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是清代的传统政策。清代前期，雍正皇帝曾经设立农官，奖励务农有成的老农，并从江南请来经验丰富的老农到北方传授农业技术；乾隆皇帝曾在北方推行两年三熟制，这些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到了晚清，尤其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后，清政府采取了一些稳定农村，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的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户部则例内载：“民间农桑，责在有司。劝课果著成绩，三年后准予议叙。不实心者，以溺职论。”有些地方大吏认真执行了这一政策。如贵州巡抚贺长龄于道光十七年（1837）即督同藩司庆禄、粮储道任树森刊发《蚕桑编》、《木棉谱》，通颁各属，教民栽种。十八年（1838）春间，先于省城附近隙地试种桑秧数万株，长至二三尺时听民移种；又于湖北、河南两省购回棉籽二万六千一百余斤分给各属，并委员携赴各乡，趁查毁罂粟之便教民改种。至道光二十年（1840），桑树已成活十三万余株。木棉开花结实，与楚豫等省无异，打破了贵州不宜种桑棉的说法。棉纺织在贵州也有所推广。婺川县知县陈文衡捐廉设局并购木棉五千斤，先教以纺，次教以织，能纺者已有七百多人，能织者亦有九十余人。局中已织成布九百四十余匹。织成之布价贱而易售，省中纺织者已不下数百家，各属亦闻风兴起。有的基层官吏也较为重视农务，如杨炳坤，于道光二年（1822）任河南密县知县，他依据洧水流域的地势，发动沿河两岸农民将河滩荒地垫平，然后开渠引灌，试种水稻。当时，农民对种水稻既没本钱又没信心。为解决此问题，他聘请湖广稻农，前来租地耕耘示范，并获得成功。于是当地农民纷纷效法，不到两年时间，洧水河两岸的卢村、王村、院青、官泽、西邢、张固等保共开渠15道，开垦稻田1860亩。 

如果说道光年间，劝农活动还停留在个别发动的阶段，那么到同光时期就已较为普遍。各省、府、厅、州、县纷纷成立各种常设劝农机构。如江苏省句容县于同治三年（1864）成立招垦局，由官府借给贫苦农民耕牛、籽种。至光绪二十年（1894），即垦熟田地六千三百余顷。同治十年（1871），江苏省成立蚕桑局，植桑者，户给35株。开始，民多观望。至光绪八年（1882），左宗棠移督两江，饬委胡光镛购买桑秧65万株，分散各乡栽种，而免其息，于是“其利无穷”。此后，河南、直隶、陕西等北方省份也纷纷成立蚕桑局。陕西华州所收丝斤，“净白有光，质美柔细，直与湖丝无异”。直隶所出蚕桑，逐年增多，由局收买，运沪出售，并由四川、江浙雇来工匠教授纺织之法，“如贡缎、巴缎、摹本缎、江缎、大缎、浣光锦、金银罗、绢带等项均能仿造”。直隶原有蚕桑之处，仅深、易二州，设局之后，已有清苑、满城等二十余州县。新领桑株各处共有五十余州县。广西长洲居民原种竹为业，生计甚苦。自光绪年间巡抚马丕瑶提倡蚕桑，购种置机，发给居民领用，该州居民务之最力，故成效日著，后由长洲上至平南沿岸，农家纷纷效仿，当时“计广西每年产丝值二百余万，梧关课税以此为收入大宗”。 

    推广种植美棉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光绪三十四年（1908），农工商部请驻美使馆翻译了美国棉花种类种植成法，并选购种子绘图贴说，拟定表式通咨各省，将全境棉业情形再行详细调查，并续行遴派农科专门人员分往各省，“测验天度之寒燠，审察土性之燥湿，辨别种类之良窳，采用泰西农学家选籽、交种、培肥料、去害虫诸法，集讯乡农，实行试验，务令人人知棉业为大利所在”。山东省商务局将在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上采购的棉种发交东昌府产棉各省试种，以光绪三十二年（1906）“收成计之，本地棉约收七八十斤，美国棉可收百余斤至二百斤不等。且丝长光细，利于纺织”。“东属堂、清、馆、冠、高、恩六属，已种棉之地，约计万顷有余”。直隶农务总局试验场，曾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试种美国棉花，绒絮颇长”。至宣统元年（1909），山东省西北、直隶南端各州县“从前所种土产，现已悉改美种，收成有十倍之望”。 

    农田水利也受到了重视。曾国荃、左宗棠、丁宝祯等督抚要员亲自抓水利建设。光绪十二年（1886），两江总督曾国荃饬统领叶少林筑北乡圩坝缺口，又饬水利局委员罗树勋修王家闸石函。光绪七年（1881），左宗棠移督两江，“遍历大江南北，与署运河徐之达及地方各文武印委等详勘境内支干各流水性，并延询当地士夫老农评究风土所宜树植各务，察视沟洫通塞深浅，各建坝闸函洞”；光绪八年（1882）派拨标兵五千人挑浚秦淮河上游赤山湖，开河筑堤，建闸修坝，自道士坝至陈家边，共计长三千九百余丈，挑土十七万五千八百余方，用银二万八千四百余两。自此，“旱潦有备，年谷顺成”。 

同治六年（1867）三月，山东巡抚丁宝祯挑浚沈口河，宣泄东西两岸积水，涸出民田二十余里。光绪三年（1877）三月，丁宝祯接任四川总督，九月即随带熟悉水利官员，视察都江堰。都江堰是川江上的水利工程枢纽，向分为内、中、外三江，分溉成都府属十六县民田，由于年久失修，二十余年来，江底愈淤愈高，水涨辄多泛滥，冲刷堤堰，沿江田亩时报坍塌，淹没。灌县、温江、崇宁、郫县、崇庆州等处民田冲毁已至六七十万亩，农民失业，空赔粮赋。丁宝祯视察时，只见内、中、外三江均已连成一片，水势乱流，“因无所谓三江之分，且并为一江，而亦不能顺轨”。丁宝祯决意估勘工料，奏明筹修。先将江口分水鱼嘴依古法加工重修，并饬委员会同灌县知县将内、外、中三江分起，同时并办。于兴工后，冬腊两月，他亲临都江堰指示机宜，考察勤惰，衡定赏罚。工程从光绪三年十二月开工至四年三月中旬竣工，用了四个多月时间，共挖出淤泥四十余万方，砌筑堤堰12000丈，修复人字堤一百三十余丈，分水鱼嘴三处。并维修了飞沙堰、白马槽、平水槽的导洪工程。工程到五月中旬即经受了几十年未有的特大洪水考验。至二十一日即将水则（即水位警戒线，以一划为一尺，自出水面一划起，定至二十二划为止）全行淹没。至六月中旬，水势始渐平缓。但因洪水被各堤堰层层消纳，月余以来，不但下游省城及各县民田毫无损坏，即灌县城垣近处江滨，也完善如故。至七八月内农田收获普庆丰登，谷价顿贱。当年冬间，粮价较三年前每石减少银二两五六钱不等，百姓完纳丁粮异常踊跃。光绪五年（1879），堰工自三月开堰至八月秋成，江堰顺流，年谷大丰，比四年收数有加。据分赴灌崇各属委员会同地方官覆勘禀报，综核两年共涸复田八万二千九百余亩，丁宝桢大修都江堰已给人民带来实惠。 

在大吏的倡导下，地方官也较为注重水利。浙江镇洋县知县吴镜沅，光绪十七年（1891）莅任，即周历四乡，详勘水道，塞者通之，浅者深之。“凡十年，浚支河二十余条，计工一万四五千丈”。吴钟衡，光绪二十一年（1895）署黄岩知县，讲求水利，浚河道，修废闸，又创筑黄山头闸以蓄水。东南五仓海塘失修，久患海潮，钟衡修筑老塘由临海境内的海门直至太平界的金清港，迤逦四十余里。塘内外均开河蓄清水以资灌溉。老塘既成，又筑新塘，圈沙涂增田二十余万亩，植桑十万株。崇明县“光绪以来，外沙苦潦，乃定业食佃力之法（业主供食，佃民施力），连凿大河十数，深广可通舟楫，与内河数百年前可浚巨河相埒（liè，同等）”。同光时期，兴修水利使一些地区的农业面貌也发生了改变。 

在全国劝农桑、兴水利的重农政策也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果。同治十二年（1873），耕地面积为7703515顷，光绪十三年（1887），即增为8477606顷，增加了10%有余。 

在当时吏治条件下，劝农桑、兴水利的重农政策在执行中也曾产生一些偏差。如直隶在修永定河堤坝时就发生过地方官勒交土方，以致当地鳏寡孤独、老弱病残有冒风雨冰雪运土之事，山西也出现过知县押解农民去修水利设施的情景。这乃是国家政权对于经济发展负面作用的体现。 

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绩效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晚清政府劝农桑、兴水利的重农政策及其取得的一定成效为此提供了一个例证。 

作者简介 

郑起东，1947年生，湖北秭归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多部学术专著及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