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帝王对于佛道二教，或是痴迷，或是禁毁，多是感情用事。透过档案文献可以看到，清朝的康熙帝对佛道的态度则是冷静和理智的，他对佛教既适度限制，又有效利用，在皇权与佛教关系的处理上堪称到位，颇值玩味与思量。
据《康熙起居注》载，康熙十一年（1672）二月二十八日，康熙帝出巡赤城（今属张家口市）温泉，路旁跪一道士，恳请康熙帝赏赐名号旌表其庙，以增“光宠”。康熙帝斥责说：“求赐名号，意欲蛊惑愚民。”进而传谕，表明他对佛道二教的态度：“朕亲政以来，此等求赐观庙名号者，概不准行。况自古人主好释老之教者无益有损。”紧接着，康熙帝列举了两个很典型的例子，一是梁武帝迷于佛教，多次舍身，不理朝政，终因侯景之乱，饿死于台城；二是宋徽宗惑于道教，不振朝纲，废弛武备，终至国破家亡，父子二人都当了金人的俘虏。康熙帝是个比较重视历史经验教训的帝王，他以此为戒，训示臣下“此可鉴也”。
在康熙十二年，康熙帝曾先后三次与大学士熊赐履探讨佛道宗教问题，君臣二人的答对，均载于《康熙起居注》内，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康熙帝“不好仙佛”的态度。第一次，是在当年八月二十六日。熊赐履对年仅20岁的康熙帝说：自古以来，所有明君圣主没有信奉佛老的，即便是秦始皇那样雄强英武的皇帝，一旦崇信仙道，也不免贻笑千秋。康熙帝说：“此正论也，朕当切识之。”表示要铭心切记。第二次，是在同年十月初二。熊赐履来到御座前，康熙帝首先讲道：“朕生来不好仙佛，所以向来尔讲辟异端，崇正学，朕一闻便信，更无摇惑。”康熙帝在这里说，自己不会被佛道论说所惑。第三次，是在同年十月初九。康熙帝与熊赐履谈到，佛道二教因幻妄无实与孔孟之道不相容，而且，佛老猖行，迷信亦必随之发展，伤风坏俗，必须实力禁革。这三次谈话，构成了康熙帝宗教观的基调，标志着康熙帝对佛道态度的形成。
康熙帝进而认为，崇奉佛教是愚味无知的举动。《康熙政要》载有他这样一番话：“汉唐以来，士人信从佛教者，往往有之。皆其识见愚味，中无所主，故为所惑耳。若萧自请出家，则又愚之至矣。”在康熙帝看来，梁武帝萧衍放弃朝政四次出家，是不懂天地之理的愚昧之举。
由于康熙帝认识到宗教过度发展有害无益，因此，康熙一朝一直限制僧道人数的增加。清廷这样规定，僧人道士有定额，官府给予度牒作为准许证，没有国家度牒之人不得为僧为道，私自出家为僧道者要治罪。康熙四年八月，康熙帝专门下达谕旨，命令各省清查僧道尼姑有无度牒，同时清点登记各处寺院所住人数。对于没有度牒或藏匿之人，或遣回原籍，或依法议处。总之，康熙帝认为，僧道众多，不仅糜费钱粮，而且不利于社会稳定，因此，他不准增发僧道度牒，尽量限制沙门队伍。
康熙帝是一位清醒的政治家，是一位务实的君主，他既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过度尊崇佛老有害，又认为宗教并非几道命令就可禁绝的。而且，康熙帝强调为政以安静为本，宁人安民当然包括众多的僧侣在内。在《李光地年谱》中，载有康熙帝的一段谈话：“程朱诸贤，以辟佛老为一大事。以朕观之，奉之者固非，辟之者益增其澜耳。”意思是说，对佛道二教，过于尊崇或过于打压都是不可取的。
《康熙起居注》记载，康熙帝曾就僧人道士问题向朝中大臣颁发了这样一道谕旨：“朕但听其成僧自为僧，道自为道，守其成规而已，何必禁耶？”康熙帝认为，佛道二教“递传而降”，历经千百年的岁月，已是根深蒂固，无法禁绝，因此适度限制顺其自然便可以了。基于这样的认识，尽管康熙帝本人不好佛教，但出于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清朝统治的政治需要，对于佛教还是采取了相应的利用政策。
康熙帝在巡游天下四方时，时常为一些名寺古刹题写匾额碑文。譬如，康熙帝在巡幸江南时，赐天宁匾额“萧闲”，赐平山匾额“怡情”，到了金山，又御书“江天一览”。康熙帝还多次游览盛京西山的圣感寺，其游寺墨迹“清宵梵呗，萧疏尽入寒空；向晓钟声，飒沓仍随秋雨”等语句，就是对佛寺景观的生动描写。据说，康熙帝为各地寺庙题名的匾额，数以千计。
纵观康熙一朝，没有朝廷特许一般不得建造寺庙，因此新建寺宇确实不多，但在康熙帝的支持下，重修和刷新的佛寺却是不少，而且大都留下御写碑文。《清凉山新志》载：“康熙二十二年四月，特旨发帑金三千两，重修五座台顶。”其后又多次拨发款项，修建五台山上的寺庙。康熙帝先后写了《中台演教寺碑》《东台望海寺碑》《南台普济寺碑》《西台法雷寺碑》《北台灵应寺碑》等。在五台山上的这些碑文中，康熙帝以儒解佛，以儒入佛，用儒家仁、义、信、慈、谦、敬、静、理等概念，来描述文殊菩萨，把佛教的品格附会于儒学的内涵，以为王道服务。
海天佛国普陀山上，也留有康熙帝的礼佛墨迹。康熙三十八年，康熙帝南巡到杭州，为给皇太后祝禧，遣派使者前往普陀山，并带去大批银两资财，谕令重新整修普济寺大殿，而且还手书“普济群灵”寺额，隆重颁赐。
九华山上的甘露寺，康熙初年建造。据说动工之夕，满山松树皆滴甘露，故称。康熙四十四年，康熙帝南巡，三月回銮驻跸江宁府，御书“九华圣境”四字相赐。
康熙帝还在皇宫内设立藏传佛教活动专区，此事始于康熙三十六年。中正殿位于紫禁城西北角建福宫花园南侧，这里原来是帝后在宫内从事道教活动的场所，康熙帝将其改为藏传佛教区，并在此设立了专门管理宫中藏传佛教的机构“中正殿念经处”。这表明藏传佛教已经成为清皇室精神上的一种需求，标志着藏传佛教在宫廷内的影响逐渐扩大，已经深入清朝皇家生活之中了。
康熙帝对西藏活佛的确认，以及在内蒙多伦、避暑山庄建造皇家佛教寺庙，充分表明了他对佛教的政治利用。用康熙帝自己的话说，就是“助王化之遐宣”。
清朝初期的顺治和康熙二帝，先后确认了藏传佛教中的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西藏佛教分为两大系统，一是以达赖为首，基地在拉萨的布达拉宫；二是以班禅为首，基地在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顺治九年（1652），五世达赖在顺治帝的邀请下赴京，受到朝廷隆重接待，特为其修西黄寺，赏赐大量金银财物。次年，达赖因水土不服返藏。顺治帝设宴饯行，派人送去金册金印，敕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自此以后，达赖喇嘛的封号被正式确定。此后历世达赖转世，均须经中央政府册封，才为有效。清廷对班禅的敕封，则始于康熙。康熙四十八年，因清政府废立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引起波动。康熙帝为安定西藏人心，于康熙五十二年派员入藏，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并赐金印金册。康熙帝同时规定，班禅的转世和达赖转世一样，也需经中央批准方可有效，这成为定制，沿袭至今。顺治、康熙时期，有关达赖、班禅两位活佛的转世需经中央政府敕封这一制度的建立，对于巩固中央政权对西藏的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
康熙帝在内蒙多伦建造佛庙，也是出于政治考虑。康熙三十年，康熙帝在内蒙古多伦召集内、外蒙古四十八家王公会盟，决定在这里建立一庙，取名汇宗寺。康熙帝把汇宗寺作为巡视蒙古会盟朝觐的场所，并以此为据点，谕令每一个部落都派一个喇嘛长期留驻这里。汇宗寺逐渐成为康熙帝团聚蒙古各部的纽带，成为清政府在蒙古地区的统治中心。康熙帝曾明确指出，在多伦建造佛庙，就是借以统一和控制蒙古各部，他说：“盖四十八家，家各一僧，佛法无二，统一宗而会其有极。归其有极，诸蒙古恪守候度，奔走来同，犹江汉朝宗于海。”汇宗寺为康熙帝强化对蒙古地区的统治确实起到了独特作用。
同样，承德避暑山庄的佛教寺院，也是康熙帝为政治所需而开始兴建的。康熙五十二年，适逢康熙帝60大寿，蒙古各部王公贵族齐集热河奏请建造佛寺，为皇上祝寿祈福。康熙帝出于笼络蒙古各部落首领的考虑，于是下令仿照多伦汇宗寺的先例，在避暑山庄修建了溥仁寺和溥善寺两座喇嘛教寺庙。其后，在乾隆朝又建造了６座寺庙。康乾时期在承德建造的这8座寺庙，由朝廷派驻喇嘛，并由掌管民族事务的理藩院发放饷银。当时，在北京和承德两地共有40座直属理藩院的庙宇，京城32座，承德8座，又因承德地处北京和长城以外，故称“外八庙”。应该说，康熙时期初建承德离宫和外八庙，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这里是康熙帝及其后诸帝联系和团结蒙、藏等少数民族的最佳场所。正是出于这样的考量，避暑山庄的外八庙在建筑风格上，吸取了西藏、新疆、蒙古乃至江浙等地的建筑特点，反映了民族文化的交融。
纵观康熙帝的一生，虽然一直限制佛教的发展，其本人也始终不崇佛，但他以一个政治家和明智君主的眼光看到，佛教是有助王道的得力工具，因而又在限制的前提下，充分地利用了佛教，做到了适度地限制，有效地利用。康熙帝是中国历史上将皇权与佛教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的一个帝王。
作者简介
李国荣，1961年生，辽宁建平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研究馆员，《历史档案》杂志社社长，中国档案学会档案文献编纂学术委员会主任，清宫史研究会秘书长。主要著作有《清朝十大科场案》《实说雍正》《帝王与佛教》等14部，担任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典志·科举志》所附《科场案》项目主持人，电视纪录片《清宫秘档》总撰稿、《故宫》清宫档案总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