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三年周密、细致的准备和三年紧张、辛劳的工作，《四库禁毁书丛刊》的编辑、出版全部完成。原计划出版十期三百册，现共完成三百一十册，连索引共三百一十一册，计经部十册收书十六种，史部七十五册收书一百五十七种，子部三十八册收书五十九种，集部一百八十七册收书四百零二种，三百一十册共收书六百三十四种。世纪末又一项巨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建设工程、与《四库全书》有关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毕役，全书呈献社会。
《四库禁毁书丛刊》有如下特点：
一、原始性。大家知道，《四库全书》所收典籍，大都经过删改，或编校者、钞写者有意无意偷工、留错，内容失真，七阁入藏本相互出入颇大，自身版本问题严重，除收入的清朝官修书籍外给人一种不踏实不足信的感觉。《四库禁毁书丛刊》所收典籍，只有极少数，如吴应箕《楼山堂集》是将所谓“违碍”字句改成墨钉的重刊本，王锡侯《望都县志》是挖削作者姓名的原刻本本《丛刊》选用湖南省图书馆藏本，挖削最少，其《艺文志》部分完全未动，其它馆藏本均挖削净尽，即使这部分经过挖改的典籍，也因留有痕迹，使人知道砍杀之所在，不像《四库全书》将删改消灭于无形，而具有难于分辨性、甚至欺骗性；其余则大多为原刻本或禁毁前刊本、钞本，保留著作的原始性。
二、丰富性。四库禁毁范围广泛，但经部书一般没有“违碍”“狂悖”的内容，经部书被禁多因作者牵连。史部、子部书被禁不少，史部是禁毁的重点之一．因此内容丰富。但史部禁毁书中涉及南明的部份从辛亥革命前后以来复出很多，人们比较熟悉。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的子部书以兵家类最为可贵，史部则推记述万历以后至明亡一段历史的书籍，特别是许多诏令奏议和多种续写陈建《皇明资治通纪》的史籍，是当时人记当时事的详尽著作。如《十六朝广汇纪》，从篇幅上说，洪武至万历共二百五十余年，只占全书五分之二约三百页，泰昌、天启两朝只有七年，却占去五分之三四百余页；《皇明通纪集要》，从卷数上说，洪武至万历共四十一卷，泰昌、天启两朝共十九卷。这类著作所记录的史实，似乎很少有人利用过。集部是禁毁的另一重点，被禁的诗总集如华淑《明诗选》、邓汉仪《诗观》、蒋鑨《清诗初集》、魏宪《诗持》、王锡侯《国朝诗观》、朱琰《明人诗钞》、陈允衡《诗慰》、钱谦益《列朝诗集》、刘然《诗乘初集》、陈济生《天启崇祯两朝遣诗》、陈以刚《国朝诗品》、陶煊等《国朝诗的》、吴蔼《名家诗选》等，地方诗总集如潘江《龙眠风雅》、李稻塍《梅会诗选》、廖元度《楚诗纪》等千姿百态，五光十色，很能表现诗之王国的绮丽风采。至于明末清初人诗文别集，更是作者如林，美不胜收，有许多的人间罕见之本。
三、珍稀性。四库禁毁书都是劫后孑遣，除极少数在近百年来曾经重刊外，其余大都成为孤本、善本、稀见本。如周永春《丝纶录》收录明朝诏令，为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孤本，原书为吏户礼兵刑工六卷，吏字卷缺起首九十八页，工字卷和中间部分卷也有残缺，它的内容虽说明它是重要的著作，但至今未发现还有第二个本子可以将其配全。又如叶灿《读书堂稿》是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孤本，为一残本，只存卷九、十、十一、十二，全书多少卷都不清楚。当然也有若干比较完备的孤本。如清华大学图书馆藏鲁之裕等《经史提纲》等等。《四库禁毁书丛刊》所收孤本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五，善本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五，极为珍贵。
四、作者的民族性。本《丛刊》所收各书的作者中，有许多抗清的英烈如熊廷弼、黄道周、陈子龙、金声等，反清的士绅如叶向高、锺惺、茅元仪、钱谦益等，明遗民顾炎武、阎尔梅、吕留良、方文等，因此他们的著作洋溢着民族精神，表现出强烈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心，不顾身家不贪禄位而尽忠宗国的凌云壮志。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凝结的精华成份。中国人要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自强自立，需要什么样的民族素质?这些著作的内容将给人很深的启发。清廷对此是很矛盾的，在竭力禁毁以摧残一种民族观念的同时，又加意表彰那些被杀害的或已故的前反对者，他们好像懂得只有奴才和软骨头对于宗社所孕育的危险。
《四库禁毁书丛刊》的这些特点是很突出的，充分显示出它的无可估量的学术价值、社会教育价值和文献保存价值。
下面就我们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做一个必要的说明。
一、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交叉重复的问题。
《四库禁毁书丛刊》收书，依据的是各种四库禁毁书目的著录。但其中确有部份抽毁书经抽毁后又列入《四库全书存目》，极个别的甚至收入《四库全书》。因此，这里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应收入经过抽毁的本子，而本《丛刊》应收入未经抽毁的本子。我们是注意掌握这个原则的。比如《玄晏斋困思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讳改为《元晏斋困思钞》，《存目丛书》收录湖北省图书馆藏本，内容包括九十七条，而本《丛刊》所收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玄晏斋集》，其《困思钞》三卷一百十七条，显然《存目丛书》所收为抽毁本，本《丛刊》所收为足本。又《古今人物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略作《人物论》，《存目丛书》用北京师范大学藏本为底本，比照本《丛刊》所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内容少六条，本《丛刊》所收为未经抽毁之本亦甚明显。再如《顾文康公续稿》六卷，《存目丛书》所收在《未斋集》内，本《丛刊》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本为底本，较《存目丛书》所收本多二十八页，计跋三篇、七言绝句三十五首，显为未经抽毁的最全本。有的书已不易找到未经抽毁的完整原本，但我们采用与《存目丛书》所用不同的版本，比如《金汤借箸》，《存目丛书》用钞本，我们则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藏的原刻挖改本。严格说来，这不仅不是交叉重复，而且有利于学术上作比较研究。这是第一种情况。
除少数为乾隆所痛恨的作者外，其它作者的多种著作，四库馆臣常根据其内容不同而作不同处理。同一作者的著述，此入《全书》，彼入《存目》，它遭禁毁者往往有之。本《丛刊》只收禁毁书，但有时候也会出现需要灵活掌握的情况，不免会产生与《存目丛书》的一些重复。如陈继儒《眉公十种藏书》包括陈继儒著作十种，《存目丛书》收入其中七种，本《丛刊》因十种著作各有独立性，为避免重复，只收录《白石樵真稿》、《白石樵真稿尺牍》、《眉公诗抄》三种。这是最好的。但陈第《一斋集》包括其著作十一种，《存目丛书》收录四种，其中《五岳游草》七卷，本《丛刊》以《一斋集》为禁毁书，十一种全，其中《五岳游草》仅一卷，为保持数据的完整性，将全书十一种全部收录。这是不易避免的，属于第二种情况。
有些书是《存目丛书》误收。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存目》中著录杨起元《杨文懿集》十二卷，《存目丛书》误以为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杨起元《杨复所家藏集》八卷即是该书，加以收录。实际上《杨复所家藏集》是全毁书，不可能入《存目》，《存目丛书》实属误收。又如《存目》著录《西湖览胜志》十四卷，《存目丛书》误将吉林大学图书馆藏同一作者的禁毁书《西湖览胜诗》八卷当作该书收入。本《丛刊》不能因为害怕重复而将本应收录的珍籍排斥在外。这是第三种情况。
本《丛刊》起步较《存目丛书》为晚，因此，交叉重复的问题应由我们主动注意。我们一开始就重视这一点。在我们的思想上，对待这个问题是两个原则的统一：既要编好《四库禁毁书丛刊》，又要尽可能减少重复出版。因此，我们必须根据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
二、与其它丛书和单行影印本重复问题。
有些四库禁毁书曾编入其它丛书如《清人别集丛刊》、《福建丛书》等影印出版，或如《皇明经世文编》、《国朝诗别裁集》等单行影印出版。我们当然不能因为出过影印本就需要避免重复，屏而不录，如果那样就会使《四库禁毁书丛刊》过于残缺。但我们还是注意，在时间和能力许可的条件下，尽量使收录入本《丛刊》的本子能略胜一筹。如陈济生辑《天启崇祯两朝遗诗》，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今上海古籍出版社早在四十年前就出版过整理影印本，但有一些不足，我们重收此书时就根据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本，参考北京图书馆藏本，在上海影印本基础上就内容和编排等方面都做了改进。何乔远《名山藏》有过福建和北京大学两种影印本行世，但前者有缺页、有页码排列失误，后者残缺二卷，我们经过互校，收入目前最完全最正确的本子。
三、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的禁毁书种数问题。
我们据各种四库禁毁书目统计，四库禁毁书约三千种左右，摸底后认定现存大约一半。但这次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的总数只有六百余种，与现存数相差很大。这是为什么呢?有几个原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并已收入《存目丛书》，又缺乏具有显著差异的禁毁前原本的书，为避免重复，本《丛刊》不再收录，如谈迁《枣林杂俎》、曹于汴《仰节堂集》、蔡士顺《同时尚论录》等。四库禁毁书李贽《李氏文集》，与存目《李温陵集》，卷数相同，虽异名而实为同书，所以《李氏文集》也不再收录。
有的作者的全集，包括多种不同内容或不同性质或不同时期的著作，往往全集入禁纲，各种著作又分别或部份以独立书名重入禁网，在统计禁书总数时为多种，待收入本《丛刊》时检读原书，才知道实际上只须计入全集一种就都有了。如尤侗《西堂全集》及其所含《西堂杂俎》一、二、三集和《西堂图诗》等都是四库禁毁书，也只须计入《西堂全集》即可。也有的作者编纂一种书，包括不同作者的多种著作，比如冯梦龙《甲申纪事》辑入文震亨《福王登基实录》等书，本《丛刊》既已收入《甲申纪事》，则禁毁书《福王实录》即《福王登基实录》不再作为零种书征集、收录。
与前一情况类似，有些清朝地方官员为夸张禁书成绩，故意拆零上报禁书各分集名。如秦骏生编《皇明奏议》，此书包括《匡时集》和《经世集》，但此书并不是以集分册的，各分集不独立成册，即不独立存在，官员以《皇明奏议》、《明奏议》、《匡时集》、《经世集》多种书名上报，足证他们故意拆零作弊。我们当然只能统以《皇明奏议》书名，计算为一种。
同书异名情况存在。四库禁毁书目录有吕留良《天盖楼偶评》，又有其《大题观略》，计为二种，但此实为一书，原题名《天盖楼偶评大题观略》，陕甘总督勒尔锦切成两半作为二书上报，以致同书异名。又如陈建《皇明典要》遭禁，又以《皇明纪要》名遭禁。陶望龄文集则以《水天阁集》、《歇庵集》、《陶文简公集》等多种书名入禁网。同书异名造成种数增加，异名归一也就造成种数缩减。
其它将一书误为二书的情况。如《石松堂集》，题为余霖撰、黄文星订，结果被作为分别由余、黄二人各作一种都题名《石松堂集》的书。《列朝诗集》中的小传，被抽出汇集，题名《列朝诗集小传》单行，也作另一书遭禁毁。但收录了《列朝诗集》，无须将《小传》收入。
此外，最重要的是有些四库禁毁书目前无法收入。如计六奇《明季南北略》、王醇《宝蕊栖诗》等，杭州大学图书馆藏本，因收藏年久，拍摄、复印都不能保证最起码的可供阅读的效果，只能暂时放弃。张潮《心斋聊复集》现藏山西长治市图书馆，该馆正拆馆另建，书籍不能利用，也只能等候。有些馆藏善本，甚至没有整理，编印利用尚须俟诸异日。这些情况对我们的工作有比较大的影响。
《四库禁毁书丛刊》收录书籍实际种数，由于这些原因，比原统计禁毁书籍种数必然减少。
四、补配问题。
残卷缺页补配问题，是一个关系我们能否搞出较好的《四库禁毁书丛刊》传世的问题。当事者投巨资编辑、出版，读者用重金购买、收藏，如果我们敷衍塞责，就是不可原谅的浪费，也是对读者和后世不负责任，更是对历史和传统文化不够尊重。因此，我们从一开始就确定做好补配工作。为了补配，我们的工作人员奔忙于北京各图书馆，联络于外地有关图书馆，最复杂的补配甚至需要带着大捆稿件到南京、上海等地查对、进行。尽管现在《丛刊》中还有许多缺页令人遗憾，但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许多种残本经我们补为足本，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如陈九德《皇明名臣经济录》，我们最先征集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本，十卷，我们审读后判定为残本，经查陈九德家乡《乐城县志》著录为十二卷，但我们在青海省图书馆找到所藏八卷，实为此书后八卷，配为足本，证明《县志》著录亦误。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有全本，但缺四页。沈懋孝《沈长水先生集》，也是由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各藏一残本，我们互相核对、拼合成为完本，幸而南京图书馆藏本存有全书总目一页，使我们得以完成这一拼合。又潘江编《龙眠风雅》，北京图书馆藏有一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有二集，收入本《丛刊》的是一、二集全本。鲁之裕《式馨堂文集》则更奇，用南开大学图书馆、天津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的四个本子，去重后凑成收入《丛刊》的足本。杨守勤《宁澹斋全集》，其《诗部》藏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文部》用南京图书馆藏本合为全国最足本，虽然《文部》仍缺第九卷，北京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所藏该书《文部》均缺此卷，但诗、文二部终究在本《丛刊》中合二而一。朱长春《朱太复集》也是如此，《朱太复文集》即《甲集》连目录五十七卷，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足本，《朱太复乙集》三十八卷，为浙江省图书馆藏孤本，本《丛刊》使之珠联璧合，汇为全书。当工作人员经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将一种不衔接或无首尾的书变成完璧，心中所感到的满足，真是难以言喻。
需要说明的是，本《丛刊》补配工作的基本原则，一是想方设法做补配工作，不计工本，不怕麻烦，不顾劳苦，在这方面承担起责任；二是同一版本补配，不做成百衲本，以维护原书内容的连贯性和外观的统一性。有的烂版模糊过甚，也适当换页。但补页须加书耳说明，换页则不另出注。补配总数共约三千页，换页数不计，补配数和换页数，在《丛刊》全套总页数中，不过是个零头，但分散在许多种书中，而这许多书又分藏在许多图书馆中，则为了完成这些补配、换页所耗费掉的心血和劳动，又不知几许。如陈仁锡《无梦园集》，我们选用山东省图书馆藏本为底本，缺页用天津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多部藏本补配。魏宪编选《诗持》共四集，在北京有五家图书馆入藏此书，我们选用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本为底本，但只有北京大学图书馆一家所藏为足本，有第三集卷四的末页也是抄本、有第四集。第四集为孤本，我们用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补足全书。锺性等《明季编年》，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本为底本，从北京大学图书馆换页达百余页。陶煊等《国朝诗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藏本，仅缺二页，却要分别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各补配一页。《古文未曾有集》，由苏州大学图书馆提供的底本也只缺二页，须在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各补配一页。可见即使补配这类并不很复杂的工作，也不是轻而易举完成的。
五、底本问题。
本世纪末，与《四库全书》有关的四项文献整理、出版的浩大工程先后启动，将陆续完成。比较起来，其中《四库禁毁书丛刊》所用的底本是最差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孤本、善本比例大，收藏过久，纸质发黄变脆，自然耗损严重，所以摄印效果不好。有的图书馆认为装订线已成文物，拒绝将书拆散摄印，影响边行字迹摄印效果。这些缺憾是由本《丛刊》的特点带来的，具有先天性。我们知道它会影响阅读、利用，也许未来的高科技能够加以矫治。但目前我们无能为力，对此深感遗憾。
六、其它问题。
依据《编辑凡例》，《四库禁毁书丛刊》分经、史、子、集四部编排，但只分到部，各部独立成册，排出各部序号，部下不再分类。这种方法不如《四库全书》等分部集中，部类判然。但这是适应禁毁书的具体情况采取的办法。禁毁书只有一些杂乱的目录，有些书名甚至是不完整的，我们仅凭这些材料不能预先进行确切的分类，然后按图索骥。禁毁书庋藏分散，尚费搜寻、征集，我们也不能等候征稿完备再动手编辑。因此，我们只能征稿、编辑、付印同时进行，最后利用索引去解决全书翻检的困难。
四库禁毁书问题很多，将库藏线装变成影印精装，殊非易事。有些困难是完全出人意外的。我们从山东省图书馆征集到禁毁书《新纂乾坤宝典天文》，不着撰人，明钞本，约六百页。当我们对此稿进行二审时，发现全书后面一大半装订错乱，不相联贯，而此书不分卷，无目录，无页码，又是孤本，无他本可供参照清理。电讯藏书单位，山东省图书馆答复曾将此书拆开修裱，技术人员没有标记书页次序，所以重新装订时就乱了。数百页书，除前面一部份外，已不堪卒读。我们当然不能原封不动地加以收录，必须依靠工作人员自身的学识和书籍内部结构的线索，恢复它本来的次序。我们做了这一工作，并且将它理顺后编入样书，提供检验，听取意见。现在看来，这项恢复工作初步可以说做得是成功的。
我们想到的需要说明的问题就是如此。这项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和我们的能力不足或工作疏忽，决定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错误、纰漏。书页拼合和编排是否正确，对此我们也不敢完全自信。此外，其它不如人意之处一定还不少。整个工作的质量也有待学术界评估、鉴定。请读者在使用时严加审核，提出批评。这对我们的工作和以后任何人做同类工作，都有重要的意义。我们预先在此表示感谢。
《四库禁毁书丛刊》编辑、出版工作顺利结束，是与主编王锺翰先生的领导分不开的。王锺翰先生经常进行具体的指导。王老为人宽厚、慈祥、幽默、热诚，工作要求则极严格，一丝不苟。他在审改《编纂缘起》初稿时，着重增写“兢兢业业地工作，临深履薄，夙兴夜寐，以期无负于禁毁书的原作者和当年冒死收藏者，无负于现在的读者以及国内外学术文化界，更无负于高明来哲”等重要语句。这是对我们工作态度和工作目标的明确规定，是鞭策，也是鼓励。
面对三百余册成书，回顾几年来的工作，编辑委员会特别是所属工作委员会全体成员，十分感激我们的学术顾问张岱年、杨向奎、季羡林、何兹全、张政烺、周一良、任继愈等各位先生的热情关怀和指导。他们在座谈和接受访问时赐教良多，指引我们朝正确方向前进。恭祝他们身体健康，福寿绵长。学术顾问顾廷龙、邓广铭、傅振伦先生没有看到我们工作完成就跨鹤西归，使我们深感悲痛。我们认为，全书编成出版，应是对他们给我们关心、鼓励和指教的最大安慰。我们还特别感激各图书馆和其它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他们的合作，保证了征稿的顺利和及时，本《丛刊》的编辑、出版才得以紧张地紧凑地进行。北京出版社对发扬祖国传统文化精华抱有很高的热情，因此他们对出版《四库禁毁书丛刊》态度积极、严格。我们与北京出版社的合作是建立在完成共同事业的基础上的，备感愉快。我们对北京出版社深表感谢。几年来北京市白帆印刷厂也给了我们全力支持。厂领导和全体职工对印制《四库禁毁书丛刊》采取了认真、负责的态度，完全保证了印制的质量和进度。我们对此也是非常感激的。总之，可以说，我们是幸运的，我们从各个方面得到关照，才能够克服重重困难，达到预期的目的。
一个时代应有一个时代的建树。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社会蓬勃发展的新时代，并且正逼近世纪的分界线上。在我们看来，《四库禁毁书丛刊》是我们献给这个时代，献给新世纪，献给当代和后世的一份劳动成果，希望它有助于进一步发展我们的学术文化事业，发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因此，在结束这项工作时，我们不仅怀着完成任务的喜悦，而且心中涌起拥抱和迎接未来的百倍豪情。让我们更加努力。
《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署名刊登，朱宪提供主要材料和讨论，何龄修执笔，主编王锺翰审定。
1999年11月。
（资料来源：原载《四库禁毁书丛刊索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