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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两岸的情报战与招抚(2020年第15期)
作者:唐博 责编:

来源:中华文史网  发布时间:2020-10-15  点击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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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初期,清郑(清廷和在东南沿海坚持抗清的郑氏政权)对峙数十年,始终存在着三条战线:刀兵相见的战场、唇枪舌剑的谈判桌,以及不见天日的情报战。双方互派间谍,潜入对方阵营,刺探情报,策反将士。情报战无法左右清郑对峙发展态势,但对双方的决策绩效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间谍的身份

康熙二年(1663)正月初六,刑部尚书高景向朝廷奏报了一份题为“审拟郑成功奸细侯官郎”的题本,揭开了十一年前的奇葩故事。

顺治九年(1652),郑军登陆,攻入福建延平府将乐县,在土口村抓到这位名叫侯官郎的村民。或许为了保命,或许为了混饭吃,侯官郎开始替郑成功当远差,即留在当地为郑军办事。六年后,郑成功向他发放了镀金铜牌和旗幅,以事成后重用提拔为诱饵,让他到广东打探军情。

侯官郎奉命探得军情,即将复命,发现沿途守军盘查很严,一时难以脱身。于是,他反其道而行之,向当地官员诈称自己是奉命前往名山大川的喇嘛,以便骗取路引(类似通行证),顺利通过盘查。可就在这个当口,侯官郎伪装不严,露了马脚,被清兵抓获。

作为替郑成功卖命的间谍,落到清廷手里难逃一死。于是,侯官郎找了个垫背的——福建水师总兵杜家和。按照侯官郎的说法,“杜家和为我叔父,命家人与我去给郑成功送银”7万两,郑成功回赠檀木15万斤,以及一份秘密文件,“又给我金牌、旗幅等”。

可是,刑部访查后认定,侯官郎的上述供述是扯谎的。面对刑部获取的新证据,侯官郎只得改口供述:“因我曾在投帖谒见杜家和时被骂,未准进门。去看戏时,又被李凤推打,未能得看,故此结仇,妄供株连。”(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五册) 最终,侯官郎被处斩,为间谍身份付出了性命的代价。

康熙元年六月十三日,兵部尚书郎廷佐向朝廷奏报了一份题为“审拟马信等所派奸细”的题本。其中写道,郑成功派出多名间谍,潜入内地,承担不同任务。有的诈降清军,获准在福建总督李率泰身边工作,借机行刺(未遂);有的根据郑成功部将马信的指令,到镇江、杭州等地刺探当地清军驻扎情况,并向厦门、台湾传递情报;有的帮郑氏集团在大陆代买绸缎、布匹、人参、当归、花苓等物品。当然,这些被抓获的,只是郑成功派往大陆的间谍中很少的一部分。

同年七月初六日,广东巡抚卢兴祖在一份题为“缉拿内应郑成功之人”的题本中提到,顺治十四年冬,郑成功率军进攻潮州鸥汀寨,左格、毛二等人就充当内应,此案被定为钦案,限期侦破。四年来,尽管各州县对嫌犯严令通缉,却“迄无踪迹”,案件“逾期日久,则缉办人员有所畏惧”。从另一侧面反映了这个时期情报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这些间谍案在清郑对峙期间屡见不鲜。充当间谍的人员,不仅包括中低级军政人员,更多的是从事农民、手工业者、僧侣等普通职业的人员。他们并非一开始就是间谍,而走上间谍这条路的缘由,大多数并不是为了践行反清复明、忠君报效等“高大上”的理想信念,而只是为了满足赚钱、升官和保命等低层次需求,或者是报复上级、同僚而已。

郑成功派出的间谍,人数众多,身份各异,在抗清复明和收复台湾的斗争中发挥了一定作用。特别是曾在荷据台湾当局做翻译的何斌,借替荷兰人出使谈判之机,为郑成功献上地图,指引郑军战船乘涨潮进入鹿耳门,绕开荷兰军队坚固设防的正面炮台,为郑军在台登陆后迅速打开局面、抢占战场优势发挥了重要作用。何斌也应算是郑成功派出的最成功的间谍(卧底)。

二、清廷对郑氏集团中下层的“招抚”及其效果

在郑氏集团向大陆派出大批间谍的同时,清廷也派出很多间谍潜伏在厦门、台湾,伺机而动。跟郑军不同的是,清廷派出的间谍,有一部分原本就是郑军将士,是被清廷“招抚”后又回到了郑军阵营,充当卧底。

清廷对郑氏集团的招抚,大体分为三个层面:上层是招抚郑成功、郑经,并举行和谈;中层是招抚将领,实施劝降;下层是招抚低级军官和士兵,实施诱降。对上层的招抚努力总体上归于失败,但对中层和下层的招抚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果,实现了对郑氏集团的分化瓦解,在康熙年间逐渐成为招抚工作的主体。

姚启圣是清廷落实招抚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康熙二十二年,在武力平台作战前夕,姚启圣总结了他推进招抚的基本方略,形成了一套理论:“计惟禁三省之接济,阻台湾之洋贩,扰海贼之耕种,而并用间谍,使之饷绝粮单,计穷力困,而且兵将离心,则剿之必破,抚之必来。”(福建人民出版社《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集》)

之所以清廷在清郑对峙期间始终不放弃招抚,至少有四方面原因:一是清朝统治者在统一全国的斗争中,一直注意招抚和吸纳各派政治势力,特别是少数民族头面人物,有招抚传统。二是郑氏集团成分复杂,包括明朝遗臣、清朝降将、“山贼海盗”、商人、农民、渔民等,理想信念并不坚定,有一定的妥协性。三是清廷希望先稳住东南方向,为肃清各地反清势力,逐步巩固全国统一局面赢得时间。四是清军水师力量不足,无法跟“以海为窟,以船为家”的郑军在海上抗衡,只能望洋兴叹、鞭长莫及。

姚启圣推行的招抚政策,大致包括四方面措施:

一是颁示“招抚赏格”,实现对投诚官兵赏罚有章可循。最初,姚启圣宣称“闽民皆吾赤子,从逆原非得已”,实现政治松绑,减轻郑氏统治区民众(“从逆者”)的心理包袱,给投降官兵吃了定心丸。同时,保障投降官民的物资供应和生活出路。“官给全傣,家口尽给米粮”“愿入伍者入伍,愿归农者归农”,至少要吃饱饭,没有“啼饥号寒之苦”。康熙十七年七月初一日,他在总结前任福建总督李率泰招抚活动经验的基础上,“颁示招抚赏格”,对投诚人员的类别、携带人员物资情况进行了细分,明确了每一类情况的奖赏额度。(姚启圣《忧畏轩奏疏》)姚启圣创制的“招抚赏格”包括以下10条:一、对于那些能够动员亲属投诚者,不仅给予给赏,还“题授职衔”。二、对于携带器械、马匹前来投诚者,给以额外奖赏。三、按头发长短论赏,投诚人员中,跟随郑氏越久者(头发越长),赏格越重。四、对于投诚文武官员更为优待,采取“照原职题补”政策。五、不愿为兵以及老弱病残者,给予一定银两,令其自谋生路。六、带大队人马来降者,视人数授以“公,侯,总兵”爵位。七、重赏献城献地者。八、所录用的投诚文职人员赴任不需赴京守候。九、可招大伙伪官来降者给以重赏。十、优待投诚兵丁,“月给菜银一两,米三斗”。

二是多管齐下迫使更多郑军将领投诚。早在顺治十八年,顺治帝就明确要求对郑方“识时向化,倾心投诚”的官员“从优议叙”。(《清圣祖实录》)秉持这一理念,康熙十八年,姚启圣于漳州设“修来馆”,派遣郑军降将黄性震主持,许以高官厚禄,招降郑经部属。按照蓝鼎元在《鹿洲初集》里的记载,“来降者,无真伪,胥善待之;夏屋美衣,车马仆从,炫耀街衢。由是海上诸党多潜来归顺……分别授以官,可用者竟实用之,至者如归,皆大喜过望。得海上间谍,悉不杀,厚赐之,恣其来往,即用以侦海上事。凡敌人举动,罔不智者。视岛中良将,及所信任腹心有才干智谋者,或大书其官爵、姓名,标之公馆,饬备供应;侦者以为实然,辄阴报海上,疑而杀之。由是贼人自相疑贰,来归者日益众”。在蓝鼎元看来,姚启圣不但会许以高官厚禄,努力招降,还利用派到郑氏集团的间谍,扎实落地生根,宣传招抚政策,用反间计除掉难以招抚的郑军将领。这么做,导致郑氏集团人心浮动。

三是争取民心,树立宽厚仁德的官方形象。康熙十九年四月,刑部讨论郑军奸细朱霖的问题。原拟秋后问斩,但康熙帝认为,“将朱霖一人处决何益?朕意且将此人放回招抚,尔等以为何如?”大臣们表示赞同。于是,身为间谍的朱霖奇迹般地捡了条命,被发往福建前线参加招抚。这一做法深受姚启圣招抚政策的影响。郑氏集团派往大陆的间谍,一旦被捕,死罪难逃,但清廷从宽处理,一方面标榜争取民心,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随着清廷对台军事经济实力渐呈压倒态势,使郑军间谍发挥破坏作用的空间越来越小。清廷对这些郑军间谍逐步施加影响,使之掉转立场,为清王朝所用。康熙二十年正月二十七日,郑经病逝。姚启圣派专人赴台吊唁,展现了清廷对台招抚的高姿态。康熙二十二年六月,清军攻陷澎湖,大量军民投降。姚启圣“驻厦门督馈运,以大舟载金、增、货、米至军,大资降卒,台民果携贰”。(赵尔巽等《清史稿》,《姚启圣传》)这一优待降众的做法,有利于分化瓦解郑氏集团。施琅登陆台湾受降时,当地百姓并非哀嚎痛哭,而是“壶浆迎师接踵而至”,绝非偶然。(施琅《靖海纪事》)

四是多方安置,解决投诚官兵的后顾之忧。清廷招抚的郑军投诚官兵数以万计,不可能全部编入清军,也不可能将他们及家眷简单推向社会,造成新的不安定隐患。为防止其降而复叛,造成更大麻烦,姚启圣必须考虑这个现实的民生难题。康熙十九年四月,姚启圣提出了安置工作的三要点:一、“为投诚官给俸,兵给饷”,保障其衣食,使其安心为朝廷效力。二、大量录用投诚官员,优先安排在福建任职,给他们提供事业出路,这些投诚官员多是闽人,不愿背井离乡,姚启圣此举满足了他们的愿望。三、推动清廷逐步放开迁界禁海政策,组织投诚的郑军士兵在福建开垦耕地、下海捕鱼,安居乐业,实现从不敢反到不想反的转变。既安置了大批投诚人员,又节约了安置费用,还顺应了民心,缓解了当地百姓的民生压力。

在姚启圣的积极组织下,招抚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康熙十八年至康熙十九年,郑军投诚官兵多达5万人。姚启圣成功策反铜山守将朱天贵率部降清,使清军轻取铜山,基本肃清了郑经在福建沿海的势力;宾客司傅为霖在清郑和谈期间被姚启圣策反,返台后趁郑经病逝,郑氏集团内讧之际,策动11镇(师)将士同时叛变降清,尽管事机败露,功败垂成,但极大地动摇了郑军军心,为清廷统一台湾做了铺垫。

作者简介:

唐博,男,1981年生,河南郑州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历史学博士。现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秘书局二级调研员。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首位80后主讲人。研究方向为清代及民国经济史、城市史、台湾史。出版专著《历史大变局:中国经济风云的50个桥段》《住在民国:北京房地产旧事》《驿站小史》《清案探秘》等14部,累计发表学术论文、译文和专栏文章20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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