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咸丰七、八年 ( 1857—1858) 间，湖北巡抚胡林翼于克复武昌后，推行漕粮改折减价为中心的漕务改革，时人视之为胡林翼抚鄂“第一美政”。①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夏鼐等学者普遍将其视作太平天国战争、咸同政局中的重要事件，强调其在收拾民心、筹措饷需等方面的政治意义。②罗威廉等学者则从晚清督抚财权上升、中央—地方关系变动，以及漕政变迁的角度，对该事件做了深入的考察。③笔者认为，胡林翼改革湖北漕务一事，其意义不限于一省一时。如从清
① 汪士铎辑: 《胡文忠公抚鄂记》，岳麓书社，1988 年，第 151 页。
② 夏鼐: 《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清华学报》第 10 卷第 2 期，1935 年，第 409—474 页; 费正清编: 《剑桥中国晚清史 1800 － 1911》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第 485—486、480—481 页; 龙盛运: 《湘军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192—194 页; 李文治、江太新: 《清代漕运》，中华书局，1995 年，第 411—414 页。
③ William Ｒowe，“Hu Lin-I’s Ｒeform of the Grain Tribute System in Hupeh，1855 －1858”，Ch’ing shih wen-ti，Vol．4，No． 10 ( 1983) ，pp． 33 －86; 戴鞍钢: 《晚清湖北漕政述略》， 《江汉论坛》1988 年第 10 期; 山本進:《清代後期湖広における財政改革》，氏著: 《清代財政史研究》，汲古書院，2002 年，第 7—40 页; 近年的相关研究，以洪均最具代表性，氏著: 《危局下的利益调整———论胡林翼整顿湖北漕政》，《江海学刊》2012 年第 6 期; 《漕政视阈下的晚清财政变革———以湖北为例》，《中州学刊》2012 年第 6 期。
代田赋、漕运制度的演进来看，该事件的转折性意义，尚未得到足够的认识，仍有进一步阐发之必要。
《清史稿》载: “自乾、嘉以来，州县征收钱粮，多私行折价，一石有折钱至二十千者。咸丰中，胡林翼始定核收漕粮，每石不得过六千钱。”此后，山东、江苏、江西、河南、安徽等有漕省份纷纷效仿。①该事件的意义，一是例应征运本色的漕粮，至此普遍折征折解; 二是各省自雍正年间以来，始行重订钱漕征价，是为“第二次耗羡归公”。这两点成为晚清漕运、田赋制度变革之趋势、运作之惯例。本文将侧重以上角度，从更广阔的时空脉络中重新考察咸丰七年胡林翼的漕务改革。②此外，也特别关注与漕务改革密切相关、但先行研究注意不够的重要史事: 咸丰末年湖北州县之清厘田粮及同光年间该省漕粮之采买海运。
二、咸丰七年胡林翼的漕务新章
自明永乐年间迁都北京，漕粮河运成为延续明清两代四百余年的定制。清代每岁将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八省漕粮 ( 米、麦、豆) 400 余万石运至北京，以供八旗兵丁口粮、官员俸米及皇室食用。有漕各省中，湖北距运河较远，且漕额最轻。该省额征漕粮 ( 又称北漕) 正耗米 16. 3 万石有奇，由旗丁经长江、运河挽运京师。除给丁耗米外，实际交仓漕额 13. 1 万石。另有南米正耗 13. 8 万石有奇，由各州县解交荆州满营及各标绿营，留作本省兵糈。以上漕、南米石统征分解，共计 30 余万石，分隶省内 33 州县，多者赋额 2 万余石，少者仅数百石。
道光后期，湖北漕务积弊重重，如胡林翼所言:
湖北钱漕积弊，自道光二十年后，岁额征不及半，江陵、监利等县，则自道光二十年后，额征不及二分。而浮收之数，则每石竟至二十余千，州县书差恣意中饱，日甚一日，几于不可收拾。③ 一方面是漕粮的浮收勒折，无论本色、折色，均已达到极高的水平，各户负担亦多有不均。这又与漕务冗费的激增互为因果，后者包括旗丁之兑费、各上司衙门之漕规、房费，以及绅衿之漕规等。另一方面，州县虽浮收勒折，亦不堪负担上下冗费，不得不历年捏报灾歉，以蠲缓漕粮为腾挪之计，天庾正供因之缺额日甚。④ 笔者根据历年的奏销档案，统计了 19 世纪前半期湖北的交仓漕额 ( 见表 1) 。
由表 1 可见，19 世纪前四十年，交仓额数相对稳定，除少数被灾年分 ( 1811、1831、1835) 外，历年漕额均完九成以上。但如胡林翼所言，道光二十年 ( 1840) 成为此期的转捩点。此后交仓漕额起伏不定，呈明显下滑趋势。道咸之际的平均值仅及额征的七成零，尽管未如林翼所言 “岁额征不及半”。这些缺额源于州县捏报灾歉。历年奏销档案中，胡林翼点名的监利、江陵等县多有因“渍淹冲压”缓征漕粮之记录。由于漕务冗费膨胀，地方官不堪负担日益浮高的漕运成本，只能以亏空正供来应对。同期，类似现象也发生在江苏、浙江等省，漕粮河运制度病入膏肓，濒临崩溃。⑤
① 《清史稿》卷 121，中华书局，1977 年，第 3541—3542 页。
② 胡林翼的漕务新章于咸丰七年议定、实施，咸丰八年奏准，本文统称为咸丰七年的漕务改革。
③ 《胡林翼集一·奏疏》，咸丰七年十二月初六日，岳麓书社，1999 年，第 398—399 页。
④ 《胡林翼集一·奏疏》，咸丰七年十月十四日，第 364—366 页。
⑤ 参见周健: 《嘉道年间江南的漕弊》，《中华文史论丛》2011 年第 1 期; 周健: 《仓储与漕务: 道咸之际江苏的漕粮海运》，《中华文史论丛》2015 年第 4 期。
咸丰二年 ( 1852) 十一月，太平军进入湖北，武昌、汉阳频陷频复，有漕各州县迭遭兵燹。同时，因军兴运道梗阻，清朝被迫暂停漕粮河运。三年七月，江西、湖南、湖北三省漕粮奉部议改以折色解京: 花户仍同前完纳本色，地方官将所征米石变价解部，每石计银 1. 3 两，是为漕折银。①咸丰三、四等年份漕粮大多蠲缓。五年，部分州县起征漕粮，尽数派拨荆州满营及各绿营兵米，然不足 1 万石。②咸丰六年十一月，清军克复武昌、汉阳，楚境渐次平定，但因兵燹、被旱之故，漕粮仍多缓征。③此数年中，各属漕折银“批解无几，随时提充军饷”，并未解京。④
胡林翼，字贶生，号润芝，湖南益阳人，道光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道咸之交任贵州知府、道员，屡擒盗匪，为湖南巡抚骆秉章奏调。咸丰五年，擢湖北布政使，署理湖北巡抚，率部与太平军战于武昌等地。咸丰六年十一月，清军克复武昌、汉阳后，实授湖北巡抚，主持鄂省军政大局。咸丰七年，湖北军务大体告竣，但仍需为省内及入江、皖作战各营提供饷需。是年胡林翼改革漕务，首先是出于筹饷的考虑，此外也有顾及民生之意。此前的咸丰五年，湖南巡抚骆秉章为筹措饷需，被迫改定湖南钱漕章程，却取得较好的效果，是为咸同年间各省钱漕改革之始。湖北的漕务改革，借鉴了湖南的经验，但更为积极主动。
① 王庆云: 《王文勤公奏稿》卷 4，1942 年铅印本，第 81—83 页; 《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 3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262—263 页。
② 《胡林翼集一·奏疏》，咸丰六年四月初八日、十一月十八日，第 119—120、178 页。
③ 《胡林翼集一·奏疏》，咸丰六年十二月初三日，第 200—201 页。
④ 《胡林翼集一·奏疏》，咸丰八年二月十八日，第 429 页。
咸丰七年三月，胡林翼与司道、首府议及漕务改革。①六月，复札饬粮道张曜孙清厘漕务积弊，“仿照湖南新改章程酌量办理，取中饱之资分益上下”。但各属情形不同，应分别删减，定立章程，胡林翼遂委张曜孙、武昌知府严澍森、汉阳知府如山等分赴有漕各府县，查明向来漕南收支实数，并传集当地绅耆，令其公议核减，再据其禀呈数目，订立漕粮新章。是年秋各属开征漕粮，已按新章办理: 漕、南粮一律改折征收，每石定价 4000 － 6500 文不等; 同时革除上下冗费，节省之款归公充饷。各州县将各自新章出示通衢，刊石勒碑，以示永远遵行。同时，胡林翼分别于该年十月、十二月及八年六月，三次将新章内容、办理成效奏闻，颇得咸丰帝之赞许。
咸丰七年胡林翼的漕务改革，旨在剔除中饱，裕饷便民。其实质是漕粮收支章程的重订，即征收层面的改折减价，支用层面的删除冗费、提解归公，以下分别述之。②
湖北漕南米石例应征运本色。咸丰三年起，湖北漕粮改以折色解部，但州县仍应征收本色。然而实际情况却与经制存在较大差距。嘉道以来，漕粮的本折兼收、浮收勒折成为常态。如胡林翼所见:
湖北有漕州县……向来漕、南合征分解，本色折色，参错兼收。其征本色也，每石或加五六斗、七八斗，或至加倍，最多有加至三石余者……其收折色也，因民间钱多银少，向俱收钱，每石折钱或六七千，或八九千，或十数千，最多竟有折至二十余千者。此外又有由单、串票、号钱、差费等项名目，或数百文，或千余文不等，需索多端。
据此可知，第一、漕粮以征收本色为定制，但折征制钱实占相当之比例。如咸宁漕南米额征 6332 石，内除花户自行上仓米 830 余石外，其余 42% 收本色米，58% 征折色钱。③ 崇阳漕南米石“约收本色十之六、收折色十之四”。④云梦漕粮“向例虽征本色，而民间完纳皆系折价”。⑤ 第二、无论本色、折色，均有程度较高的浮勒加征，并兼以种种名目的规费需索。当日各州县的漕粮征价，因改定新章前各府道之调查而记录在案。笔者根据因此而形成的《湖北全省征收钱粮漕米数目清册》，制为下表 2 ( 见下页) 。⑥
由表中“向来每石征价”一栏可见，确如胡林翼所称，漕粮征价多以钱计。且除漕额仅 890、960 石的小邑当阳、通山外，各属征价普遍在 6 千文/石以上，另有“水脚”、“解费” ( 州县兑运漕粮之费) 数百文不等。其中，多县漕价在 10 千文/石以上，监利甚至达到骇人的 30 千文/石，“为通省蠹弊之最”。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征价反映的是各州县的较高水平，并非平均征价。如监利一县，漕粮“每石折价十五六串不等，远乡下户有完至二十余串不等者”。可见极高折价的承担者多是小户，多交折色，“什九皆粮书代纳”，以致“书差欺压，数至倍蓰”。大户“则以本色完纳，书吏不敢盈取”。⑦高昂折价的背后，是漕粮负担的极端不均。
在胡林翼看来，征收本色虽为定制，然“积弊甚深”，又值漕船停运、折银解部之时， “与其令州县照旧征收，再行变价”， “不若一律改收折色，较易查察”。但各属征价“沿袭多年”，州县以漕粮盈余充作办漕及公务经费，亦有财政上的必要性。“必欲复一正一耗之旧，丝毫不容多取”，在当日也不可行。据此，胡林翼的对策是酌减既有征价。他饬令粮道、知府等“亲历各
① 本段据汪士铎: 《胡文忠公抚鄂记》，第 110、118—121、150—151 页; 《胡林翼集一·奏疏》，咸丰七年十月十四日、十二月初六日、咸丰八年六月十六日，第 364—366、398—401、499—505 页。
② 本节论述漕务新章，除特别注明外，均据《胡林翼集一·奏疏》，咸丰八年六月十六日，第 499—505 页。
③ 光绪《咸宁县志》卷 4 《食货·田赋》，第 10 页。 ④ 同治《崇阳县志》卷 4 《食货·田赋》，第 16 页。
⑤ 光绪《续云梦县志略》卷 2 《食货·田赋》，第 1 页。
⑥ 《湖北全省征收钱粮漕米数目清册》，钞本，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馆藏。笔者在该文献的复制中，得到京都大学岩井茂树教授的大力帮助，谨致谢忱!
⑦ 同治《监利县志》卷 11 《艺文志·书》，第 18—19 页; 《致罗遵殿》，咸丰九年，《胡林翼集二·书牍》，岳麓书社，1999 年，第 233 页。
州县，查明历届征收实数，传集绅耆，令其公议核减”。然后，再据各属绅耆禀呈之数， “核其向日浮收之数，及地方之肥瘠、产米之多寡，米价、钱价之低昂高下，以明定折价之等差。所议之数适中者准之，为数尚多者，更痛减之”。这一办法参酌了漕粮征价的决定因素，也借鉴了湖南钱漕改章官绅合议、一县一价的成功经验，确实得到了落实。如咸丰七年秋，湖北粮道张曜孙赴监利定议减漕，邑绅王柏心等公议每石折价宜定为 6000 文，经胡林翼审核后，减定为 5000 文/石。①而在兴国州，邑绅陈光亨等将武昌府知府提议的 4240 文/石之折价，减定为 4000文/石。②
由表 2 可见，各属核减后之新章，分为每石 4000、4200、4400、4500、4800、5000、5500、
5600、5800、6000、6500 文等共 11 档，其中折价为 4800 － 5000 文 ( 11 县) 、4400 － 4500 文 ( 8 县) 之州县最多，占通省半数以上。而且，该征价已包含水脚、耗米、券票等项，原有规费概行革除。此后州县征收漕南米石，不论大户、小户，一律照以上减定新章折征，严禁于此外多收
① 同治《监利县志》卷 11 《艺文志·书》，第 17、19 页。
② 陈光亨: 《养和堂遗集》卷 3，《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595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42 页。
分文。对比前后征价，可知核减幅度不小，诚如胡林翼所言，“向年浮收之数，痛加删减，有较前减半者，有减过半并减去三四倍者”。①据称此举每年可为民间减省钱 140 余万千。
在胡林翼的规划中，明定折价，为“清其流”，仍应“尽删冗费，以清其源”。漕务冗费的存在，是州县得以浮收勒折之藉口，其名目如林翼所称:
向来漕运到通时，不无津贴，方能挽运入都，而丁船藉此需索兑费，为数甚巨者，固无论矣。即现在停运免兑，帮费可省，而粮道有漕规，本管道府有漕规，丞倅、尹尉各官，俱有漕规。院署有房费，司署有房费，粮道署及本管道府署书吏各有房费，此冗费之在上者。又有刁绅劣监，包揽完纳……民谓之曰蝗虫。更有挟州县浮勒之短，分州县浮勒之肥，一有不遂，相率告漕，甚或聚众哄仓，名虽为民请命，实则为己求财也，官谓之蝗虫费。种种蠹弊，盈千累百，无不于州县取之。② 河运时代，漕务冗费以兑费为大宗，即旗丁于水次交兑漕粮时，藉口米色问题而勒索州县之规费，用于津贴挽运经费不敷，应付沿途各衙门需索。由表 2 可见，各属兑费额数与漕额成正比，普遍在数千两之谱。咸丰三年停运后，州县无需给付旗丁兑费，但仍需供应各上级衙门: 粮道、本管道府等漕规，巡抚、两司、粮道、本管道府书吏之房费。除上述冗费外，州县另需打点干预漕事、包揽渔利之“刁生劣监”，后者常“挟州县浮勒之短”，告漕哄仓，以分润“蝗虫费”。
19 世纪中期，类似的漕粮盈余分配结构存在于有漕各省。州县浮收所得，除本属办漕及公私支用外，更大的支项是仓场、漕运官僚系统、本省各上级衙门乃至地方绅衿之规费。道光后期，这些浮费规模空前膨胀，导致州县官民不堪负担，漕粮河运制度也因此趋于崩解。③
漕粮既已停运，冗费遂有大幅裁减之可能。咸丰七年秋，湖北各州县将漕南费用实账具呈知府，各项浮费经后者裁减后公示，多录于方志之中。其中，上级衙门之漕规、房费，胡林翼饬令
“概行裁革尽净，不留分毫”。如崇阳漕粮陋规共三项: 一是院道府厅房差费，共 114 款，计银 865 两零、钱1307893文、米141 石零，全数裁汰; 二是道、府漕规233 两，亦全数裁汰; 三是县中办漕费用，即参与征收的各员役饭食，“自行痛加删减”。④咸宁县司道府厅衙门房费银 785 两零、粮道府厅漕规银 672 两均全数裁汰，县中费用自行实力删减。⑤ 沔阳州也是如此，粮道、道府漕规银 1398 两零、粮道等各上房规费 835 两零“全数删除”，本州用费 1627 两则“自行实力删除”。⑥上级衙门房费、漕规全数裁汰，本属漕务费用酌情核减，是鄂省各州县普遍实行的政策。据各属方志显示，绝大多数州县并未开列本属费用之名目、额数，故从省、府之角度，只能要求其自行实力删减。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并未向漕务冗费的最大宗———兑费开刀，反将其全数保留。胡林翼的解释是: “现值暂停河运，此款若概行删除，将来复行兑运，帮丁无此津贴，不敷转运”。当日户部、有漕各省均有战后恢复漕运之预期，是以该款未便遽行删除，然“亦未可仍供州县中饱，应暂行提充军饷”。由各县方志可见，该款由州县解府后，大部分转送粮台充饷，通省共计 68000 余两。又据表 2 兑费一栏 ( 96000 两) 计算，此外另有 30000 余两。该部分兑费之支项未见于奏疏，但胡林翼在与曾国藩的书信中明言: “湖北十三万北漕，某于一两三钱外，另提兑费约九万两，以三万两养粮道、府，以六万余为近年之兵饷，即为异日之兑费。”⑦ 可见，此 3 万两兑费替代了已裁革的漕规、房费，充作粮道、知府衙门的公私经费。湖北以将来规复河运为
① 《胡林翼集一·奏疏》，咸丰七年十二月初六日，第 398 页。
② 《胡林翼集一·奏疏》，咸丰七年十月十四日，第 365 页。
③ 周健: 《嘉道年间江南的漕弊》，《中华文史论丛》2011 年第 1 期。
④ 同治《崇阳县志》卷 4 《食货·田赋》，第 18—24 页。
⑤ 光绪《咸宁县志》卷 4 《食货·田赋》，第 11—14 页。
⑥ 光绪《沔阳州志》卷 4 《食货·赋役》，第 43—44 页。
⑦ 《致曾国藩》，咸丰十年，《胡林翼集二·书牍》，第 533 页。
由，将兑费全数保留，充作本省军饷及地方行政经费。
取中饱之资，分益上下，才是厘清漕务积弊的目的。具体而言，是在核减浮收、剔除中饱后，将正项及节省各款提解粮道库，以充国帑及本省饷需等。所提款项主要有三: 一、漕折银及节省兑费。在州县征收的每石 4000 － 6500 文漕价内，部定 1. 3 两的漕折银属正项，应解交粮道库报拨，共计正耗银 214200 余两。与之一并提解的，尚有节省兑费 68000 余两。二、南粮折银及余银。与漕粮相同的是，南粮也一律以折色征解。州县于每石漕价内，解交粮道南折银 1. 5 两，共计 206500 余两。至粮道向旗、绿各营支放，每石实支 0. 9、0. 7 两，共十一二万余两。因此，南粮折银尚有余银八九万两，提解藩库。三、原漕南水脚及漕项钱粮。漕粮改折停运后，原充漕粮征收、运输经费及给丁津贴，均毋庸支销，节省归公。其中，漕南水脚一款，向系州县修仓铺垫、水陆脚价及漕书饭食之用，除漕书饭食外，均提解道库，计银 4 万余两。此外，原给丁漕项，包括随漕、浅船、军三、安家、帮津等项，计可节省银 12 万两，暂济粮台兵饷。
据胡林翼计算，经以上核减、裁革与提解，共可为民间减省钱 140 余万千，为国帑筹银 42 万余两 ( 漕、南米折银) ，又节省提存本省银 31 万余两 ( 兑费、南米余银、漕南水脚、漕项钱粮) 。新章自咸丰七年九月议定，秋冬各属征漕，俱已奉行，花户完纳踊跃。当然，推行中亦不乏阻力。咸丰七年冬，荆门州知州方卓然征漕，于 4800 文/石之定价外，任听粮差勒收由单、串票等费，大户每票一二千文，小户每票五六百文。胡林翼访闻此事，立将方氏革任提审，以儆效尤。①各县大户亦不乏“恃符观望”乃至“刁抗”者。②然至咸丰八年六月十六日，胡林翼具奏新章办理卓有成效。七年分漕粮“除缓征外，均已全完”，南粮“向须延至一二年始能征完，今已完至九分，为数十年来所未有”。该折于六月二十三日奉朱批，交军机大臣会同户部议奏。
新章对于旧制的最大冲击，无疑是漕粮的改折定价。缘改折有违本色征运之定制，且道咸之际，江苏等省奏请改折，始终未获允准。此外，尽管湖北之漕粮浮收勒折已至极高的水平，重定漕价意味着负担的实际减轻; 但当日定制，漕粮每石仅随征加一耗米，明定折价名义上仍属
“加赋”。是故，胡林翼在咸丰七年十月出奏前，写下“知我罪我，惟不肖一人实执其咎”之语。其中的“罪”与“咎”显然是针对定价改折，特别是“加赋”而言的。③
然户部议覆湖北漕务新章时，该条却准如所奏办理，“严饬各州县遵照改定钱数征收，不准于此外多收分文”。但计臣提醒到，此为停运之年，将来恢复本色征运，应预先筹划。且本色征运之弊，应严加查察，不得成为改折之理由。关于漕价、南折余银及节省各银暂行提充军需，户部亦表示认可。但强调各款征钱解银，应认真核算，统于春秋二拨造册报部，并于奏销案内造报查核。户部的意见建立在以下认识之上: “漕粮折价，原系一时权宜之计，将来运河修复，仍当设法办解本色，以济京仓。”湖北的新章被视作权宜之计，由此得以获准。④
经过这一改革，在漕粮的分配结构中，中央、湖北省与省内各州县的位置均有变动。以武昌为例，该县漕南正耗米共计 14935 石，漕价减定为每石 4400 文，合银 2. 86 两，漕南米收入共计 42714 两。支出方面，漕粮每石提解正耗米折银 1. 43 两、兑费 0. 67 两，共计 2. 1 两; 南粮每石提解正耗米折银 1. 65 两、水脚 0. 15 两，共计 1. 8 两。这意味着，该县漕粮收入中，解京部分
( 漕折银) 占 50% 、解省部分 ( 兑费) 占 23. 43% ，其余 26. 57% 留于本县支用。南粮收入中，解省部分为 62. 94% ，其余 37. 06% 留于本县支用。⑤
① 《胡林翼集一·奏疏》，咸丰七年十二月初六日，第 398—399 页。
② 汪士铎: 《胡文忠公抚鄂记》，第 134 页。
③ 光绪《武昌县志》卷 4 《赋役》，第 14 页。罗威廉认为漕粮并未纳入“永不加赋”的范畴，因而更易于变通、调整，似不确。William Ｒowe，“Hu Lin-I’s Ｒeform of the Grain Tribute System in Hupeh，1855 －1858”，pp．35．
④ 《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 8 册，第 349—356 页。
⑤ 《湖北全省征收钱粮漕米清册》，“武昌县”。银钱折算按照清册中显示的 1538 文/两计算。
首先，湖北省在与中央的漕粮收入分配中，占据了颇为有利的位置。咸丰三年以来，起解
1. 3 两/石之漕折银取代了本色米石，鄂省负担大为减轻。而且，直至咸丰八年，因军需孔亟，漕折银均截留本省济饷，几未起解。更重要的是，由此节省的庞大的河运经费———水脚、漕项、兑费，也暂留本省支用，主要充作军饷，部分用于州县以上各级行政经费。其次，州县之漕南征价经省级政府重订核减，裁汰了上司漕规、房费等负担，其行政经费获得了相应的保证，“尚可稍资办公”。① 由于武昌漕粮征价较低，若计算全省平均水平，留支州县部分将高于该县的 26. 57% 、37. 06% 。经过咸丰年间的漕务改革，相对于中央与州县，省一级政府的财权确有明显的提升。②但也不可否认，湖北的漕粮收入仍在中央集权的财政管理之下。
三、清厘粮亩: 革除征收积弊
咸丰八年 ( 1858) 漕务章程既定，民众负担与漕粮的分配问题得以解决。与此同时，清厘粮亩、根除正赋缺额之弊，成为改革的另一重心。
当日湖北钱漕之病，在于粮亩欺侵隐匿。湖北自明万历九年 ( 1581) 清丈后，屡经丧乱。除少数县份曾于康熙年间推行清丈，③多数州县并无鱼鳞册、实征册，地方官缺乏催科所必需的地籍、户籍信息。在此背景下，州县普遍将钱漕征收交由各类书差包办。州县一级的经制胥吏 ———总书、柜书成为钱漕征解的总承包商，负责在奏销届限前垫缴赋额及相关费用，并将粮户之串票截出，交由册书、里书、粮差等在乡催征揽纳。此类人群并非经制吏役，属于“吃钱粮饭” 的职业包揽人。他们经理所辖区域内田粮推收过割、钱粮造册之事，掌握载有各户粮亩信息的 “廒经”，县以下的征收不得不为其是赖。④ 如胡林翼所见，州县“任听奸书蠹役把持舞弊，私收入己，而上下两忙钱粮及南漕正额置之不顾”，甚至“征收大权一寄诸总书、册书、里书之手”。
书吏权重，引发诸种弊端。一方面以“捏灾”等方式侵蚀正赋，即无论收成如何，州县历年捏报灾歉，蠲缓钱漕，减少征解额数。另一方面，征收之际，即使实遇荒歉，亦蒙混私征，或索贿飞洒，中饱闾阎之输纳。如此欺侵舞弊，“官不过稍分其余润，而小民之脂膏遂尽归书役之中饱，而国赋转致虚悬”。⑤
咸丰七年 ( 1857) 秋，胡林翼便将矛头指向书吏。汉阳府知府如山禀称，钱漕大弊在“粮书之饱蚀包庇”，因“州县以粮书为爪牙，而甘受其愚; 粮书以黎庶为鱼肉，而群遭其害”。林翼深以为然，批覆: 州县因征收册籍无凭，不得不姑容册书、粮书， “不如摘其尤者，立置重典”。⑥在这一思路下，是年十一月，胡林翼制定章程八条，主要内容是: ( 1) 裁革里书、册书及此等人役改名复充者; ( 2) 花户亲身赴柜完纳，即日给串，严禁迟延勒掯，需索票钱; ( 3) 串票需用印串，填写姓名、粮数、里分，严禁手写之墨串; ( 4) 酌量地方远近，于县堂及四乡设置分柜征收。⑦章程的核心，在于彻底裁革包揽赋税之册书，由花户亲身赴柜，完纳钱漕。然而，单纯裁革册书并未触及征收制度的核心，关键问题仍在于他们手中的册籍。咸丰八年五月十
① 《胡林翼集一·奏疏》，咸丰七年十二月初六日，第 401 页。
② William Ｒowe，“Hu Lin-I’s Ｒeform of the Grain Tribute System in Hupeh，1855 － 1858”，pp． 74 － 76． 山本進:《清代後期湖広における財政改革》，《清代財政史研究》，第 19、28 －29 页。
③ 杨国安: 《清代康熙年间两湖地区土地清丈与地籍编纂》，《中国史研究》2011 年第 4 期。
④ 杨国安: 《册书与明清以来两湖乡村基层赋税征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 年第 3 期; 周健: 《清代中后期田赋征收中的书差包征》，《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 13 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386—406 页。
⑤ 《札各州县革除钱漕弊政》，《胡林翼集二·批札》，第 975 页。
⑥ 《汉阳府禀陈钱漕积弊批》，《胡林翼集二·批札》，第 966 页。
⑦ 汪士铎: 《胡文忠公抚鄂记》，第 126 页。
四日，胡林翼又札饬湖北各州县革除钱漕弊政，旨在收夺书差之权，使官民直接相交。他拟定的除弊之法有四，以下分别述之。①
( 1) 清丈。当日州县征册若已失，应行清丈，重新造册。今拟“就各乡各垸中选派公正绅士，亲身督率，按亩丈量，不经保正、书差之手”。民知丈量既定，所纳之赋纤毫归公， “将必和盘托出，彼此相稽，而征册可定”， “书役无所行其挟制矣”。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拟行之清丈，是先由粮户自行陈报名下田地、钱漕，再由绅士负责稽查核对，据此造册。所谓“按亩丈量”，非为履亩实测。
( 2) 严推收。除书差垄断册籍外，州县无法直接征收，也因民间为躲避赋税，有意欺隐田亩。按清代民间典卖分析田产，事属常有，完粮之户随之变动，州县必须随时登记，方可保证稳定的税基。清制，田产交易后买主应亲赴县署，推收过割，即将田产所有权及纳粮责任的转移登注于官方册籍。同时，交易契约亦应呈县盖印，粘贴契尾，以资凭证。州县则据契价，向买主征收每两 3 分之契税，称“税契”、“投税”。然当日湖北的普遍情况是，民间为躲避契税，“往往买田数年或数十年，竟不赴县房推收过割，只潜赴里书处开一户名，私相授受。更有田已更易数主，变产已经数世，而粮名未换，仍在旧户下完纳者，而官与粮书皆昏然不知”。故应严推收之制，以杜欺侵。买田之户“限十日内赴州县房过割投税”，若不肯推收，有意弊混，查出即将田产一半入官。保正邻右知情不报同坐，举报者则由州县奖励。
( 3) 清户柱。由于推收有名无实，册籍内的“花户”便不同于真实的粮户，二者存在十分复杂的对应关系。尤其是湖北民间为避“堤头”、“圩头”等水利差徭摊派 ( 通常派予田粮较多之户) ，有意拆分户下之花名。由此，一粮户可能拥有数十花名，或一两钱粮分属于数个花户。所谓清户柱，即归并各粮户名下之花名，使得册籍内的花名与真实的粮户一一对应。归并之事，责成地方绅耆、保甲分区清查，登记各户之田亩、钱粮，取青苗簿、堤圩册核对。
( 4) 自封投柜。自封投柜为清代田赋完纳之定制，然乡居之户距城遥远，赴县投柜亦有守候、留难之不便，其钱漕多由书差包征垫纳。② 为杜绝包征之弊，胡林翼饬令小邑于城中设柜，大邑于四乡添设分柜，书差只准催令粮户自行赴柜，不准代其完纳。钱漕零星之小户，准其彼此附带银钱上柜，随即掣与串票。这一政策旨在恢复、完善投柜制度，以便粮户直接输纳。
以上诸条，以清丈最为关键，田亩既清，册籍重造，再辅以严推收、清户柱，州县掌握了征收所需之地籍、户籍，便可直接与粮户建立联系，书差包征不禁自革。胡林翼饬令各州县迅速禀复，此后每月下旬陈明办理情形，可宽以时日，限半年或十月内完成。然笔者翻检此期湖北各县方志，几未见该札文之刊载，也鲜有相关史事之记录。这与咸丰七年的漕务章程形成鲜明对照，可见革除征收弊政似未真正推行。③
各属之中，惟监利清丈田亩，厘清粮赋，历数年而成，最为突出。以下依据该县方志、地方官绅文集，重建其清厘田粮之实态，以补既有研究仅据札文立论之缺失。监利为湖北漕弊最甚之邑，该县田粮额数定于万历九年 ( 1581) 之清丈，崇祯末版籍因兵燹毁失。清初起科，多凭粮户陈报。康熙四十六年 ( 1707) 该县奉文清丈， “民噪而止”。故监邑“素乏鱼鳞、黄册，以廒经征籍为凭”。咸丰四年 ( 1854) 太平军占领后，“廒经大半遗失”。钱漕征收，权在册书，阖邑共千余人。监利粮额向分 33 里，康熙年间以来，因水利活动形成的村落联盟———“垸”，则成
① 以下五段据《札各州县革除钱漕弊政》，《胡林翼集二·批牍》，第 975—978 页。
② 周健: 《清代中后期田赋征收中的书差包征》，第 387—392 页。
③ 山本进指出，同光年间湖北各县方志普遍记载了胡林翼的漕务新章，可见该政策得到了落实，确有所见。氏著: 《清代後期湖広における財政改革》，《清代財政史研究》，第 18 页。
为赋役征派的实际单位，阖县 360 余垸，负担轻重不一。① 因经界不正，粮不归里，册书乘间飞洒诡寄，“以高乡之粮移入低乡，蒙混申报，”舞弊中饱。道光二十年 ( 1840) 后，每岁漕额大幅亏缺，甚至不及额征之二成。而漕粮每石勒折 15—16 千文，居于远乡之下户有完至 20 余千文者。②
咸丰七年秋，该县漕粮折价经官绅合议，减定为每石 5000 文。而清查粮亩、分乡设柜的推行，则颇为棘手。是年开征后，册书称底册毁于兵燹，不肯呈缴。邑绅王柏心等拟“分乡设柜，听民就近完纳”，但苦于无册可稽。书吏又倡必包征包解，方可扫清全完，设柜征收，若误钱漕，咎在绅士，邑绅遂无敢身任此事者。增设乡柜既无法实现，粮户赴县投纳亦遭册书百计阻挠，留难索规，相率携钱以归。王柏心只得建议将著名蠹滑之册书重加惩治，以儆其余。③
是年十一月，胡林翼饬令清查粮亩，该县办理数月，不得要领。咸丰八年五月，胡林翼札饬遍行清丈。知县吉云樵于县城设立总局，延邑绅入局襄助，诸绅讳结众怨，皆不愿至。④ 至七月，始有举人游克钦、裴秉文，生员游学祺，从九职员龚树滋四人应招入局，又于各乡设分局十七所，由其推举督丈。开丈前，吉云樵定弃里归垸之议，并统一弓式。九月起全县通行丈量，是冬丈至十之六七。此后数年的重点是编造鱼鳞、归户二册，以为征收之据。咸丰九年六月，吉云樵离任，唐鹤九接纂。咸丰十年，唐令访察地势、博采群言，定阖邑田粮科则，鱼鳞、归户册始成，清丈初定。其后四任知县又筹款誊抄册籍副本，本县、藩署各存一。至同治四年 ( 1865) ，事竣撤局。身与监利清丈者，除总局四人、各公局五十九人外，又有督丈一千二百余人，及案书、弓手、书算、垸总、保甲万余人。筹办之初，民间多所观望，有浮言煽动者，道府乃议 “拨兵以资弹压”。众局首“犯重难，任群谤，焦唇敝舌，早作夜思，断然不摇”，历时三年，费帑数万两而竟成，确非易事。在时人看来，监利清丈“事属创办”， “在各州县为先”，经此役后，“鄂中钱粮，无监利之清者”。⑤
在上述史事的背后，笔者关注的是，当日之“清丈”，其含义究竟为何。咸丰七年，王柏心与胡林翼筹画清丈时称: “阖邑三百六十余垸，不能遍履也”，将请知县延访绅士，“使之各举其额，各烛其私，则凡所为隐匿诡寄者，当以次而发其覆”。⑥ 咸丰九年，监利册籍渐齐，胡林翼谕委员曰: “先抽丈，验其与册符否; 办定，核其与原额盈绌若何”。⑦ 清丈事毕，时人质疑该役，理由有二: 一是“田粮定则，未尝履亩，但据填报，保无避就，一经注册，断难更正”; 二是监利地势临江，田亩坍淤，垸分改易，所在多有，且距万历清丈几三百年，“求符旧额，不无牵强”。⑧
这些记载较为清楚地显示: 第一、咸丰末年监利之清丈，并非履亩实测，主要依据田主自行陈报。其程序大致是: 先由督丈、保甲等乡役发给册式，业户将其田亩、钱漕信息填入，督丈等
① 关于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垸”，参见张建民、鲁西奇主编: 《历史时期长江中游地区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专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348—439 页。
② 同治《监利县志》卷 4 《田赋志》，第 1、5—6 页，卷 11 《艺文志·书》，第 17—19 页; 《胡林翼集一·奏疏》，咸丰七年十二月初六日，第 399 页。
③ 王柏心: 《百柱堂全集》卷 37，《续修四库全书》第 1527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582 页。
④ 咸丰七年，王柏心致信胡林翼称: “至绅士助官厘剔，亦但可阴相毗赞，若使之居其名而结众怨，又有所避而不敢矣。”( 同治《监利县志》卷 11 《艺文志·书》，第 20 页) 可知邑绅对挂衔清丈之态度，及民间对此之反弹。
⑤ 同治《监利县志》卷 4 《田赋志》，第 6—9 页; 罗迪楚: 《停琴余牍》，《官箴书集成》第 9 册，黄山书社，1997 年，第 407、412 页。
⑥ 同治《监利县志》卷 11 《艺文志·书》，第 20 页。
⑦ 汪士铎: 《胡文忠公抚鄂记》，第 174 页。
⑧ 同治《监利县志》卷 4 《田赋志》，第 9、7 页。
将负责区域之草册呈报各乡局。此后，委员、乡局局员再赴各垸实地查核，并利用民间的相互监督、告发，检验草册的真实性，清出隐匿田粮。最后，再将各草册额数汇总，制成定册。① 因履亩实测成本极高，需较长时间 ( 数年至数十年不等) ，动用大量人力、物力方可完成。且不论技术尚未达标，即当日之行政理念，亦不推崇清丈，因此举颇为滋扰，极易引发流弊 ( 如吏役借机讹索) 。故在 20 世纪以前，业主自实、辅以官方查核，成为最常见、可行的清丈方法。②
第二、之所以如此操作，除上述考虑外，也因清丈旨在恢复钱漕旧额，而非掌握地亩的真实面积。赋额取决于各地亩之科则、各业户之粮额，需落实于册籍。故清丈历时三年，重心在于重造鱼鳞、归户二册。至咸丰十年，知县唐鹤九经实地考察，将低洼之区分别定为“渍垸”、“重渍垸”，田分三等、赋错九则，册籍乃定。③由此，“亩有定粮，粮有定垸，钱漕、堤工俱可按册以征，而飞洒诡寄之端无自而起”。当日清丈的实质，是将本邑钱漕旧额重新分配到各垸粮户名下，以改变钱漕缺额、负担不均之积习。
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除业户自陈外，册籍由谁来制造。清丈四十年后，光绪二十四年 ( 1898) 前后任监利知县的罗迪楚，曾追溯咸丰以来该县的钱漕征收情况。他指出，清丈后“丈长”( 即“督丈”，阖县 1200 余人) 改名“知根”，当日全县计有 3000 余人。“知根者，谓知钱粮之根”。对于州县而言，催征钱漕“不用知根，遍地花户，无头脑矣”。因该群体“丈亩世传，家藏鳞册”，且民间买卖田亩，必由其推收过割。④ 由此可知，咸丰年间时负责监利清丈、造册的，便是恶名昭著的册书、里书。咸丰七年 ( 1857) ，胡林翼批覆江陵 ( 监利邻邑、同为漕弊积重县份) 知县时称: “今明知操纵在于里书，乃仍着落里书造册，即使开载田亩坐落，试问信乎不信?”⑤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其必然性，按胡林翼设想，清丈应由“各乡各垸中选派公正绅士，亲身督率，按亩丈量，不经保正、书差之手”，而民众将其田粮“和盘托出，彼此相稽，而征册可定”。⑥即不考虑绅士的利益 ( 不愿结众怨，且不乏隐匿田粮者) ，但就清丈之成本、技术而论，若仅由其“亲身督率”，则绝无实现之可能。即便监利清丈动员了书差、保正在内的万余人，尚且需时三年以上。因此，手握田粮信息的册书，势必成为清丈的主力群体与关键角色。
是以清丈事毕，州县官手握册籍，但征收之权仍握知根之手。因官册无法及时更新信息，此后民间买田者仍不能如胡林翼所议，随时赴县投税过割。州县只能十年一办推收，而将揽收契税、办理过割之关键环节交予知根。故知根之弊，同于册书，始则中饱契税，继则隐匿钱漕。清丈后二十年第二次推收，知根侵蚀钱粮， “合计通县短去旧额不少”。至光绪二十四年第三次推收，更短数千两，捏灾报缓旧弊全作，“每岁应征实不过半而止”。⑦咸丰年间监利之清丈费时费帑，重造册籍，卒复旧额，成为湖北之典型。但无论清丈造册，抑或此后之推收过割、催征粮赋，仍不得不惟册书是赖。因此，清丈四十年后，旧弊复作，钱漕再次被大量侵蚀。
光绪十年，籍隶孝感的御史屠仁守观察到，自胡林翼奏定漕务新章后，日久生玩，夙弊潜滋。其为害最甚者，一是开征时粮差揭票下乡，每串票勒钱数百文至数千文，二是柜书经收，核算溢额，并有般脚、票号等规费，任意浮收，且不即行给发串票，以致花户羁候。⑧ 可见，粮户钱漕仍多由书差包征，即亲身赴柜，亦遭浮勒羁候。十余年后，罗迪楚也指出: 监利征收钱漕，
① 乾嘉之际邻邑沔阳州的清丈，也是类似的流程。光绪《沔阳州志》卷 4 《食货·赋役》，第 35 页。
② 关于此点，何炳棣已经做了长时段的精彩论述。氏著: 《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 年，第 21—52 页。
③ 同治《监利县志》卷 4 《田赋志》，第 7 页。
④ 罗迪楚: 《停琴余牍》，《官箴书集成》第 9 册，第 407、409、412 页。
⑤ 《江陵县禀陈整顿钱漕积弊批》，《胡林翼集二·批牍》，第 968 页。
⑥ 《札各州县革除钱漕弊政》，《胡林翼集二·批牍》，第 976 页。
⑦ 罗迪楚: 《停琴余牍》，《官箴书集成》第 9 册，第 407、412 页。
⑧ 屠仁守: 《屠光禄疏稿》卷 2，1922 年，第 9—10 页。
共有 14 柜，可见增设乡柜得到推行。然乡民完粮， “动逾数日，误农倩工，在街火食，往往正供有限，而缴用多过廿倍，并有往返数次、不能了结者”，成本依然不低。柜书“又于其间掯券不给，勒归中饱”。因此，他认为，如“实为民打算”，则不可“徒务投柜美名而全用之”，应兼用书差包收。①地方官较为务实的观察，反映出作为定制而被推崇的自封投柜，实有其局限性，而颇受诟病的书差包征，亦不乏“合理”之处。与漕务新章的卓有成效相比，胡林翼革除征收弊政的努力，并未真正触动田赋征收制度。书差包征依然是征纳中的主流，而乡柜之增设，成为较显著之变化。②
四、同光年间的漕粮折征与采买海运
咸丰八年 ( 1858) ，胡林翼奏准漕务新章，湖北大体确立了漕粮折征折解、截留充饷的运作方式，这是战时停漕背景下的权宜之计。部分学者已论及同光年间湖北漕粮的采买海运，但关于太平天国战后至甲午战前湖北的漕务运作，既有研究仍语焉不详。③ 本节将考察该期湖北的采买海运与漕折银起解，以展现 19 世纪后半期漕运制度之变迁。
湖北自军兴以来，饷需浩繁，漕粮因被扰被灾，请蠲请缓，“历年各属批解无几，随时提充军饷”。④咸丰七年改革漕务后，截漕充饷的局面仍未改变。当日湖北仍需支应征皖水陆各军饷需，咸丰七、八、九年漕折银尽数解交粮台。⑤
咸丰十年八月，户部奏准，江西、湖南、湖北三省军务肃清，漕粮可照旧征收，应请每岁江西酌提漕折银 40 万两，湖南、湖北各提漕折银 10 万两，为京师采买粮米之用，务于年内解京。⑥尽管湖广总督官文、巡抚胡林翼仍请缓解漕粮，然至同治元年初，也不得不将打了折扣后的 5 万两漕折银分批解京。⑦计臣以充实仓储为由，借助强制摊派，改变了湖北将漕粮充作“省帑”之局面。咸丰末年起，鄂省历年均有漕折银解京。虽然较诸户部的要求 ( 咸丰十年起每岁 10 万两、同治元年起每岁 15 万两、同治五年起按漕额起解) 仍有距离，但经过讨价还价与例行催解，仍能迫使湖北完成一定的起解额数。咸丰十一年、同治元年、三年、四年、五年分，湖北分别解交漕折银 3 万、10 万、15 万、9 万、6 万两。⑧
来自户部的更大压力，是恢复漕粮本色起运的要求。同治初年，战争基本结束，江浙分别于同治二年 ( 1863) 、四年恢复海运，江北亦于同治四年试行河运，漕粮海运、河运均已重启，解额逐年加增。在此背景下，京中户部、仓场及部分言官要求江广等省 ( 指江西、湖北、湖南三省) 规复旧制的调门越来越高。在他们看来，折漕只是战时权宜之计，军务既已肃清，各省理
① 罗迪楚: 《停琴余牍》，《官箴书集成》第 9 册，第 408 页。
② 《湖北全省财政说明书》，经济学会，1914 年，《岁入部·协款·地丁》，第 2—3 页。
③ 倪玉平: 《清代的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年，第 267—271 页; 洪均: 《漕政视阈下的晚清财政变革———以湖北为例》，第 150—151 页。
④ 《胡林翼集一·奏疏》，咸丰八年二月十八日，第 429 页。
⑤ 《胡林翼集一·奏疏》，咸丰十年四月十五日，第 707—709 页。
⑥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 《吴煦档案选编》第 6 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38—39 页。
⑦ 《宫中档奏折》，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四日，档案号: 406013617; 《朱批奏折》，同治元年二月十五日，档案号: 04 －01 －01 －0875 －139。
⑧ 历年的最终解交额数应较此更高，因补解历年欠额常不注明。《朱批奏折》，同治元年二月二十日，档案号:04 －01 －35 －0288 －016; 同治二年正月二十四日，04 － 01 － 35 － 0288 － 038; 同治四年，04 － 01 － 35 － 0288－079; 同治五年五月初四日，04 －01 －35 －0971 － 050; 《曾国荃全集》第 1 册，同治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岳麓书社，2006 年，第 127 －130 页。
应规复定章，逐渐加增本色征运，以实京师仓储。①
咸丰十一年起，计臣几乎每岁奏请湖北酌提本色漕米若干运京。湖北则历年奏覆碍难征收本色，仍请循例折征。②其理由无外乎以下几点: 一、咸丰二年运道梗阻，鄂省漕船已全数拆变于江苏清河境内，各州县仓廒亦皆损毁无存，如欲全数修复，巨款难筹。二、黄河北徙，运道淤浅，雇用民船河运，难度极大。海运则路途遥远，储运环节众多，成本较高。且当日沙船日渐稀少，即江浙二省海运，便已不敷雇觅。三、咸丰七年以来，胡林翼奏准鄂漕全行改折，厘清漕务，奉行颇有成效。如部分或全部恢复本色征运，原有积弊势将潜滋暗长。更关键的是，历任湖北督抚均奏称，鄂省每岁被灾，米价昂贵，无论海运、河运，每石连运费需银 5 两以上，这与多数州县每石 4000 －5000 文之折价、或 1. 3 两之解部漕折存在巨大差距。同治七年，巡抚李瀚章便奏称:
若办河运……计每石不下五两。以部价一两三钱较之，解十万石之米，即有三十余万无著之款。既不能加之于民，又不能责之于官，部臣不准报销，疆臣无从赔补。
问题的焦点在于，一旦恢复本色起运，大幅提高的成本将由谁来负担。显然征之于民的漕价难以提升，而部臣也不可能在正项内另出经费，故只能由本省筹措。然漕粮改折后，河运经费已用于本省军饷、行政等开支。这是湖北一再抵制恢复本色起运的关键所在。
然而，鄂省督抚也无法漠视京仓的需求。他们唯一认可的，是成本相对较低的采买 ( 捐输) 海运。咸丰八年，胡林翼在漕务新章中就提出，将来可行采买海运，以“裕漕赋”: 将漕折银两 “照数采买米石，委员雇备民船，运交江苏、上海海运局，并归海运运京”。③这一方案在同治十三年得到实现。其中两个关键性的改变，一是轮船招商局的成立及其承揽漕运业务，二是户部同意了采买海运之方案。
同治十二年，京中又起筹划运道、规复河运之议，江广各省面临空前的压力。直隶总督李鸿章的覆奏，提出了较为务实的方案，直接影响了此后漕运的展开。他认为，河运成本较高，难度极大，不宜再复，不如逐渐推广海运。除办有成效之江浙二省外，江广各省漕粮可仍办折征，由招商局于南省采买，由沪运津。④在沙船受外国轮船的冲击而日渐衰落之时，轮船招商局于同治十一年冬成立，初期以承运南省漕粮为重要业务。同治十二年，在李鸿章的运作下，招商局海运江浙两省同治十一年分漕粮近 20 万石至津。⑤ 在此背景下，李鸿章极力推动招商局承揽江广等省漕运，尤其是额漕较多的江西。⑥
户部在议覆李鸿章折时指出，江广采买窒碍难行，因每石 1. 3 两之漕折银断不敷用。他们依然坚持，应酌征本色若干运沪，由沙船或轮船解津。⑦ 江广三省督抚仍加抵制，奏请循例折征。
但湖广总督李瀚章也提出了变通方案: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 以下简称《录副奏折》，藏所从略) ，同治五年三月初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 03 －4864 －010; 《录副奏折》，同治六年九月二十日，档案号: 03 － 4865 － 072; 《军机处档折件》
( 以下简称《军机处档》，藏所从略) ，同治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档案号: 116676。
② 本段据: 《朱批奏折》，同治元年二月二十日、同治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七月二十五日、同治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档案号: 04 －01 －35 －0288 －016、04 －01 －35 －0288 －041、04 －01 －35 － 0288 － 042、04 － 01 － 35－0288 －053，《曾国荃全集》第 1 册，同治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同治六年十月初二日，第 61 － 62、158 －160 页; 《录副奏折》，同治七年三月初三日，档案号: 03 －4866 －025; 《军机处档》，同治九年十月十四日，档案号: 103862。
③ 《胡林翼集一·奏疏》，咸丰八年六月十六日，第 504 －505 页。
④ 《李鸿章全集·奏议五》，同治十二年闰六月初三日，第 403—405 页。
⑤ 倪玉平: 《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第 249—259 页。
⑥ 《复江西刘仲良方伯》，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李鸿章全集·信函二》，第 615—616 页。
⑦ 《刘坤一遗集》第 1 册，同治十二年八月初四日，中华书局，1959 年，第 303 页。
如将来需米之时，可否酌提漕折，由湖北汉镇采买，雇装轮船，至沪海运。其漕折一石之价，不敷买米，或请以现今解淮、解通之款，酌量通挪，俾资周转。①
他在坚持折征的同时，提议酌量采买海运。至于户部质疑的经费不敷问题，可于漕项内通挪周转。这一建议，成为次年湖北试行采买海运的基础。
同治十三年，来自京中的压力持续加增。八月，仓场侍郎延煦奏称，当日江苏、浙江、江北、山东每岁交仓漕额不过 120 余万石，以致兵米仅能支放二成。应请江广及河南等省自本届起，“或酌征本色，或筹办采办”，极力多筹，每岁交仓 30 － 40 万石。② 同月，户部也提出了更具体的方案。他们援引上年李瀚章之建议，称江广采买可仿江浙成案，“以漕办漕，不动别项正款”。且该省为产米之区，采买成本可较江浙每石 2. 3 －2. 5 两更为节省。至转运之法，亦可仿照江浙，由招商局轮船海运，“江西或于九江装兑，两湖或于汉口镇装兑，由江入海，直达天津”。户部奏请，江广本届新漕“或酌征本色若干，或试办采买若干”，无论海运、河运， “总以明年春间有米起运为断”。③与上年不同的是，户部认可了采买之议，但对成本做出严格限定，且相关费用只能出漕粮项下。至于起运额数，则未作具体要求。九月十六日，相关上谕下达有漕各省
督抚。④
一方面是京仓支放有虞，另一方面户部的要求也愈加宽松、可行，江广三省不得不做出妥协，均于同治十三年首次试办采买海运。⑤ 湖广总督李瀚章奏称，湖北新漕仍请照咸丰七年章程，一律折征，亦遵部议酌提漕折银两，采买籼米 3 万石，由沪海运。当日鄂省米价较昂，将遣员于江皖产米之区采办，陆续运沪储栈，以备春间起运。以上采买、起运过程，均由轮船招商局委员盛宣怀、朱其昂等负责，鄂省不再派员帮办。至于最关键的采办价格，户部一再强调“必得较江浙成案大有节省”，李瀚章则辩称，湖北距上海二千余里，与江浙就近办运，难易悬殊，其米价、运费势难较江浙成案再为减少，然亦不于每石 2. 5 两之外大为加增。⑥
湖北同治十三年分采办海运之漕粮于光绪元年夏秋之间抵通交兑。⑦ 是年鄂省计采办漕籼正米3 万石，加以商船耗米、剥船食米、新增剥耗米，共计32917. 5 石。每石采买成本，计为2. 35 两，低于江浙之成案。是年采运共动支银 77356. 125 两，其中漕粮正耗米折价内动支银 42900 两，其余来自水脚银 4500 两、济运随浅正银 15000 两，以及兑费银 14956. 125 两。⑧这也正是鄂省一再强调的“以漕办漕”: “虽折征一石之银，不敷买米一石之用，第不敷之款系在各州县漕余内所提兑费凑集，并不动用未经办运漕粮正项，于解京漕折毫无亏损”。⑨ 从账面上看，湖北采买米石海运，额数较少，成本不高，且部分恢复了本色起运，有裨仓储，又不于正项内增加开支。因此，这一方案让京师与武昌均感到满意，折征兼筹采运成为甲午战前湖北漕粮征解之惯例。表 3 是该期湖北历年采办、解交之情况。
① 《朱批奏折》，同治十二年九月十二日，档案号: 04 －01 －35 －0289 －035。
② 《军机处档》，同治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档案号: 116676。
③ 盛康辑: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 49 《户政二十一·漕运下》，第 33—34 页; 《军机处档》，同治十三年九月十六日，档案号: 116885。
④ 《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24 册，第 294 页。
⑤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刘坤一遗集》第 1 册，第 342—344 页; 《军机处档》，同治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档案号: 117770。
⑥ 《军机处档》，同治十三年十月十日，档案号: 117384; 《录副奏折》，光绪元年三月二十七日，档案号: 03－6297 －035。
⑦ 江广三省同治十三年份漕粮共计采买海运 13 万石，除湖北 3 万石外，江西 8 万石、湖南 2 万石，均由招商局采买承运。《录副奏折》，光绪元年十二月十九日，档案号: 03 －6298 －003。
⑧ 《录副奏折》，光绪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档案号: 03 －6297 －072。
⑨ 《朱批奏折》，光绪三年九月初四日，档案号: 04 －01 －35 －0290 －001。
资料来源: 《录副奏折》，档案号: 03 －6297 －072、03 －6298 －061、03 －6300 －007、03 －6301 － 039、03 － 6302 － 022、03 －6303 －005、03 －6302 －064、03 －6304 －003、03 －6304 － 061、03 － 6304 － 068、03 － 6306 － 114、03 － 6314 － 088、03 － 6252－006; 《朱批奏折》，档案号: 04 － 01 － 35 － 0290 － 050、04 － 01 － 35 － 0291 － 015、04 － 01 － 02 － 0087 － 014、04 － 01 － 35 － 0292 －016、04 －01 －35 －0292 －035、04 － 01 － 35 － 0293 － 029、04 － 01 － 35 － 0294 － 015、04 － 01 － 35 － 0295 － 002; 《宫中档》，档案号: 408007666; 《张之洞全集》第 4 册，第 457 页。
甲午战前，湖北漕粮的采买海运大体延续了同治十三年的成案。每岁由招商局委员于江皖等地采买漕粮正米 3 万石，多数年份由沪海运至津，交兑通仓。① 光绪三年、五年、八年、十四年、十八年则拨运山西、直隶、山东等省，以充赈粮。这是由于湖北采办漕额较少，运输便捷，可机动地发挥赈恤之功能。光绪九年、十三年，因鄂省被灾，并未采运，米价、运费一并截留，办理赈恤。至于经费支用，湖北也是历年遵循以漕办漕之原则，由漕粮、漕项款内动支。由历年奏报可见，采运成本基本固定在籼米每石 2. 18 两或 2. 35 两 ( 粳米每石另加 0. 1 两) ，总价 7 万余两。这实际上成为鄂省的采办例价。偶遇采办地米价腾贵，也需督抚特别奏请，始能于奏销时酌加价银。②
随着光绪初年折征兼筹采运成为湖北漕务之惯例，该省漕折银解京也相对固定，可见于历年之奏报 ( 表 4) 。
① 至光绪十八年为止，湖北的漕粮采运始终由招商局委员承揽，光绪十九年最后一次采运本色米石，改由本省委员办理。《朱批奏折》，光绪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档案号: 04 －01 －35 －0294 －050。
② 《录副奏折》，光绪四年三月十八日、八月十六日，档案号: 03 －6300 －032、03 －6672 －090。
资料来源: “采运动支银数”见表 3，“解交漕折银数”据: 《录副奏折》，03 － 6302 － 064、03 － 6304 － 068; 《朱批奏折》，04 －01 －35 －0290 －065、04 －01 －35 － 0291 － 027、04 － 01 － 35 － 0291 － 069、04 － 01 － 35 － 0292 － 025、04 － 01 － 35 － 0293 －005、 04 －01 －35 －0293 －061、04 －01 －35 －0294 －050; 《宫中档》，408007573、408007666、408007878。
至甲午战前，湖北每岁解交漕折银至少在 11 －13 万余两。① 再加上历年采买海运动支银数，每岁约计银 20 万两。这一数字，可视作改折后湖北的漕粮解额。至甲午战后，受清朝财政状况的影响，湖北的漕务运作出现较大变动。首先是此前相对固定的采买海运变动频繁，逐渐终止。光绪十九年，湖北最后一次采办漕米 3 万石，运通交兑。光绪二十年分原拟采办之漕粮，全数折银解往奉天锦州、广宁赈济。是年未行海运，亦受甲午战争之影响。② 光绪二十一、二十二年两年，湖北被受水灾范围较广，此二年采买米价、运费全数截留，以充本省堤工、赈济之需。
湖北的漕粮采运终止于光绪二十三年。是时，清政府为偿还第三笔对日赔款，订立了英德续借款。该条款规定，江苏、江西、安徽、浙江以及湖北五省部分区域之货厘、盐厘收入作为担保，每岁 500 万两。由于这些税收原用于京协饷或本省军费，故须从五省内及省外指拨若干经费拨补厘税。③由此，光绪二十三年，湖北接户部咨文，宜昌盐厘每岁 100 万两由省内外各款抵补，其中包括本省采办米价、运费每岁银 7 万两，采买海运因之停止。④
然此后仍有反复，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因八旗兵丁甲米支放不敷，户部又奏请折漕各省规复本色起运。湖广总督张之洞覆奏，湖北拟腾挪筹款，采运漕米 3 万石，尽管相关经费已用于抵补盐厘。⑤此后，湖北漕粮、漕项各款又奉拨 4. 6 万两抵补宜昌盐厘、3. 99 万两添造剥船。面对不顾本省财政状况的指拨摊派，张之洞奏称采运经费无出，请照案停办。然上谕仍令采运 3 万石，拨补盐厘之款由户部另行改拨。⑥ 至光绪二十六年应行海运之时，庚子事起，京津失序。是年秋，湖北筹款 30 万两，购米 10 万石，运陕接济，其中 7 万两即为漕粮采运经费。⑦ 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谕令停漕，除江浙两省每岁海运 100 万石外，各省河运、海运停止，漕粮一律以折色征解，湖北不再有采运本色米石之必要。⑧
① 历年漕折银之尾欠均有补解，但其额数无从考订，故每岁实际解额较表中统计略高。
② 《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四日，档案号: 03 －6314 －091。
③ 何汉威: 《清季中央与各省财政关系的反思》，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72 本第 3 分，2001 年，第 617—628 页。
④ 《悚斋奏议》卷 5，《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737 册，第 331 页。
⑤ 《朱批奏折》，光绪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档案号: 04 －01 －35 －0300 －022。
⑥ 《朱批奏折》，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档案号: 04 －01 －35 －1221 －007。
⑦ 《张之洞全集》第 3 册，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初九日，第 574 －575 页。
⑧ 李文治、江太新: 《清代漕运》，第 478—479 页。
从湖北漕粮采运经费用于偿付外债到除江浙外各省一律停漕，是一标志性的转折点。甲午乃至庚子以降，弥补财政的巨大缺口成为更加紧迫的需求，压过了以本色贡赋支应京仓的经制。这一点很明显地反映在清末湖北漕折、漕项经费的支出中。光绪二十六年起，户部对于漕折、漕项经费之管理似有加强之趋势，档案中出现了连续的奏销记录，甚至包括水脚、兑费。由这些档案可见，该期鄂省历年完解漕折、漕项银 28 万两左右。① 就支出而言，光绪二十三年以后，湖北不再采运漕粮，漕折、漕项用于供应京饷、东北边防经费，抵补盐厘 ( 该支项止于光绪二十五年) 。②光绪二十七年庚子和议签订，各省每岁新增 1880 万两之巨额赔款，其中湖北分摊 120 万两。是年十二月起，湖北新案赔款每年奉拨漕折银 16 万两，加增东北边防经费每年奉拨漕项银 1. 6 万两，加以补水每岁共计库平银 178892 两。③ 此外，东北边防经费每岁另拨漕项银 4. 8 万两。④光宣之际，湖北漕折、漕项银每岁指定摊派之支项即有 23 万两左右，主要用于凑还新案赔款，解供东北边防经费，此前还用于偿还外债。⑤ 至 19、20 世纪之交，在国家财政万分支绌之下，原充贡赋及其运费的漕折、漕项，已与其支应京师俸饷之本意大相径庭。
五、小结
咸丰七年 ( 1857) 胡林翼改革湖北漕务一事，在清代漕运与田赋制度中的转折性意义，既有研究或未足够留意。自是年的湖北开始，例应征收本色、实则私行勒折之漕粮，普遍按奏定征价改折银钱，是改革前后最为显著的变化。⑥
漕粮为天庾正供，例应征收本色，私行折征为例所严禁，是 18 世纪后期以来之惯例。道咸之间，州县征漕，折价漫无限制，甚至出现监利 20 － 30 余千/石的极端之例。浮收勒折的背后，是漕务浮费的极端膨胀、河运成本的不断攀高。道光二十八年 ( 1848) ，户部鉴于浮费日繁以致漕额亏缺日甚之现状，建议南漕粮酌折百万石，以漕折银于北省采买，或招商海运。⑦ 道光三十年，江苏巡抚傅绳勋两次奏请将苏州、松江、太仓三属漕粮 100 万石改折，每石征钱 4000 文，再以招商采买解决京师仓储问题。⑧道光末年，京中、京外均有改折采买之议，试图变通已陷入绝境的本色河运制度，然当日未敢轻易尝试。
咸丰三年，太平军梗阻运道，漕粮河运停止，为变革提供了绝佳的契机。除江浙外，湖北等省漕粮奉命改折，且战时漕折银并不起解，而是留支本省饷需。由此，胡林翼奏准鄂省漕粮按减定漕价，改折征收，限制此前之浮收，减轻了民众负担; 又裁汰漕务冗费，将节省之银提解省一级支配，保证了饷源之供应。胡林翼的思路，是以改折来解决本色征运中的诸多积弊，这与道光末年户部、傅绳勋的精神是一致的。对此，咸丰七年以武昌知府参与改革之事、后任湖北巡抚的
① 历年完解实数是: 光绪二十五年 108414 两、光绪二十九年 277630 两、光绪三十年 284208 两、光绪三十一年 280866 两、光绪三十二年 272470 两、光绪三十三年 282723 两、宣统元年 238571 两。
② 《朱批奏折》，光绪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档案号: 04 － 01 － 35 － 0300 － 022。光绪六年伊犁交涉，俄国在东北海岸武力恫吓，清廷筹画东北边防，每岁向各省、关摊派东北边防经费 200 万两。
③ 《录副奏折》，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十九日，档案号: 03 － 6699 － 055; 《录副奏折》，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初十日，档案号: 03 －6704 －066。
④ 《录副奏折》，赵尔巽奏，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日，档案号: 03 －6183 －019; 《录副奏折》，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三十日，档案号: 03 －6183 －068。
⑤ 《湖北全省财政说明书》，《岁入部·漕粮》，第 6 页。
⑥ 吴廷燮: 《清财政考略》，1914 年 ( 无版本信息) ，第 19 页。
⑦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 53 册，第 400—406、412—413 页。
⑧ 《录副奏折》，道光三十年六月二十七日，档案号: 03 － 3154 － 010; 《朱批奏折》，道光三十年九月二十五日，档案号: 04 －01 －35 －0285 －002。
严树森特别强调，胡林翼改折之议意在革除漕务积弊，以之为“裕国便民之良规”， “非因江流梗塞，运道不通，始有折征之举”。① 同光年间，折征折解成为湖北等省漕务之惯例，但仍需每岁奏请，终究不同于经制。在鄂省官员的表述中，漕粮改折颇具成效，民间相安已久，征银较诸征米，利弊悬殊，也成为此后之共识。
如同治七年 ( 1868) ，湖广总督李瀚章分析本色征运之利弊:
朝廷立制之初，库藏充足，但期有米进京，原不计区区之利。今四方多敌，度支短绌，有不能不因时制宜、通盘筹算者。若改征本色，则两省仅此二十二万余石正米运京，加之灾缓，必有不足，而此数十万之款，皆尽抛散于无益之官吏丁胥，所得者少，所失者多。② 在他看来，当日“四方多敌，度支短绌”， “但期有米进京”便“不计区区之利”的漕运定制，不得不“因时制宜、通盘筹算”。按湖北、湖南二省漕粮正米不过 22 万余石，除去灾缓，实际交仓者更不及此。如恢复本色征运，改折节省之款 ( 湖北一省即 30 余万两) ，仍将作为河运之成本 ( 兑费、漕规、房费、蝗虫费……) ，“皆尽抛洒于无益之官吏丁胥”。
这是颇为重要的观念变化，经过咸丰七年改章，湖北的漕粮收支已较前大为不同，督抚们确实有理由质疑漕运不计成本的运作逻辑。在同光年间国家财政日渐支绌的背景下，他们不得不更多地计较得失。无论是 1874—1897 年间严格限制额数与成本的采买海运，还是 1901 年以降彻底改折停运，都显示出漕务运作中核定成本、依赖市场的程度大为加深。明清两代漕运制度中不计成本的“贡赋逻辑”逐渐被取代，这才是咸同以降湖北及各省漕粮改折的意义所在。
从田赋制度的演变来看，改折也是漕粮的重新定价。此前为州县所擅、渐趋失控的定价权，再次收归省级督抚，可谓是雍正朝之后的“第二次耗羡归公”。③ 重定漕价的实质，是根据物价的变动、各级政府的经费需求，重新定义“石”这一单位的实际内涵。这固然是财政合理化改革，也无疑属于“加赋”。时人便指出，乾嘉以来钱漕私行勒折，咸丰中胡林翼“始定核收漕粮银钱数，每石多不得过六千文，其与人书自谓近于加赋”。④
咸丰八年 ( 1858) ，胡林翼在写下“知我罪我，惟不肖一人实执其咎”后，将湖北 33 有漕州县向来征数及减定折价一一罗列于奏章。这一显违定制的新章既获奏准，便对各省产生了强大的示范效应。⑤咸丰十一年，江西布政使李桓筹划该省钱漕改章，称新章“仿湖北减漕章程办理”，“改折有湖北成案可援，减价非额外加赋可比。”⑥ 19 世纪末山东惠民县知县柳堂称，漕粮 “自胡文忠公奏请改为折色，天下画一。”⑦ 继湖北之后，山东、江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江北等地督抚纷纷援引鄂省成案，奏定本省钱漕征价。原应征收本色、实则私行折征的一石漕粮，至此以奏案的形式，定为折收制钱 3000 至 6500 文，或纹银 1. 9 至 3. 3 两不等。
总体而言，直至光宣之际，咸丰八年胡林翼奏定之新章仍“奉行罔越”，尽管征收中的规费需索并未完全绝迹。但更突出的问题，仍在于捏报灾歉与书差包征。据清季湖北清理财政局调查，“鄂省各厅县州之历办灾缓者，约居全省之半”，因沿江多湖，“水旱偏灾诚不能尽免”，但
① 《朱批奏折》，同治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档案号: 04 －01 －35 －017 －0441。
② 《录副奏折》，同治七年三月初三日，档案号: 03 －4866 －025。
③ 王业键最早提出，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清政府重新将决定实征税率的权力由州县转至省一级。氏著，高风等译: 《清代田赋刍论 ( 1750—1911) 》，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45 页。
④ 吴廷燮: 《清财政考略》，第 19 页。
⑤ 晏爱红指出，咸丰五年湖南钱漕改章是“突破‘不加赋’思想禁锢和政策禁区的第一次成功尝试”。氏著:《清咸丰五年“湘潭章程”考析》，《厦门大学学报》2010 年第 4 期，第 138—144 页。笔者认为，尽管湖南的改章先于湖北，但因奏报的隐讳与滞后，其对各省的示范效应远不及湖北。
⑥ 李桓: 《宝韦斋类稿》，光绪六年刻本，卷 61，第 26 页; 卷 11，第 1 页。
⑦ 柳堂: 《宰惠纪略》卷 2，《官箴书集成》第 9 册，第 502 页。
“误于习惯、视同常例以致宽办灾缓者，亦往往有之”。此种积弊，又与书差的把持舞弊直接相关。①咸丰年间湖北的漕务改革，调整了不合时宜的漕粮收支结构，是财政的合理化。然在征收制度方面，仅有监利等县推行清丈，其意义也仅限于恢复田赋原额。田赋制度的根本问题———地籍不清，并未得到改变。书差包征、田赋缺额等弊因此长期存续，成为有清一代之痼疾。
① 《湖北全省财政说明书》，《岁入部》，第 3、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