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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女子修身教科书: 燃起腐朽帝制下女性解放火种(2017年第46期)
作者:王世光 责编:

来源:中华文史网  发布时间:2018-03-30  点击量: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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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随着“男女平等”“女性教育”等文明观念的传入,近代意义上的女子教育,在清末的中华大地上缓慢萌芽,中国人自办的女子学堂在民间逐渐兴盛起来。于是,一系列专门为女子学堂打造的新式女子修身教科书应运诞生。直到1922年,中华民国政府确立了不分性别、男女同校的单轨学制,女子修身科也随之废除,女子修身教科书才基本上淡出历史舞台。

一、千呼万唤始出来

面对重视女子教育的呼声,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清政府颁布的第一个学制“壬寅学制”无动于衷。直到1904年,“癸卯学制”才第一次有了回应,有了相关的条文。但它把女子教育限定在家庭教育范围,实际上仍将女子教育排除在正式的学制系统以外。不过,它明确提出了“刊布女教科书”的做法,要求各省学堂从《孝经》《列女传》《女诫》《女训》以及《教女遗规》等书中摘取“最切要而极明显”的内容编辑成书,每家散发一本。这种“女教科书”虽然不是在学堂使用,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主要取材于传统女学读物;二是其内容以修身为主。

显然,这种做法不能满足女子教育发展的需要。一些女子学堂纷纷依照新学制设置课程,其中就包括了修身课程。众多出版机构也积极为这门“新课程”量身打造了女子修身教科书。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朝野呼吁下,也为了有效控制业已蓬勃发展的女子学堂,清政府于1907年颁布了《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才第一次将女子教育正式纳入国家学制系统。章程对女子修身课程进行了规范,并明确规定师范学堂的修身教科书,必须根据经训并荟萃《列女传》《女诫》《女训》《女孝经》等书。它还规定,如果参考、借鉴外国教科书,吸取的内容不能违背中国风教。依据日本教科书编译的作为《女子师范讲义》丛书之一的《修身学》,大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学部不但对民间编的女子修身教科书进行审查,而且还命令其下设的学部编译图书局编辑出版了代表官方立场的《女子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

二、犹抱琵琶半遮面

尽管清末女子修身教科书拥有一个看起来很时髦的名称,这张面纱依然无法遮掩传统女学读物的容颜。有些女子学堂直接采用传统女学读物作为修身教科书。如锟记书局出版的《绘图女学修身教科书》,就是古代《女儿经》中的一种,只是换了带有“修身”字眼的书名,加上插图,个别字句做了改动。甚至像《女子二十四孝图说》这样以轮回果报为基础的充满迷信色彩的劝善书,也曾经作为修身教科书使用。即使那些以宣传新思想、培养新女性为目的的女子学堂,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也采用传统女学教科书。显然,要编纂出新式的女子修身教科书,并不是件能一蹴而就的事情。无论从编著者们自身的学养积淀,还是从社会大众的观念更新,都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

当然,还要考虑当时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因素。我们说,学校课程和教科书其实就是明天的社会,它必须回答“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而在清末的中国,“女权”这个话题才刚刚进入人们的视野。无论家庭分工,还是社会职业结构,当时女性的实际地位与以往相比并没有实质的变化。所以,清末的女子修身教科书仍然要面对传统女学读物所要解决的问题,即培养什么样的女儿、妻子、母亲,以及女子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格(德),应该怎么说话(言),应该如何举止、打扮(容),应该做什么(功)。既然这个社会主题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女子修身教科书想要有大的改观,也是不太可能的。

从教科书内容的编排来看,清末女子修身教科书要么以人物为中心来编排,要么以德目为中心来编排,这两种基本的编排方式,至少可以分别追溯到《列女传》和《女诫》。一些教科书的逻辑结构也明显受传统女学读物的影响,比较典型的是邵廉存编的《官话女子修身教科书》,这套教科书共三册,主题依次是“女教”“妇道”“母仪”,这也是传统女学读物常见的逻辑结构。

三、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

虽说如此,大清末年的女孩子们手捧的那本修身教科书,还是有与众不同之处。毕竟,这是腐朽帝制摇摇欲坠的最后一刻。毕竟,“维新”与“革命”的春雷已经唤醒了女性解放意识。这些意识,也丝丝缕缕地散落在清末女子修身教科书中,使之开始摆脱传统女学读物的羁绊。

与传统女学读物相比,清末女子修身教科书有了新的变化。一方面,教科书设置了一些反映时代要求的新德目,如“公德”“尚武”等。另一方面,教科书在素材的选择上不再局限于中国,最为典型的是许家惺编的《最新女子修身教科书》,其中有“拿破仑之妹”“法孝女路意慈善养盲父”“英女王维多利亚”“西国女孩爱物之习惯”等内容。同时,清末女子修身教科书也或多或少带有清末女性解放思潮的印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重视女性教育。清末女子修身教科书对女性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一般都写在序言或凡例当中,不过也有教科书直接写在课文当中。例如,谢允燮编的《最新女子修身教科书(官话)》,头两课课文《女学原因》《兴女学》就强调了女性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女子为国民的母”,“有了好母,方有好子”,“女学兴,人材就多了,人材多,国就强了”。又如,许家惺在其所编教科书的首篇课文中宣称“女子教育为国家存立之基础”。这就把女子教育的重要性上升到保种、保国的高度。

其次,主张废除缠足。废除缠足的呼声古已有之,清末女性解放思潮再次呐喊“废除缠足”。即使比较保守的教科书,也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例如,《绘图女学修身教科书》虽然不过是一种改头换面的《女儿经》,但其中个别字句的变动值得注意,以前广为流传的“裹了足,不因好看如弓曲,恐他轻走出房门”悄然变成了“不裹足,裹了足儿伤身体。从前裹足因何事,恐他轻走来拘束”。有的教科书还运用历史故事来说明缠足的危害。例如,谢允燮就举例说,明末张献忠破四川时把女人的小脚割下来堆积成山,这是女子脚小奔逃不及的缘故。这种说教颇有些吓唬小女孩的味道。

第三,鼓吹婚姻自由。随着西方自由思想的传入,自行婚配的观念也影响到中国,并渗透到清末女子修身教科书中。例如,谢允燮在教科书中对比了中西方不同的婚姻观,并说到婚姻自由的好处:“我们中国旧俗结婚,全凭媒人做成,爹娘作主。西国没有这个道理,听凭男女自己择配,谓之自由结婚。倘对中国人自由结婚,人家就以为无耻。但细想起来,自由结婚的男女,各自情愿,又彼此知道脾气,似乎容易和睦些。”当然,这种倡导婚姻自由的言论在清末女子修身教科书中比较罕见,冒有一定的政治风险,因为清政府认为,婚姻自由的主张是“放纵自由之僻说”,“务须严切屏除”。

第四,呼吁男女平等。在男女平等尚未成为常识的情况下,让人们认同它需要有充分的理由。当时的教科书一般从生理结构上寻找男女平等的依据。例如,许家惺在教科书中就指出,“男女脑质无优劣”,在思维上,男女各有所长,“男长于推理,女长于速悟;男长于任艰巨,女长于理繁密”,并强调一些女子的智慧还超过男子。有的教科书则指出男女不平等的重要根源之一就是女子缺乏教育,而不是男女智力上有差别。例如,邵廉存在教科书中说道:“我们中国的女人,除会些刺绣习点烹调外,其上等的,亦不过懂几句诗词,所以识量狭小,往往不明大义。那知女人心思材力与男人同,难道男人要求学问、明道理、干事业,女人可不必吗?”这些表述无疑都凸显了男女平等的主题。

最后,倡导经济独立。清末女子修身教科书不仅重视人格独立,更重视经济独立。例如,沈颐、戴克敦编的《女子修身教科书》有《自治》一课,谢允燮编的教科书有《女子宜自食其力》《自立》两课。这方面最为典型的大概是何琪编的《最新女子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其中《谋生》一课说:“妇人多坐食,此为最恶习。蚕吐丝,蜂酿蜜,鸡犬尚知自觅食。女子犹是人,人可不如物?”这套教科书不仅讲妇女自立的道理,而且讲妇女自立的故事,如课文《刘凝之妻》《吴彩鸾》。这两位妇女自立的途径已经超越了传统女学读物的藩篱。刘凝之妻是通过做生意来实现自立的,而吴彩鸾更是凭借笔墨谋生。经济独立是人格独立的基础,教科书编者敏锐地抓住了女性解放的钥匙。

和当时其他修身教科书一样,清末女子修身教科书大多也都是一些薄薄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就像千层饼——传统女子教育思想以及洋务派、维新派甚至革命派的女子教育思想按照不同比例层累起来。也可以说,这是不同思想力量在女子教育领域博弈、妥协的结果。例如,许家惺编的教科书原本三册,《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颁布后,他不得不依照章程增编一册,其中近半课文都是讲贞操节烈的内容。清政府对教科书内容的严格监控,削弱了新思想对女子修身教科书的渗透。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清政府也无法完全拒斥代表时代潮流的新思想。在维护稳定的前提下,部分新思想写入女子修身教科书也为官方所接受,如禁止缠足、反对坐食、提倡公德等,只是婚姻自由、参政议政仍在严禁之列。尽管教科书中的新思想在措辞、论述上还显得十分稚嫩,甚至有悖学理,但是,就是这些薄薄的小册子,将女性解放的火种撒播到学堂,让人在帝国斜阳中看到了新的希望。

作者简介:

王世光,1975年生,满族, 辽宁宽甸人。历史学博士, 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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