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天然河道运输是人类运用自然富源的重要方式，对人们的生产效益和社会稳定有着重要影响。清代的北运河，也称北河，是漕运河道的北段。张家湾是北运河上最重要的码头之一，该段河道是否顺畅，关乎国家经济动脉漕运的完成与否。然而，河道自然摆动，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嘉庆年间张家湾改道，对北运河的影响至关重要。对此，学界多有关注。于德源在论及北京的漕运和仓场时，专门提到了嘉庆六年（1801年）的北京大水与张家湾改道。吴文涛在对北运河的筑堤与疏浚研究中，讨论了张家湾改道的水利工程史实。陈喜波、韩光辉、邓辉等对明清时期张家湾码头地位的变化等问题做有详细研究。然而，由于受史料限制，加之研究角度的不同，上述成果未能专门细致地讨论清代嘉庆年间张家湾改道及对北运河水系和漕运的重要影响，没有区分改道的康家沟新旧河，或把康家沟和张家湾视为新旧河，或得出嘉庆十四年（1809年）清廷上下达成必须堵筑康家沟、恢复张家湾正道“共识”的结论。由是，除了校正错讹，该问题还有进一步扩展和研究的余地。实际上，张家湾河道自然裁弯截直，是京畿水环境变迁中的一个较大事件，其中既有人们为保障漕运对河道水势进行人工干预的成分，也有北运河本身水环境系统要素变化的影响。因而，对此改道现象予以梳理，对官方关于河道摆动的认知程度、应对处置与解决措施等方面加以考察，揭示河道变迁与人们对水资源利用认识的关系，是本文希望做出贡献的方面。
一 北运河漕运及上游水情
北运河是千里漕运的最后一程，漕运于每年农历三四月开始，九十月结束，经此航行的漕船达六七千艘，载粮约三百万石。漕船由北运河溯流而上，从天津三岔河口至通州段，主要经天津府、顺天府的武清、香河县，然后到达通州境内，卸粮后回空，全长三百余里。北运河上“漕艘栉比，廪粟云屯”。张家湾以西的漕运终点通州，则为“仓庾之都会，而水路之冲达也”。河道运输繁忙，为此设专员管理河务，负责疏浚与改善河道。
为便利漕运，康、雍、乾三朝极力整治北运河，沟通通惠河。除了对明代以来所筑闸、坝等工程加以维修，以保障运河水量外，新开青龙湾、筐儿港二引河，以减缓时而暴涨的北运河水势;同时还对京郊西山水资源加以利用，汇集泉源，扩大昆明湖的容水量，经护城河，以济通惠河。
北运河水量很不稳定，具有年内季节分布不均、年际变化大的特点。如光绪《畿辅通志》载，北运河“自过张家湾后，纳潮、白二河，水势始旺”，“但该河之性，强中有弱，一日忽长，亦一日忽消，山水无根，不能长旺”。河水浅时，漕运不济;河水畅旺，易成溃决。所以，一遇河道水势变化，漕船往往在水窄、水浅处选择停靠点，或就近停靠，或就近起卸，或由剥船剥运至通州的土、石两坝，沿途的张家湾、河西务、杨村、北仓等处也因此成为重要的停靠点或码头。而北运河的水情变化，自然会影响到这些停靠点或者码头的货运地位，这也是清廷根据水量丰浅制定剥运制度的原因。
张家湾是北运河上游的主要码头，位于潮白河下游。史载，北运河“在通州东，受潮、白二河之水。温余河（即温榆河———引者注）及西山诸泉之流为大通河者，亦自西北来注之。径州南至张家湾，会凉水河”。嘉庆六年，因永定河水“浸溢四注，其趋入南海子之水，由凉水河归入运河”。时将凉水河入北运河处之水称为浑水，或称浑河。位于浑水入运河迤东的张家湾城，为南北水陆冲会。《读史方舆纪要》载，张家湾在“州南十五里”，“以元万户张蠧督海运至此而名。今东南运艘，由直沽至河西务，凡百十里，又百三十里至张家湾，乃运入通州仓”。光绪《通州志》中也有“历元明，漕运粮艘均驶至张家湾起卸运京”的说法。故自元明至清前期，张家湾是重要的漕运码头，大多数时候，漕粮都在张家湾起卸。
乾隆时期，张家湾依然是南北水陆要冲。“贩麦商船，多赴张家湾起卸，由京商转运至京”。也有记载说，张家湾城位于“潞河下游，南北水陆要会。自潞河南至长店四十里，水势环曲，官船客舫，骈集于此，弦唱相闻，最称繁盛”。嘉庆初年，张家湾码头依然繁盛：“官引盐斤、官工木植及东来货物，悉在张家湾舍舟登陆，车运该处，为各省水陆码头。”可见，张家湾河道是潞河和通惠河合流后北运河最重要的一段，是漕船入京的重要通道。
张家湾上游为通州石坝码头，有三水交汇：“东曰白河，源自东北来;西曰富河，源自西北来。入州城东北合流，二河水溜直注石坝楼，汇归运河。”明代为蓄水势以利漕运而修筑石坝，同期在下游还修筑有土坝。可见北运河上游主要有石、土二坝和张家湾三个码头，漕船沿北运河逆流而上，必先由张家湾主航道，经土坝，抵石坝。石坝段的漕运河道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发生过些微变化。是年，因山水涨发，绕行石坝的温榆河“河形东徙”，与原本分流的潮白河合流，遂致下游干涸。同时“潮白河西徙，直占温榆河身，富河村之南，二水合而为一，遂不经由石坝”。由于两河汇合点南移，温榆河经石坝的水量骤减，流速平缓，河道很容易淤浅，以致“漕船抵通，由潮白河驶入温榆河，直抵石坝楼前起卸，计河长一千余丈，南藉潮白河之水倒漾，北藉卧虎桥之水南流”。也就是说，石坝漕运行船“全藉工部税局地方以上所蓄倒漾之水”，利用自然水系以便运输的漕运功能受到影响。
清廷多次费帑费工，挖浅除淤，对河道的自然流淌有一定的影响。加之突发灾害叠加，不仅加重了张家湾河道的弯曲程度，也影响到整个北运河水系。嘉庆六年，京畿地区由于连续强降雨，造成特大洪水。六月初一日，雨势滂沱，通州河水盛涨，“所有北运河一带军拨空重各船，猝遇涨溜冲逼，人力难施，船只星散”。初三日，北运河武清县马头缕堤（马头堤）“水势异涨，漫溢十九丈”。初四日夜，北运河上游“水势涨发，陡长丈余”，“所有津关南北各数十里俱漫溢纤道，且闻低洼地方间有淹没之患”。大水使整个京畿地区受灾严重，直至次年三月，“积水尚有未经全涸之区”。大水过后，北运河多次淤浅，张家湾河段尤受重创。“大水后，河溜分出康家沟抄河，而张家湾正河渐淤。十一年，沙浅更甚”。至十三年（1808年）“六月、七月，连遇大雨，水暴涨。溜势仍分趋康家沟，而张家湾正河复淤，河底高于康家沟丈余，长至十数里”。从此漕船改走康家沟新河道，“粮艘不复经张家湾矣”。史籍记载的这几行文字，只显示了自然河道变迁的节点和结果，但在整个过程中，或者说面对这样一种因水灾而引发的水环境变迁，尤其是对漕运具有重要地位的最后一程北运河河道的改变，人们是怎样应对并适应的，需要做出回答。
二 嘉庆六年大水的影响与官方态度
清代，把与江河湖海等水资源相关的水利工程称为河工。为此，设制度，置专职，隶工部。一有与河工关联的事务，随时咨报，并派谙熟河工者实地查勘办理，清廷针对查勘报告，表明态度，做出决策。嘉庆年间，依旧严格执行河工河员执掌及稽查管理体制。嘉庆六年的大水，使北运河在张家湾正河处“分出康家沟抄河”，而“正河渐露于涩”。对此，各级官员及时上报实情，先后有漕运总督铁保，山东巡抚和宁，仓场侍郎李钧简、达庆和邹炳泰等人到实地进行了考察，表明了各自的意见，并提出解决方案。
大水之后的八月二十四日，漕运总督铁保最先奏报了张家湾一带漕运不畅的事实，但他发现，张家湾正河外，有“超河”（即抄河———引者注）一道，水量足资浮送大船，且“比正河较近”，奏请疏浚，并绘图贴说。观其所呈图，显示出三个重要信息：一是漕船经走抄河的便利。用黄贴标明粮船由南而来，自吴家庄（今武家窑）一段进入抄河，河长4里，于温家庄驶出。其间有“现在严州各帮，俱由此挽运，极为妥便”等字样。二是漕船走张家湾正河要绕一个弯道，计长28里，然“向来粮船俱由此行走”。三是用黄贴明确标出嘉庆六年北运河涨发大水的位置，即在张家湾城南浑河入北运河处。
除了绘图贴说外，在奏折行文中，铁保还详细叙述了漕船走抄河的便利和可能。其中提到，八月十五日，他赴通州一带查看粮船，时有弁员报称：张家湾一带“水溜河淤，船行不能迅速”，只得雇夫挽运，以致费用太高。由是“查得吴[武]家窑有超河一道，向通剥船，直抵温家庄，仅止四里。水至浅处有二尺六寸，足资大船浮送”。且称已令严州帮船“由超河行走，甚为顺利”。对此，铁保当即驰赴抄河处察看，见严州帮船径自抄河通过，不但大省夫价，且路程“较张湾正河近至二十余里”。至二十三日时，另外八帮漕船也“全行过竣”。此外，铁保还对北运河水量大小年份时漕船走抄河的情形进行了分析，以强调漕船自抄河行走的可能。他说，“查超河原非正河，水小之年，重船难行，是以从前粮船，总由正河行走”。“但就现在情形，河面宽展，与正河无异”。他认为，稍加投入人力，将抄河宽窄不宜之处加以挑挖，比走张家湾更有距离优势：不仅路程“近至少二十余里”，而且“既避浑水冲突之险，又省人夫挽运之繁”。“倘将来正河大小溜急竞，由超河行船，实为便易”。并进一步补充说，就是“平时空船回转，剥船往还，不至再走正河”。由是，铁保指出，漕船经走抄河是“因地制宜”之法，“用力少而成功多，不可不早为筹办”。建议清廷令通永道就近查勘，希望本年“漕运完竣之后，略为疏通”。据他估计，需疏通者“不过三四里河道”，“所费无几”，但“于公务”却“大有裨益”。在清廷看来，“如果疏浚超河，将来重用可以径由该处浮送”，便是极好的事情。为此，清廷谕内阁以征求地方官员的意见，同时令相关人员前往实地查勘。
八月二十七日，仓场侍郎达庆、邹炳泰带领相关人员前往查勘。查勘后禀明：铁保所说“超河”，当地人称为“旱河沟”。其位置在张家湾正河之东，北高南下，“形势直捷”，自温家庄起至武家窑止，计长1215丈，然“相度实有碍难挑浚之势”。
为慎重起见，九月初五日，清廷又派山东巡抚和宁、仓场侍郎邹炳泰带领一班人马赴温家庄一带勘验，并将实际情形以绘图贴说的形式予以奏报。和宁等人的考察结论，与铁保的建议截然相反，坚持认为漕船必须走张家湾河道。其内容大体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张家湾上游来水情形与河岸地形决定了其不能改道。和宁等人指出：潮白河经顺义境，势如建瓴，直趋南下，入通州界，水势平缓，即被称为北运河。通州以南地面，北高南下，土松沙活，不能建设闸坝，全凭河道曲曲环流以刷沙蓄水、转运粮艘。这也是“张家湾距通州陆路止十二里，水路则四十里”的缘故。所谓“超河”，就是当地人说的旱河沟，本名康家沟，位于通州南八里许的温家庄北。该沟“南北直冲，至吴[武]家窑，长七里许”。夏秋可容小船，春冬涸为旱地。由于“今岁河水涨溢，冲刷宽深，押运武弁等得以抄近抵通漕”。而“铁保遂就现在情形谓与正河无异，奏请挑挖，改建运道”，是无视北运河张家湾段河道一般年份时的状况，将特殊年份的事例错判为常态。
其次，张家湾是传统的转运码头，不能废置。和宁等人指出，“殊不知，旱河沟水底高于正河三尺，若挑浚深过正河，则沟水夺溜直行，而张家湾必致淤浅”。若按铁保提议，“挑挖此沟，改为正道”，不仅“一切官引盐津、官木植、商船客舫、车户居民赖此水陆码头者，诸凡未便”，还可能存有二患，“一则以西北汇入之河，平分两股，如遇干旱之年，水消力弱，则上挽逆流重运，必费周章，是欲速反迟也。一则以南北直捷之溜，转折太疾，如逢雨潦之年，南冲力猛，则下游近岸村庄，虑遭潦漫，是又以邻为壑也”。
最后，在上述两点认识的基础上，和宁等人不仅认为铁保的意见不可采纳，甚至还批评铁保办事不周、不虑民情。说铁保“并未详查地形、水势、土俗、民情，创超河之名，改张湾之旧，殊属非是”。且认为，“粮船自南而北经行数千里，似不必争此二十里之便利”。“今通盘筹划，务期于漕务、地方两无妨碍，不敢轻易更张”。且不无忧虑地说道，“此沟若开成大河，南口转注太疾，南岸村庄可虑”。并用黄贴在图上标出北运河往武清方向5~8里南岸的几个村庄，有沙古堆、供给店和苏家庄等村落。
面对地方官的多份勘察奏报，清廷基本认同了和宁等人的勘察结论，认为漕船在张家湾行走，源于前人对河道周边地势的选择，并引和宁等人所奏，否定了铁保的建议。指出：至于铁保所言，“徒见今岁雨水涨溢，重运偶可抄道行走”而已，若仅以此而“酌改旧章，实非经久无弊之策”。因而颁谕，铁保“其议断不可行”。且令所有通州运道，着照和宁等所请，“毋得轻易更张”。
综上可见，大水之后，有几拨人对北运河河务进行了考察。争议主要在铁保与和宁之间展开。铁保认为，张家湾河道已经不适宜通航，当转往距离更近、航运更便捷的康家沟道。而和宁等则坚持旧有的“全赖河道湾环，得以蓄水转运”的张家湾河道。清廷也以和宁等人所言为据，无视北运河河道水势变迁的基本事实，依旧坚持以张家湾为正河。当然，和宁等人所持观点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还在于张家湾是明清以来重要的水陆码头，“如超河调深，溜由彼河直向南趋，此河溜缓，自必渐淤，船只不能行走，自须改设码头”。因此，清廷对北运河张家湾段自然裁弯截直的建议未能接受。
三 人为堵筑康家沟与河道自然裁弯
清廷既决定仍以张家湾正河为漕运主航道，便谕令加大财力、物力和人力清淤挖浅，以利漕运。但不几年，张家湾段河道淤浅更加严重。至嘉庆十一年（1806年）冬，水势涨发，河道淤浅更甚，难以行船，直接影响到漕运顺利进行。无奈之下，清廷做出了次年漕船暂由康家沟行走的决定，同时依旧声明要重视和加紧“挑修张家湾河工事”。所以，嘉庆十二年（1807年），当仓场侍郎萨彬图、李钧简禀明暂由康家沟河段挽运漕粮时，依旧遵照清廷旨意，加紧挑浚张家湾河道。
漕船走裁弯截直后的康家沟河道，完全是由于张家湾正河淤浅严重、水流平缓迟滞、不利于行船的缘故，也是当时最经济、便利的方案，却在朝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议。一些朝臣坚持经由张家湾道行漕，否认康家沟河道的优势。为此，清廷令吏部右侍郎德文、仓场侍郎李钧简会商直隶总督，率同通州、永定河河道坐粮厅及管河各员，再次查勘北运河张家湾段水情和运输环境。
根据一干人马的实地勘察，清廷对张家湾水环境的情势更加明了。除了对张家湾河道之所以呈弯形，前人于此筑城、建转运码头“自有深意”，暴雨山洪使河道“逐段浅阻”的缘由等有了进一步了解外，对康家沟河道的信息知道了更多。德文等人在报告中明确表示，尽管走康家沟河道，计程只有6里，但是“康家沟水一直下注”，“地势北高南下，最易宣泄，必致上游淤浅之患”。本年暂以此段河道济运，是不得已之举，况且此时康家沟河道“已多溜激坎阻等事”，并不适宜行船，继而得出了“挑复张家湾正河，堵筑康家沟抄河，方资经久，尤为势不容缓之工”的结论。建议“兹漕务将竣，应即估计筹款兴挑”。这一意见，与嘉庆六年和宁等人的主张基本一致。
事后不久，的确因康家沟“河头、河尾溜猛，兼多坑坎，牵挽维艰，事竣后仍请堵闭，复归张家湾正河”。
嘉庆十三年（1808年）初，清廷以德文、李钧简奏报为依据，谕令堵闭康家沟抄河，工程由直隶总督温承惠全权负责。不过，在堵筑康家沟河段的过程中，原计划的时间和具体负责人均有调整。
原定于二月二十日康家沟段挂揽合龙，开放河头。由于西北风大作，“水长溜激，两坝平蛰迎门埽亦被掀去，迨抢至二十七日，又复蛰陷”。为此，温承惠由武清驰赴康家沟，相度河形，看到“原做两坝，经两次冲激，蛰陷势成，入袖断难”，遂决定“仍由原建坝基堵合”。即“令由东北向西南顺水筑坝，徐徐逼溜，俾形势直趋挑河，以期堵合康家沟”。时因主持通永道的禄宁另有差委，又飞调永定河道陈凤翔前往督办。三月初二日，陈凤翔抵达康家沟，“率领员弁兵夫，昼夜攒办。至初七、十一等日，旋堵旋蛰，幸抢护加镶，得以平稳”。十五日午刻，“挂揽合龙，层土层料，追压结实”，且将原做坝口一并镶筑，作为重门保障。至此，堵筑康家沟工程方告完工，坝口牢固，康家沟抄河断流，“大溜全归故道，漕拨船只，衔尾而上，悉由新挑张家湾正河行走”。
康家沟堵筑合龙工程稳固后，温承惠又向清廷提议疏浚张家湾浅淤地段，并就工料、费用问题一并提出。其中云：“张家湾正河淤塞多年，当日原估之员，意存节省，挑挖稍嫌浅狭。诚恐伏秋盛涨，河身不能容蓄，及致康家沟坝工吃重，请将浅窄河面加挖宽深。”由此看来，尽管堵筑了抄河康家沟，但张家湾的河道并不顺畅，淤浅段不少，需要加大投入，挖浅加宽。
可是，河道自然流淌和异常摆动，非人力所能始料。至六月间，北运河水势异涨，“普律漫滩”，且由“康家沟迤东平地冲出河身一道，夺溜而行”，致使张家湾正河全部淤浅，“重空各船暂由康家沟行走”。七月二十六日，清廷谕仓场侍郎达庆等就近查办汇报，以明情势。次日，达庆又接军机大臣字寄上谕一道，主要内容是转达温承惠奏报的“确勘张湾一带河道情形及粮艘暂由康家沟行走事并筹办缘由事”。其中云：“本年南粮在江南、山东一带攒行迅速，比较往年早至两月，而自入北河以后，顿行浅阻。现在军船自严州所以下，尚有千余只在杨村一带停泊。到通起卸，又需时日，不免濡迟，甚为廑虑。此时张家湾正河淤浅，重空各船虽暂由康家沟抄路行走，而该处河流直泻，不能久为容蓄。目下节逾白露，已届消水之时，若再水落沙停，军船岂不浅搁?”为今之计，“先须乘康家沟水大之时，将重空粮船一律攒行，勿令一船浅阻北河。斯为第一要务”。同时又提出，“统俟军船全出北河以后，再将张家湾堵口事宜熟筹办理”。为此，七月二十九日达庆奏报：因“张家湾正河水落沙淤”，本年粮船仍暂由康家沟行走。现在粮船经走康家沟极其顺利，起先担心康家沟“水势直泄，预将筹办挖淤”的想法已是多余。
由上可见，嘉庆十三年，不仅漕粮经走康家沟，而且清廷根据温承惠的奏报，令达庆等人将转运漕船作为第一要务办理，并及时“挑挖深通”康家沟河道，以期“水小之时，仍可蓄水，行船不至阻浅。水大之际，又可多为容纳，不致旁趋漫溢，以图一劳永逸之计”。俟本年漕运完成之后，再考虑张家湾堵口事宜。清廷对张家湾改道的态度已悄然改变。
八月十六日，达庆等人经对康家沟与张家湾水情、河段地形等进行勘察后，进一步分析了相应的对策和利弊：张家湾和康家沟地界毗连，西高东下，张家湾之地势较康家沟高出数尺至一丈一二尺不等。“现在张家湾正河被大水冲刷成滩，绵亘十数里，俱已干涸”。若要挑挖，“非深至二丈，不克济用”。可是要在康家沟河道建坝，“苦无生根之处”，故“今春两次修筑，皆归淹没”。如若另行建坝，尚需要加高培厚，并添筑长至数里的坝埝。而迤东地面更低，恐将来水大之时，水势东趋，漫溢冲刷，既不能入张家湾正河，又不能归康家沟旧溜，导致漕船无路北上，则关系非轻。达庆等人在权衡利弊之后，提出北运河漕运只有改行康家沟，才能得以保障的建议，并陈述了其可行性。大致有四点：一是“康家沟上下，皆接大河正溜，并非无源之水。今年大水之后，向来所有坑坎难行处所，均已冲刷平畅，化险为夷”。二是河上有“汕出湾环四处，无虑直泻不能蓄聚”。此与之前所勘察的康家沟无湾环、溜激直泻的结果已经大不相同。三是经对以往一般年份里“张湾未淤之先，该汛呈报寒露节后水势消耗之处”的情况加以调研，得知张家湾水势“总不及现在康家沟水势之通畅”。四是询问旗丁、水手、往来商船人等，皆称康家沟本系抄河，今已冲成大河，水面宽深。若修复张家湾，恐误漕运。可见，达庆等人的言下之意是：在康家沟河道筑坝的可能性是成立的，漕粮改行康家沟的条件是成熟的。于是提出了即“自不若仍由康家沟行走，较为安顺”的建设性意见，奏请清廷“仍由康家沟行走，试看一年”。
值得注意的是，达庆所奏报的漕粮行走的康家沟，并非嘉庆六年铁保提到的超河，而是嘉庆十三年六月北运河水涨，平地冲出的河身，即“康家沟行船之新河头，并非上一年坎阻旧路”，而是“河宽溜平”的一段新河道。所以，为稳妥起见，才报请漕粮仍于康家沟东河段行走一年，并奏请清廷委员前往查勘，再定夺是否以此处为正河。
关于漕运河道自张家湾改至康家沟一事，早在达庆等人之前，直隶总督温承惠已有奏报。即如前文所述，嘉庆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温承惠奏报了确勘张家湾一带河道情形及漕船暂由康家沟行走事，表明北运河的主河道已经不走张家湾正河，“大溜由康家沟坝基迤东百余丈处，平地内冲成河槽，约长一里有余，归入康家沟旧河。其原旧河现转淤成平地，致张家湾正河两岸淤滩”。淤塞的张家湾河道“长有200余丈，水深仅尺许”，其“下游一带间断淤塞已十里有余”，漕船万难行走。
四 漕船行走康家沟的最终选择
面对不同意见，为慎重起见，清廷又派曾任仓场侍郎且熟悉河务的刑部尚书吴璥，率同永定河道陈凤翔、通永道禄宁等前往勘察水情。嘉庆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后，吴璥等人沿“流水沟、小神庙一带直至康家沟河头、河尾”，对水势深浅进行了测量，在逐细查勘的同时，还详加访询，最终认同了温承惠、达庆等人所奏报的水情形势，奏明北运河河道在张家湾与康家沟之间摆动已有经年的实情。
吴璥在奏报中，详述了康家沟抄河与新、旧河道之情形。结合档案中嘉庆十四年（1809年）的“康家沟张家湾新旧河图”，便可知晓吴璥提到的“康家沟原本有一条抄河”，是为康家沟旧河，即嘉庆十二年萨彬图、李钧简奏明漕船“暂由该处挽行”的那个河段，也即嘉庆六年铁保最早奏报的“超河”。这段旧河位于后来冲出的河道即新河之西，早年“分流无多，近年渐次掣溜，张家湾正河遂日形淤浅”，以致船只难行。而康家沟新河，即如吴璥所说，“本年六月间，水势异涨，普律漫滩，另由康家沟迤东平地冲出河身一道，夺溜而行。不但张家湾正河全已淤平，即上年走船之康家沟河头亦复淤塞。现在康家沟行船之新河头，并非上年坎阻旧路，是以河宽溜平”。可见，嘉庆十三年七月达庆、温承惠等所言的康家沟行走漕粮的河道，就是这段新冲出的河道。
在吴璥的奏报中，不仅区分了康家沟新、旧河道，而且还有仔细测量的河道数据，分析了漕船行走康家沟和张家湾的利弊。吴璥主持测量了康家沟新河。其河面宽三十余丈至六七十丈不等，水深六七尺至一丈二三尺不等，当时节令已逾寒露，“水势尚极深通”。也复勘了已经淤成高滩、“并无河形”的张家湾正河。经测量，其滩面高于康家沟水面九尺，自河床计算，则高一丈八尺余寸至二丈一二尺不等。吴璥认为，若要修复张家湾正河，计长有十数里，至少挑挖二丈三四尺，才有可能掣溜，“所费已属不赀”。而该处全系沙地，“并无老滩坚土可立坝基”。即便按照温承惠所说的“自西岸温家庄老坎至东岸高滩止，筑坝一百七十余丈”，虽可以堵合，但至夏秋时节，一旦发水，“坝底浮沙见水即溃坝，必蛰陷。兼之普漫之水，仍可越过坝头。倘又另冲沟槽，又将夺溜他徙，则张湾正河仍不能保无淤塞。虚掷金钱，犹在其次，恐漕船更无路可行，所关非小”。所以，吴璥认为，这也是温承惠称“堵筑康家沟仍无一劳永逸之策”的缘故。
吴璥通过实地考察和测量，对众论所顾虑和踌躇不决的“康家沟形势直泻，不能蓄水，恐致上游浅阻”等问题也做出了回答。吴璥等经对康家沟以上河身逐段测量，得知其深处在四五尺至丈余不等，只有刘各庄、小神庙、流水沟三处河床浅涩。但此三处河道原本就浅，即便是在张家湾正河行漕期间，每年也设有刮板，并非康家沟直泻所致。另外，在康家沟河道数里之内，也有湾环四处，即如达庆所言的康家沟新河道里有湾环四处，“非竟系直河”。在康家沟河岸，吴璥还“亲见剥船装米二三百石，扬帆而上，居然已成大河，毫无艰阻。较之张湾旧时正河，更为舒畅。此康家沟向未运漕，而现今行船极为顺利之实在情形”。为慎重起见，吴璥又访问了来往商船及居民人等，这些人对漕粮走康家沟“均无异词”。
值得一提的是，吴璥作为一名谙熟水利的技术官员，对利用北运河水资源、张家湾改道等问题，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提出了“顺水之性”的论断。其在奏折中言，经“层层细勘，再四筹维”，窃谓“河势变迁，今昔本无一定，无论旧河新河，总以形势顺畅为断，未便拘执一见。如果康家沟堵筑后，可保无虞，则挑复张湾正河，自属经久，正办即多费数十万帑金，亦何敢存惜费畏难之见”。“今查该处地势，西高东下，又系浮沙，康家沟业已刷成大河，迥非从前分流沟港可比。若必欲拘泥复古之说，而不论现在情形，不特挑河筑坝、帑项虚糜，倘转至河槽错出、梗浅难行，势必误漕，关系殊非浅鲜。况康家沟溜稳河深，现已船行甚利，并有湾环四处，亦不至直泻为患。与其挑已塞之旧河，仍不足恃，自不若就已成之新河，顺水之性”。
尽管北运河漕粮连续几年走康家沟，但其与复归张家湾主张的争议一直很激烈，直到嘉庆十四年才最终得以解决。是年六月二十八日，巡视通州漕务给事中史上了有关北运河康家沟河道难行，宜复张家湾故道的奏折。其中提到，北运河“河道各处，俱属深通，惟该处淤浅。及五月底甫经暑雨，该处河流便已迅疾。现在水势险溜十分，又无牵道，挽运维艰，且无堤岸，不能停泊。据报漕艘被水冲击，多有损坏。盖因河道径直，旱则浅阻，潦则湍急，不可以常行”。请示清廷先令总督温承惠就近查勘情形，堵筑部分河段。“俟本年漕竣后再行钦派大员会同相度勘估，将康家沟设法堵筑，疏浚张家湾，复还故道”。七月十六日，直隶总督温承惠就康家沟新河定为正河一事再行奏报。其中分析了两段河道拉锯的经过和最终选择康家沟的理由。温承惠认为，自嘉庆六年大水之后，北运河张家湾和康家沟段河道摆动已有九个年头。漕粮时而走张家湾河道，时而又经康家沟段，二者相较，后者更为便捷。并举例说道，嘉庆六年时，康家沟段已冲刷成河，但张家湾依然作为漕运的主河道在使用，而一些回空的漕船和民间载货的红船为“贪图捷便”，经走康家沟。进而分析水势，指出河头在康家沟“竟致夺溜”，而张家湾则“日形浅阻”，乃至地势高于康家沟的事实。强调指出，比起张家湾稍高地势而言，康家沟坦荡低平，水性就下宽缓，济运漕船得力，上下往来，“咸资稳利”。
综上可以看出，面对北运河张家湾段自然裁弯截直现象，一些臣工从实际水情出发，提出了利用自然河道以济运的合理建议，清廷在耗费巨资疏浚、挖浅张家湾，堵筑康家沟旧河失败之后，方才作出顺应自然水道变迁的决策，漕船改行康家沟。如此，已经淤塞严重的张家湾河道久之干涸废弃。
五 结语
嘉庆年间北运河张家湾段改道，是一个自然现象，从中显示了清人对水资源利用的认知程度，以及对水利现象的观察判断能力，也反映了京畿漕粮对水运的依赖程度，包括疏浚河道投入的人、财、物等巨量经济成本，致使张家湾改道成为一个和清王朝统治相捆绑的大事件，这些在吴等人的奏折中均有显示。人们选择新旧河道，不仅有涉“拘泥复古”的意识问题，还与对地势、季节、水情、筑坝等知识和技术层面的认知程度有关，正因如此，才导致漕运是走“正河”还是“抄河”的争议持续了9年。从铁保始，至吴璥终，其间和宁、德文等人执意走张家湾正河、堵筑康家沟的意见和行为，是不顾张家湾、康家沟河道变迁事实之错误判断，而温承惠、达庆等人面对康家沟水情优势，从水环境变迁的实际出发，多方分析求证，为清廷最后决断漕船走康家沟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凡此，皆从一个层面揭示了人与自然的互动不是简单直接的，而是一个具有复杂关系的系统。
张家湾改道还有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北运河长度缩短，由乾隆年间的360余里，缩短到嘉庆年间的330余里。这是翻检档案时，笔者发现的一个问题。弄清了张家湾裁弯截直的事实，北运河长度缩短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此外，此后的北运河水位线与乾隆朝相比有所下降，其是否与改道，或者说与北运河水系进入枯水期等变化有关，尚需另文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