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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应漠视的历史人物——康熙朝之名儒重臣陈廷敬及其《午亭文编》评议(上)(2019年第38期)
作者:王俊义 责编:

来源:中华文史网  发布时间:2020-01-09  点击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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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以为凡要研究康熙帝及康熙朝之政治历史文化,陈廷敬则是一个不应漠视的历史人物。因康熙帝在位六十年,而陈廷敬则在其朝中任职五十余年,几乎与康熙朝相始终。且历任中央、工、户、刑、吏、各部尚书直至文渊阁大学士;他还长期任经筵讲官,入直南书房,为康熙帝讲经论学,与康熙帝亦师亦友,深得康熙帝之器重与信任。同时,他又领衔编纂《明史》《清一统志》《康熙字典》等传世典籍,其本人对理学、文学亦造诣深厚,是当时之著名诗人。终其一生,既从政又治学,勤恳辅佐康熙帝治国理政,为康熙时期之社会发展及政治、思想、文化建设卓有贡献,无疑是康熙朝之名儒重臣,故受到康熙帝及朝野上下的高度评价与赞扬。但自晚清以降,却长期淡出人们的视线,受到不应有的漠视。因有学者概括其遭遇谓“生前宦达显赫,死后文名寂寞”(任茂棠主编《陈廷敬研究丛书序一》)。是否果真如此?具体情况如何?今天,我们究应如何评价陈廷敬这类历史人物?颇值得研究思考,笔者因厕身清史研究有年,最近又有缘阅读了王道成先生点校的陈氏之诗文集——《午亭文编》,拟就上述问题谈点浅见。

一、从政兼治学终生,乃辅佐康熙治国理政的有功之臣

由于陈廷敬早就淡出人们的视线,今天的读者大多对之较为陌生,欲对之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首先有必要对生平经历、仕途升迁,为人行事略作介绍。

陈廷敬、字子端,樊川,号说岩,月岩,午亭等,山西泽州(今晋城)人,生于明崇祯十一年(1639),逝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出身世代书香门第,幼承庭训,喜赋诗作文,钻研程朱理学。顺治十五年中进士,选庶吉士,十八年授检讨,从此步步高升。康熙八年升国子监司业,掌管国学政令,九年升弘文院(不久改为翰林院)侍读,十一年充日讲起居注官,十五年转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旋被升为翰林院掌院学士,仍一直兼任日讲起居注官,虽然康熙二十二年停止经筵日讲,但作为内阁学士的陈廷敬仍任经筵讲官,每逢春秋两季进行经筵大典,他都要向皇帝进讲。康熙帝曾多次表彰陈廷敬“进讲甚为精详,实于学问政事大有裨益”(《康熙起居注》)。康熙帝晚年在回顾自身的学习经历时还说:“朕政事之暇,惟为读书。始于熊赐履论经讲史,有疑必问,乐此不暇。继而张英、陈廷敬依次进行,于朕大有裨益”(《康熙起居注)。表明熊赐履、张英、陈廷敬都是让他受益颇多的经筵讲官,惟其如此,陈廷敬才得以长期入直南书房,并继张英之后,成为康熙帝的近臣之首。对此,有的清史学者评说:“陈廷敬和康熙之间的密切政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影响着清朝政治的发展。”(高翔《陈廷敬述论》)

陈廷敬从康熙二十三年起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掌全国风纪之责。继而又任工部、户部、刑部及主管全国文职官员任免的吏部尚书、直至康熙四十二年任文渊阁大学士,成为赞理机务、表率百僚的宰辅之臣。在此过程中,尽职尽责,为辅佐康熙帝治国理政,屡屡上疏或进表,诸如《制钱销毁滋弊疏》《劝廉祛弊请敕详议定制疏》《请严督抚之责成疏》《请议水旱疏》及《云南荡平贺皇上表》等等(见《清史稿》及《清史列传》中的《陈廷敬传》),大都针对社会长期存在的弊端,就发展生产、倡俭惩贪、察吏安民、赈灾救荒、国家统一等方面,提出切实的建言和改革主张,既利国又便民,有助于社会安定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陈廷敬在历任各部尚书与大学士的同时,又参与或领衔编纂康熙朝的各种文献典籍,诸如《世祖实录》《太宗实录》《明史》《清一统志》《康熙字典》《佩文韵府》等。且并非只挂空名,而是做了切实的工作,如康熙二十一年,决定恢复《明史》编纂,时原任总裁叶方蔼去世,康熙帝即令:“此缺著陈廷敬补。”(《康熙起居注》)据长期担任《明史》总裁官的王鸿绪回忆,“臣恩诏领史局,惟大学士张玉书为监修,尚书陈廷敬为总裁,各专一类,玉书《志》,廷敬《本纪》,臣任《列传》”(《清史稿·王鸿绪传》)。又如康熙二十五年决定纂修《清一统志》,任命了多位总裁官,时任大学士的明珠请示“此内专委何人”?康熙帝当即明示:“著陈廷敬、徐乾学专理”。(《康熙起居注》)正如大学士张玉书所说:“比年词馆诸臣,奉诏编校典籍,上令非公莫可总其成。”(张玉书《张文贞公集》)而陈廷敬也确不负康熙帝重望,为《一统志》的编纂尽职尽责,花费极大精力,并取得实效。再如《康熙字典》的编纂,康熙帝原本是将此重任交由张玉书和陈廷敬二人负责,但一年后张玉书病逝,此事只能由陈一人承担。《明史》《康熙字典》等,都是康熙帝倡导文治方面具有标志性的工程,而陈廷敬都为之作出了重大贡献。

陈廷敬在忙于政务,编纂各种典籍的同时,又始终不废读书治学,勤奋著述,在文、史、经、哲各领域都留下大量著作,尤长于诗。据不完全统计,他留世的诗作有2760首,又有解说杜甫诗作的《杜律诗话》;于史方面则有《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涉及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史评;在经学方面,有专门阐释儒家诸经——《诗》《书》《易》《礼》等经典的多卷《经解》。

陈廷敬身为宰辅,位高权重,但却不恋栈,其七十岁时,即呈奏请辞。但康熙帝则以“机务重地,良难其人,不必求去”而拒辞。直到康熙四十九年,他第四次请辞时,康熙帝才不得不允准说:“卿才品优长,文学素裕,久侍讲幄,积有勤劳……览奏以衰老乞罢,情词恳切,著以原官致仕”(《山西通志》)。然而,刚过半年,同朝之大学士张玉书病逝,另一大学士李光地也患病,康熙帝遂又下令陈廷敬,仍“暂到衙门,办理事务”(《康熙朝实录》),直到康熙五十一年四月病死于任上。他的去世,康熙帝极其哀痛,不仅下令隆重治丧,还亲笔写了挽诗:“世传诗赋重,名在独遗荣”,又有祭文“盖在仕籍者余五十年,而秉忠贞者恒如一日”,高度评价其为 “文章宿老,辅弼良臣”。(《康熙御制诗文集》)

综观陈廷敬一生,确为辅佐康熙帝治国理政而鞠躬尽瘁,是对康乾盛世的形成与发展大有贡献的有功之臣。然而,对于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有关史籍与论著的记载与评价,在其生前与死后却有很大的演变与落差。

二、有关史籍和论著对陈廷敬评价的历史演变

前文提到有学者将陈廷敬的人际遭遇概括为:“生前宦达显赫,死后文名寂寞。”这种概括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确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象,但似乎有些过于笼统,并不十分准确。因这种情况的出现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在陈廷敬死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上至皇帝,下至王公大臣及文人学士对他仍有很高评价,文名并未寂寞。

康熙帝在陈廷敬生前与死后,都对他有很高评价,称赞其人品“器资厚重,品诣纯深”;认为其学问“经史淹通”,“深通儒术”;肯定其诗作“清雅醇厚,非积字累句之初学所能窥”。陈去世后,康熙帝既写挽诗,又撰祭文,甚至评价他“是极齐全的人”。(陈廷敬《午亭山人》)

与陈廷敬同朝的几位大学士,在陈生前与死后对他评价亦很高:李蔚称赞他:“以学膺简拔,袖然被擢为官僚首,盖极稽古之荣也”(李蔚《陈廷敬北镇集序》);张玉书说“上之所以眷倚公者,久而益深。而公之所以勤劳事上者,亦久而未艾,君臣相得,昔人谓之千载一时”(张玉书《张文贞公集》);李光地在陈生前对之就多有赞誉,在其死后还特写了《墓志铭》哀悼他“五十余年,功名始终,全德元老,旷代罕同”(李光地《说岩陈公墓志铭》)。

作为诗人的陈廷敬,其诗作在其生前与死后都广受赞扬,当时的诗坛盟主,王士祯说:“自昔称诗者,尚雄浑,则鲜风调,擅神韵则乏豪健,二者交讥,惟今太宰说岩陈先生之诗,能去其二短,而兼其两长。”(王士祯《渔洋诗话》)清代学者从清初到晚清曾编有多种诗选,大都选录有陈的诗篇与点评,如清中叶沈德潜编的《国朝诗别裁》,不仅收有其诗,还评赞曰:“品质朴茂,风调音节,俱近唐贤。”

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也录有陈的著作,且高度评价其“生前回翔馆阁,遭际昌期,出入禁闼几四十年,值文远昌隆之日,从容载笔,典司文章,虽不似王士祯笼罩群才,广于结纳,而文章宿老,人望所归,燕许手笔,海内无异词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午亭文编》卷首提要)。

在清朝编写的各种史传类图书,诸如《清实录》《康熙起居注》《清史列传》《清史稿》等图书中,都翔实记述了其生平经历及从政与治学的业绩。直到晚清的一些文集与笔记中,还称赞陈“处脂不然,清操肃然”(陈康祺《郎潜纪闻四笔》)。这些史实都表明陈廷敬可谓“生荣死哀”。至于人们所说的其死后文名寂寞,则是到晚清以降,在各次社会转型的激烈变革中才出现的。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转折,清朝的统治由盛转衰,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下,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许多有识之士,为救亡图存,掀起一次次社会变革思潮,从经世致用,到变法改良,直至爆发以推翻清朝统治为目标的辛亥革命。在各种变革思潮中,无不把批判锋芒,指向腐朽的清朝统治。尤其是在辛亥革命运动过程中,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家、宣传家,高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一再揭露清朝在“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中的野蛮屠杀,痛骂满族统治者为“爱新觉罗诸贱类异种”,斥骂乾隆帝“淫掠无赖”,光绪帝是“载湉小丑”。(谭嗣同《仁学》等)这其中难免夹杂有“严华夷之辨”的华夏正统观,但却影响深广。甚至连鲁迅先生这样伟大的历史人物,都把满族视为有别于中华民族的外来民族,满族统治下的中国是“失去了全国的土地,大家都做了二百五十年的奴隶”(鲁迅《算账》),既然把包括康熙帝在内的整个满族贵族统治者视为“贱类异种”,那么作为康熙帝“辅弼良臣”的陈廷敬自然是清朝统治者的工具和帮凶,岂止是文名寂寞。

及至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倡导“科学” “民主”,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批判为封建统治服务的纲常伦理及孔子、朱熹等儒家代表人物,这在推进中国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无疑有重大启蒙意义。但也不容否认,新文化运动也有偏激片面之词,如“打倒孔家店”的激烈口号,另如提倡“文学革命”的陈独秀,甚至鼓吹“打倒雕琢阿谀的贵族文学”,批判“陈腐铺张的古典文学”,陈廷敬作为清初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又是“和诗以鸣盛”的台阁体诗派领袖,自然属于批判对象。

待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转折。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党和政府在大力恢复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思想文化教育,在学术思想领域重视对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但不容否认,在实践中却长期存在“左”的偏向,屡屡掀起各种思想文化批判运动,直至爆发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当时,除“无产阶级文化”外,一切中外传统思想文化,都被称之为“封、资、修黑货”,陈廷敬这个清代封建统治营垒中的名儒重臣,理所当然的是批判打倒对象,斯文扫地。

总之,自晚清以来,“五四”以降,陈廷敬一直是个被漠视的历史人物。从清末迄今出版的百余种文学史著作中,大多一字不提其名,甚至连专门的《清诗史》也很少提及,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清诗选》,选录了清代诗人150多名,却未收陈廷敬一首诗作。如此这般,久而久之,他自然文名寂寞,受到漠视,直到前些年才有所改变。

1978年,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学术研究也逐渐冲破禁区。陈廷敬这个历史人物也重新浮出水面。至20世纪90年代初,在陈的家乡重新修缮了其故居“皇城相府”,且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陈廷敬作为旅游热点的历史人物,进一步受到各方面关注,尤其是山西省还成立了陈廷敬研究会,开展各种活动,举办学术研讨会,组织《陈廷敬研究丛书》,陆续出版了《陈廷敬大传》《陈廷敬史实年志》等,这些论著,依据史实,详细介绍了陈的生平事迹,阐述了他在政治、经济、学术思想等各方面成就,肯定他“是一位政治家,又是一位文学家、思想家”,为铸造“康乾盛世作出了突出贡献”(《陈廷敬大传》卷首)。这些研究成果推动了陈廷敬研究,使之再度进入学术界视野。

山西与晋城当地在对陈廷敬开展学术研究活动的基础上,又进一步筹划重新点校出版陈廷敬的诗文集——《午亭文编》,并得到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支持,将之列入《文献丛刊》出版项目。清史编委会主任戴逸先生还特为该书写了《序》。《序》文指出“康熙皇帝曾任用一批汉族文人学士,赐以高官,委以重任”,“参与国家要务,陈廷敬亦在其列”。进而列举史实,说明“陈很注意民生国用和转移社会风气,是一位勤政爱民的官员”,“是辅佐康熙皇帝的得力大臣”,《序》文又特别指出,包括《午亭文编》“在内的清人诗文集是一笔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研究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极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午亭文编》卷首)笔者认为《午亭文编》点校本的出版及戴逸先生所写《序》文,对于研究陈廷敬及清代历史文化,都很有意义和研究参考价值。

拙文之所以详细勾勒梳理陈廷敬的生平,及各种史籍论著对其评价的历史演变,是想藉此进一步分析,人们对陈廷敬的评价,在其生前与死后为什么会有颇大的差别,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考察,学术界在史学研究和人物评价方面,是否存在思想认识与研究方法上的误区?评价陈廷敬有哪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作者简介

王俊义,1937年生,河南封丘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原所长、教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原总编辑。长期从事清代学术思想文化的教学与研究,主要著作有《清代学术与文化》(合著)、《清代学术与文化史论》(合著)、《清代学术探研录》《俊义文存》,并主编有《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炎黄文化与民族精神》《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等十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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