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适逢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120年，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干支纪年中的“甲午”轮到第二个周期（60年为一个周期）。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不但对中、日两国，而且对整个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甲午战争爆发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推行对外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近代日本标榜“大陆政策”，谋求向外扩张由来已久。早在16世纪，丰臣秀吉就曾入侵朝鲜；至19世纪上半叶，佐藤信渊（1769-1850）又倡导所谓“宇内混同论”，狂妄叫嚣：“世界当为郡县，万国之君长当为臣仆”（《日本思想大系》第45卷）；被称为“明治维新之父”的吉田松阴（1830-1859）在明治维新前就提出了具体的侵略目标，他鼓吹要“夺取勘察加、鄂霍次克海”，并“晓谕琉球，责难朝鲜”，“北则割据中国东北领土，南则掠取中国台湾及菲律宾群岛”（《吉田松阴全集》第1卷《幽囚录》）。

日本明治维新伊始，一面改革内政，发展经济；一面扩军备战，准备“扬威”海外。明治初年，“征韩论”的狂热在日本朝野甚嚣尘上。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日本以琉球难民在台湾被杀事件为借口，入侵我国台湾。五年后，又公然吞并琉球。1875年，复在朝鲜寻衅，炮击江华岛，至1884年底，竟公然在朝鲜策划宫廷政变。此次政变虽未获成功，但日本却获得了向朝鲜的派兵权。1890年12月，日本内阁首相山县有朋在议会发表施政方针，强调要“守卫主权线”，“保护利益线”，其所谓“利益线”的重点就是朝鲜；同时，日本外相青木周藏提出了《东亚列国之权衡》的意见书，强调吞并朝鲜、满洲（中国东北地区）和俄国滨海地区的必要性。这标志着“大陆政策”作为国家决策已公开出笼。

为了准备对中国的战争，日本制定了10年扩军计划（1885-1894），其陆军兵力到1893年已扩充为7个师团；海军则执行疯狂的造舰计划，战前军舰总吨位已达59800余吨。随着战争步伐的加速，日本军费支出急剧增长，1890年军费占到国家预算的30%。两年后，军费开支达3450万日元，占预算比例的41%，这样高比例的军费支出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反观当时的清政府，虽然于19世纪60年代起就开始了“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兴建了一批近代企业和近代文化、教育事业，又先后组建了北洋、南洋、福建、广东等四支近代海军，共拥有军舰78艘、鱼雷艇24艘，总排水量达8万余吨，其海军规模已居亚洲第一、世界第8位，但战事一起，却迅速溃败。陆军经平壤之役后，逃过鸭绿江，东北一些防御驻点、战略要地相继失陷；海军则初败于丰岛，再败于大东沟洋面，最后于威海全军覆没。清廷被迫求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根据《马关条约》的规定，中国割让了辽东半岛（后因俄、法、德三国干涉而被“赎回”）、台湾和澎湖列岛（日本还乘机占领了隶属台湾的钓鱼岛）；日本获得赔款白银2亿余两；条约同时规定中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这一丧权辱国的条约使中国更深地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

甲午战争的惨败及苛刻条约的签订，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其对中国人的刺激与震动是如此刻骨铭心， “亡国灭种”已经不是耸人听闻的宣传，而是已能触摸到的现实威胁。“救亡”遂成为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主旋律。甲午战后，正是“救亡”这个总目标的激励把中国社会关心民族命运的各个阶级、阶层都调动起来了。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为民族生存做出自己的努力，这无疑是中国近代民族觉醒进程中的一次重大飞跃。

反观日本，军事冒险的成功无疑给日本军国主义者打了一剂强心针，使其心花怒放，喜出望外。朝野上下，弹冠相庆，成为“东洋盟主”的野心更加膨胀。巨额的赔款（相当于日本政府四年以上的财政收入）让日本顿感财源滚滚，活力大增，从而推动了经济和军事的迅速发展，也进一步加速了其扩军备战的步伐。五年后（1900年），它参加了八国联军侵华之役，甲午战后十年，又通过日俄战争（1904-1905）打败了沙俄这个庞然大物，终于攫取了东亚的霸权，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可以说，甲午战争成了中、日两国历史命运的分水岭。

甲午战争过去了120年，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必须认真汲取经验教训，决不能让中华民族这段历史悲剧重演。我们可以总结的历史教训有三：

首先是要懂得“落后就要挨打”。所谓落后主要是指清朝封建统治的腐朽。尽管当时在经济总量上、军事装备上清政府不一定都比日本差（应该说互有优劣），但在封建主义占统治地位的中国，近代化的步伐艰难而蹒跚，最后导致洋务运动失败；而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推行一系列经济改革，使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又通过“文明开化”政策，改造本国的封建文化，进行了一次资产阶级的社会启蒙。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清廷思想观念的落后和军事理论的陈旧。

19世纪堪称是一个海洋的世纪，制海权的掌控成为决定现代大国兴衰的重要杠杆。但清朝统治者昧于天下大势，耽于安逸，缺乏远图，近代海权意识淡薄，对海洋战略格局的漠视，导致了国防战略的严重失误。当海军建设稍有成就，就沾沾自喜，止步不前。从1889年（光绪十五年）起，竟每年从海军经费中拨银30万两用于供慈禧太后享乐的颐和园工程，致使北洋海军从1888年开始就不再添置新舰，从1891年起两年之内停购军火。反观日本，则把“制海权决定一个国家国运兴衰”（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语）的思想奉为圭臬。他们于1882年制定了一个发展海军的8年计划，到1890年要建造大小舰船48艘；1891年，又提出一个9年计划，拟新建铁甲舰4艘、巡洋舰6艘。为筹措资金，又大力发行公债，明治天皇本人还率先垂范，于1887年3月从皇室公帑中，拨出30万日元资助海军建设，这与慈禧太后擅用海军经费大修颐和园的行径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另外，在海战理论上清朝也是消极、保守的。李鸿章的海军战略始终坚持“以守为战”、“保舰制敌”，这不但限制了晚清海军建设的规模和发展方向，也导致了在海战中被动挨打，直至困守威海，坐以待毙。

教训之二是有备才能无患。日本针对中国的备战是处心积虑的，从19世纪80年代初，即以中国为“假想敌”作了充分准备。仅以海军为例，至1891年已建成“松岛”、“桥立”、“严岛”等3艘4000吨级的铁甲舰。1892年又从英国购买了当时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吉野号”。面对磨刀霍霍的侵略者，清政府却没有一种急迫的备战心态，反而“不以倭人为意”。一旦战争迫近，作为陆海军统帅的李鸿章更缺乏敌情观念，对日本的野心认识不足，只寄希望于外交谈判和列强调停，以至“坐失先机，着着落后”。有备才能无患，能战方能止戈。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忧患意识，一支军队如果不能居安思危，那么离挨打、失败就不远了。

教训之三是温故而知新。甲午战争虽然已过去了120年，但对我们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时至今日，日本总有一些顽固的右翼分子还在做着当年的“甲午梦”。不久前，日本出版了一本名叫《从日清战争学习、思考尖阁诸岛（即中国钓鱼岛——引者）领有权问题》的书，该书鼓吹要通过一场类似甲午战争的胜利来解决钓鱼岛问题。这就是日本安倍政府推行挑衅中国政策的社会基础，同时也证明在日本确实有些人继续陶醉于昔日“东洋霸主”的光环中。但是，狂热的日本右翼势力彻底打错了算盘，正如2013年最后一次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所说：“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120年前的中国。我们完全有能力、有信心捍卫自己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

作者简介

杨东梁，1942年生，湖南岳阳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著有专著及主编丛书10余部，发表文章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