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是帝党与维新派联合发起，分别处在权力链条顶端和末端的两派联接，是维新运动的重要特征，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运动的样式及走向。两派实现联合，既有中国内在因素，更重要的是来自外部的连续强刺激，即出多数国人意料之外的甲午战败、空前屈辱《马关条约》的签订、列强争先恐后的瓜分狂潮，“社稷之危未有若今日”。两端结合的共同理路是：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为救危亡，只有从内部改革入手，即对付外力，先要培植内力，不是直接诉诸武力来抵抗外敌，鸦片战争以还特别是甲午以后面对外敌侵略中国屡战屡败的历史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只有通过激进改革使国家尽快臻于富强，方有能力抗衡列强，从外部威胁立言，落脚却在内部，危机与改革意识连接，救亡转向自强之道，这是历史与逻辑的思路，是帝党与维新派的共识。

所谓两端，即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所附庸的小圈子与转型中的新知群体小圈子，在官场政治势力配比中，作为帝党是极核心，作为维新派是极边缘，这种核心与边缘的联合样式在中国历史上罕见。康有为、梁启超党人以前都是些“或抑屈下僚”“或隐处岩穴”的人物，光绪帝将这些处在“侧陋冗散之中”的人物骤然拔擢，被帝党“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 而重用，顿然成为新政的策划者。同样，康、梁党人也“惟皇上是恃”。本是相隔遥远的两级却实现突然性的合作，不能用官场寻常方式达成，只有打破常规，这种不通过组织程序循序渐进的步骤来从容实现的路数，使其空缺中间过渡的层级联系和各级衙门的配合，缺乏渐次递进的组织架构和上传下达的机构人员，缺少紧密有力的联系纽带和人们的心理渐进准备。遂造成两派合作而成的戊戌改革派先天不足，利弊共生。

两个小圈子的结合优势表现在：相互取长补短，戊戌维新的趋向目标系中国自古所无，立宪、国会、宪法、西学等多是些来自近代西方的东西，多数官绅对此并不了然，维新派在接受西方文化方面占有某种先机，光绪帝要实现这些方向的改革，在那个时代，除了依靠维新派，的确没有多少可资借助的政治势力和思想资源。同样，处在权力边缘的维新派要尽快进入权力中心，实现理想抱负，也舍联合帝党外无他路。帝党需借助维新派与民间的天然联系，利用维新派的智库功能，维新派则需借助帝党权势，利用皇上的显赫名头和传统帝王观念。维新派这一新知群体还给戊戌运动带入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样式，进而凸显运动的“近代性”。首先是新型传媒，此间，知识精英将报纸视为启迪民智上下通达的重要法门，“报者，天下之枢纽，万民之喉舌也”，《强学报》《万国公报》，特别是《时务报》社会影响殊大，梁启超等借此成为中国最早的“报界达人”。与精英报刊联带出现的还有出版公司，两三年间，仅上海一地就有译书公会、大同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十几家新式书局设办，近代型的书籍传播网络赖此初构，“书肆中时务之书汗牛充栋”，购阅新书的人“如蚁附膻”。其次是自由结社雨后春笋般涌现，性质与传统时代的文人结社明显不同，昔日友朋，各自因籍贯、学业、趣好、政见以组织学会，其中最重要的是具全国社团性质的强学会与保国会，它们成功地成为“民众外交”的发起人和两端联结的桥梁纽带。再次是新式学堂，尤其是京师大学堂此类国立大学的创办，成为新思想的温床与集散地。最后是维新派为权力阶层末梢，长期植根民间，从基层汲取的信息丰沛而不甚遵守旧时章法，使得戊戌变革的建议非常的多样化，且具草根性，此时允许士民司员不受限制地上书。概言之，戊戌变法正因为帝党取法了维新思想从而使其成为有别于传统变法的具近代性质的运动。

但是，维新派介入国家权力结构究竟有限，改革当轴又没有尽力扩大人力资源和势力基础，使得两级结合器局狭隘，只有顶端和末端，中间却成广漠。中央层面，改革伊始，慈禧太后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6月15日推出三项举措：罢免军机大臣翁同龢（hé）；二品以上大臣的任命需当面谢恩；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统辖近畿军队。鉴于军机处缺少堪用之人，光绪帝又引入刑部尚书廖寿恒，此举在翁同龢被开缺后意义更加凸显，廖寿恒被指定为与康有为的联系人，“或有章奏条陈，……特派廖公专司之，朝中呼之为廖‘苏拉’（见文末名词解释）”。惟廖寿恒在军机处的地位较低，康有为称：“时吾递书递折，及有所传旨，皆军机大臣廖仲山为之。京师谣言，皆谓廖为吾笔帖式，甚至有谓为康狗者。”因为中枢改革力量缺乏，光绪帝试图改变局面，有“军机四卿”（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的指派，却被认为名不正言不顺，加上四卿年轻气盛，不懂官场规矩，每以细故纷争。在总理衙门，帝党方面以张荫桓为重要角色，但张在帝党中并不能起到领袖群伦的作用，鉴于军机处守旧势力太大，光绪帝试图以总理衙门部分替代，作为总领变法的机关，因此又颇有深意地让廖寿恒兼任军机与总署。光绪帝还有一个筹划，即谕令康有为改任总理衙门章京，表面看，章京只是“司官”一级差遣，以“特旨”而派此级别的差使 “向来所无”，康氏自认“盖欲以辱屈我也”。实际上，总署系中外交际枢纽，也是光绪帝试图统领改革事局的关键部门，康氏由工部主事的冷曹入总署当差，更接近决策中心，更便于与朝中联系，正是以“小臣”办大事之意。却与康氏的先前期望差距太大，康有为对任命很不满意，“总署行走，可笑之至，决意即行矣”，康有为对光绪帝的刻意安排不甚了然，仅从一己名利考虑，拒绝到署，使帝王的桃僵李代设计落空。改革派在内阁六部各衙司也乏人，“凡遇新政诏下，枢臣均模棱不奉，或言不懂，或言未办过”，几乎每项改革举措都遭冷遇。

地方层面更不乐观，地方实力派对维新诏谕大多不买账，空有高层设计，政令难出紫禁城。督抚层级，“凡有举行新政发交外省各件，自直隶起概不奉行，亦不议奏，电旨严催，置之不覆，上怒万分”。洋务派大佬，如李鸿章、张之洞等多有怨言，康有为等甚至对变法向称积极的湖南巡抚陈宝箴也不满意，认为“虽旧有才名，闻其居乡贪鄙，罔尽商贾之利，行同市侩”。其实，戊戌时和后来庚子时不一样，掌握朝政的多是先前洋务派之属的温和改革派，除了上列地方大僚外，还有亲贵重臣奕劻、世铎、荣禄、王文韶及总署等衙门中的多数官员，极端保守派尚未主导中央朝政。可惜的是，戊戌时的激进改革派却没有将温和改革派纳入同盟。再是士绅中的大部分亦对维新置身事外，斯时社会的主流心态仍是：民族意识高涨，民主意识淡漠，支持爱国拒外者众，力挺宪政改革者寡。

改革派还四面树敌，即或“自己人”也有门户之见，维新派与帝党合作不能算是无间，康有为等维新派与帝党首领翁同龢的蜜月很短暂。维新期间，陈宝箴在各省督抚中对改革较热心，但陈对康有为等自来隔阂，请求“可否特降谕旨，饬下康有为即将所著《孔子改制考》一书板本，自行销毁”。改革派内部勃谿（bó xī，争吵）连连，在湖南的谭嗣同、唐才常和陈三立、邹代均、欧阳中皓之间屡起冲突。就连军机四卿也相处不洽，杨锐便感叹“同列又甚不易处，刘与谭一班，兄与林一班。谭最党康有为，然在直当称安静，林则随事都欲取巧，所答有甚不妥者，兄强令改换三四次，积久恐渐不相能”。康有为觉得谭嗣同、林旭“形法皆轻”。正因为四卿的份量不够，1898年9月22日，陈宝箴提议召张之洞入京“赞助新政各事务”，试图引入重量级官员，略为弥补中心与边缘的真空地带。惟是时宫内政变已发作。

人事方面不足取，行动方面问题更多。维新派多为新锐人物登堂入室，初涉官场缺乏历练，“以荡检逾闲为才气，以奔竞招摇为作用。……小人量浅，易致骄盈，躁进不已”。有些建策只改皮毛，却引发大反感，比如慈禧太后曾声言革新可以，但改元易服不行，康有为却偏偏从此建言。再如迁都之议，也是形格势禁，人心与财力完全不能支持。另如与外人的接触，也是触及后党敏感，李鸿章评价“用人太乱，内意竟欲留伊藤为我参政，可笑也”。

两端结合势单力薄，没有各级行政部门配合，只能绕过体制，依靠非组织不规范的暗箱操作。整个变法期间，光绪帝仅见过康有为一次，两人的交往渠道主要是背靠背的上书和下旨。内廷外朝的联系没有制度保障和畅顺通道，大事要情不能当面商量，更谈不上及时“朝夕谋议”。在下者只能靠上书，康有为不仅自己上书，还大量以他人名义奏陈，从1898年1月至9月21日政变发生止，康氏统共上折66件，其中以他人名义入奏的便有33件，此种联系方式造成“谋议一事，仅藉奏折以通之，而奏折皆与天下共之，故上有欲疑问谋议而不能，下欲请委曲措施而不可”的局面。在上者也只能靠发空头上谕、传纸条、下密旨等不正常的方式来递送信息，上下难以通气，情势危迫之下更无法及时应对。

边缘官绅的空议政，七嘴八舌，还容易走漏消息，“都中上自王公，下及士庶，谣言四起”，消息的泄漏出自多种渠道和意图，有些是有意为之，因为顶、末端的联合，缺乏逐步层级的有效贯彻，维新派的力量又主要在野不在朝，只能将消息从庙堂之上泄漏于外，“多由显者口中传出，故信之者众”。文廷式称：“总署事极秘密，余则得闻于一二同志，独先独确，因每事必先疏争之，又昌言于众，使共争之。”实行此策略，是为了防止壅蔽上听，鼓动言论，形成公议，这是维新派从公车上书起就已屡屡奏效的招数，也使得传言满天飞，真假难辨，自乱阵脚。在流言中，最具杀伤力而使各派没有回旋妥协余地的是改革派拟对慈禧太后等采取激烈手段，这是对立两翼的短兵相接，是你死我活血火较量的明确信号。但此应高度保密的谋动讯息，却在政变前已经四处传散。

顶端与末端，本应相距很远，却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结合，是一种很奇特甚至很怪诞的现象，维新派实际上并未有机地楔入清朝的权力结构中。这种跨界联结的两头趋新，广阔中间地带仍为旧，其间缺乏贯通，上下、君臣、朝野、你我之间横亘广阔的阻隔，终于呈现改革派皆成“孤家”，光绪帝确是“寡人”。大部分中间灰色介面的存在，大多数官商绅民对运动的不解，说明单纯的高层设计难于践行，也预示运动失败的必然，未几，预料中的政变发作，“太后临朝，诛遣数十人，大变新政，又成守旧世界”。改革大业轰然坍台，朝政步入全面反动。

作者简介

郭卫东，1955年生，山东定陶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史，著有《中土基督》《转折——以早期中英关系及“南京条约”为研究中心》《不平等条约与近代中国》《中国近代特殊教育史研究》等，发表论文百余篇。

名词解释

苏拉：满语为闲散之意，亦指一般闲散的人。本文指清朝内廷勤务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