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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右史”传统的继承与复兴——评刘潞《十八世纪京华盛景图》(2020年第14期)
作者:崔建飞 责编:

来源:中华文史网  发布时间:2020-10-14  点击量: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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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资深清史学者刘潞主编的《十八世纪京华盛景图》(上、下册)一书,于2019年7月由故宫出版社出版。这部份量厚重、图文并举、印制精美的专著,自2014年故宫博物院立项始,由主编率课题组集五年研究心血,精心编著而成。书中所展示的深厚学术功力,和对清代宫廷如数家珍般纤悉无遗的考订阐释,则体现了刘潞主编40年来对清代宫廷史深入研究的厚积薄发。

清代自康熙朝起,出现了一种新的绘画形式——超长卷纪实性绘画,描绘展示皇帝、皇后的隆重寿庆活动,是其重要题材之一。故宫博物院现藏三套题名为《万寿图》的超长卷纪实性绘画,第一套为庆康熙帝六旬万寿而绘,首尾相加计78.78米;第二套以乾隆帝生母崇庆皇太后六旬大庆为题而绘,首尾相加110.83米;第三套以乾隆帝八旬万寿为题,首尾相加134.57米。《十八世纪京华盛景图》一书研究阐发的,是第二套《万寿图》。该书的出版,不仅意味着第二套《万寿图》首次正式公布于世,而且由于它以图为经,以史为纬,“一经一纬,相错而成”,对于继承与复兴中国自古以来的“左图右史”学术传统,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左图右史”理论的充分体现和成功实践

宋代史学家郑樵在《通志·图谱略》中,阐述了中国自古以来图文并重的学术传统,强调“图”在治学中的作用,和文字表达同样重要,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他强调“图”“书”并举对于治学的极端重要性:“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举而措之,如执左契。”

由于历史文化发展走向的偏颇,和绘制、印刷技艺的限制,“图”“书”两者的发展很不平衡,呈跛足之势。作为文字表述的“书”的传统,承先启后,踵事增华,不断发扬光大。而“图”之传统的发展相形见绌,文化典籍中常常无图,即便有图,也大多作为文字表述的辅助部分而存在。郑樵强烈表达了对这一畸形发展倾向的忧虑:“后之学者,离图即书,尚辞务说,故人亦难为学,学亦难为功。”清代学者法式善进一步指出:“古人左图右史,图之重也久矣。制度之同异,山川疆域之所垂,古圣贤之所发,明胥赖图以徵信,故自汉以来学者莫不留意于是也。”另一位清代学者叶德辉则在《书林清话》中写道:“吾谓古人以图书并称,凡有书必有图……晋陶潜诗云:流观山海图,是古书无不绘图者。”鲁迅在《且介亭杂文·连环图画琐谈》一文中,为“图”传统的式微深为遗憾:“古人‘左图右史’,现在只剩下一句话,看不见真相了。”

尽管有郑樵、法式善、叶德辉以至鲁迅等人的呼吁,特别是晚清以来摄影术、印刷术的大力发展和不断进步,“书”重“图”轻的倾向有所正畸,但没有根本改观。当代信息技术为图像的数字化保存、复制以及研究、印制、传播带来极大便利,为“左图右史”传统的继承与复兴提供了重要支持,而当代所谓“图像时代”的来临,也推动增长广大读者的读图需求。崇庆皇太后六旬大庆《万寿图》(以下简称“崇图”)规模宏大,场景丰富,人物众多,给学术研究带来颇多困难。故宫书画部与资信部花费了三年之力,将该图数字化,并建立了有“殿宇”“桥梁”“服饰”“乐队”“牌坊”等多种子库的图像数据库,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基础性保障和重要依据。《十八世纪京华盛景图》一书共597页,刊图共518幅,如加上以崇图元素为内容的装饰性小插图,刊图达674幅,平均每页1.13幅,真正实现了图像与文字“相错而成文”的效果。

该书是郑樵以图为经、以书为纬之史学理论的充分体现和成功实践。刘潞在该书后记中指出:“本书的定位,是‘图文书’而非论文集。书中篇目,基本依相关图像在长卷中的位置而定,各篇之间并无严格的逻辑关系;写作方式,则以图像为中心,形成该图像的小史。”诸多与图像紧密相扣的“小史”,考订谨严,涉猎甚广,内容非常丰富。郑樵在《通志·图谱略·明用》中列出图谱涉及的内容:“而条其所以为图谱之用者十有六:一曰天文,二曰地理,三曰宫室,四曰器用,五曰车旗,六曰衣裳,七曰坛兆,八曰都邑,九曰城筑,十曰田里,十一曰会计,十二曰法制,十三曰班爵,十四曰古今,十五曰明物,十六曰书。”通览《十八世纪京华盛景图》全书,可以说,对郑樵所列十六项“明用”,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

二、以图证史、以图补史与图文互证

左图右史的表述方式,其优势在于读者一边“索象于图”,一边“索理于书”,使“象”“理”紧密结合,实现以图证史、以图补史与图文互证,从而获得“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的功效。《十八世纪京华盛景图》一书,以精心绘制、精准选择、精美印制的“象”,和旁征博引、严谨考订、精辟阐释的“理”,步步交融互证。由于有图,弥补了“仅以文字传之而不能曲达其委折纤悉之致”的缺陷;由于有文,使读者“见其形”且“闻其声”,“见其人”且“闻其语”,实现了“两美合并,二妙兼全”的比较完美的融合。

以图证史的功用,在书中时时得以发挥。例如崇图第三卷“康衢骈庆”中,对西直门至西安门沿途结撰楼阁、张灯结彩的描绘,与赵翼《檐曝杂记》所记相符:“锦绣河山,金银宫阙,剪彩为花,铺锦为屋,九华之灯,七宝之座,丹碧相映,不可名状。”尤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对乾隆帝是否亲自伴随太后回宫的考辨。崇图描绘的是太后于乾隆十六年(1751)十一月二十五日寿辰当日,自万寿山东宫门起,经麦庄桥、西直门、西安门、西华门至紫禁城内寿安宫一路的庆祝活动实景。图中只绘了太后所乘华美冰床和万寿金辇,并无乾隆帝或其所乘御马、金辇的形象。档案文献中也只有鄂尔泰、张廷玉《国朝宫史》的一条孤证记载:“御龙袍衮服,乘骑前导。”刘潞课题组从图入手,指出图中所绘大铜角乐队,与太后仪驾无关,只能是皇帝骑驾卤簿中的器物。又从图3-3-5中豹尾枪队的出现,和豹尾班之后出现的“皇帝卤簿八旗护军纛”,辨析出这些独属皇帝卤簿的仪仗内容,则进一步确定乾隆帝在回宫队伍中,“骈庆”之题名副其实,《国朝宫史》所载不虚。

书中以图补史的例子,也俯拾即是。例如关于清初京城“旗民分治制度”,针对《清世祖实录》卷四十记载:“八旗投充汉人不令迁移外,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居住”,作者指出,经过康、雍、乾三朝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满汉平民各自生活的需要,满汉分居的政策难以维持。证实这一观点的,是该书图4-3-5、图3-5-2、图3-6-9、图3-6-10、图3-6-11、图3-6-12等图,描绘了乾隆时期京师城内旗汉混居的画面。特别是图3-6-9,真实表现了在京城长河岸边,头戴钿子、身穿马蹄袖袍服、襟前系手巾的满族妇女,和头戴发髻、穿披风、系裤脚、缠足的汉族妇女,她们相邻而居、相互攀谈的情景。不仅如此,内城皇城居民也打破了满汉藩篱,“而皇城西安门以里的民居中,汉装打扮的女子更是比比皆是”,说明在乾隆年间内城皇城中满汉混居的现象已经相当普遍。

《十八世纪京华盛景图》书中,图与文并重,以史校图、证图的作用,也得以充分体现。如图4-1-5,作者指出,如此由皇帝亲自组织、内务府精心实施、众画家呕心沥血绘制的长卷,居然将极为重要的西华门匾额,误写成了“西安门”。再如作者通过《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国朝宫史》等文献史料,指明崇图自乾隆十六年乾隆帝亲自策划组织,历时10年直到皇太后七旬大寿前两个月,才装裱完成。除了文献档案,作者还以图、史互证的方式,指出崇图所绘内容,有的是乾隆十六年之后、二十六年之前的景物。如第一卷“嵩呼介景”中的万寿山五百罗汉堂(图2-4-7),和昆明湖中小岛上的望蟾阁(2-8-1),均建于太后六旬寿庆之后。

三、 三个引人瞩目的特点

除了图文并举以及以图证史、以图补史与图文互证,该书还有三个特点值得关注。

一是众图综谈,旁征博引。全书所列之图,并不局限于崇图一幅,而是将古今众多有关的图像囊于一匣,形成图意纵横、笔意雄健之势。其中,参用比照《康熙帝六旬万寿图》(以下简称“康图”)《京城全图》较多,缘于乾隆帝是参照康图策划崇图的,而《京城全图》完成于乾隆十五年,离崇庆太后六旬寿庆甚近,其尺幅巨大,标识内城道路甚详,是分析皇太后自西直门至西华门行进路线的重要参考。此外如《哨鹿图》《马术图》《平定西域战图》《乾隆八旬万寿图》《光绪大婚图》《紫光阁赐宴图》《雍正十二月令图》《冰嬉图》等诸多图画,应有尽有,不胜枚举。晚清老照片如《南堂旧照》,文物照片如《英国制写字机器人》,遗址照片如《武英殿今貌》,都在证史、补史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二是“小史”大全,考订谨严。全书以崇图的图像为中心,按图索“骥”,稽古钩沉,发微抉隐,形成涉猎广泛、内容丰瞻的数十个小史。其题材宏观一些的有北京城垣史、京城水利史和清代卤簿仪仗制度、禁卫制度、清代音乐戏曲、清代服饰沿革等等,题材具体一些的有昆明湖、大报恩延寿寺、寿安宫、万寿寺、正觉寺、紫竹院、武英殿、内务府、牌楼花灯、盆景插花、西洋元素、京城商铺和棚铺扎彩业等等,乃至更为具体的石舫、望蟾阁、冰床、饽饽点心等的历史。

这些小史与一般史话的区别,在于它学术上的严谨考订、精美图片的实证和文字表述的精粹。譬如冰床小史,首先引人注目的是一组图片,图3-2-1(有篷冰床)、图3-2-2(坐冰床的官员神情)、图3-2-3(推冰床人)、图3-2-4(似在等候或寻找乘客的推床人)、图3-2-5(皇太后冰床)、图3-2-6(《冰嬉图》中乾隆帝的冰床)展示了乾隆时代的冰床样式,和帝、后、官员乘坐冰床活动,以及拉推冰床的贫民劳作情景。同时,作者通过引用文献《酌中志》《帝京景物略》中的史料,精述明代宫中和民间乘冰床代步的情况。接着,作者引述《红楼梦》《帝京岁时纪胜》《燕京岁时记》《京师竹枝词》等清代史料,说明冰床不仅在清代更为盛行,且为冬季一大乐事,并与图3-2-2互证。随之引用乾隆帝《冰床》诗等,说明冰床业的兴旺,并与图3-2-3、图3-2-4互证。之后以图、史互证的方式,简洁概述冰床的各种等次,和皇太后所乘的最高等级冰床。最后,作者通过引用《满文老档》《明宫史》等文献史料,有力证明了清代冰床更盛主要缘于北方满洲生活习俗的结论。

三是论自史出,图证为实。《十八世纪京华盛景图》书中各种观点,多是从史料出发,以图证实的。例如作者认为望蟾阁乃乾隆十六年之后修建,便通过分析乾隆帝多首咏望蟾阁诗、赵翼的笔记材料,并展示、对比湖广总督阿里衮搭建的黄鹤楼(图2-8-2)、南湖岛上仿黄鹤楼的望蟾阁(图2-8-1)两张图片,从而坐实了望蟾阁建成于乾隆十九年的立论。再如该书书名为“十八世纪京华盛景图”,所指乾隆朝的“京华盛景”,不仅仅是隆重的皇帝寿礼(如昆明湖、大报恩延寿寺、寿安宫)和奢华的庆祝活动(如沿途临时搭建的炫目的金银宫阙及歌舞连台),而且展现了十八世纪京城日常真实生活。作者以大量的史料和一系列图像,考证并展示了林林总总的各种街市商铺、寺庙集市、串街行商以至御园买卖。特别是商铺,米粮菜蔬、肉类蛋禽、餐饮馆所、糕点果品、酒茶、山货、纺织、服饰、珠宝、百货、制药、香蜡挂笺、文玩古董,甚至各类插花盆景、银铺金融交易,商铺市肆遍京华,确是一幅真实生动的十八世纪京华盛景图。

尤为突出的,是作者用图文结合的方式,阐述崇图所彰显的乾隆帝价值观。崇图全长110.83米,比康图长32.05米,内容从“康图”的两卷增加至四卷。所增第一卷“嵩呼介景”、第四卷“兰殿延禧”的目的,通过两图对比显而易见,是为了突出因庆寿而新落成的万寿山昆明湖和寿安宫。通过对乾隆帝命名“昆明湖”和对健锐营特殊安排的辨析,以及对《万寿山大报恩延寿寺记》碑文、《御制寿安宫铭》《知过论》和《清高宗实录》中有关记载的条分缕析,乾隆帝欲与帝尧汉武并称、对母亲至诚至孝和大“兴工作”强烈情结等价值观念,得以雄辩的证实。  

由此可见,“左图右史”以及以图证史、以图补史、图文互证的论述方法,不仅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优秀治学传统,而且确是举而措之、行之有效的务实辨证、陶铸信史的可靠途径,同时也是与现代信息技术相融合、与当代读者阅读心理相适应的学术研究和传播样式的嬗递创新。《十八世纪京华盛景图》一书的出版,在继承与复兴中国“左图右史”治学传统的同时,也给学界和社会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文化成果和学术启迪。当然,在实现“左图右史”传统的过程中,依然会遇到一些困难和限制,譬如对于长达110.83米的崇图,该书未能突破限制,印制一幅完整的崇图,因而不能给读者全面的总体印象,这是有待编者团队、出版社进一步弥补完善的。

作者简介

崔建飞,男,1963年生,安徽合肥人。198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现任文化和旅游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著有《追忆锦瑟蝴蝶》《水浒启示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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