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暑”一词，《汉语大词典》解释为“辟除暑热，免受暑热”、“天气炎热时到凉爽的地方去住”、“避免中暑”，而“消夏”一词意指“避暑”、“用消遣方式度过夏季”。两词语义相近，但相对而言，“避暑”多用于改变环境以达到降温去暑的语境，而“消夏”则多了一层在消遣、闲适中避暑的意涵。

中国人口集中的华北平原、江汉平原、关中平原以及南方各处，多位于亚热带和暖温带，一至夏季，多气候炎热。无论今人，还是古人，都面临夏季避暑消夏的问题，清人亦是。也因如此，清代士人往往在度夏著书时将“消夏”一词加入书名，如孙承泽撰《庚子消夏记》八卷，高士奇撰《江村消夏录》三卷，吴荣光撰《辛丑消夏记》五卷……甚至讲“无一事不可以消夏，无一书不可以名‘消夏'矣”。（《苌楚斋随笔》）

综观清人的避暑消夏方式，大致可分五类。

其一，自然避暑法。即天热时前往阴凉的山间和谷涧，或借助树木林荫避暑。有清诗云：“石壁丹崖小洞天，山如太古日如年。万竿竹下披襟坐，自有清风不用钱。”（《陶村诗稿》）其避暑之处，不仅有深山重阴，亦有竹林清风。又如清人评价西湖一线天：“西湖飞来峰下一线天，岩洞幽深，为避暑胜境”（《冷庐杂识记》），亦是借助自然环境避暑。清人记载吐鲁番地区有一风穴，“在南山，其大如井，风不时从中出，每出则数十里外先闻波涛声，迟一二刻，风乃至”（《蕉轩随录》），此风穴之风可为避暑消夏之用，然而风势不定，甚至会变成飓风，以致人仰马翻。此外，庐山在清代时即为避暑胜地，除了中国人赴山中避暑，西方人在清末时也“强租其地，以为避暑专所”（《苌楚斋续笔》），且占据了避暑最佳地——牯牛岭一隅，彼时国人怨愤道：“以名胜之山，些微之金，竟为彼族所占”。避暑之策，亦有人泛舟湖上，“由古渡头放舟至筱园纳凉，吟侣三四人，茶枪果槅，侵晨而往，抵夜而归”（《词苑萃编》），乘船至幽静之处，朝出暮归。此外，游泳亦是避暑之法，“暑月有善泅者，以洗澡为名，试其技曰凫水”（《乡言解颐》），此种避暑法古今一致。以上消夏方式，成本虽低，但并非人人可得，受到自然环境的限制，例如平原地带，实在无山可趋，干旱地区，也难有川河可依。

其二，人工造景法。清朝皇帝自不必说，承德避暑山庄即是清帝的避暑之处。除了皇帝，民间殷实之人或小康之家，亦会营造避暑环境。如清代湖北武昌府之刘园，紧邻长江，“堂东有池，池东有树，树阴环绕，凉意袭人，于此避暑最佳”。又如北京的积水潭，“高庙临水开窗，叠石为径，花木明瑟，为城中逭暑胜地”，此外，北京寄园，树木众多，“绿阴蓊翳”，亦是避暑佳地。南京文正书院，“园亭轩敞，花木清幽，尤宜消夏”（《魂南记》），亦为士人消夏之处。以上园林，皆为大户人家或士人避暑之处。除了营造山水景致避暑，还可利用建筑构造的特点避暑，即如清人所言，“回廊小院，曲折通幽，最宜消夏”（《淞隐漫录》），连环曲折的小院，可起到避暑效果。寺庙也是士人常去的避暑之所，其中原因在于“都门凉宇多归僧”（《晚晴簃诗汇》），即气候凉爽的区域如山间多已建寺庙，而寺庙内往往广种绿植，“山门绿暗树如幄，竹院红湿花交塍”，故而成为避暑佳壤。对中产人家而言，如依山而居，则可就地依势取材，营造避暑环境，即如清诗《消夏词》所言：“南向轩窗一一开，修篁左右水潆洄；招凉不用频挥扇，自有薰风入座来。”（《四香楼少作附存》）除了开窗通风，还用竹子修筑了水渠，引水至房屋，起到了降温避暑之效果。对于普通人家而言，可在房屋附近密植树木以降温，即“四围种得千竿竹，偶有风来便似秋”。此外，还有更为简易的人工避暑环境，有人在宽敞之处搭建小竹亭，材料主要是青茉莉，其质地若藤萝，可编织，海南人“多结竹为亭，坐卧其下，为消暑之会”（《广东新语》），伐竹搭棚避暑，成本较低，受环境制约较少。

其三，使用避暑用品用具。扇子之类的避暑用具不消细说。清代时，部分官学或衙门的办公经费中即有冰炭一项，用以夏买冰、冬购炭。如乾隆朝的八旗官学，其入学的部分八旗子弟，“每学月支公费银四两，以为购买冰炭薪水之用”（《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清人取冰之法，冬季取冰于河流或池塘，藏于窖内，夏日取出使用。夏日之冰毕竟属于奢侈之物，平民百姓多无财力用之，但若人在京师，暑月之时，或可沾受皇帝的恩泽。雍正十年（1732）闰五月，北京十分炎热，雍正帝自然是有冰可用，然而他也并非独自享受，当月，雍正帝命内务府会同步军统领在京师各门“设立冰汤，以解行人烦渴”（《清世宗实录》），且“永著为例，其解暑汤药，交太医院官定方配制”。可知，皇帝的仁治并非仅体现于轻徭薄赋、休养生息这样的常规举措之中，还可体现于生活的细节之内。清人藏冰，并非仅用于避暑，还兼事祭祀，即“供各坛庙祭祀及内廷之用，并颁给八旗、王公、大臣、九卿、科道等官”。清后期，张佩纶曾作诗提到其在塞外的经历：“大漠骄阳四千里，沙石烂煟如烧灰……独贪避暑胜河朔，入握阴泉珠一枚。”此处的“阴泉珠”当为质地偏寒之石，握之手中，可降温解暑。清末时，清人在论及西人科技时曾提到：“哥林堡议政府，现已改用电气扇，不烦人力，自能旋转……有令人不可思议者。”（《皇朝经世文统编》）随着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的推进，国人对西方科技的接触增多、接纳加深，电风扇等西式避暑工具开始传入，例如清末湖北汉口地区已有五十多家百货店经营西洋杂货，其中进口商品即有自行车、缝纫机、电风扇等。此外，清末上海人还有一种独特的避暑方式，清末书籍《新茶花》提到“上海地方，人烟稠密，一到夏令，炎威酷烈异常”，居民无法安睡，寝不安席，“因此有坐夜马车的风俗，取其纳凉消暑”。何不找个阴凉地儿原地坐下乘凉？大概是源于夜间即便席地而坐，依然挥汗如雨，而乘坐马车，则可车行而风来。然而此种坐车乘凉方式，也非普通老百姓可享受。

其四，制作避暑用品用具。清代时，广东有一种植物名叫香薷（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生石上，叶似白苏，甚香柔，煎水及为饼，消暑散肿”，此种植物多做成饼状，食后可解暑。清人艾衲居士在《豆棚闲话》中提到扁豆的消暑功效，“嫩时可充蔬食菜料……补五脏，止呕逆，消暑气……天下瓜茄小菜，有宜南不宜北的，宜东不宜西的，惟扁豆这种天下俱有”。在其看来，扁豆不仅有消暑作用，还具有种植普适性的特点，适合各地推广。除了草药和食材，茶叶亦可起消暑的作用，如清代广东潮阳有凤山茶，“可以清膈消暑，亦名黄茶”。此种避暑方式成本较低，但避暑效果因人而异。清人还从衣料避暑上着手，如清代台湾地区有薯莨(薯蓣属藤本植物),产于台湾深山之中，除了可以用来加固渔网，还可以制作衣裤，“皆暑月衫裤之用，光润如缎，汗渍无碍”（《恒春县志》）。该织物制作的衣裤，外观和体感俱佳，“南省贵客及苏、杭妇女往往用之，以为时装”，但由于原料稀少，故而成品无多，一般为富贵人家所采用。其他材质如葛，则是贫富皆宜。乾隆五十二年（1787），乾隆帝以天气炎热特别恩赐在京编书人员避暑衣料，“刘墉、彭元瑞、金简、伊龄阿四员，著每人赏给纱二匹、葛布二匹”（《清高宗实录》），纱料和葛料皆可制衣散热避暑。着葛衣消夏，穷人富人皆可凭借，故清人评价：“葛巾蕉扇侍母侧，绘出寒门消夏图。”（《椒生随笔》）除了衣服，清人还制作有助于避暑的鞋底，“用毯制底最佳，暑月仍可着，热不到脚底也”（《养生随笔》）。此外，清人还制作石制家具，以起到降温的效果，如产于广东肇庆的大理石，“坚洁光润，俱可作几面，暑月宜之”。

其五，心理（行为）避暑法。这种避暑方法，即如民间所言“心静自然凉”，但亦须辅以环境，至少不可静默于日光之下。清人作诗云：“何地堪逃暑，空堂坐学僧……但得心如水，无劳客似蝇”，又如“竟日碧云下，默坐已无暑。”清人何刚德曾提到“冒暑回寓，日长无事，玉苍有《十朝圣训》，借而读之……当时亦聊为消夏计耳”（《春明梦录》）。此种通过控制心境来避暑的方式成本最低，几乎是经济零门槛，但效果也不确切，因为这需要当事人生理和心理都具备一定的条件，因为有的人难以心静，而有的人虽心静但仍体热不止。还有一种心理避暑法，或为精神避暑法，清人用洋玻璃、檀木、锡制作微型鱼缸，置于室内，“养金鱼及荇藻于其中，静对可以忘暑，“忘暑”一词，说明不一定是感受不到热了，或是沉浸于人造小景之中，一时忘却了暑热。除了老百姓，监狱里的犯人也面临夏季避暑的问题。顺治八年（1651），清廷热审（夏天审案），“时有病死狱中者”（《清朝文献通考》），于是决定释放嫌疑犯或对罪犯予以减刑，初衷是“热审之例，因天时炎暑，恐罪囚淹毙，所以矜恤民命也”。到了康熙四十三年（1704），康熙帝决定停止热审，同时“减锁释枷，以待暑退”，让囚犯省去精神和肉体的痛苦，帮助囚犯度暑，体现了一定的人道主义。

综上，在传统社会，性价比最高的避暑消夏之法便是走进大自然，在清凉的环境中降温避暑，但此种方法受到环境的限制；其次则是心理避暑法，无需什么成本，但非人人有效，甚至部分心理避暑之法有些言过其实；再次是制作避暑用品，多为低成本开销，百姓大多可以承受；然后是使用避暑用品，无论是清前期的夏冰，还是清后期的电扇，都具有一定的使用门槛，并非人人可得；最后则是人工造景避暑法，多以深宅大院为依托，耗费巨资打造人工山水，形成凉爽的区域小环境，此为富贵人家专属，平民百姓顶多搭建个小凉棚，聊以去暑罢了。

作者简介

邓涛，男，1986年生，湖北省钟祥市人。历史学博士。现为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清代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