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北堂，摄于19世纪末。北堂即北京天主教西什库教堂，是北京最大的教堂，为天主教在北京的总堂，典型的哥特式建筑。义和团运动中遭到损坏，图为损坏前的北堂正面照片。
南京江南贡院号房，摄于20世纪初。南京的江南贡院经明、清两代的不断扩建，至清光绪年间，江南贡院拥有考试号舍20644间，加上其他附属设施，规模之大，占地之广，房舍之多为全国考场之冠。
贵阳府东的石牌坊，摄于20世纪初。清代，贵阳的牌坊盛极一时。贵阳牌坊的材料基本上以石头为主。图为贵阳城东的牌坊群，沿道路整齐排列，非常壮观。
17世纪中叶开始，西方传教士和商人陆续将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诉诸文字，出版发行，在西方造成了很大影响。这些出版物，无论是介绍风土人情、历史文化，还是个人游记或人物志，在竭尽描述之能事之外，往往附有铜版画加以形象说明。对于从未到过中国的西方读者来说，这些图画解决了根据文字无法具体想象的困难，使其充分地体验了视觉快感。对于作者来说，也避免了由于文化背景差异而可能带来的词不达意。1839年，摄影术在法国巴黎被发明以后，摄影图片不仅成为绘画以外的另一种形象文献资源，而且变得越来越重要。1844年，法国海关总检察官于勒·埃及尔（Jules Itier，1802—1877）率先将照相机带入中国，并为中国人拍摄了第一张照片。在以后百多年的历史中，外国探险家、旅行家、商人、记者、传教士和汉学家带着照相机遍走中国各地，实时实拍，较之绘画而言，摄影图片对历史的记录更准确、更真实、更形象。他们的摄影以纪实的手法见证了中国最苦难、最动荡的历史。
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认识到，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研究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数百年来，这些研究成果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宝库，但我们对其丰富性与多样性并没有充分的认识。在这个巨大的西方汉学宝库中，大量照片和图片一直缺乏系统的揭示。为弥补这个缺憾，“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委员会将西文典籍中有关清史图像的系统整理专门立项，名为“国家清史纂修工程·西文古籍中清代图片数字化整理”。北京大学图书馆积极参加了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项目。
北京大学图书馆西文文献馆藏丰富，是国内三大西文文献收藏馆之一（其他两个图书馆分别是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北大图书馆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藏书楼，自成立之日起就注意广为搜集西文书籍。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老北大图书馆更是注意收藏西学图书。北大馆在其108年的历程里，还融入燕京大学、中法大学和中德学会等机构藏书，接受过周慕西、方志彤等私人的西文藏书捐赠——百年搜寻，几代求索，形成了如今70万种西文图书的规模。在这些西文藏书中，约有2万册20世纪以前出版的有关中国的著述。这些图书的作者包括清代来华的汉学家、传教士、记者、外交官及其家属、探险家、旅行家和商人等等。这些图书中不少附有大量插图和照片，形象地记录了历史人物（尤其是清皇族和大臣）、历史事件（如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等）、山川景色（几乎覆盖了所有的省份和地区）、民俗、宗教、文化教育、在华传教士、日常生活（涉及了所有阶层的人民生活）、少数民族、边疆和不发达地区（尤其是对新疆、西藏等地区的记录非常珍贵）等等，涉及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提交给清史项目的各类图片中，我们选择了建筑类图像（包括图片和照片）编成了《烟雨楼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西籍中的清代建筑图像》一书，以一斑而窥全豹。这些图像绝大多数都为清代来华外国人所摄或所绘，其中有的是清代建筑，有的则是前朝古迹，或是在清代经修缮和改建的前朝建筑。根据丰富性、特殊性和珍稀性的原则，我们选取了书中的图片。
首先，我们在有限的篇幅中选择尽量多的类别，在同一类别中选择尽量多的形式，以便为读者提供尽可能丰富的参考资料，展现清代建筑的丰富性。图录共包括15个类别的建筑类型：城墙城门、寺庙、宝塔、花园府第亭台楼阁、贡院衙门、会馆、街道、桥梁、火车站、祭坛陵墓、牌坊、教堂、教会学校、使馆领事馆、城市和地区全景。在同一类别的建筑中，注重揭示其丰富多彩的地方特色或个性风格。例如，在城门类的图像中，既包括北京皇城气势恢弘的城门，也收入宁波水城秀美的城门；既选择西部大漠上甘肃古城子风化衰败的城门，也选了四川乐山爬满植物、郁郁葱葱的城门。仅此一项，就囊括了近60个不同的城门。
其次，在展现中国传统建筑丰富性的同时，我们也期望这些图片能传达清代社会的特殊信息。正是在清代，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忧外患，民不聊生，西方殖民势力的武力征服和文化侵略与西方新思想的启迪相交织；新旧社会交替，中西文化碰撞，中外势力对抗，古老的封建王朝岌岌可危了。于是，我们从图片中看到了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衰败和苍凉。为此，我们用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表达此中的复杂情感，并用“烟雨楼台”来命名这本书。
英国著名风景画家阿洛姆（Thomas Allom，1804—1872 和历史学家赖特G.N.Wright，1790—1877）1842年合作出版的《中国：那个古老帝国的风景、建筑与社会习俗》（China, The Scenery, Architecture, and Social Habits of That Ancient Empire, Fisher, Son & Co., 1916.），其中有128幅著名的雕工细腻精美的铜版画。其作者没有到过中国，是根据第二手资料加工而成，其中充满了19世纪西方人对中国的想象。我们选择了一张绘有毁于太平天国战争中的南京大报恩寺瓷塔的图片，使读者可以看到被誉为“世界中古七奇”之一的宁静秀美的瓷塔，还有瓷塔之外官船上花翎顶戴的清朝官人、手持刀枪的清兵和岸上佩带武器的英国士兵，这些人物有效地渲染出一种剑拔弩张的战争氛围。作者在说明文字中写到：清朝官员正在与英国卫兵交涉，卫兵伸出了手臂，示意他已触及需保持的安全距离的极限。
物是景非，建筑无言但场景有情，建筑图片的意义远在建筑之外。巍峨的城门依旧，但城门下却聚集着大量衣衫褴褛的贫民百姓；昔日的城楼风姿犹存，但把守的却是手执洋枪的英国士兵。我们从中读出了清末的政治动荡、民不聊生；但同时，我们从近代建筑、新式学校、火车站、身着新式制服的邮递员和短发的女学生等等图片中也感受到了变革图强的新气象、新风貌。
再次，我们特别注意展示一些后来被损毁的建筑物照片和图片，这些图像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这些建筑物有：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保定城墙和角楼、南京大报恩寺瓷塔、北京北堂、天津镇海楼教堂、广州老城墙等等。
中国人历来强调以史为鉴，这是好的传统，但主要是以自己的历史为鉴，对别人如何认识我们的历史不太重视。清史图录数据库的建成和《烟雨楼台》一书的出版将对弥补这个缺憾作出贡献，从一个独特角度让我们了解到外部世界是如何看待中国文明的。在更大的意义上看，它说明了清史研究已经不再是中国学者自己独有的专利，它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域外清史研究的存在日益揭示出了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
（资料来源：《 中华读书报 》 2010年11月03日 18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