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总结汲取已往研究中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欲对陈廷敬进行客观、公正、全面的评价，很有必要妥善处理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要正确认识清朝及康熙帝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到明清之际，出现了重大的历史转折，明清易代，建立了以满族贵族为主体的清王朝。清朝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集大成和总结时期，又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开端，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外交与边疆民族等，都与清朝密切相关。因而清朝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有重要地位和影响。
满族原本是偏居辽东一隅的一个少数民族，其在明末逐渐统一了族群内部各部落后，又锐意进取，击败了腐朽的明王朝，至1644年（顺治元年）入关，定都北京。顺治帝顺应历史潮流，继续进行统一征战，重视汉族文化，力图改革满族原有落后习俗，但遭到满族贵族集团内部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对，致使其以历史悲剧而告终。康熙帝少年继位，迅速铲除复旧势力，进一步吸收汉族文化，以儒家学说为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发展社会经济，平定三藩，击败沙俄侵略，保卫边疆领土，进一步推动国内各民族的统一团结，开创了史称的康乾盛世，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代开明君主。康熙帝之所以能彪炳史册，首先取决于其勤奋好学，励精图治，知人善任，勤政爱民，具有治国理政的雄才大略。同时，也和他周围有一批忠诚能干，精心辅佐其治国理政的文臣武将密切相关。陈廷敬则是其中突出的一个，他赤诚协助康熙帝五十余年，亲历，亲闻，亲为康熙一朝的许多重大政治历史事件，或以词臣身份撰文，写诗赞扬表彰，而载入史册，或身居宰辅之位，参与研究决策，为康熙帝进行的文治武功，献出毕生精力，因而，我们在高度肯定康熙帝历史地位与成就的同时，理所当然的应该肯定陈廷敬的历史贡献。
至于清中叶之后，清朝统治由盛转衰，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那则是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变化使然，应由当时清朝的统治集团来承担罪责，而不能由死去多年的康熙帝和陈廷敬等历史人物负责。
再者，也不能因为清朝皇帝都是满族，康熙帝也不例外，而将之视为夷狄另眼相看。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清取代明，与其他时期的改朝换代无本质不同，不能在华夏正统观念的支配下，无视康熙帝及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同时，也不能因陈廷敬辅佐的康熙帝是满族皇帝而对之漠视。长期以来，人们之所以对清朝及陈廷敬的历史定位和贡献不能正视，就因为存在思想认识上的误区。
其二、对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应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依据唯物史观的阶级斗争与阶级分析理论，在封建社会中农民与地主是两大对立阶级。农民大众是被剥削被统治阶级，其反抗地主阶级压迫、剥削的斗争是进步的、革命的；历朝历代的封建皇帝及其王公大臣，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他们对农民的剥削、压迫及其反抗斗争的镇压是落后的反动的。总体而论，这种论述符合历史实际，也基本反映了历史发展规律。不过，在实践中运用这种理论时，却不能机械化、绝对化，因为客观历史错综复杂，千变万化，即使是同一个人也往往有正负两方面的表现，因而不能笼统的说，凡是封建皇帝及其王公大臣都是反动的，都是阻碍历史前进的。从实际情况看，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在历史上的表现和影响也各有不同，对于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都应将其置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事实表明，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也确有一些封建帝王及其辅佐者，能顺应历史潮流，在历史发展中做了有利于社会进步、国家发展、造福人民的事情，有其重大贡献和影响，也应给予历史的肯定。
笔者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注意到曾经创作《康熙大帝》等长篇历史小说的二月河先生，他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总结出评判历史人物的几条标准：“一、在中国历史上，是否对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作出过贡献；二、在发展当时的生产力，调整当时的生产关系，改善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这几个方面，是否作出过贡献；三、凡是在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发明创造这些方面作出贡献的就予以歌颂，反之就给予鞭笞。”（《光明日报》2019年1月3日《同气连枝骨肉亲》——从二月河给冯其庸先生的一封信谈起）。而康熙帝在这几方面都做出过卓越贡献，所以他理直气壮地进行了《康熙大帝》的创作，终于通过艺术形象把康熙帝这个历史人物的作用和贡献呈献给读者。笔者很赞同二月河先生的上述论说。同样，陈廷敬作为康熙帝的宰辅重臣，与康熙帝一样在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发展科技文化、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做出历史贡献，也理所当然的应给予肯定，不能因为他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上层人物，而漠然视之。
其三、陈廷敬以自己特有的身份，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弘扬儒家思想的时代价值方面做出独特贡献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世界上民族文化从未中断的文明古国，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自古以来就有修史的优良传统，曾编纂有作为传承文明的载体的各种史书，代代相传。历代还有不少学士与民间文人，创造了诗、词、歌、赋与戏剧、小说、绽放异彩，使中华文化经久不衰。陈廷敬作为词臣，又长期出入南书房、翰林院，凭借这种身份，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他作为经筵讲官，在给康熙帝讲解《四书》《五经》等书过程中，向其阐释了儒家的“仁政”“民本”“大一统”等思想学说，使康熙帝进而结合社会实际，在制订政策中予以实施，这实际上就是在治国理政中，弘扬儒家思想的时代价值。此外，陈廷敬以自己渊博的学识，主持编纂了许多重要的文献典籍，特别是他作为总裁官、总阅官而编纂的《明史》《康熙字典》《佩文韵府》，更是史学和文字音韵领域不可取代的珍品巨著，传之千秋，嘉惠后人。然而，过去在各个时期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或片面强调为当时的政治服务，或过于突出意识形态的差别，忽视一些文献典籍的恒久价值，致使陈廷敬在这方面的贡献，湮没不彰。因此，我们今天在评价陈廷敬时，尤其应重视他在这方面的独特贡献。
其四、陈廷敬亦有明显的不足和局限
康熙帝曾称赞陈廷敬“是极齐全的人”，亦即说是个完人，这显然是过誉之词。其实，生活在任何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人，都受时代条件、思想认识、知识格局和个人修养方面的限制而有缺点不足，陈廷敬也概莫能外。他作为康熙王朝的大臣要员，无论是从政或治学都受忠君思想支配，其对康熙帝可谓忠贞不二，他的诗文中，充满了对康熙帝的颂扬与感恩，不免有歌功颂德的阿谀奉承之词；再者其一生出入宫廷四五十年，从未做过地方官吏，对黎民百姓的生活也缺乏深入了解。同时，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大都具有经世情怀，即使是为官也以做谏臣为己任，铁骨铮铮，敢于直陈帝王的缺失。而陈廷敬作为一个重臣，近臣，很少发出批评性的谏言。他本身虽然清正廉洁，不结党、不营私，但与其同朝大学士高士奇、徐乾学都有结党营私，贪污纳贿劣迹，陈廷敬对他们的情况虽有了解，但为明哲保身，却不上奏、不揭发。对此，同为大学士的李光地，就曾尖锐批评陈廷敬是“但知趋避，自为离事保全”（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另外，他虽然以研究经学特别是程朱理学而著称，但其研究和撰述，大都是根据经筵讲官的需要而作，缺乏精深的学理性、创造性论述，在这方面与同时代的熊赐履、李光地等著名理学家相较，显有逊色。总之，陈廷敬死后“文名寂寞”，除社会原因外，与个人的局限亦有关。因而，我们今天要客观、公正、全面评价陈廷敬，绝不能忽视其局限与不足，要避免为贤者讳、尊者讳而对其评价过高。
陈廷敬作为一代政治家、文学家、诗人，并在经学、史学及语言文字学领域均有深厚造诣的学者，其本身有不少著述留世，这是我们研究陈廷敬最重要的第一手原始史料，欲对之进行客观、公正、全面的评价，最重要的则是依据史实，详细占有史料，尤其是认真研读他本人的著作。令人欣喜的是如前文所述，几乎囊括其绝大部分著作的个人诗文集——《午亭文编》，在列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文献丛刊》后，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资深教授王道成先生点校，已由人民出版社于2017年出版。笔者通读该书后，深感这是一部有较高水平，具很高学术价值的文献整理之作，具体而言，其有如下几点突出特色：
其一、搜集齐备，首尾完整，为研究陈廷敬及康熙朝的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点校本《午亭文编》，全书达百万言，共五十卷，包括陈廷敬所著之乐府，古、今体诗、赋、各种杂著，以及奏疏、史评、书信、序跋、和人物评传、墓志、碑铭与专著——《杜律诗话》等。除正文外，还附录研究参考资料，包括《清史列传·陈廷敬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简明目录提要》，及《午亭文编》的有关序跋，还有当代学者编著的《陈廷敬年谱简编》等，既为研究陈廷敬提供了其个人的著作，也提供了研究参考资料。足见其搜集齐备，首尾完整，编辑得当，为研究陈廷敬提供了丰富而全面的重要史料。
由于陈廷敬是康熙时期的名儒重臣，亲身经历了康熙朝许多重大事件，参与研究和决策，且留下记载这些事件的各种奏疏，及有关平定三藩、平定噶尔丹、康熙南巡的诗文著作等，对研究康熙朝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提供了大量重要史料。总之，点校本《午亭文编》为研究陈廷敬及康熙朝的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史料，乃是其首要的学术文化价值。
其二、选择了《午亭文编》存世之最好版本，制订有规范的《凡例》，纠正了底本与其他版本的讹误
迄今存世之《午亭文编》有四种版本，即康熙四十七年本、乾隆四十三年本、《四库全书》本，及当代学者马甫平先生的《午亭文编》点校本。其中，康熙四十七年本的书稿，是由陈廷敬亲自审定，再由其门人林佶编辑、缮写、雇工刊刻，最后由其子陈壮履校讎的木刻本；乾隆四十三年本，则是其家乡后人利用康熙四十七年原刻本重印的木刻本。这是因为原刻本在社会上流传较少，加之陈廷敬去世后，家道衰落无力重印，而且收藏于家中的刻本又被贼人偷走卖给书商。后经地方官发现，视为珍宝赎回，筹资重印。此本除增加了主持重印者所写之《跋》，说明来由外，与康熙四十七年本几乎完全相同；《四库全书》本，是经过四库馆馆臣删改后的手写本，对原著中不合时宜的诗文多有删改，且削去原刻本之《总目》，及相关之《后序》《后记》。王道成先生在认真对照比较几种存世版本的基础上，认为康熙四十七年本内容完整、错误较少，校刻相对精良，也最能反映陈廷敬著作的原貌，因选择该版本为底本，与四库全书本及其他本互校，致使整理工作达到了事半功倍之效。
由于古籍文献整理工作涉及面广，是项复杂繁琐、工作量大、困难又多的工作，即使选择了好的版本为底本，也不能一蹴而就，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因此，在启动整理时，必须制订科学规范的《凡例》。所订《凡例》既要能涵盖解决整理过程涉及的各种问题，又要精确、简明、条理清晰，以便读者阅读。难能可贵的是王道成先生具有丰富的文献整理经验，其所订《凡例》既符合古籍整理工作的常规，又能结合《午亭文编》的具体情况，甚便于整理工作中操作遵循，在全书点校工作中，纠正了底本和其他本存在的脱、衍、讹、倒之文。对于底本中出现的古体字、异体字、俗体字、假借字、避讳字，以及生僻难认字等，一一纠正，或改为常用的繁体字，或予以必要的说明。同时，对于底本及其他本中存在的有争议的问题，整理者也能旁征博引，详加考证，表明自己的看法，并用校记加以论证说明。所有这些都大大有助于读者的阅读。
其三、整理者学风端正，治学态度严谨踏实，历经十年，九易其稿，终于使全书的点校“整体质量达优”
王道成先生虽然是学养深厚的老教授、老专家，但其对全书的整理点校工作，仍谦虚谨慎，一丝不苟，尽可能精益求精，其在接手这一项目后，曾反复阅读《午亭文编》的各种版本，又大量涉猎陈廷敬的有关材料，历经十年，九易其稿。最终完成整理工作。在该项目的中期评审和结项时，评审专家给予很高评价，均认为“从整理上说，点校水平较高，准确认真”，“通读全部样稿，未发现漏点，错点，破句的问题，点校者态度认真，责任心强，可看到录入时繁简字体转换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均加以注意，并一一进行改正，整体质量达优”，终于使得这部点校本《午亭文编》超越了现有各种版本，成为目前最为完整、最为准确，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学术水平的文献整理著作。
当然，在充分肯定《午亭文编》点校整理工作的同时，笔者也感到全书有值得改进之处。主要是整理者在通过点校实践之后，应该说是对陈廷敬深有研究的专家，理应对全书的整理工作撰写一篇较详细的《前言》，对陈廷敬的生平经历、成就局限及其著作内容与流传情况作应有的评价。还有陈廷敬在亲自审定康熙四十七年的50卷《午亭文编》之前，在康熙三十六年还曾自编有80卷的《尊闻堂集》，并请友人姜宸英等撰写了《序言》（姜宸英《湛园集》）。但此集是否正式刊刻问世？与康熙四十七年本之《午亭文编》有何异同？本书整理者，似有必要根据自己的考订做些介绍，以助读者。然而目前的点校本《午亭文编》，除卷首有戴逸先生言简意赅的《序》外，而整理者本人则仅有《凡例》，既无《前言》，也无《后记》，难免使读者若有缺失之感。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拙稿在撰写过程中，吸收参考了王思治、阎守成先生主编的《陈廷敬与皇城相府》及任茂棠先生主编之《陈廷敬研究丛书》研究成果，特致诚挚感谢！同时，本文难免有不妥、不周、甚至错误之处，恳请道成先生及广大读者批评教正。
作者简介
王俊义，1937年生，河南封丘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原所长、教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原总编辑。长期从事清代学术思想文化的教学与研究，主要著作有《清代学术与文化》（合著）、《清代学术与文化史论》（合著）、《清代学术探研录》《俊义文存》，并主编有《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炎黄文化与民族精神》《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等十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