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忠良:1983年的时候,浙江古籍出版社刚刚建立,经过摸底调研,就把《黄宗羲全集》列入了重点选题计划,并委托浙江

  省社会科学院、浙江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开展黄宗羲著作的搜集整理工作。这项工作先后有浙江、上海、北京的2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已故著名学者顾廷龙、冯契、陈训慈先生和长期耕耘于浙江历史文化阵地的毛昭晰老先生分别为编选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和批评意见。主编沈善洪先生召集了两次编校协调会议,并为全集写了一篇长序。吴光先生作为执行主编,承担了编排各册目录、撰写点校说明、考辨黄氏遗著、搜集佚文佚著以及负责与出版社、作者的联络等具体任务,并完成了全集五分之一的原著点校任务。

　　1985年,《黄宗羲全集》第一册出版。此后,历经十年,备极艰辛,到1994年出齐了《黄宗羲全集》12册。

　　由于受各方面条件限制,初版《黄宗羲全集》从出版第一册到出版最后一册,前后间隔达十年之久,给读者的购买和使用带来了很多不便。鉴于初版《黄宗羲全集》早已售罄,近年来在黄氏著作搜集整理方面又陆续有一些新的发现和新的研究成果,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我社于两年前决定出版新版《黄宗羲全集》。

　　本报书评:与初版相比,新版《黄宗羲全集》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吴光:这是首次编辑、整理、点校、出版黄宗羲全书,也是第一部黄宗羲全书的新式标点本。以往编纂、刊印黄宗羲著作的汇刊本有：清末光绪年间由蒋麟振汇编、杭州群学社石印的《黄梨洲遗书十种》本；宣统二年和民国四年先后由时中书局刊行的薛凤昌汇编本《梨洲遗著汇刊》33种铅印本。其他如上海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中华书局等出版社,曾陆续印行过《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黄梨洲文集》、《黄梨洲诗集》等专著、文集的单行本。但从无全集的汇编与刊印。我们这次编印的《黄宗羲全集》,按著作体裁、性质分类编辑为12册,收录34种专著、1部诗文合集,300余卷;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黄氏著作情况,以实物文字形式证明了黄宗羲不愧为博学多才的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文字学家、地理学家、历学家、算学家。

　　新版《黄宗羲全集》收集了十余种、数十篇前人罕见、近人未能见到的遗文佚著，其中较有思想与学术价值的有《留书》、《南雷杂著》、《南雷文抄》、《历学假如》、《台雁笔记》、《读龟山先生字说辨》、《明文海评语汇辑》、《明文授读评语汇辑》等,这为全面深入地研究黄宗羲的生平、著作及其思想演变提供了重要的补充资料。

　　另外,在全集第一、二、六、八、九、十一、十二诸册附录了本人撰著的《黄宗羲遗著考》共8篇,在第十二册附录了清初以来20多位学者撰著的关于黄宗羲的年谱、传记、序跋等资料40篇,这对于研究黄氏生平、著述与思想成就有重要参考价值;第十二册下半部附载《全集人名索引》一编,将黄氏原著所载人物的姓、名、字、号、别名、别号收于一编,颇便于读者检索、研究。

　　本报书评:我们应当如何看待黄宗羲的学术成就及其现代价值？

　　吴光:黄宗羲的学术成就主要包括三大方面:一是著作成果,二是思想成就,三是讲学成效。

　　据本人考证,黄宗羲的著作包括专著、编著、诗文集共计111种,2000余万字现存59种,散佚52种,可以说著作等身,正如他本人所言是“自料不下古之名家”。其学术与思想成就,体现在政治思想、经济思想以及哲学、史学、文学、自然科学等多个方面。

　　他通过在宁波、绍兴、余姚、海宁、桐乡等地的长期讲学和著述活动,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培养了一个以他为首的浙东经史学派。这个学派的特色是经史并重、折衷朱陆、强调“经世应务”。这个学派“上承王阳明、刘宗周,下开二万万斯大、万斯同”,绵延至于清末。其骨干人物,有黄百家、万斯大、万斯同、邵廷采、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黄炳垕、王梓材等。

　　徐忠良:我们在三百多年以后来看黄宗羲思想的现代意义与价值,仍然能够受到极大的震撼,可以得到多方面的借鉴与启迪。黄宗羲的弘富著作及其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历史的真相,以便做到“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其“经世应务”治学宗旨也值得当今学者继承发扬;黄宗羲的“一本万殊,会众合一”的哲学史观与学术史观,可以启迪我们的开放性思维与兼容性思维,这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对于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推动文化创新、提升人文精神具有积极的指导性作用;黄宗羲的批判求实精神及其改革主张,已经成为中华人文精神的宝贵遗产,激励着我们坚持改革的决心和理论创新的勇气,并为当今的政治改革如民主、法治、制度建设、经济改革如使产业结构合理化、避免黄宗羲定律、使农民增收减负提供了历史的借鉴;特别是黄宗羲以“万民之忧乐”为天下治乱标准的思想,生动地体现了儒家的民本思想传统。

（资料来源：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