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内陆亚洲”一词在清史研究中非常活跃。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司徒琳教授在《世界史及清初中国的内亚因素》一文中认为，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内陆亚洲”是西方人研究清代中国历史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构成所谓“新清史”的理论基础：即汉化不是清代历史的主要演变趋势，满洲人在宗教、文化等方面充满了“内陆亚洲”地区民族的特色，他们所建立的清朝保持了鲜明的内陆亚洲特点，而不是汉化的特点，这使得满洲人更容易获得在内陆亚洲的认同，并取得那里诸多民族的支持，然后以此为基础实现对中国的统治，并建立一个强大的王朝。
所谓“内陆亚洲”，在地理上主要指西起伏尔加河，东至兴安岭之间的广阔区域。20世纪关注“内陆亚洲”这一概念比较早的是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他从经济发展的视角将长城沿线的边疆地区视为中国历史发展的“贮存地”，论证了这一地区与内地之间在经济上的互相依存性及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的内陆亚洲边疆》）拉铁摩尔所理解的“内陆亚洲”包括了中国的内外蒙古、新疆、西藏、东北等长城以外的地区。
与拉铁摩尔不同的是，20世纪70年代哈佛大学著名学者傅礼初教授想引入一个世界史的概念，更倾向于把内陆亚洲看作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更倾向于探讨这一地区自身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不仅仅是作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清朝在亚洲腹地》）在傅礼初看来，内陆亚洲由很多不同的地区组成，每个地区都有自己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内在因素，但在16世纪到18世纪，欧亚大陆的各个地区，呈现出一种平行的整体史的发展规律。
傅礼初之后，20世纪90年代以后形成的“新清史”思潮，则把“内陆亚洲”当作一个基础概念。“新清史”的学者们抓住了过去在“大汉族主义”史观下，边疆民族历史被边缘化的缺陷，通过对诸多民族语言文字资料的研究，沿着傅礼初的路径，继续探索这些地区的满洲、蒙古、西藏等独特历史及其与汉人居住地在宗教、文化等方面的不同。由此，内陆亚洲从一个地理单元，转变成一个政治的、文化上的单位，拥有了完全不同于中原汉地的内在特质。在他们看来，大清王朝（或者说是大清帝国），是由内陆亚洲（Inner Asia）和内地（China Proper）两部分组成的，而王朝的建立者满洲人，自然会对内陆亚洲的特性有着巨大的天然亲和力和认同，而与汉人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清代的理藩院等制度被认为是解决与内陆亚洲民族之间政治认同的关键措施，而他们对汉文化的接受与推崇，对汉人的笼络政策，则被解释为为政治统治服务的战略上的考量和手段，而非心甘情愿的主动变为汉人的“汉化”。这样思维的逻辑结果必然是：清朝的统治者只有获得在内陆亚洲地区的成功才能获得在中国的成功，或者说，在内陆亚洲的成功是清朝建立和强盛的基础和关键性因素。于是，一种以解构“汉化观”为目的的史学观念得以建立，对清代政治史的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对清代中国东、南、西、北各个边疆地区的研究成为热点（柯娇燕 《帝国边缘：中国近代初期的文化、民族和边疆》）；每个边疆地区都被作为一个区域史研究的对象，来探讨它们与“中国”以外地区内在的经济、文化联系，以及与中国的不同（包括艾玛·J·滕《台湾想象地理学：中国殖民时期的旅行文字和图片（1683-1895）》；劳拉·霍斯特勒《清朝的殖民事业:近代中国早期的民族志和制图学》；C.帕特森·吉尔希《亚洲的边地:清代中国云南边疆的变迁》等）；清代诸多历史问题的研究都开始到“内陆亚洲”特性中寻找解释与答案。如美国学者狄宇宙将满洲人的成功入关解释为火器、白银、理藩院等具有世界性因素的结果。美国学者张勉治（Michael Chang）认为乾隆的南巡不是汉化的表现，而是为了展现满洲人忠诚、勇敢、敬业的内陆亚洲特性，是为了体现清朝满洲至上的国策，并受到满洲人在内陆亚洲地区建立霸权进程的影响。
然而，这些“新清史”著述忽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即汉人在大清王朝中的作用，不管他们是有意还是无意，“汉人”，或者说一个人口占95%以上、掌握着经济和文化霸权的汉民族，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在大清王朝历史的构建中显得无足轻重。我们不妨借助于“内陆亚洲”的视野，重新思考清代历史的几个问题。
满洲人在入关前后的统一战争中，并没有领导全部的蒙古族，只是借助了东部蒙古族的力量，以此形成的满蒙联合力量非常有限，相反，借助汉人的力量，对满洲成功显得更加重要。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魏斐德教授对此论述得非常清楚，没有八旗汉军的建立，满洲人便不能使用火器，无法在明清对峙的东北战场和入关后各地的战争中获胜。满蒙铁骑虽然勇猛，但在李自成军队把守的潼关下一筹莫展，直到汉军火炮到来，才击溃了对手的防御。而在从湖南向云贵进军过程中，满蒙军队更是损伤惨重，被李定国“两蹶名王”。顺治帝一度不得不把前线军队的统率权交给明朝降将洪承畴，让他“节制五省”满汉兵力，又经过近五年的筹备后，才得以顺利平定西南。
二十年后，当吴三桂叛乱于西南时，八旗满洲和八旗蒙古在战场上的表现仍然差强人意，清朝仍是更多的依靠汉人将领的忠诚和绿营兵的奋勇征战，才度过入主中原后最为严重的一场危机。
过多的实例不必一一列举，可以说清朝近三百年的统治中，每次严重危机的化解，都离不开汉人的身影。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是因为虽然17世纪的满洲人与13世纪的蒙古人看上去都是在内陆亚洲，但前者的力量远远不如后者，即使它赢得了部分蒙古人的效忠，但还远远不足以在全中国范围内形成军事优势，没有汉人的加盟，他们的宏业难以想象。
所以，清朝统一宏业的完成，不仅依赖于满蒙之间的亲密关系，更主要依靠满汉之间的联盟。
“新清史”的一个主要观点，认为清朝之所以能够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主要得益于在内陆亚洲的成功，而不是以往认为的那样，是汉化的结果。
在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下，满洲人是否汉化姑且不论，现在的问题是有两个方面：第一、清朝在内陆亚洲地区获得成功了吗？第二、即使清朝在内陆亚洲获得了成功，其根本原因是什么？
首先，清朝在内陆亚洲的成功是一个动态的、长期逐步实现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而且是以成功入主中原为前提的。
从时间先后顺序上看，清朝在入主中原前，并没有真正征服内陆亚洲地区。虽然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一直在采取各种措施来构建满蒙联盟，但实际上真正和满洲人建立了联盟关系的只是东部的科尔沁蒙古各部。蒙古人分布的地域极其辽阔，各部落之间关系复杂，元代以后的蒙古并没有保持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而是各自为政，满洲与蒙古的联盟也只能是与其中一部分的联盟。皇太极时期的三次远征，虽然也确实击溃了蒙古最后一个大汗林丹汗，但那只是以察哈尔部为主的蒙古力量，漠北的喀尔喀蒙古和漠西的厄鲁特蒙古各部都还保存着强大的力量，他们将是满洲人在内陆亚洲地区争夺霸权的主要竞争者。尤其是厄鲁特蒙古各部，他们不仅实力强大，而且是藏传佛教忠实的拥护者。当满洲人忙于平定中国的战争、不惜一切代价和吴三桂等进行鏖战时，一个与格鲁派黄教联盟的准噶尔汗国势力迅速上升，他们征服南疆地区的穆斯林，击败西部的哈萨克，甚至阻挡了正在东进的俄国哥萨克骑兵，建立起在内陆亚洲地区的霸权。
清朝在入关之初，直到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后，仍远未取得在内陆亚洲边疆地区的成功。康熙十四年（1675）察哈尔部的布尔尼之乱，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满蒙联盟的脆弱性，也说明清朝在内陆亚洲地区的统治远未稳定和成功。从康熙到乾隆，三代皇帝用了近80年的时间才击败所有的蒙古人。在此期间，满洲人与汉人的联盟、清朝在内地的统治已经获得极大成功，甚至达到盛世局面。
其次，清朝在内陆亚洲成功的原因不仅在于满洲人自身与蒙古人接近的特性，更重要的在于获得了汉人的认同和支持。没有从中原、江南获得的巨大支持，清朝征服蒙古的战争是难以想象的，也不可能在内陆亚洲取得成功。
美国学者濮德培在《中国西进》一书中指出，清朝在康熙时期是在受到准噶尔部的威胁后才逐步卷入到与噶尔丹的交战中的，而且他的研究表明：对这场战争来说，后勤补给显得至关重要。深入漠北寻找准部主力决战的清军，在耗尽补给几乎陷入绝境的时候，遇到了噶尔丹的军队。濮德培认为，再晚些天，补给断绝的清军将不战自溃。而为了这一天，康熙帝从1690年就开始，用了六年时间做准备，通过内蒙古的五路驿站，将后勤补给源源不断地送到前线，来支撑这场战争。
雍正时期的十三年，清朝一直秘密筹备在西北与准部的决战，这也是军机处成立的最初目的。但雍正帝到底为筹备西北战事花了多少钱，耗费了多少物力、人力，到现在还是个谜。乾隆时期清朝击败准部、回部的战争共花费了1000多万两银子，乾隆帝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表示，这种财政支出与雍正时期在西北地区的耗费相比，节省多了。幸运的是，乾隆赢得了战争，而雍正时期清朝败绩累累。
所以，与13世纪蒙古人席卷亚欧大陆的征服战争不同，满洲人的战争是靠其不断扩大的联盟来获胜的。战争的长期性、巨大耗费，决定了清朝只有在平定了中国南方各地的敌对势力、取得了统治权后，在有了一个坚实的满汉联盟以及由此而来的充裕的财政支持后，才有能力展开和准噶尔争夺内陆亚洲霸权的战争。美国学者张勉治在研究乾隆帝南巡时，指出前三次南巡都有西北战事的背景，同时皇帝在南方获得诸多盐商的资金报效，这些资金被用于西北战事。在整个18世纪，清朝从内地获得的资金，仅捐纳一项就达1000万两。没有这种强大的经济支持，清朝在内陆亚洲的成功难以想象。
所以，与汉人联盟，有内地的支持，是清朝获得在内陆亚洲边疆地区成功最关键因素。
由上述内容可以看出，从拉铁摩尔到傅礼初，到“新清史”的各位代表，“内陆亚洲”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概念，包括它的地理范围也各有说法。与之相关的概念还有“亚洲腹地”“中亚”“中央欧亚”“阿尔泰地区”等，仅从这些概念上的分歧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地域历史文化的复杂性。
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有确切政治意义上的“内陆亚洲”，美国学者罗友枝等人强调的内陆亚洲特性，主要着眼于这些民族的宗教、文化，这是这些民族获得政治认同的基础，就像乾隆帝被视为很多象征：满蒙的大汗、藏传佛教的活佛、汉人的皇帝等等，他甚至还在平定回部后娶了一位和卓家族的女子作妃子，希望以此获得维族人的认同。但也正如美国学者欧立德、米华健所说，清朝并没有找到一个解决伊斯兰教众认同的方法，满洲人对穆斯林的统治并不成功。这个例子也说明，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内陆亚洲”，满、蒙、藏、维，甚至哈萨克、布鲁特等，都有各自的宗教、文化和价值取向，满洲人甚至不能取得所有蒙古人的认同。
“新清史”的学者也努力构建一个具有独特意识形态的满洲形象，这种意识形态具有强烈的内陆亚洲特性，完全不同于汉人的儒家文化。然而，满洲人有什么东西可以被视为意识形态呢？是像罗友枝所说的满洲礼仪、萨满教、藏传佛教？还是张勉治所说的“勤政” “忠诚” “勇敢” “满洲至上”？我们知道，满洲人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善于学习和利用，他们总是通过很勤奋地学习，掌握其他民族的思想精华，在每个民族的信仰中占据制高点。
所以，“内陆亚洲”并非一个统一的政治概念，内陆亚洲的各个民族也没有统一的特性和价值取向，“新清史”学者在对“内陆亚洲”概念使用上存在“泛政治化”的主观臆断倾向。
“内陆亚洲”的视野非常有利于我们深入审视边疆地区各民族的特点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并能够更加全方位地理解各个民族的历史，有利于我们打破“大汉族主义”史观的局限。然而汉人也是中国历史的主体力量，这种客观史实当然不能被忽略。中国边疆各个民族与汉族之间是一种既互相矛盾又互相依存的关系，并没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更不是截然对立的，他们之间那种跌宕起伏、英雄史诗般的历史，是中国历史最美丽的一部分。
作者简介
刘文鹏，1972生，河北宁晋人。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政治史。出版《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