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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超越内发与外源之争? ——中国近代工业化起步进程的实践逻辑探析
作者:朱浒 责编:

来源:《取乎上法》天津人民出版社2021年  发布时间:2022-08-11  点击量: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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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发生问题,学界多年以前就存在着以发掘资本主义萌芽为代表的“内因论”和强调外国资本主义冲击作用的“外因论”之间的根本对立。①然而在这样的认识遭到相当深入的批判和反思之后,在学术研究已很少受到非学术因素影响的情况下,这种内外对立的状况却依然延续着。对此,两位著名经济史学者李伯重和汪敬虞近年来所表达的看法可谓典型。李伯重根据对“江南早期工业化”道路的揭示,认为“非西方地区的工业化,绝非一种完全由西方所创造出来的现象。从根本上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工业化,主要取决于内因而非外因”,因此“西方对中国的近代工业化当然非常重要,但毕竟只是外因”。②汪敬虞则通过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的考察,指出“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生的历史条件中,带有决定性的因素是外国资本主义新的生产力的引进”,同时“中国原有的手工业以至整个经济,远远没有为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产生,准备必要的条件”。③这样一来,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起步进程同时拥有“内发”与“外源”两幅面相的情况也就没有得到改变。那么,这两种看法及依托的认知方式是否都还存在着缺陷呢?这个进程又是否具有尚未被充分认识的实践逻辑呢?本文正是试图从解决这些问题出发,以便为超越这种内发与外源之争作出一定的尝试。

①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758—759页。

②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17页。

③汪敬虞:《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问题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第59、62页。

一、 “江南早期工业化”步入近代的困境

乍看起来,对于李伯重阐述的“江南早期工业化”所存在的问题,完全可以像批判“资本主义萌芽”那样予以解决。有人就曾指出,由于其经验内容“实质上是原有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深化”,且不能成功回答明清江南工业发展的确切前景问题,从而“陷入与旧有‘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一样的困境中,不免有‘新瓶装旧酒’的嫌疑,成为一种‘资本主义萌芽新论’了”。①事实上,这种批评并不充分,因为它未能抓住李伯重立论所借鉴的“原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理论②的根本意旨,以及这种借鉴做法的逻辑结构。

按照“原工业化”理论创始人门德尔斯(FranklinMendels)的说法,“原工业化的研究会告诫发展经济学家们持简单的单线发展观是危险的,包括那种从静止的封建社会直接向生气勃勃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观点”。③在他看来,工业化是一个由两个阶段组成的渐进过程,原工业化是工业化的第一阶段,以机器大生产为标志的近代工业化则是第二阶段。就其本质而言,这个理论其实是对先前那种反对将工业革命视为突变和工业化的前提,而“强调发生在16、17和18世纪的经济变化的重要性,认为这种变化奠定了19世纪工业社会的基础”的看法,作出了一种更为具体和详细的论述。④

①周东华:《新瓶与陈醋:早期工业化、现代化还是资本主义萌芽新论?》,载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编:《现代化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

②在国内学界,“原工业化”也常被译作“原始工业化”或“原初工业化”等名称。对于这些译名以及该理论的基本发展状况,主要可参见刘兰兮:《门德尔斯原始工业化理论简述》,《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史建云:《〈工业化前的工业化〉简介》,《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严立贤:《中国和日本的早期工业化与国内市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章。王加丰、张卫良:《西欧原工业化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一章。

③转引自王加丰、张卫良:《西欧原工业化的兴起》,第7页。

④刘兰兮:《门德尔斯原始工业化理论简述》,《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王加丰、张卫良:《西欧原工业化的兴起》,第23页。

除了把仅注重农村工业的“原工业化”改换为包括农村工业和非农村工业的“早期工业化”外,李伯重的立论逻辑正是对上述意旨在中国语境下的发挥。这就是说,既然近代工业化在其发源地欧洲都表现出了不以英国经验为基准的非线性发展脉络,那么也就应该批判和反思从“西方中心论”出发而把非欧洲地区近代工业化视为“本地对西欧挑战的回应”的历史发展单元论。用李伯重本人的话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没有出现近代工业化,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也没有出现过早期工业化。而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有过早期工业化,则又对其近代工业化的发生(不论是否是在外因影响下发生的)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而只要“不把中国的近代工业化完全归功于西方影响,从而回到‘西方中心论’的老套上去”,就必然得承认“尽管中国没有自发地发生近代工业化,但是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历史意义并未因此削弱”。①

在这种思路指导下,李伯重首先发现,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存在着一个持续发展的“早期工业化”阶段,推动这种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力量与工业革命前的西欧一样是由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所构成的“斯密动力”(thesmithiandynamics),只不过由于缺乏煤铁等资源的生态限制,而走上了一条堪比近代早期的“英国模式”却又自行其是的“江南道路”,即重工业畸轻而轻工业畸重的“节能省材型超轻结构”。②按照他最后得出的结论,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发生当然具有一条起主导作用的内发式线索,而“江南早期工业化”也就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化最重要的基础和前史。还是引用一下他自己的话:“江南在早期工业化方面曾有出色的表现,从而使得江南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地区之一。这个早期工业化虽然没有导致自发的近代工业化,但是它毕竟为后来的近代工业化提供了一个相当良好的基础,使得19世纪后期以来江南在近代工业化方面比中国其他任何地区进展远为顺利”,而江南工业在19世纪中期以后的那些表现

①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第13—16页。

②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0—36页。

“虽然与其在明清时期的经历已有天渊之别,但如果仔细去看,仍然能够看到二者之间有着一种承继的关系”。①应该说,如果仅仅根据上述论证的字面逻辑,那么有人称李伯重的研究体现了“一种确立中国史学新典范的主流倾向”,②或许是有一定道理的。其原因在于,这就完全可以主要根据一种内在连续性,来真正能够打通甚至超越中国工业化进程从“传统”到“近代”的发展道路。这样一来,李伯重就对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起源问题给出了一个大大优越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内因论解释,并且使其既根本用不着顾及“原工业化”过程中的“逆工业化”现象(Deindustrialization),也可以避免面对与当初“资本主义萌芽论”一样的尴尬。

但问题是,李伯重的论证并不完善。本来,他所揭示的“江南早期工业化”阶段成立与否就是一个问题。这是因为,其核心内容即明清时期江南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水平问题,学界至今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③不过,本文加入这样的争论无疑是把战线扩得太长了。对于本文的主旨来说,这里需要关注的问题是,即便确实存在着一个所谓的“江南早期工业化”阶段,它果然就能成功地解释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发生吗?根据李伯重上面的说法,“江南早期工业化”与中国近代工业化之间肯定应该具有一种相当直接的因果性联系,否则也谈不上前者为后者“提供了一个相当良好的基础”,以及两者之间“有着一种承继的关系”。那么,我们要做的工作,也就是具体勘查一下这种因果联系是否存在了。

①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第542页。

②马敏:《据之以实情:建立中国史学新典范的若干启示——以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为例》,《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③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情况就是近年来以黄宗智与彭慕兰(KennethPomeranz)为中心的争

论。有关这场争论的概况,可参见龙登高:《江南市场史——十一至十九世纪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4—219页。另外,严立贤虽然也借鉴了“原工业化”理论,却与李伯重有着根本分歧。严立贤认为,在中国原初工业化时期的劳动生产率和市场需求量的条件下,“只允许长江三角洲这一原初工业化区的存在”,而这个原初工业化不足造成的市场狭窄和投资能力不足,正是“使中国的近代工业发展步履艰辛而迟缓”的主要原因。见其著:《中国和日本的早期工业化与国内市场》,第187、223页。

遗憾的是,一旦据之以中国近代工业化起步进程的“实情”,就可以发现李伯重对中国近代工业化起源给出的解释,更多属于一种经不起实际检验的推论。因此,他没有交代近代资本主义入侵后江南近代工业化的发生过程和历史特征就决不是“一种遗憾”,而是这个“江南早期工业化”步入近代时根本无法面对的困境。这显著表现在,如果上述李伯重揭示的内发式脉络确实能够实现“早期工业化”与近代工业化的对接,那么以“超轻结构”为核心的“江南道路”理应在近代继续居于主导地位。可是李伯重本人就指出,正是西方“使江南工业的发展突破了能源、材料的制约”,同时“也在江南建立了一个近代机器制造业,使得江南工业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重工业”,从而“进入近代工业化时代”。①退而言之,江南近代工业化是否又主要从其“早期工业化”中承继了良好的基础呢?根据以往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不难看出,当以现代机器生产为代表的新生产力在中国出现时,“江南早期工业化”并不能为之让渡多少活动空间,也很少能为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启动提供必要支持。反而在不少时候,属于“江南早期工业化”范围的一些重要进展,却发生于近代工业化在江南得到落实以后。对于这一点,仅从纺织业和船舶业那里即可得到明证。这是因为,这两个行业具有毋庸置疑的代表性,它们既是“江南早期工业化”阶段轻工业和重工业中最大和最发达的两个部门,②又是中国近代工业化时期启动较早且最重要的两个行业。

纺织业主要由棉纺织业和丝织业两大类组成。根据李伯重的研究,“江南早期工业化”时期,纺织业的生产规模是,清代中期年产棉布10000万匹,而江南出产的丝织品在全国市场中的流通量在19世纪中期约为3.9万担。在从业人数上,清中期仅直接从事纺织业生产的江南农妇即有300万人,丝织业的从业人数则在50万以上。在生产技术方面,棉纺织业和丝织业的生产工具和生产工艺都有了明显的改进和提高,特别是清

①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519页。

②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37、225页。

代江南三锭纺车的发明和运用,“在世界棉纺织业史上是一个伟大的技术进步”。在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上,到清代中期,丝织业中许多工序已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而棉纺织业中最重要的纺与织两大工序的分离与专业化也已相当明显。在生产组织方面,到清代中期,丝织业中被称为“帐房”的包买商在苏、宁、杭等大城市以及镇江等中等城市中达到了全盛,支配了当地的生产,将丝织业的主要工序全部控制起来,成为全部生产过程的中心。在棉纺织业中,以“布号”为代表的商业资本在棉布加工业的中心苏州和上海,基本上控制了其中两个主要工序即染布业和踹布业,从而使分散的个体小生产开始向社会化生产转化。①

可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最早在中国把使用蒸汽动力和金属构件的机器引入纺织工业的尝试,始于1861年怡和洋行开办的纺丝局和1868年轧拉佛洋行所设的火轮机织本布公司。②至于国人举办近代纺织业的情形,姑且不论以华侨商人陈启沅为代表的广东地区的情况,就江南而言,当地最早的一家近代丝厂是1881年由浙江人、祥记丝栈主人兼公和洋行买办黄佐卿设立的公和永丝厂,③而该厂的全部重要设备都是向法国订购的,甚至该厂创办之初的业务都委托公和洋行代为经理,以至外国人称之为公和洋行丝厂。④大约同时,杭州人蒋廷桂向日本选购了新式的铁制绸机,从一个绸业包买商转变为建立了织绸工厂的近代产业资本家。⑤在棉纺织业方面,1878年开始筹建的上海机器织布局为最早,而其主持人都与江南传统棉纺织业无甚关联,且其全套生产设备和总工程师都来自美国。⑥中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即1887年出现的宁波通久轧花厂,虽然号称原来是一家手工工场,其实开办之基就是从日本购买的40台轧花机,到1887年又从日本购进一些较大的机器以及锅炉、发动机等

①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集中见第二章。

②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369、392页。

③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人民出版社,1989年,1430页。

④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471页。

⑤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391页。

⑥易惠莉:《郑观应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97—298页。

辅助设备后才正式立厂,并且其创办人严信厚在办厂之前长期作为李鸿章的幕僚,是个与江南传统纺织业无甚联系的士绅。①

况且如果把这种依靠外部引进的技术突破说成是一种次要因素,如果“江南早期工业化”时代纺织业的积累果然成为江南近代纺织业所承继的良好基础,那么后者至少应该获得差强人意的发展。可是事实又如何呢?对此,该行业到甲午战前的发展状况显然是最好的证明,因为外国势力到这时还没有取得在内地设厂的权利,也就使外国资本对国内经济的压迫程度远较战后为轻。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棉纺织业中唯一形成生产规模的上海机器织布局从筹建到开工竟然经历了12年时间,且投产后年产量约为18万匹(一说为24万匹),②而上海全部8家近代丝厂的年总产量仅为生丝2,782担③。在从业人数上,前者雇工总数约为2,000人,后者共计5,850人,此外还有4家轧花厂和2家纱厂有2,300名工人。④在生产技术方面,上海各家近代丝厂都使用国外丝车,轧花厂则普遍使用日本轧花机。⑤在分工和专业化方面,江南近代纺织业中各类厂家完全是对西方亦步亦趋的结果,而不是对传统纺织业中各道工序的进一步发展。例如,外资丝厂侧重于机器缫丝,江南近代丝厂也全部集中在这道工序上;外资着力于棉纺织业中的纺纱和织布,上海机器织布局也只生产棉纱和棉布。在生产组织方面,丝织业中的帐房制度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并无实质变化,直至此时才把丝织业至多推进到工场手工业阶段。⑥

至于棉纺织业的布号制度中原先最重要的基础即染坊和踹坊,染坊在20世纪初才刚刚进入工场手工业阶段,踹坊在此期间则日趋衰落。⑦到了这个时候,进入机器大生产的近代纺织业已在江南存在了20多年了。鉴

①汪敬虞:《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59—60页。

②夏东元:《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394页。

③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470页。

④同上,423、470、478页。

⑤同上,472—474页。

⑥同上,928—930页。

⑦同上,922、941—942页。

于这种情况,可以说到底谁为谁提供了发展基础还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因此,对于江南纺织业从传统到近代的“质变”来说,根本看不出“江南早期工业化”具有关键性意义。

在船舶业方面,按照李伯重的看法,明清时期的江南船舶业是当时总体成长缓慢的江南重工业中的一个例外,其中最重要的则是漕船和海船的发展。在数量和载量方面,清代中期江南漕船总数约为3,000艘,载量约为45万石,江南海船在道光中期达到5,000艘,比明末增加了4倍,实际载量则增加了9倍以上。在生产规模上,道光中期江南每年约造漕船300艘、海船100艘,两项总产值共计110万两,从业总人数约8,800人,修船业总产值为530万两,维修人工则可能达数万之众。在生产组织方面,明清时期江南造船业很早就形成造船工场即船厂,而船厂中不仅有颇大规模的劳动协作,也有较为发达的劳动分工。即使是专业化水平较低的建造小型民船的活动,也不能被视为一种农家副业。在生产技术方面,清代江南的造船技术虽不象明代那样领先世界各地,但并未停滞,特别是沙船建造中的胁板和片帆技术,在世界造船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①

然而在中国最早使用现代机器的船舶业还是外力引进的。姑且不论19世纪40年代出现在广州一带和50年代在上海的外资船舶业,国人在江南创办的近代船舶业也与“早期工业化”阶段的江南船舶业没有本质联系。在造船修船业方面,江南最早的近代船厂是江南制造局内设的轮船厂,而该厂不仅制造轮船的机器基本来自于先前从美商手里购买的旗记机器铁厂,李鸿章本人还承认“沪局各船虽系自造,而大宗物料无非购自外洋,制造工作亦系洋匠主持,与购买外洋船只略同”。②在商办江南近代船舶企业中,以1858年开设的甘章船厂为最早,但其创办人是一个与江南传统船舶业毫无关系的广东买办郭甘章。③稍后出现的首家能够修

①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第六章。

②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33页。

③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1374页。

造小火轮的发昌机器厂,其实是从作为外资船厂的附属工场转化而来,①且其转变标志也是1869年开始使用车床。②在航运业方面,轮船招商局的最初主持人虽是与上海沙船业渊源甚深的朱其昂,然而该局初期最主要的资本其实来自李鸿章从直隶练饷中借拨的款项。更重要的是,该局从一开始就是向外国购买新式船只。③因此,上海沙船业根本谈不上为该局提供了立业之基。

不仅如此,江南近代船舶业的发展亦与清中期江南船舶业的盛况形成了鲜明反差。在数量和载量方面,轮船招商局到1895年共有各类船只24艘,总吨位为34,531吨,其中除个别船只是由完全引进西方技术的福州船政局所造外,全部系向外国购买。④在此时期,江南仅有的2家民办轮船公司只有小轮数只⑤。在生产规模和组织方面,江南制造局下设的船厂从1867到1885年共造各类船只15艘,且全为仿制,吨位很小。⑥同一时期,商办船厂中最具规模的均昌船厂只在80年代初造出轮船6艘。⑦其他设在上海的民办船舶机器修造厂主要从事的都是船舶修理业务,造轮数量并不多,且工人总数最多不超过270人。⑧在生产技术方面,江南制造局船厂和均昌船厂的造船水平为当时国内最高。前者虽然在1876年和1885年分别造出了铁甲暗轮和钢板暗轮,但长期跟不上世界先进水平。⑨后者1884年所造“淮庆”轮船载重量在该厂6艘船中最大,为115吨,船身最长不过90英尺,而外资开设的耶松船厂同年所制的“源和号”轮船长280英尺,载重2000吨。⑩另外,直到道光中期还颇为兴盛的

①汪敬虞:《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62页。

②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461页。

③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30—31、33—34页。

④同上,64—68、226页。

⑤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509页。

⑥夏东元:《洋务运动史》,81—83页。

⑦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1378页。

⑧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461—464页。

⑨夏东元:《洋务运动史》,83页。

⑩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1379页。

江南沙船业,到19世纪60年代末就主要因西方轮运业打击而只剩下四五百号船只了,①而上海朱、郁、沈、郭等沙船世家至此都已衰败。②因此,江南传统船舶业也根本不可能为江南近代船舶业的产生提供多少基础。

二、 外发性近代工业化向江南的倾斜

既然上面业已指出以“江南早期工业化”来解释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发生并不成立,并且集中体现新生产力的技术突破主要是由外力输入中国的,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就得完全接受前述汪敬虞所表达的那种看法呢?应该说,汪敬虞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而进行的论证,确实相当精辟和周密。然而对于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起步进程来说,仅仅强调外力冲击因素和内部发展条件的不足,终究无法与那些从“冲击—回应”或“传统—近代”等框架出发的“外因论”式认知划清界限。于是不难发现,汪敬虞的论述缺乏从内部视角的观照,也就不能对内部因素的复杂性和能动性给予足够重视。至于这方面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他既未加注意也无法解释中国近代工业化起步进程所具有的空间背景。那就是,尽管这个进程的整体态势是西方对作为民族国家单位的中国的冲击,但是其重心所在,恰恰是在此前中国经济结构中就处于中心地位的江南地区。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空间背景的形成,其实从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开展近代工业化的情况那里就已略现端倪。众所周知,以机器大生产为标志的近代工业化在中国的出现,是1840年后西方经济入侵和移植的结果。而鸦片战争后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就表明,西方当然试图全方位地打开中国经济的大门。可是结果又如何呢?起初,西方向中国移植近

①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130页。

②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499页。

代工业的落脚点集中在广州及相邻的香港一带,①可是这种状况刚刚进入19世纪50年代就出现了巨大变化。至于这个变化的原动力,肯定与此一时期中外贸易的中心发生了从广州到上海的转移有莫大关系。这种转移当然不全是西方主动选择的结果,因为它们在鸦片战争后本来期望的是五口通商。而直到50年代末,正如马克思(KarlMarx)当时指出的那样,“让出五个新口岸,并没有造成五个新的商业中心。”②甚至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增加9个口岸后,中外贸易集中在上海的局面依然如故,到60年代结束,上海一处即占当时中外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对此,汪敬虞认为这表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在七十年代以前,还没有力量同时扩张到新开的各个口岸。”③那为何是上海一家独大呢?在此显然不能忘记,近代上海的成长有着不容低估的“江南因素”,④而江南又是传统时期国内市场的中心之所在⑤。与贸易中心的转移相对应,西方向中国移植近代工业活动的重心亦从50年代起转到了上海。并且除了在产地和运输等问题上受到很大限制的出口加工工业外,就行业种类和经营规模的总体而言,上海不但远远超过40年代的广州和香港,甚至达到了为同时期国内其他地区的总和都不及的程度。对此,下面依照行业区别略作说明。

1. 金融业。这方面最重要的内容是银行业。从1845年丽如银行在香港和广州设立分行开始,⑥到1894年为止,西方国家在中国前后共开办过19家银行机构,而其中国分行所在地设于上海的则达15家之多。⑦此外,从40年代后到90年代,西方在中国境内共成立了6家保险公司,上海

①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90页。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146页。

②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97年,79页。

③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72页。

④马学强:《近代上海成长中的“江南因素”》,《史林》2003年第3期。

⑤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43—147页。龙登高:《江南市场史——十一至十九世纪的变迁》,194—199页。

⑥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93页。

⑦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145—234页。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91—95页。刘云柏:《近代江南工业资本流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28页。

和香港各有3家。①

2. 航运业。50年代末期中国被迫开放长江航运后,至甲午战前,专业外轮公司共出现过16个,其中有10个公司在上海成立。②不过,从60年代到90年代,这个行业中规模最大也最有影响的其实只有3家,它们是美商的旗昌公司以及英商的怡和、太古公司,其中旗昌公司在1867年后独占长江航运达4年之久③,而这3家公司的总部都设在上海。

3. 船舶修造业。甲午战前,西方在华共开办过船舶修造厂66个。起初,这类修造厂在上海的数量略少于黄埔和香港,但是由于黄埔的外资船舶修造业在70年代后衰落,因此到80年代初,上海实际存在的厂数已与华南大体持平。④而在经营规模方面,上海则更胜一筹。例如,香港黄埔公司在1894年的资本总额为156万元,90年代初上海两家最大的船厂耶

松和祥生便各自拥有资本75万和80万两。并且耶松和祥生船厂在1900年实现合并后,总资本猛增至557万两,成为当时中国境内最大的外资垄断资本。⑤4.纺织业。1861年,怡和洋行在上海兴建的纺丝局是中国境内第一家外资机器缫丝工厂。⑥从此到甲午战前,这类丝厂共出现过12家,其中只有1家位于上海之外。⑦在棉纺织业中,虽然甲午战前的西方投资还停留在筹议阶段,但是这些筹议依然是以上海为中心展开的。例如,最早的一次筹议是英商轧拉佛洋行于1868年准备在上海设立火轮机织本布公司;1877年,英人施克士再度提出了开办上海火轮机织本布公司的计划;1882年,美商华地码又试图在上海建立名为“丰祥织洋棉纱线公司”的纺

①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98—99页。

②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727页。

③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268—270页。

④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317—321、345—346页。

⑤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113—114页。

⑥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1278页。

⑦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322—325页。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117—118页。

纱厂。此外,只有美商富文曾于1871年在广州筹办过一个纱厂。①到了80年代后期,外资还是首先从上海打开了棉纺织业的缺口。1888年,以日本三井洋行为首成立的上海机器轧花局在浦东开工。1894年,怡和洋行强行把纺纱机运到吴淞口,由于《马关条约》确认了外国在华设厂的权利,不仅怡和纱厂很快成立,其他一些大型外资纱厂也纷纷在上海出现。②5.一般轻工业。在这方面,上海几乎拥有所有种类的外资厂家,并且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最早在上海出现并集中在上海的。例如,在甲午战前的3家外资打包厂中,有2家位于上海,而1870年开设于上海的平和洋行打包厂是最早的一家。在印刷出版业中,15个印刷厂中的9个在上海。在食品业中,面包、面粉、汽水、酿酒和制冰等行业最早的厂家都出现在上海。在制药业中,3家外资药厂全部位于上海。在木材加工业中,4家木材加工厂都设在上海。在玻璃制造业中,3家外资厂家中的2家出现在上海。在卷烟业中,这一时期国内仅有的2家外资烟厂也在上海。此外,最早出现在上海的其他较重要行业还有70年代末设立的美查肥皂厂和1880年开办的制造火柴的燧昌自来火局。③6.公用事业。这主要是指向城市供应煤气、自来水和电气等公共设施的行业。由于该行业较多地牵涉到了近代工业的内容,所以以往许多论著都将之列为近代工业化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甲午战前,外资经营的公用事业共有5家,其中4家在上海,此外仅有1890年开办的天津煤气公司,且其资本额要少于上海4家中的任何一家。④7.铁路电报业。从19世纪40年代后期起,西方便多次策划在中国建造铁路,但是直到70年代才落实了一次投入运营的行动,也是甲午战前

①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390—404页。

②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1304—1308页。

③这部分内容主要依据汪敬虞编制的《十九世纪外国在华工厂明细表》,见其著:《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327—331页。其中部分行业参考了徐新吾和黄汉民主编:《上海近代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1821页。

④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124—126页。

唯一的一次,即1876年在上海建成的吴淞铁路。①至于西方在中国设立电报的试探,则集中在上海和福建两处,其中在上海有3次活动,福建有2次。而电报首次接触到中国的土地,则是大北电报公司约在1873年擅自在吴淞口“设馆竖柱”,将海线牵引上岸。②按照公认的说法,中国近代工业化起步时期的主体内容是洋务运动中举办的工业。而这种以江南为重心的空间背景,甚至在洋务运动最早着手的内容即军事工业中就有明显的体现。首先,在从1861年到1895年间总共出现的24家军用工业中,江南一地就有6家,是国内最为集中的地区。③其次,江南也是军工企业最早成型的地方,其标志是李鸿章在1865年成立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④而另外两家大型企业即福州船政局和天津机器局,分别成立于1866和1867年。⑤再次,在质的一面即经营规模和生产能力上,江南的优势地位更为明显。到1895年为止,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金陵火药局和浙江机器局四家经费接近当时全部军工企业经费的40%,同时仅江南制造总局一家的收入即超过全部军工收入的一半。⑥

不仅如此,江南之外的许多军工企业其实也与江南有着密切关联。

在1861年开设的安庆内军械所中,业务工作的主持人就是金匮县的华衡芳和无锡县的徐寿。⑦在福州船政局的创办过程中,主持“延洋匠、雇华工、开艺局”等工作并参与制定规章制度的关键人物,乃是著名浙商胡光墉。⑧天津机器局虽由崇厚于1867年创办,可是其形成生产规模是李鸿章接手之后的事情,而李鸿章于甫一接手就将江南制造总局督办、江苏江

①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1315—1317页。

②夏东元:《洋务运动史》,217、221页。

③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1615页。

④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664页。

⑤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24页。

⑥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67页。

⑦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八),18页。

⑧孔令仁主编:《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下册,179页。

阴人沈保靖调任天津机器局主持人。①并且李鸿章还任用大批南方人到天津机器局,同时逐批解雇局中原有的旗人和北方汉人。②左宗棠于1869年设立西安机器局时,主要从江南制造局和金陵机器局调募了一批熟练工人,而1872年成立的兰州机器局不仅拆迁西安机器局的机器,还新招募了一批来自宁波的工匠。③1875年,丁宝桢开设山东机器局主要依靠徐寿次子徐建寅,④嗣后丁宝桢又从山东机器局吸收技术力量来开设四川机器局⑤。1881年,奏请设立吉林机器局的官员是奉命帮办东北防务、籍隶江苏吴县的吴大澂,无锡绅商李金镛则是筹备工作的主要负责人。⑥另外,该局技术骨干大多是来自上海和宁波的熟练工人⑦。

至于以往更加重视同时也是洋务运动更重要的第二阶段,即洋务派在甲午战前以“求富”为目标而开办民用工业时期,江南的领先优势更要超过第一阶段。鉴于民用洋务工业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大类,即交通运输业、纺织业和采矿冶铁业,下面依此进行说明。

1. 交通运输业。该类中的主要内容包括两项,即航运和电报。至于甲午战前的铁路事业,因其到1894年仅建成447公里,⑧并未形成气候,故而可以忽略。众所周知,民用洋务工业起步于航运业,其标志是轮船招商局的创办,这也是第一家民用洋务企业。1872年夏,李鸿章委托具有上海沙船业世家背景的朱其昂负责轮船招商局筹办事宜,又于同年底向朝廷奏请试办招商轮船,并得到了批准。⑨1873年1月17日,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洋泾浜南永安街正式开局。⑩直至清亡,该局都是国内同业中最

①《筹议天津机器局片》,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十七,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80年,19页。

②夏东元:《洋务运动史》,126页。

③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62页。

④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八),35页。

⑤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1579页。

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四),393页。

⑦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1579页。

⑧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395页。

⑨《试办招商轮船折》,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页三十二—三十三。

⑩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近代部分)》,34页。

大的一家,并且是为数不多的经营状况较好的洋务企业之一。

虽然洋务派对电报业的筹划最早发生在福建和台湾,不过并未取得成效。因此,中国电报业的真正开展,其实始于李鸿章。1880年,李鸿章鉴于上年在大沽至天津试设二十里电报,于是奏请架设津沪电线。①该线自次年三月兴工,十月竣工,正线、支线共长约三千里,②成为中国自行开办的第一条陆路电线。电报总局最初设在天津,上海只是7个分局中的一个,但随着业务迅速发展的需要,总局于1883年间即由天津迁往上海,此后上海一直是中国电报业的中心地。③并且,电报局是所有洋务企业中经营状况最好的一家。④

2. 纺织业。在这方面,最早出现的企业应该是左宗棠于1875年在兰州设立的机器织呢局,而其主要机器及部分工匠都是通过胡光墉在上海购募的。不过,该局一开工就困难重重,于1884年被裁撤。⑤因此,真正开始产生较大影响和实际效果的洋务纺织企业,应是上海机器织布局。该局早在1876年就开始筹办,⑥并于1878年正式成立。⑦尽管此后几经波折,该局终究还是在1890年实现了正常生产,并且销售数字逐年上升。而张之洞开设的湖北织布官局直到1893年方才投产,且管理混乱,刚投产一年,产品便大量积压。⑧

不幸的是,1893年秋间的一场大火,使上海机器织布局几乎尽成灰烬。不过,上海的纺织业并未就此沉沦。因为盛宣怀立即在该局原址上开办了华盛纺织总厂,且于次年便开工生产。⑨并且按照李鸿章的计划,华盛总厂欲设纱机32万锭、布机4,000张,远远超过同时湖北织布官局所

①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化大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325—326、335—336页。

②《创办电线报销折》,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四十四,页二十二。

③丁日初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史》,第一卷,581—582页。

④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397页。

⑤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393—395页。

⑥《复沈幼丹制军》,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六,页三。

⑦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274页。

⑧夏东元:《洋务运动史》,393—394、402页。

⑨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281—282页。

定纱机8万锭、布机1,000张的规模。①虽然华盛厂后来并没有完全达到李鸿章的设想,但是上海仍然成为中国纺织业最大的中心。

3. 采矿冶铁业。虽然有着地理条件的严重限制,江南仍然在这个行业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因为这个行业的绝大部分启动资金都依赖从上海市面上招徕股份。正如上海一家西报在1883年初针对此前社会资本流动的总趋势所归纳的那样,1882年“自春徂冬,凡开矿公司如长乐、鹤峰、池州、金州、荆门、承德、徐州等处,一经禀准招商集股,无不争先恐后,数十万巨款,一旦可齐”。据时人估计,这一时期中各类洋务民用企业通过发售股票大约吸收到300万两的资本,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投向了此时开设的许多厂矿企业。对此最有力的证明是,在1883年的金融风潮严重打击了上海市场上的投资热情后,许多厂矿企业的股票都形同废纸,最终导致这些企业被迫中止活动。②

在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起步进程中,最后还应包括的一个有机成分是由民间资本开办的近代工业。虽然这类工业总体规模偏小,且主要偏向轻工业,但是其毕竟覆盖了不算太少的门类,并且表明中国社会已经开始在更广泛和更深入的范围内接受近代工业化,因此并不能将之忽略过去。而不出意料的是,这部分近代工业同样表现出了向江南倾斜的空间特征。顺便指出,由于民间开办的近代矿业大都打着洋务企业的旗号,所以下面的说明不再提及。

(1)船舶机器修造业。按照教科书的通行说法,中国民间工业以1872年华侨商人陈启沅在广东南海县设立继昌隆缫丝厂为起点。然而有论者指出,在五六十年代,“上海地区原有的锻铁、冶铸、铜锡器以及造船手工业等,便有相当一部分与外国机器工业发生了业务联系,代制机器配件”,从而逐渐向近代机器工业转化。③进入70年代后,具有更明显近代性质的这类企业在上海略有发展。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874年在

①《推广机器织局折》,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七十八,页十一十二。

②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301—302、315页。

③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1361页。

虹口出现的附属于轮船招商局的同茂铁厂。这家铁厂最初只能做些小的轮船修理工作,而到1876年,据英国驻上海领事称:“它的经理向我保证说,轮船的锅炉、小火轮的机器和锅炉,以及轮船的螺旋桨确实都是在没有外国人的帮助下制成的。”①据汪敬虞先生统计,1894年以前,上海的这类民间厂家共有29家。②同一时期,国内其他地区只有寥寥几家。③

(2)纺织业。在这方面,继昌隆缫丝厂的确是第一家,并且珠江三角洲的民间缫丝业到1894年为止共出现过88家缫丝厂,从而率先成为中国缫丝业的一个中心区域。④上海的民间缫丝厂出现得较晚,直到1882年才由浙江丝商兼买办黄佐卿创办了该处首家丝厂——公和永丝厂。不过该厂规模较大,初创时即有缫车100部,1892年更扩充到858部。⑤尽管上海到1894年存在的丝厂仅有8家,但是广东88家丝厂的总资本额是163万余两,而上海8家丝厂的总资本为206万余两⑥。另外,浙江在1895年以前亦开设了3家丝厂,并有1家建成投产。⑦至于这个行业中的轧花业和棉纺织业,江南则占尽优势。1887年,中国第一家轧花厂即通久机器轧花局在宁波成立,资本5万两,购置了蒸汽动力设备。90年代,国内又出现了3家机器轧花厂,全部位于上海。在棉纺织业方面,甲午战前国内仅有2家纱厂建成投产,它们也都是在上海开办的。⑧

(3)一般轻工业。除一些需要靠近原料产地的行业外,此类中开设2家企业以上的行业只有造纸、印刷、面粉加工、火柴、锯木和制药业,而上海拥有的种类最为齐全。在造纸业中,1882年成立的上海机器造纸局为全国最早。在印刷业中,1882年在上海开办的同文书局是同业中的首

①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419页。

②汪敬虞:《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325—326页。

③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463页。

④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468页。

⑤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1430—1431页。

⑥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470页。

⑦汪敬虞:《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327—328页。

⑧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474—476页。

家,且全国10家纸厂中的6家位于上海,宁波和杭州亦各有1家。在面粉加工业中,首家企业虽是1878年在天津开办的贻来牟机器磨坊,但创办者却是轮船招商局的首位总办、上海船商朱其昂,且国内8家面粉厂中的3家在上海。在火柴制造业中,虽然广东在数量上要超过上海,但位于上海的燮昌火柴厂却是同业中最大的一家,其资本甚至大体相当于其他所有厂家的总和。在锯木业中,1878年出现的上海锯木厂是国内同业中最早的一家。在制药业中,国内仅有的2家制药厂都在上海。①

(4)保险业。1875年,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和会办徐润在上海发起成立保险招商局之举为国人正式自办保险公司之始,并且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到次年7月间,申请入股数额已达20万两。②在此基础上,徐、唐等人复设仁和保险公司,共计招募股本50万两。1878年,徐润等又创办济和水火险公司,招股50万两。③1886年,仁和与济和合并为仁济和保险公司,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一家保险公司。④

(5)航运业。90年代以前,民间曾经多次出现了创办轮船运输的尝试,这些尝试主要集中在华南和江南两处。尽管它们都因官方的阻挠而失败,但进入90年代之后,情况有所改变,而这种突破依然发生在这两个地方。1890年,在香港和上海同时出现了两个由华商创办的颇具规模的轮船公司,前者的资本为30万元,后者为20万两。同年,在汕头的一些华商开设了一个较小的轮船公司。1893年左右,上海又出现了一家民间轮船公司,不过资本未详。在甲午战前,这是中国民间航运业仅有的企业。⑤

①汪敬虞:《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334—335页。部分行业参考了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486页。

②汪敬虞:《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361页。

③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八),116—118页。

④汪敬虞:《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361—362页。

⑤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508—509页。

三、 中国近代工业化通过江南的落实

根据上述这种空间背景可以发现,尽管李伯重所谓的“江南早期工业化”不能与中国近代工业化直接接轨,但是他的思路中至少有两个方面还是值得重视的:首先,在探讨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起步进程时,的确无法绕过以江南这个地方空间为基准所提供的视角;其次,江南与中国近代工业化之间相对于国内其他地区的亲和力,当然意味着本土的内在活力并非不能构成一条颇具能动性的线索。可是前文刚刚确认了位于宏观层次、具有外在性质的新生产力对中国近代工业化起步进程的重要性,这岂非陷入了自相矛盾吗?事实上,造成在外来冲击和内部因素尤其是内在活力之间各执一端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过多地受到某些既定的认知方式的限制,而没有认真观察两者在具体社会情境下所遵从的实践逻辑。对此,只要我们仔细勘查一下近代工业化在中国初步实现本土化落实的实际过程,也就是新生产力开始切入中国社会经济基础结构产生作用和反作用的过程,即可得到有力的证明。

正如以往许多研究证明的那样,洋务运动中从国家层面出发、自上而下地创办近代企业的活动,标志着中国本土开始有意识地引进和接受作为一种经济机制的新生产力。不过这种新生产力得到落实的过程,并不始于首先着手的洋务军事工业,因为这部分工业的“生产不是为了交换的目的”“产品更不是社会所必需的物质资料”,①所以其与基础性的社会经济结构之间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只有到了以建设民用工业为核心的“求富”活动展开后,洋务运动所引进的新生产力才真正出现了力图实现社会化的进程。

在这个社会化进程之初,国家很可能就产生了通过江南与近代工业化的接轨来推进该进程的意识。这方面的一个显著表现是,当民用洋务

①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69页。

工业开始启动即筹建轮船招商局时,李鸿章之所以选择出身上海沙船世家的朱其昂出任该局首任总办,显然存在着从江南沙船业中为该局获取社会资源的意图。然而这种把近代航运业嫁接到传统沙船业的努力并不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在于朱其昂还不是一个熟悉新生产力的买办化商人,①正如刘坤一指责的那样,“既于外洋情形不熟,又于贸易未谙,买船贵而运货少,用人滥用靡费多,遂致亏折。”②在他主持局务期间,轮船招商局不但招股极形寥落,且仅有轮船4只,开辟航线两条。③而这样的成绩当然不足以证明近代航运业的优越性,也就难怪大批旧式沙船主对于投资招商局的态度是“群起诧异,互相阻挠”,“竟至势同水火”。④由此可见,依靠传统商人来引进新生产力并非一条行得通的道路。至于江南仍然成为相对成功地引进新生产力的地区,主要是因为当时江南另有一批人可以承担这种引进任务,那就是从60年代起就在上海相当活跃的广东买办群体。正如前辈学者指出的那样,近代买办商人是当时最熟悉新生产力的中国人士,并且最早拥有在中国兴办近代工业的知识和资本。⑤而由于较早接触西方而得风气之先,广东人不仅首先显示出胜任买办的能力,也是崛起最早、最具实力的买办群体。⑥于是,在依靠像朱其昂这样的旧式商人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李鸿章等人迅速把目光转向了以唐廷枢、徐润为首的广东买办,从而使之进入了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心舞台。而广东买办随后在引进新生产力方面也的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其主要表现是,唐廷枢和徐润接替朱其昂入主轮船招商局后,整个局面即大为改观:他们接手后仅1年时间便招入股本40

①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144页。

②《刘坤一遗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59年,601页。

③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近代部分)》,58、63页。

④《字林沪报》,1883年11月10日。转引自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146页。

⑤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二章第四节。汪敬虞:《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81—100页。

⑥[美]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李荣昌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57页。

余万两,并使该局船舶拥有量年年稳定增长,到1877年已拥有各种船只29艘,总吨位达3万多吨,该年度的总收入亦达154万多两,此外还开辟了许多新的航线甚至是远洋航线。①

随着民用洋务企业扩展到煤矿业和纺织业,广东买办被大力借重的强势地位亦不断延伸。在煤矿业方面,这一时期进入实际操作阶段的官督商办煤矿共有3座,即1877年的安徽池州煤矿、1878年的直隶开平煤矿和1879年的湖北荆门煤矿。②其中,池州煤矿的主要经营者杨德同样是一位广东买办,③开平煤矿的初期经营基本上由唐廷枢经理。④至于当时唯一一家纺织企业即上海机器织布局,虽然创议者彭汝琮并非广东人士,然而他的禀请会被李鸿章批准的重要原因,就是他提出由时为太古洋行买办的郑观应充任该局会办。⑤因此可以说,广东买办在引进新生产力并使之产生示范性作用方面确实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

不过广东买办的这种贡献,并不意味着近代工业化在江南得到了落实。也就是说,他们还不足以使新生产力在更深入和广泛的社会层面中被接受,也没有使中国经济实现传统与近代的衔接。首先,他们与中国传统经济的关联极少,而与西方渊源至深。这方面最明显的表现是,他们虽然在中外贸易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这种地位根本不能在其原籍即广东得到维持。这是因为,通过西方列强巩固下来的不平等条约制度,各国洋行纷纷在新辟口岸设立新的分支机构,随之“广东买办像食客一样跟着外商到各口岸去”。⑥前已述及,由于西方对中国的冲击很快集中在江南一带,中外贸易的中心在19世纪50年代以后便从广州转移到了上海。由此可见,大批广东买办之所以在江南出现,完全是其必须紧紧跟随西方的步调而行动的结果。

①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近代部分)》,49、60、63页。

②夏东元:《洋务运动史》,252—253页。

③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211—212页。

④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413—414页。

⑤夏东元:《洋务运动史》,389—390页。

⑥[美]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60页。

其次,尽管唐廷枢等人进入了民用洋务企业的经理层,然而他们对中国原有社会经济基础的影响并没有波及到更大的范围。例如,唐廷枢和徐润接手轮船招商局后,虽然在招股方面颇有进展,但是这些股本基本上只能依靠他们自身以及与之联系密切的其他买办商人的投资。在他们首期招到的股本中,徐润一人即入股24万两,唐廷枢则不少于8万两。①另外唐廷枢本人还承认,在其他许多投资者中,“其最初附股之人,固由廷枢招至,即后来买受者,廷枢亦大半相识。”②同时,徐润也“设法招徕各亲友”投入了大量股份。③张国辉的分析表明,即使不能把凡与唐、徐交往的商人都看作买办,但买办资本在招商局这时的资本构成中无疑占据了压倒地位。④在开平煤矿的招股活动中,情况亦复相同。唐廷枢起初计划招股80万两,实际只招到20余万两,而主要投资者仍然是唐廷枢和徐润以及与之联系密切的“港粤殷商”。⑤

最后,江南社会对广东买办群体也采取了非常明显的排斥态度,特别是广东买办群体的社会地位急剧上升之后,这种态度更为强烈。70年代在上海频繁出现的嘲讽商人的“竹枝词”,其实主要就是针对广东买办而发。⑥而1873年底发生在上海的名伶杨月楼偷情案,更是成为江南社会宣泄对广东买办敌对情绪的突破口。⑦一位署名“赴粤宦客”的人士甚至在《申报》上发表了“香山既多寡廉鲜耻之人”的激烈人身攻击。⑧尽管此人身份不明,但是与当时社会情势联系起来,仍然可以认为这里体现的是江南社会的基本立场。反过来说,寓沪广东人士同样没有忽视自身的地

①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近代部分)》,50页。

②《沪报》,1885年12月5日。转引自汪敬虞:《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178页。

③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八),176页。

④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140页。

⑤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203页。

⑥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178、185页。

⑦易惠莉:《郑观应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28页。

⑧《申报》1874年1月19日,转引自易惠莉前引书,229页。

方认同。对此,1872年唐廷枢与徐润等人在上海设立广肇公所的举动是最好的证明。①另外,针对江南社会的对立情绪,广东买办也强化了群体意识。1874年,他们以“从前《申报》持论有不允当处,恐将来有偏袒不公”为由,创办了一份《汇报》,②并且与《申报》每每在与广东买办利益相关的问题上发生争论。③在这种情况下,江南社会显然没有多少兴趣加入广东买办进行的近代工业化建设。

或许有人会认为,广东买办主持的近代工业在江南遭到上述冷遇,不过是引进新生产力初期的应有之义,并不见得他们的努力就不能实现与中国传统经济的接规。其理由是,到了19世纪80年代初期,在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等人仍然主持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和上海机器织布局等重要洋务企业的情况下,正如张国辉曾指出的那样,在官督商办的洋务企业步入初步兴盛阶段的同时,近代企业也普遍地赢得了社会上的信任,④从而形成了中国近代工业的第一个发展高潮。这难道不意味着新生产力开始在中国社会中得到落实了吗?可是只要仔细分析一下这种发展势头的形成过程,就可以发现广东买办在其中并不能专美,而来自于江南社会的一批绅商所作的贡献更大。特别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经受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的严重打击后,不仅原有的一些大型企业得以幸存下来并有所发展,而且创办新式企业的势头还扩散到了民间社会之中,更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江南绅商的这种贡献。

这批江南绅商的主要代表,也就是以往被视为最初向中国资产阶级转化的旧式上层商人代表即李金镛、经元善和谢家福等人。⑤他们都出

①易惠莉:《郑观应评传》,227页。

②《中西闻见录》,1874年6月。转引自汪敬虞:《唐廷枢研究》,181页。

③易惠莉:《郑观应评传》,230页。

④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295、302页。

⑤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367—371页。李金镛籍隶无锡,其个人情况可参见谢家福:《李金镛行状》,光绪年间刻本;经元善籍隶上虞,其个人情况可参见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前言》,《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谢家福籍隶苏州,其个人情况可参见柯继承:《我国电报事业的开拓者——谢家福》,载《苏州杂志》2002年第3期。

身于江南士绅社会,在民用洋务工业开始建设的19世纪70年代以前,他们皆未留下与新生产力有过密切联系的痕迹,因此在最初引进新生产力的过程中亦没有展露头角的机会。至于他们的社会知名度和社会地位开始迅速提高的机缘,也不是借助对近代工业化建设的参与,而是针对70年代中后期华北地区爆发空前惨烈的旱灾即“丁戊奇荒”所举办的义赈活动。在这次义赈活动中,他们表现出了极其强大的社会能量,尤其是开创了一套新颖而有效的募捐办法,在将近4年的时间中从极其广泛的社会范围内募集到了100多万两赈款。①也正是由于这次义赈活动,他们开始有机会接触李鸿章和盛宣怀等洋务大员,并得到后者的赏识而产生了参与近代工业化的契机②。

可以肯定,李鸿章和盛宣怀等人最初赏识这批江南绅商的主要原因,与后者显示出来的强大社会集资能力有着莫大关系。并且,这批江南绅商一开始也的确是依靠集资活动为自身赢得了在近代工业化建设过程中不容忽视的地位。而他们能够在这方面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创造了一套具有本土化意味的办法,即把他们此前在义赈活动中形成的募捐办法应用于近代企业的招股活动。同时,由于这批江南绅商业已在救荒过程中赢得了极其广泛的社会信任,所以由他们来运用这套方法为近代企业筹集资金,显然就比其他社会群体更具优势。就后来的结果来看,正是他们成功地运用这套集资方法,才引发了向中国近代企业投资的第一次热潮,从而极大地拓展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资金来源。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最早在招商活动中运用这套集资方法的是李金镛。1878年9月间,盛宣怀向李鸿章举荐李金镛出任湖北开采煤铁总局总办,并得到了批准。③而李金镛为该局所做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

①朱浒:《江南人在华北——从晚清义赈的兴起看地方史路径的空间局限》,《近代史研究》年第5期。

②虞和平:《经元善集·前言》,《经元善集》。

③《湖北开采煤铁总局、荆门矿务总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二》,上海人民出版社,年,340—341页。

是次年与盛宣怀共同制定《湖北荆门矿务招商章程》,并且试图以自己此前办理义赈的经历来取得江南社会的响应:①

前经宣怀据实禀奉南北洋大臣、湖广督抚宪批准招商试办,并蒙札委金镛总办局务,在沪纠集股分,会商筹办。窃维东南士民莫不急公好义,前金镛经办三省助赈数十万金,尚蒙信任。此次矿务,实为中国富强之基,试办有效,获益全局,想官绅商富同抱公忠,必能众力相扶,乐观厥成。

这份章程最后还声明:“开办以前,陆续收集股分,开办以后,各项支用款目及煤吨收销各数,悉照办赈章程,随时录数刊登《申报》,以供众览,俾得周知。”就此而言,李金镛在这里几乎原封不动地借鉴了义赈的某些募捐手法。

不过,李金镛的此次招股活动并未取得显著成效。其主要原因很可能是义赈此时仍处于繁忙阶段,同时谢家福、经元善以及其他许多江南绅商又在义赈活动中承担着重要事务,也就无暇给他多少帮助。而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期,即从1877年兴起的大规模义赈活动终于暂时告一段落之后,当这套方法再次被用来筹集近代企业资金的时候,就与1879年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只不过,这一次招股活动的发起人和相关企业已非李金镛和荆门矿务总局,而是经元善和上海机器织布局。

虽然经元善主持的这次招股活动非常著名,然而以往研究都未能充分揭示的是,其使用的招股方法同样来自于义赈的募捐实践。尽管没有在章程中公开声明“悉照办赈章程”,但经元善本人明确承认,此次做法正建立在筹赈活动的基础上:“即以筹赈平实宗旨,变而通之,凡所招股本、户名、银数,及收款存放何庄,每月清单布告大众。”②同时,义赈之外的人

①《湖北开采煤铁总局、荆门矿务总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二》,415—418页。

②虞和平编:《经元善集》,286页。

士也对这种渊源有清楚的认识。如当时布局的官方代表戴恒和龚寿图之所以对经元善不满,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他们认为“商务非办赈,收款何必登报。”①另外,其他许多因义赈而结成的同人关系亦为经元善的招股活动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能够反映这一点的主要事实是,正如虞和平先生指出的那样,在当时设立的、分布于国内外36个城镇的布局股份代收处中,许多地点的股金接收人正是先前该地义赈收捐处的主持人。

关于经元善此次招股活动的成功程度,只须指出其中一个方面就足够了。那就是,仅在布局招商章程公布后不到一个月,社会上的认股金额便达30万两,后又增至50万两③,甚至还出现了“尚有退还不收”的情形,远远超过了原定40万两的计划。④那么此次招股成功又意味着什么呢?显然,为织布局募集足够的经营资金只是次要问题,更重要的是,这次成功标志着中国近代企业的投资状况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实,经元善本人已经意识到了这种转变的发生。他在比较唐廷枢、徐润与自己的企业集资方法时曾说:“溯招商、开平股份,皆唐、徐诸公因友及友,辗转邀集。今之登报招徕、自愿送入者,从此次始。”⑤对于这种转变的意义,张国辉认为,这反映出近代企业投资“开始突破商帮亲友的狭隘范围,扩大到以全国主要商业城市的商人作为争取对象”。⑥也就是说,从这时起,中国近代工业化所需的社会资金已不再仅仅依靠买办资本,而能够从传统经济中吸取养分了。

其后的事实表明,上海机器织布局此次成功招股应该说是中国首次近代企业投资热潮的起点。首先,正是在此之后,这个投资热潮才开始出

①虞和平编:《经元善集》,286页。

②虞和平:《经元善集·前言》。关于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可以比较该书中所收的《上海详报晋赈捐数并经募善士禀》(36—38页)和《江苏上海机器织布局启》(297—298页)两文。从中可以看出,两者所列的代收处地址和主持人大多相同。

③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276页。

④虞和平编:《经元善集》,287页。

⑤虞和平编:《经元善集》,287页。

⑥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368—369页。

现。例如,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都迅速扭转了其在1880年以前集资困难的局面。前者完成第一次招股100万两的计划用了8年时间,而第二次招股100万两的目标仅用1个年度就实现了;①后者亦在1个年度中便使自身资本总额从30万两增长到100万两。②并且两者的股票价格在此期间也大幅上扬:到1882年初,轮船招商局股票已涨至220两(票面额为100两),开平煤矿则为170两(票面额为100两)。③至于其他企业在这一时期的集资情况,当时《申报》曾报道说,“现在沪上股分风气大开,每一新公司起,千百人争购之,以得股为幸。”④其次,上海机器织布局招股的成功表明,江南绅商使用的这套集资方法率先为近代企业投资赢得了社会信任。与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在部分上借助实际经营业绩来强化社会投资信心的状况不同,⑤织布局在没有任何业绩的条件下,却先一步取得了招股的成功。不仅如此,1882年电报局成功招商时,该局也只是刚刚投入运营,并没有显示出多少绩效。⑥可以说,当时其他许多没有实绩的企业能够得到不错的集资结果,与搭上这套招股方法的便车有着很大的关系。因此,经元善将织布局招股的成功称为“商务联群机缄,以将萌芽勃发”,⑦并非夸大其辞。这些江南绅商通过招股活动而在近代企业中站稳脚跟的同时,也迅速掌握了新生产力的运行机制,从而为近代企业建设提供了一批更具本土背景的经营人才。本来,李金镛、经元善和谢家福等人在参与中国近代工业化之前并没有多么显赫的经济背景。根据现有资料,李金镛仅仅有过“少为贾”的经历,经元善的产业不过是一家钱庄,谢家福甚至连与“江南早期工业化”相关的联系都不曾出现。而进入近代企业的建设进程后,

①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近代部分)》,49—50页。

②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418页。

③《申报》1882年2月2日,转引自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301页。

④《申报》1882年8月12日,转引自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300页。

⑤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293页。

⑥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1467页。

⑦虞和平编:《经元善集》,287页。

他们不仅很快熟悉了这个领域,而且其表现出来的经营才能以及做出的实绩,绝不亚于唐廷枢等广东买办商人。例如,正是通过李金镛的努力,近代中国规模最大、成效最好的一家金属矿即漠河金矿才得以建成并实现了正常运营;①经元善从1881年起总理上海电报局事务,直到1900年因通电反对“己亥立储”而被迫逃亡前,始终在电报局的发展中起着主要作用,该局也一直是洋务企业中经营得最成功、效益最好的一家;②谢家福除在创办电报事业上多有贡献外,③还从1885年起成为轮船招商局的主要经理人,④成为不能长期驻局的盛宣怀最倚重的人物,盛宣怀于1891甚至还希望由谢家福出任该局“商总”一职。⑤在这些江南绅商成长为近代企业经营人才的同时,他们亦逐渐完成了从传统士绅或商人向近代绅商的社会身份转化。应该承认,对于这种转化的性质和意义,以往的研究在事实上已经有所涉及,如张国辉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来源分析,⑥以及马敏对近代绅商所做的类型划分。⑦不过,由于他们只注重了这个新兴阶层的基本构成状况,而没有仔细探察不同社会群体融入该阶层的具体过程,从而未能全面揭示这种转化的意涵。而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这种转化对于新生的近代绅商阶层所起到的巨大巩固作用。

从张国辉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到19世纪70年代末为止,近代绅商阶层的主要来源只有洋务派官员和广东买办商人两个社会群体。⑧由于这一时期官员出身的洋务企业经营者大都没有成为合格的近代经营人才,所以其时近代绅商的中坚力量应属近代企业中的广东买办群体。然而由

①贾熟村:《创办漠河金矿的李金镛》,《江海学刊》1998年第5期。

②虞和平:《经元善集·前言》,《经元善集》。

③《奏保谢家福片》,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五十四,五十四页。

④《申报》,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本,第765页,1886年11月2日。

⑤《轮船招商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340—341页。

⑥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六章第一节。

⑦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三章。

⑧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六章第一节。

于这个群体的代表人物即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等人都在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中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所以他们不仅迅速失去了在近代企业中的主导地位,在政治上也彻底失势,社会信誉亦一落千丈。①对于近代绅商阶层来说,这显然危及到了它刚刚在中国社会中赢得的社会地位。幸运的是,从80年代初才大批进入近代企业的这些江南绅商不仅在金融风潮来临前基本完成了向近代绅商的转化,而且受这场风潮的影响也远较广东买办绅商为小,并且在不少领域中填补了因后者的退出而造成的空白。这样一来,这些江南绅商的作用就不仅仅是扩大了近代绅商队伍,而且使其已有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没有因广东买办绅商的下沉而萎缩,从而极大地巩固了这个阶层继续发展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批江南绅商参与近代企业的建设之后,江南传统经济才真正出现了与近代工业化接轨的势头。在这方面,扬州著名盐商李培松应是第一个例子。1880年间,在郑观应和经元善的劝说下,他和宁波富商蔡鸿仪一起加入了上海机器织布局主要投资人的行列。②此后李培松又在电报局、内河航运公司和徐州利国驿煤铁矿中都表现得相当活跃。而恰恰又继李培松和蔡鸿仪投资织布局后,甚至包括具有买办背景的江南商人才开始创办近代企业。例如,1882年,浙江丝商兼买办黄佐卿在上海开办了公和永丝厂;③同年,另一位具有买办经历的浙江商人叶澄衷进行了创办私人轮船公司的尝试;④1886年,以盐业起家的宁波帮开山鼻祖严信厚在宁波创设国内首家机器轧花厂即通久源轧花厂。⑤这样一来,江南与近代工业化之间的隔膜状态就被彻底打破了。

最后,不仅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是在江南落实后才向国内其他地区展开的,甚至这个展开过程在相当程度上也借助了江南绅商们的努力。

①易惠莉:《郑观应评传》,353—354页。

②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276页。

③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463页。

④《交通史航政编》第1册,222页,转引自孔令仁主编:《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上册),129页。

⑤孔令仁主编:《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上册),366页。

在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出现在湖北和东北。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荆门矿务总局实为湖北近代工矿企业的滥觞。①虽然该局督办是盛宣怀,但是从该局设立到停撤期间,他实际上并未亲驻湖北,而是由一位苏州绅士、从1876年就随同李金镛办理赈务的金德鸿(名少愚)在当地主持局务。②至于东北地区,则如一些研究表明的那样,李金镛创办的漠河金矿正是东北近代工业化的起步点之一。③而由于漠河金矿的良好示范作用,黑龙江北部其他许多金矿也相继得到了开发④,从而强化了东北地区的近代工业化进程。

结语

本文的论述表明,出现在中国近代工业化发生问题上的“内发”与“外源”之争,其实都存在着偏颇之处。就“外源论”而言,它虽然正确地指出了出现在中国的新生产力的外发性质,及其依托西方冲击而来的宏观态势,却忽视了从内部视角观察中国怎样接受这种新生产力及其地区发展不平衡的一面。就“内发论”而言,它又过度拘泥于内部视角,在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中仅仅强调了“渐变”和似乎“不变”的一面,甚至还把内部视角化约为地方视角,把发生在民族国家层面的问题化约为地方性问题。因此,对于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起步进程来说,这两种观点都只具有部分的合理性。而只要我们抛开既定认知方式的制约,就可以发现它们各自的合理性之间并不存在一种对立关系。这是因为,这个起步进程本来就是一个由冲击与回应、传统与近代、内因与外因、宏观与微观等一系列二元

①陈建林:《荆门地区近代工矿文明的滥觞——简论荆门矿务总局的历史地位》,《攀枝花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

②《湖北开采煤铁总局、荆门矿务总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二》,456页。有关金德鸿早先跟随李金镛办赈的情况,可参见《申报》12,第273页,1878年3月28日。

③衣保中、林莎:《论近代东北地区的工业化进程》,载《东北亚论坛》2001年第4期。葛玉红:《东北近代工业的形成与发展》,《辽宁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④孔令仁主编:《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上册),307页。

关系发生复杂互动和交汇的过程。一方面,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以新生产力为核心的近代工业化是随着西方对中国的冲击而来的,然而这种冲击毕竟不能摆脱中国传统经济结构所给定的条件,因此才出现了试图以江南为主要突破口的倾向;另一方面,中国确实也不是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作出对西方冲击的回应或者仅仅是消极回应,否则就无法解释传统经济最发达的江南表现出了相对其他地区更为成功地引进和接受近代工业化的能力。总之,这两个方面的综合才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起步进程所遵循的实践逻辑,才是该进程中内因与外因之间的实践辨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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