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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对佛教的冷静态度与理智举措(2017年第44期)
作者:李国荣 责编:

来源:中华文史网  发布时间:2018-03-30  点击量: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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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帝王对于佛道二教,或是痴迷,或是禁毁,多是感情用事。透过档案文献可以看到,清朝的康熙帝对佛道的态度则是冷静和理智的,他对佛教既适度限制,又有效利用,在皇权与佛教关系的处理上堪称到位,颇值玩味与思量。

一、“朕生来不好仙佛”

据《康熙起居注》载,康熙十一年(1672)二月二十八日,康熙帝出巡赤城(今属张家口市)温泉,路旁跪一道士,恳请康熙帝赏赐名号旌表其庙,以增“光宠”。康熙帝斥责说:“求赐名号,意欲蛊惑愚民。”进而传谕,表明他对佛道二教的态度:“朕亲政以来,此等求赐观庙名号者,概不准行。况自古人主好释老之教者无益有损。”紧接着,康熙帝列举了两个很典型的例子,一是梁武帝迷于佛教,多次舍身,不理朝政,终因侯景之乱,饿死于台城;二是宋徽宗惑于道教,不振朝纲,废弛武备,终至国破家亡,父子二人都当了金人的俘虏。康熙帝是个比较重视历史经验教训的帝王,他以此为戒,训示臣下“此可鉴也”。

在康熙十二年,康熙帝曾先后三次与大学士熊赐履探讨佛道宗教问题,君臣二人的答对,均载于《康熙起居注》内,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康熙帝“不好仙佛”的态度。第一次,是在当年八月二十六日。熊赐履对年仅20岁的康熙帝说:自古以来,所有明君圣主没有信奉佛老的,即便是秦始皇那样雄强英武的皇帝,一旦崇信仙道,也不免贻笑千秋。康熙帝说:“此正论也,朕当切识之。”表示要铭心切记。第二次,是在同年十月初二。熊赐履来到御座前,康熙帝首先讲道:“朕生来不好仙佛,所以向来尔讲辟异端,崇正学,朕一闻便信,更无摇惑。”康熙帝在这里说,自己不会被佛道论说所惑。第三次,是在同年十月初九。康熙帝与熊赐履谈到,佛道二教因幻妄无实与孔孟之道不相容,而且,佛老猖行,迷信亦必随之发展,伤风坏俗,必须实力禁革。这三次谈话,构成了康熙帝宗教观的基调,标志着康熙帝对佛道态度的形成。

康熙帝进而认为,崇奉佛教是愚味无知的举动。《康熙政要》载有他这样一番话:“汉唐以来,士人信从佛教者,往往有之。皆其识见愚味,中无所主,故为所惑耳。若萧自请出家,则又愚之至矣。”在康熙帝看来,梁武帝萧衍放弃朝政四次出家,是不懂天地之理的愚昧之举。

由于康熙帝认识到宗教过度发展有害无益,因此,康熙一朝一直限制僧道人数的增加。清廷这样规定,僧人道士有定额,官府给予度牒作为准许证,没有国家度牒之人不得为僧为道,私自出家为僧道者要治罪。康熙四年八月,康熙帝专门下达谕旨,命令各省清查僧道尼姑有无度牒,同时清点登记各处寺院所住人数。对于没有度牒或藏匿之人,或遣回原籍,或依法议处。总之,康熙帝认为,僧道众多,不仅糜费钱粮,而且不利于社会稳定,因此,他不准增发僧道度牒,尽量限制沙门队伍。

二、“听其成僧自为僧”

康熙帝是一位清醒的政治家,是一位务实的君主,他既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过度尊崇佛老有害,又认为宗教并非几道命令就可禁绝的。而且,康熙帝强调为政以安静为本,宁人安民当然包括众多的僧侣在内。在《李光地年谱》中,载有康熙帝的一段谈话:“程朱诸贤,以辟佛老为一大事。以朕观之,奉之者固非,辟之者益增其澜耳。”意思是说,对佛道二教,过于尊崇或过于打压都是不可取的。

《康熙起居注》记载,康熙帝曾就僧人道士问题向朝中大臣颁发了这样一道谕旨:“朕但听其成僧自为僧,道自为道,守其成规而已,何必禁耶?”康熙帝认为,佛道二教“递传而降”,历经千百年的岁月,已是根深蒂固,无法禁绝,因此适度限制顺其自然便可以了。基于这样的认识,尽管康熙帝本人不好佛教,但出于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清朝统治的政治需要,对于佛教还是采取了相应的利用政策。

康熙帝在巡游天下四方时,时常为一些名寺古刹题写匾额碑文。譬如,康熙帝在巡幸江南时,赐天宁匾额“萧闲”,赐平山匾额“怡情”,到了金山,又御书“江天一览”。康熙帝还多次游览盛京西山的圣感寺,其游寺墨迹“清宵梵呗,萧疏尽入寒空;向晓钟声,飒沓仍随秋雨”等语句,就是对佛寺景观的生动描写。据说,康熙帝为各地寺庙题名的匾额,数以千计。

纵观康熙一朝,没有朝廷特许一般不得建造寺庙,因此新建寺宇确实不多,但在康熙帝的支持下,重修和刷新的佛寺却是不少,而且大都留下御写碑文。《清凉山新志》载:“康熙二十二年四月,特旨发帑金三千两,重修五座台顶。”其后又多次拨发款项,修建五台山上的寺庙。康熙帝先后写了《中台演教寺碑》《东台望海寺碑》《南台普济寺碑》《西台法雷寺碑》《北台灵应寺碑》等。在五台山上的这些碑文中,康熙帝以儒解佛,以儒入佛,用儒家仁、义、信、慈、谦、敬、静、理等概念,来描述文殊菩萨,把佛教的品格附会于儒学的内涵,以为王道服务。

海天佛国普陀山上,也留有康熙帝的礼佛墨迹。康熙三十八年,康熙帝南巡到杭州,为给皇太后祝禧,遣派使者前往普陀山,并带去大批银两资财,谕令重新整修普济寺大殿,而且还手书“普济群灵”寺额,隆重颁赐。

九华山上的甘露寺,康熙初年建造。据说动工之夕,满山松树皆滴甘露,故称。康熙四十四年,康熙帝南巡,三月回銮驻跸江宁府,御书“九华圣境”四字相赐。

康熙帝还在皇宫内设立藏传佛教活动专区,此事始于康熙三十六年。中正殿位于紫禁城西北角建福宫花园南侧,这里原来是帝后在宫内从事道教活动的场所,康熙帝将其改为藏传佛教区,并在此设立了专门管理宫中藏传佛教的机构“中正殿念经处”。这表明藏传佛教已经成为清皇室精神上的一种需求,标志着藏传佛教在宫廷内的影响逐渐扩大,已经深入清朝皇家生活之中了。

三、“助王化之遐宣”

康熙帝对西藏活佛的确认,以及在内蒙多伦、避暑山庄建造皇家佛教寺庙,充分表明了他对佛教的政治利用。用康熙帝自己的话说,就是“助王化之遐宣”。

清朝初期的顺治和康熙二帝,先后确认了藏传佛教中的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西藏佛教分为两大系统,一是以达赖为首,基地在拉萨的布达拉宫;二是以班禅为首,基地在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顺治九年(1652),五世达赖在顺治帝的邀请下赴京,受到朝廷隆重接待,特为其修西黄寺,赏赐大量金银财物。次年,达赖因水土不服返藏。顺治帝设宴饯行,派人送去金册金印,敕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自此以后,达赖喇嘛的封号被正式确定。此后历世达赖转世,均须经中央政府册封,才为有效。清廷对班禅的敕封,则始于康熙。康熙四十八年,因清政府废立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引起波动。康熙帝为安定西藏人心,于康熙五十二年派员入藏,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并赐金印金册。康熙帝同时规定,班禅的转世和达赖转世一样,也需经中央批准方可有效,这成为定制,沿袭至今。顺治、康熙时期,有关达赖、班禅两位活佛的转世需经中央政府敕封这一制度的建立,对于巩固中央政权对西藏的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

康熙帝在内蒙多伦建造佛庙,也是出于政治考虑。康熙三十年,康熙帝在内蒙古多伦召集内、外蒙古四十八家王公会盟,决定在这里建立一庙,取名汇宗寺。康熙帝把汇宗寺作为巡视蒙古会盟朝觐的场所,并以此为据点,谕令每一个部落都派一个喇嘛长期留驻这里。汇宗寺逐渐成为康熙帝团聚蒙古各部的纽带,成为清政府在蒙古地区的统治中心。康熙帝曾明确指出,在多伦建造佛庙,就是借以统一和控制蒙古各部,他说:“盖四十八家,家各一僧,佛法无二,统一宗而会其有极。归其有极,诸蒙古恪守候度,奔走来同,犹江汉朝宗于海。”汇宗寺为康熙帝强化对蒙古地区的统治确实起到了独特作用。

同样,承德避暑山庄的佛教寺院,也是康熙帝为政治所需而开始兴建的。康熙五十二年,适逢康熙帝60大寿,蒙古各部王公贵族齐集热河奏请建造佛寺,为皇上祝寿祈福。康熙帝出于笼络蒙古各部落首领的考虑,于是下令仿照多伦汇宗寺的先例,在避暑山庄修建了溥仁寺和溥善寺两座喇嘛教寺庙。其后,在乾隆朝又建造了6座寺庙。康乾时期在承德建造的这8座寺庙,由朝廷派驻喇嘛,并由掌管民族事务的理藩院发放饷银。当时,在北京和承德两地共有40座直属理藩院的庙宇,京城32座,承德8座,又因承德地处北京和长城以外,故称“外八庙”。应该说,康熙时期初建承德离宫和外八庙,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这里是康熙帝及其后诸帝联系和团结蒙、藏等少数民族的最佳场所。正是出于这样的考量,避暑山庄的外八庙在建筑风格上,吸取了西藏、新疆、蒙古乃至江浙等地的建筑特点,反映了民族文化的交融。

纵观康熙帝的一生,虽然一直限制佛教的发展,其本人也始终不崇佛,但他以一个政治家和明智君主的眼光看到,佛教是有助王道的得力工具,因而又在限制的前提下,充分地利用了佛教,做到了适度地限制,有效地利用。康熙帝是中国历史上将皇权与佛教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的一个帝王。

作者简介

李国荣,1961年生,辽宁建平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研究馆员,《历史档案》杂志社社长,中国档案学会档案文献编纂学术委员会主任,清宫史研究会秘书长。主要著作有《清朝十大科场案》《实说雍正》《帝王与佛教》等14部,担任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典志·科举志》所附《科场案》项目主持人,电视纪录片《清宫秘档》总撰稿、《故宫》清宫档案总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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