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典籍、纂修前代历史是中国古代政治传统，历朝统治阶级都很重视。清乾隆时期社会相对稳定，经济获得较大发展，为组织学术研究、编纂史书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不仅朝廷设置编纂机构，提供财政支持，甚至皇帝还亲自参与或进行指导。在此背景下，一大批内容丰富、系统全面的图书先后问世，影响深远，清人评价曰“钜制鸿篇，洵为前代所未有者矣”。（朱彭寿《安乐康平室随笔》）
历代官方修史，对于皇室私密空间的宫廷生活（包括建筑空间、机构设置、礼仪制度、文化活动等）少有涉及，流传较广的，多是有心文人得知于见闻或传闻的笔记小说。而动用国家人力物力，系统整理和大规模编纂当代宫廷史，则自乾隆朝敕修《国朝宫史》始。
《国朝宫史》是一部记述顺治至乾隆朝内廷典章制度、宫苑建置及重要事件的史书。受乾隆帝敕命，该书于乾隆七年(1742)由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二十四年再令蒋溥等编校，至三十四年成书并收入《四库全书》。全书分36卷，分别记录顺、康、雍、乾四代皇帝对内廷的训谕；内廷典礼制度（包括宫规、仪卫及冠服等）；内外宫苑建制规模及皇帝题咏各宫苑的匾额诗文；内廷经费开支（包括铺宫、年例、日用、恭进、恩赐等钱粮用度）；内廷官制职掌、额数；内廷编纂刊刻的书籍等。
乾隆帝命儒臣纂修这部宫廷史，意在宣扬君德，警醒子孙。他认为，明代非亡于宦官，宦官得志揽权、肆毒海内，主要是人君的过失。而清朝入关已百有余年，“从无一人能窃弄威福者，固由于法制之整肃，而实由于君德之清明”。“不有成书，奚以行远”？所以他决定纂修本朝宫史，以使“后嗣子孙，世世遵循。当其知所则效，知所警戒”。
《国朝宫史》书成，遂成为其他官修图书的重要参考资料。如乾隆三十九年窦光鼐、朱筠等奉敕撰《日下旧闻考》，其中苑圃等门就参考这部宫史。后来纂修的《大清会典》《大清会典事例》等书，也同样照搬《国朝宫史》的部分内容，可见其资料之博洽翔实，非一般史书可比。
嘉庆五年（1800），皇帝命大学士庆桂等编纂《国朝宫史续编》，将乾隆二十七年以后的内容纳入。体例上仍遵循《国朝宫史》的六大门，子目略有增加。《国朝宫史续编》凡100卷，堪称乾嘉时期清宫史料集大成之书。
同样出于“垂示方来”（乾隆《钦定天禄琳琅书目》）的目的，乾隆年间还饬令编纂了多种主要记载宫廷生活的图书，如《皇清礼器图式》《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古今储贰金鉴》《八旬万寿盛典》等。
《皇朝礼器图式》图文并茂，分为六部分：祭器、仪器、冠服、乐器、卤簿、武备。每件器物皆列图于右，系说于左，其详细尺寸、质地、纹样及对应官职品级，无不条理清晰，记载详备。《四库全书总目》评述该书：“所述则皆昭典章，事事得诸目验，故毫厘毕肖，分寸无讹，圣世鸿规，粲然明备。”
为使满族传统信仰保留久远，乾隆帝特敕庄亲王允禄等，将满族各种祭祀仪式、祝辞进行收集、诠释和整理，详细考订后汇编成文，于乾隆十二年成书。乾隆帝钦定书名《满州祭神祭天典礼》，为之作序，以满文印行。乾隆四十二年，又命大学士阿桂等译成汉文，四十五年收入《四库全书》。全书备载祭神、祭天、背灯、献神、报祭、求福等祭祀活动之祭期、祭品、仪注、祝辞，以及所用器皿形制（图）等，是研究清代宫廷萨满祭祀及满族宗教信仰的重要资料。
自雍正朝确立秘密立储后，皇嗣继承制度基本确定下来。但乾隆帝早期确定的继承人皇次子等先后早殇，引起朝臣担心和猜测，乾隆帝因此于四十八年特命诸皇子同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等，选取历代册立太子事迹有关鉴戒者，按朝代纂辑《钦定古今储贰金鉴》。纪事取之正史，论断衷诸《资治通鉴纲目》御批及《通鉴辑览》御批，目的仍是使“我子孙当敬凛此训，奉为万年法守”。
乾隆三十八年，高宗因《四库全书》编修告成尚待时日，命儒臣校辑《永乐大典》中的散简零篇和世所罕见的宋元善本，先行刊印流传。同年十月，管理武英殿刻书事务大臣金简奏准：因刻书种类繁多，付雕不易，不如刻做枣木活字套板一份，摆印书籍“工料省简悬殊”。遂于乾隆三十九年刻木质单字25万余个，开始摆印图书。乾隆帝以“活字板”不雅而赐名“聚珍”。其间，用这套木活字共摆印书籍131种，后来嘉庆七八年间又摆印《西汉会要》《唐会要》《农书》三种。后人称此134种书籍为《武英殿聚珍版书》。此书的刊刻，是我国古籍印刷史上的大事，它继承了宋明以来活字印刷工艺的成就，把我国古代活字印刷术推向了高峰。
为总结经验，金简还编撰了《武英殿聚珍版程式》，首次概括了活字制作、刊印的全部工艺流程，言简意赅，图文并茂，通俗易懂，不仅在清代广泛流传，而且被译为德、英等国文字流播海外。
除了《国朝宫史》等宫廷典章制度史书，乾隆帝还饬令翰林就宫廷收藏的前代书画编撰了《石渠宝笈》《秘殿珠林》（初续编）等著录类图书。对于内廷收藏的尊、彝、鼎、鼐等器物，乾隆帝敕令廷臣编撰了《西清古鉴》《西清续鉴》《宁寿鉴古》等大型图录，对研究古代青铜器具有重要价值，成为后世文物图谱编纂的范本。其中《钱录》成为研究中国古钱币的一部必不可少的参考书。
这些宫廷专史为研究宫廷文化提供了大量翔实资料，奠定了清代宫廷史、古代艺术与文献等诸多领域研究的重要基础；形成了宫廷学研究的雏形，为现代宫廷学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
清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以乾隆帝为代表的统治者，对边疆史地、民族习俗非常重视，敕命编纂了大量典籍，成为今天研究边疆地区民族历史、地理沿革的第一手材料，也为今天捍卫领土主权完整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法理依据。
乾隆四年成书的《八旗通志初集》是有关清代八旗制度和八旗人物的专门志书。编竣于乾隆九年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则辑录了除清代皇室以外的满洲姓氏，详细记述其归顺爱新觉罗氏的时间、原籍、官阶及勋绩等情况，是了解清代前期历史，特别是八旗人物、民族分布、民族关系、满族源流的重要史料和工具书。乾隆四十二年阿桂、于敏中、和珅等奉敕撰修并于次年完成的《钦定满洲源流考》，是清代官修有关满族先世及东北诸民族的重要史籍，内容包括部族、疆域、山川、国俗四门。该书从正史及其他近五十种典籍中选择有关资料，分门别类加以排比，并进行详尽考证。对研究女真和满族历史来说，不失为一部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专题类书。
乾隆十六年至二十八年完成的《皇清职贡图》，图文并茂，描绘境内不同民族以及与清王朝有来往的国家之民族的男女衣冠形貌，“凡性情习俗，服食好尚，罔不具载”，是研究了解各民族与清王朝的关系，以及当地风土民情的重要文献。此外，乾隆二十九年至五十五年编纂成书的《大清一统志》、九年敕纂的《钦定盛京通志》等，也都是了解和研究清代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史地变迁的重要参考。
为纠正《辽史》《金史》《元史》人名、地名译音的“讹舛俚浅”，乾隆四十七年敕命编纂了《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以索伦语正《辽史》，以满语正《金史》，以蒙语正《元史》，各注其名义，详其字音，是研究上述三部史书的重要参考资料。
伴随统一新疆的进程，《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于乾隆二十一年开始纂修，四十七年成书。该书是清代新疆第一部官修通志，除采自档案外，还兼用实地调查勘测资料，为后来编纂《大清一统志》新疆部分之所本。乔致忠教授等人评价说：清朝纂修《西域图志》是对新疆实施管理的需要，但其体系完整，结构严密，将实地勘察、历史考订、官方文书结合参证，对西域地区的新知所得极富，所纠正的旧说讹误甚多，具有无可置疑的学术性。其记载清朝经略新疆的各项措施和成果，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为此后纂修《大清一统志》《西域水道记》《新疆图志》等所吸收借鉴。时至今日，我们从史学史、民族史、地理学史、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史等多个角度探讨，这部《西域图志》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牛海桢《清代官修西北边疆史志述论》）
乾隆二十八年，新疆第一部地名志《钦定西域同文志》编成，是一部汉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托忒蒙古文等6种文字的人名、地名对译辞书。全书按地区编排，分天、地、山、水、人五类，包括新疆、青海和西藏等地区的地名、山水名，以及准噶尔部、回部等各部上层人物名的解释。每一词条都用六种文字对照，首列满文，次列汉文并详注词义，再用汉文标满文标准音，最后排列蒙文、藏文、托忒蒙古文、维吾尔文等，各注译语、对音。本书是为扫清语言障碍、巩固西北边疆统治而编撰的工具书，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十分重要。
乾隆时期，封建中央集权发展至高峰，各项制度都有集大成的特点。为传之后世，以为范式，乾隆帝多次敕命将当朝典章律例编辑成册。这些典籍对历史上政治制度沿革进行了系统梳理，更多的则是对当时各官衙行政法规的真实记录，成为我们今天研究相关历史问题，特别是清代重大历史事件、国家政权运作的宝贵资料。
“十通”中有六部是乾隆年间修成的。成书于乾隆四十八年的《续通典》，记载唐朝肃宗至明末的典制；乾隆五十二年完成的《清朝通典》，记载清初至乾隆中期的典制；成书于乾隆五十年的《续通志》，记载唐初至明末的典制；成书于乾隆五十二年的《清朝通志》，记载清初至乾隆末年的典制；《续文献通考》，记载南宋宁宗嘉定年间至明神宗万历初年典制；成书于乾隆五十二年的《清朝文献通考》，记载清初至乾隆五十年间的典制。自此，凡“典制之源流，政治之得失，条分件系，纲举目张”，历代典制之沿革得以梳理。
为镜鉴历史，这一时期还敕撰了一些历史读本。如乾隆三十三年敕撰的《历代通鉴辑览》，以编年体记事，上起太昊伏羲氏，下讫明代，因有高宗亲作御批，又称《御批历代通鉴辑览》。还有乾隆四十年敕纂的《御撰资治通鉴纲目三编》。此类史书虽无特殊价值，但剪裁和内容组织精当，篇幅适中，既不像《纲鉴易知录》仅具梗概而略显乏味，又不像《资治通鉴》篇幅浩大，难于卒读，是清代通行的历史读本，甚至到民国初年还颇为流行。
此外，乾隆时期还编纂了不少专门志书。如乾隆四十三年敕撰《钦定国子监志》，分为：《圣谕》《御制诗文》《诣学》《庙制》《祀位》《礼》《乐》《监制》《官师》《生徒》《经费》《金石》《经籍》《艺文》《识馀》《纪事》《缀闻》等类，涉及国子监相关活动的方方面面，是研究清代文教事业的重要参考书。
乾隆年间还敕令编纂了多部衙门运作则例，犹如当代的部门行政法规，如乾隆二十九年《钦定大清会典》《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三十四年《钦定户部鼓铸则例》《钦定户部旗务则例》，三十四年《钦定太常寺则例》《钦定光禄寺则例》，四十一年《钦定户部军需则例》《钦定兵部军需则例》《钦定工部军需则例》，四十五年《钦定户部则例》，四十八年《钦定礼部则例》，六十年《续纂则例》等。此外，还有《钦定国子监则例》《钦定学政全书》《钦定科场条例》《钦定中枢政考》《钦定八旗则例》等众多行政法规，其体例比较完备，有典则分例、考订精详等特点，既有制度规定，更有鲜活的事例，为我们研究国家政权运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清代本有重视当代重大历史事件记录的传统。康熙二十一年（1682），即平定“三藩之乱”次年，康熙帝饬命勒德洪等编纂《平定三逆方略》，至二十五年书成，详细记载了平定吴三桂、尚之信、耿精忠叛乱始末。此后，又有《平定察哈尔方略》，记载平定“三藩之乱”期间平定察哈尔之乱始末；《平定海寇纪略》，记载收复台湾始末；以及为记录康熙用兵厄鲁特蒙古，平定噶尔丹叛乱而编纂的《亲征平定朔漠方略》。
乾隆时期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发扬光大，先后编纂了11种方略类图书。如乾隆十七年编纂的《平定金川方略》，记载了首次平定金川土司莎罗奔叛乱始末；乾隆四十六年编纂的《钦定平定两金川方略》，记载了乾隆三十一年至四十一年两次出兵平定大小金川土司反清事件始末。乾隆三十五年编纂完成的《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54卷、正编85卷、续编32卷以及《纪略》1卷，共计172卷，详细记录了康熙年间平定准噶尔叛乱、乾隆时期平定伊犁以及阿睦尔撒纳、大小和卓叛乱，统一新疆始末。《剿捕临清教匪纪略》，记载了乾隆三十九年镇压山东临清王伦领导的白莲教起义始末。乾隆五十四年完成编纂的《兰州纪略》，记录了乾隆四十六年镇压甘肃循化厅撒拉回民苏四十三等新教起义始末；《钦定石峰堡纪略》，记载了镇压乾隆四十九年爆发的甘肃凉州田五起义始末。乾隆五十三年完成的《平定台湾纪略》，记录了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至次年镇压台湾林爽文、庄大田天地会起义始末。《安南纪略》，记载了乾隆五十三年到五十六年间援助安南国王黎维祈安定越南始末。乾隆六十年完成的《巴勒布纪略》《廓尔喀纪略》，记载了乾隆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五十六年至五十八年两次抗击廓尔喀入侵西藏始末。
以上诸书，均是当时人记当时事，资料详实、丰富、完整，都是研究乾隆年间重大战事的重要文献。
乾隆朝宫廷修书还有很多成就，涉及掌故、字书等诸多方面。清人朱彭寿对此曾言：“我朝稽古右文，特命儒臣时勤编纂，除平定各地方略专纪一时武功，又有《天禄琳琅》《石渠宝笈》《西清古鉴》之类，专记内府储藏书籍、字画、金石诸品”，此外，于字书、音韵、正史、编年、史事提要、历代通制、农政、医学等皆有专书，“皆经诸名手，上秉圣裁，精心撰述，不独嘉惠多士，且将昭示方来”。
实际上，不少学者也都乐在其中。如参与编纂《石渠宝笈》的词臣张若蔼曾说：“入春以来奔走内廷，踏星披月，眠食都捐，却幸奉敕品定内府书画，盈千累万，日与古人为徒，烟云供养，别有会心，籍此以尝马足之劳，忘其苦焉。”（《晴岚诗存》）参与编纂《石渠宝笈续编》的词臣王杰也曾讲道：“臣等以缮校微劳，既获寓目于壁府之藏，复得挂名于宝书之末，其为荣幸曷有涯矣！”自豪感溢于言表！
乾隆年间这些数量众多、门类齐全的官修史书，涉及领域之广泛，编纂体例之完备，资料价值之高，图书题材之广，编辑考订之全面，都可以说是空前的。清代官修史书，特别是乾隆年间的图书编纂成果是划时代的，集中国传统经籍典制编纂之大成，它对中国文化传承的积极影响，值得充分肯定。
作者简介
陈连营，男，1965年生，河南省唐河县人，历史学博士。现任故宫博物院出版部主任、编审，主要从事清代政治史和宫廷史研究，出版《帝国黄昏：徘徊在近代门槛的中国社会》《和珅的权力之梦》《实说纪晓岚》《宰相刘墉的一生》《未开放的紫禁城》等多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