顷，设食馔，器止四，而异香酷烈，燔庖殊制，鸡凫之臛，皆全体无骨，又不见解剖之迹，不知何以能然也。
方姓言，岙中彝目三年一更，皆奉彼国王命，彼国王钦仰圣朝，每遣使，必戒以恭顺守法。尚逆背叛时，索其兵器，抗勿予，尚逆无以难也。
予一宿而行，将行作一诗慰勉之。岙人出方物数种为献，有玻璃屏一，镂金错钿，备极瑰异；千里镜一，连筒四五注，所窥之物，而徐展之，数十里外可瞩毫末；自鸣钟二，大者高六七寸，小者半之，略仿定时台之形，扣击亦同；双联鸟枪二，长尺有咫，可藏袖中，不施燃线，第用燧石，嵌火门而抉以铁机，机动火发，发必叠双，夜行用以警备，人不能测。予尽却之，独取其洋酒一笥，其酒酿以葡萄，色如琥珀，亦贮玻硫罂，内外澄澈，十二罂共一笥也。
这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澳门葡人的迎宾礼仪，清政府钦差大臣到来时，澳门举行了甚为隆重的欢迎仪式：“彼国使臣率其部人奏番乐以迎之。”“已而，迎者益众，竞放鸟枪，其声拉杂。将至馆，两炮台声大作，山谷为动。”石柱回京回禀康熙帝时亦言：“香山屿居民以臣为奉旨开海之官，皆放炮以远接，甚为恭敬。”[(37)]吴兴祚诗中亦言：“鬼子来迎群稽首”，“声惊百里撼山岳”[(38)]。欢迎场面极为壮观。在接待上，安排了极为豪华的三层洋楼宾馆，使用黑白二种仆隶予以侍候，还准备了各种“甘芬绝异”的茶果食馔，临行则备置多种西洋奇器作馈赠之物。清政府同意葡萄牙人继续留居澳门，“令我辈不离故土，老幼得仍守业谋生。今又遣大臣安插沿海居民，我辈庶获互相贸易，此地可以富饶”。为了报答清政府的“浩荡洪仁”[(39)]，故澳门葡人以极“恭顺”的姿态向清政府表示自己的忠诚。
这一部分还介绍了西方科学文化在澳门的流播。如关于西方音乐，明人多提及者均为西洋风琴，杜臻所见，除了前已述之的“铜弦琴”外，还提到了“番乐”中有“觱篥、琵琶”。“觱篥”是中国古乐器，从西域传入，唐即有之，而杜臻所言之“觱篥”非此，而是一种类似唢呐的葡萄牙乐器。日本学者林谦三说：“江户初期儒者林罗山《长崎逸事》有庆长十五年（1610年）阿妈港（澳门）船上吹唢呐的记事。这唢呐并不是中国水手吹的唢呐，而是说的葡萄牙语系的同类乐器Charmello，日语称茶留米罗，和唢呐相似而有不同。”[(40)]杜臻所言之“琵琶”既是称“番乐”，故亦不可能指中国乐器琵琶，当是葡萄牙人所喜爱的一种弹拨乐器，与琵琶相似。
关于望远镜的介绍。望远镜的传入当始自利玛窦，明郑仲夔言：“番僧利玛窦有千里镜”[(41)]。崇祯时，徐光启准备自制望远镜。顺治七年，中国第一架望远镜完成，名“窥筒”。杜臻所见之“千里镜”为澳门“方物”，当即澳门葡人所造。“连筒四五注”，“教十里外可瞩毫末”，这亦应是一种新型的望远镜，新西洋望远镜1615年经伽利略在威尼斯改良完成，阳玛诺著《天问略》时，已对新望远镜作介绍，称可观六十里远。可知，澳门葡人所献方物亦为新望远镜。
关于玻璃制品的介绍。澳门葡人的玻璃制品甚为有名，《澳门记略》称：“玻璃为屏、为灯、为镜”[(42)]，有照身大镜，有多宝镜等。杜臻所见有玻璃瓯，玻璃罂及玻璃屏。玻璃屏为一种屏风，“镂金错钿，备极瑰异”，是一种很名贵的工艺品。澳门葡人屏风，日本人称之为“南蛮屏风”，16世纪后半期，澳门葡人与日本贸易交往频繁，葡萄牙风格的“南蛮屏风”传入日本，现保存在大阪南蛮艺术博物馆几张17世纪初的日本屏风就深受葡萄牙屏风影响[(43)]，“镂金错钿，备极瑰异”，其屏风中彩绘多为天主教及与欧洲商人通商内容。
关于鸟枪的介绍。西洋火器的传入，约始于明嘉靖年间，葡人入居澳门后，建制炮厂，生产各种火器，特别是澳门炮，成为一大特产。杜臻这里所见的是一种双管短枪，长仅尺余，可以藏于袖中，为个人防身之用。西方短枪传入中国，恐怕杜臻是最早的介绍者。
其他还有关于葡国鸡、葡萄酒等饮食方面的介绍，称葡人的食馔“异香酷烈，燔庖殊制”，称葡国鸡“鸡凫之臛，皆全体无骨，又不见解剥之迹”，称葡萄酒“其酒酿以葡萄，色如琥珀，亦贮玻琉罂，内外澄澈，十二罂共一笥”。为我们提供了澳门葡人饮食方面较详细的资料。
这一部分还介绍了一些澳门政治方面的情况。关于赤藤杖[(44)]的介绍，杜臻称这一种赤藤杖“为彼国所甚重，非王赐不敢握。”还说澳门握赤藤杖的只有四人。《澳门记略》称：“贵者握藤，或以柔韦韬手”[(45)]。该书附《男蕃图》中绘一男葡人手中握一长条者，当即赤藤杖。能有资格持杖的四人应为兵头（总督）、判事官（王家法官）、法王（主教）、库官（又称理事官，市议事局民政长官）。杜文中还叙及澳门葡人同清王朝及平南王尚可喜之间的关系：“澳中彝目三年一更，皆奉彼国王命。彼国王钦仰圣朝，每遣使必戒以恭顺守法。尚逆背叛时，索其兵器，抗勿予，尚逆无以难也。”前引《明清史料》丙编材料，澳门葡人在顺治八年（1651年）正式归顺清朝之后，确实表现得比较恭顺守法，如改变过去援明抗清的立场，接受清朝官员对澳门事务的处理与干涉及向清政府多次进贡等。特别在与尚可喜的关系之上澳门葡人更表现了对清政府的忠诚。康熙迁界时，尚可喜曾为澳门葡人请命，促使澳门葡人免遭迁界之祸，清政府后行海禁时，尚可喜认为：“澳彝之船不许出海贸易，界内之米不敢私运出边，……是坐而待毙也，恐非朝廷柔远至意。”[(47)]故“许买食内地米石，计口而授，月两启放，内货随之，得航出大黄、茶叶如故，转缘禁海得独专其利。”[(48)]可知，尚可喜未叛之时，其与澳门葡人关系十分密切。然尚可喜发动叛乱，向澳门提出，要求葡人支援西洋火器，葡人审时度势，也许是看准了尚可喜不足以与清王朝为敌，澳门葡人亦不愿意因尚可喜而得罪清王朝，故拒绝了尚可喜的要求，“抗不予”，尚可喜对于拥有“洋枪洋炮”的葡萄牙武装力量亦无可奈何。鉴于澳门葡人对清王朝的忠诚，杜臻，这位清王朝的钦差大臣代表清政府对澳门葡人给予了劝慰与勉励，并作了一首长诗予以表彰。此诗未载于《粤闽巡视纪略》一书，而保留在杜氏诗集之中。诗名《香山澳》，全诗如次：
香山之南路险巇，层峦叠嶂号熊罴。
濠镜直临大海岸，蟠根一茎如仙芝。
西洋道士识风水，梯航万里居于斯。
火烧水运经营惨，雕墙峻宇开通衢。
堂高百尺尤突兀，丹青神像俨须眉。
金碧荧煌五彩合，珠帘绣柱围蛟螭。
风琴自鸣天籁发，歌声鸣鸣弹朱丝。
白头老人发垂耳，娇童彩袖拂冰肌。
红花满座延上客，青鸟衔桃杯玻璃。
扶杖穿屐迎道左，稽首厥角语嗢咿。
自言慕义来中夏，天朝雨露真无私。
世世沐浴圣人化，坚守臣节誓不移。
我闻此言甚欣喜，揽辔停骖重慰之。
如今宇内歌清晏，男耕女织相熙熙。
薄海内外无远迩，同仁一视恩膏施。
还归寄语西洋国，百千万祀作藩篱。[(49)]
诗中“白头老人”当为澳中“夷目”，其对清王朝“恭顺”之状，实令钦差们欣慰。
五
第五部分叙述了明朝与澳门葡人的贸易关系及清朝对澳门贸易的管理：
万历二十六年，吕宋市舶至岙，岙人拒之，不得入；二十九年，红毛鬼国驾大舶至岙，岙人又拒之，番彝译言，但求通贡，不敢为恶。台司怪其无表，不纳，逡巡竟去，归途为满刺伽国遮杀殆尽。今台湾相传为红毛地云。
洪武二年，初置市舶提举司，设署广州，城内一里，即宋市舶亭，海山楼故址也。永乐初，遣内臣镇守，领市舶事，寻于广州蚬子步创室一百二十间以处番人，隶提举司。正德中，佛朗机国称朝贡，阑入东莞南头，树栅以居，炮声轰烈，震骇远迩，多为不法，甚至掠十岁以下儿烹食之，奸民因为诱败，每口得金钱五十枚。有司廉得以闻，发兵逐捕，戮其渠魁亚三，余犹狡抗，数用铳败我军。或献计募善泅者，伏水凿沉其船，始败遁去。佛朗机炮自是始入中国。是年，有诏绝番舶而粤市萧然，无复旧观。两广巡抚林富奏曰：按祖训：安南、真腊、占城、苏门答刺、西洋、爪哇、彭亨、白花、三佛齐、渤泥诸国俱许朝贡，佛朗机本不载祖训。布政司吴廷举误许其贡，致有惊侮，诚为失考。成宪乃因此尽绝诸番舶，不几因噎废食乎。以臣度之，番舶通时，抽解可供御用，存库可佐军饷，小民持一钱之货，即得握椒展转贸易，可以自肥，广东旧称富庶良以此耳。因民所利而利之，诚与寻常言利者不同。至于内外之防，但须严饬津戍，有祖训不载之国，而妄冒贡舶者立驱出境，自不敢意外之虞矣。疏入，报可。于是，番舶复通。
国朝不设市舶提举，兼领于盐课提举司，禁海并罢。复通后，令番舶驻前山寨，陆运货物至香山，令番幕一员监，今遣部属董其事。杜臻所记明代材料主要是复述前人记载，无甚新意。而关于清朝开国之初对澳门贸易的管理则为诸书所不载。据杜文可知，清初对澳门贸易的管理不是市舶司，而是盐课提举司兼领，禁海后罢除盐课司之职。康熙二十一年后，又恢复了澳门的对外贸易，但这时仅恢复澳门经关闸与香山之间的陆路贸易，即“令番舶驻前山寨，陆运货物至香山”。据道光《香山县志》及《抚粤政略》所载，开始双方贸易货物只许肩挑，到后来才许小船运载。当时清政府在前山设立税关[(50)]“令番幕一员监”，“番幕”当指澳门方面派出的官员。可见，当时的清政府还同意让澳门葡人派出官员参加前山税关的管理，到后来才由广东布政使选派官员统辖，即“今遣部属董其事”。
六
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对澳门的巡视是澳门史上意义极不寻常的一次重大活动。这一次巡视是第一次代表中国最高统治者对澳门这一特殊的海疆要地进行视察，亦标志着清朝政府对葡萄牙人居留澳门的正式承认和接受。在此之前，清政府曾对澳门施行过一段时间的严厉海禁，尽管其间澳门葡人对外的走私贸易并未完全禁绝，但澳门对外大规模的公开贸易活动已基本停止。康熙二十一年，清政府开通了澳门与香山间的陆路贸易，然而，对于澳门对外的海上贸易，直至杜臻巡视澳门之前，还是抱着“应酌其可行与否”[(51)]的态度。通过这次对澳门的巡视，澳门葡萄牙政权表现了其对清政府的极大恭顺及对清政府的钦差们的极隆重的迎接与款待，加深了清政府对澳门方面的信任。因此，在这次巡视活动结束后，清政府对澳门的海禁完全解除，并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开放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为对外贸易口岸。从此，又给澳门经济带来了一段较短期的复兴。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粤闽巡视纪略》一书中关于澳门部分的记录，实为反映清朝前期澳门历史的极重要的资料。它不仅详细报道了清前期澳门的各种情况，包括澳门的地形地貌、军事设施、方物特产、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及经济贸易等，还较真实地反映了清前期澳门葡萄牙与清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其中很多资料均为独家记载。因此，关于清前期澳门史的研究，这份当时人记当时事的珍贵记录，应是我们研究者予以足够重视的重要文献。
注释：
①杜臻《粤闽巡视纪略》卷一，孔氏岳雪楼影钞本。
②这次巡视因是从北京启程，动身时间为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故为巡视之起始。
③据《粤闽巡视纪略》卷二，二月甲午从香山县东南，经前山寨，至澳门宿。故知甲午日已进澳门，并留宿澳门。第二天（乙未）登澳门大炮台和西望洋炮台，视察澳门周边地形和军事设施。当天又阅黄梁都、穿虎穴，则又出澳门，当夜宿于翠微村。第三天（丙申），又从翠微出发至县城，中午登舟巡视香山沿海岸，然后又至澳门，当夜留宿澳门馆中。第四天（三月丁酉）晨离澳门去顺德，故称“跨四天时间”。
④
⑤ (12)博卡罗（Antonio Bocaro）《1635年的澳门》，转引博克塞《十七世纪的澳门》第一部分。
⑥ ⑨张汝霖、印光任《澳门记略》卷下《澳番篇》。
⑦ ⑩关天培《筹海初集》卷一《奉复查明澳门夷人炮台原委请免驱拆摺》。
⑧郭永亮《澳门与香港之早期关系》第四章《澳门早期炮台》。
(11)李之藻《制胜务须西铳敬述购募始末疏》，《明经世文编》卷四八三。
(13)江日升《台湾外纪》卷六康熙七年六月广东巡抚王来任疏：“香山外原有澳彝，……昨已奉命免迁矣”。
(14)沈德潜《万历野获编》卷三0《大西洋》。
(15)张汝霖、印光任《澳门记略》卷上《官守扁》。
(16)张汝霖、印光任《澳门记略》卷上《形势篇》。
(17)厉式金《香山县志续编》卷六《查复葡萄牙欠缴澳门地租原委禀》。
(18)(19)杰萨斯（Monealto de Jesus）《历史上的澳门》，1902年版，第34页。
(20)黄文宽《澳门史钩沉》卷四《清初作为中国通商口岸时代之澳门》。
(21)《明清史料》丙编第4册《广东巡抚李楼凤揭帖》。
(22)王士祯《池北偶谈》卷下《香山澳》引《珠江奉使记》。
(23)王临亨《粤剑篇》卷三，中华书局，1987年。
(24)参阅梁迪《茂山堂诗草》、吴兴祚《留村诗钞》、释迹删《咸陟堂诗集》、魏源《魏源全集》。
(25)释迹删《咸陟堂诗集》卷一四《寓普济禅院寄东林诸子》。
(26)(28)(32)(34)(35)(42)(43)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卷下《澳蕃篇》。
(27)李遐龄《勺园诗钞》卷一《澳门杂咏》。
(29)叶廷勋《梅花书屋诗钞》卷四《于役澳门纪事十五首》之十。
(30)(33)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澳门》。
(31)叶权《贤博编》之《游岭南记》。
(36)陆希言《澳门记》，转引方豪《天主教史人物传》第2册。
(37)(39)《康熙起居注》第2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02页。
(38)吴兴祚《留村诗钞》。
(40)林谦三《东亚乐器考·唢呐杂考》。
(41)郑仲夔《耳新》卷七。
(43)查理斯·鲍克塞尔《葡萄牙在日本的影响面面观》，载《文化杂志》1993年第4期。
(44)赤藤杖当即红杖，《佛郎机竹枝词》：“蜈蚣船橹海中驰，入寺还将红杖持。”原注：“持红杖而行婚姻。”见尤侗《西堂全集》第11册《外国竹枝词》。
(47)严源进《平南王无功垂范》，转引自章文钦《明清时代中国高级官员对澳门巡视》。
(18)梁廷楠《夷氛闻记》卷一，中华书局，1959年。
(49)杜臻《经纬堂诗集》卷四《香山澳》。
(50)道光《香山县志》卷四，李士祯《抚粤政略》卷一○。
(51)杜臻《粤闽巡视纪略》卷一。
（资料来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