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易逝，物换星移，台湾著名的史学家李光涛先生去世不觉已有五年。近应《档案学研究》编辑部之约，就1986年出版的李先生的著作《明清档案论文集》一书，作简要的评述。李先生此书，是一由台北市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于1986年出版，大32开本，精装，共辑入论文40篇，约140余万字。书前附有作者自叙，着重阐述了档案作为直接史料对研究历史的重要作用，并介绍了他在利用明清档案研究明清史方面的主要成果和贡献。

        对于李光涛先生，我虽未能有缘面承教益，但对他也并不陌生。早在50年代末我从事明清档案工作之初，就经常听到单士魁、张德泽等诸前辈先生谈及他的轶事旧闻，后来又零零星星地读到过他在合湾发表的一些文章，知道这位蜚声中外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终生从事历史档案工作的专家.。先生1 902年出生在安徽怀宁县，自幼家境清寒。1 921年在本省师范学校毕业后，即步入社会，任职于海关。1 929年后，他受雇于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研院史语所”，以临时书记的小职员身份参加勺、千麻袋明清档案”的清理和整理工作。此项档案原是清一宫内阁吹库所藏档案的一部分，1910年流散出宫，1921年被北洋政府属下机构当作废纸拍卖，成为造纸原料。后经当时一些有识之士抢救而免成纸浆，但又成为商品在社会上几经转手，损失了七分之一，到192启年，为“中研院史语所，购得，1929年开始有计划的清整上作。李光涛先生就是从事此项档案清整工作的最初的10名临时书记之一，他参加了这批档案自清理、整理、编辑到研究的全过程。通过勤奋工作，刻苦学习，其职位也逐步由临时书记、书记、练习助理员、助理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而最终于1 962年升任研究员。 

         直到他1984年12月在台北因车祸去世为止，始终未离开过档案工作岗位，是我国有数的几位明清历史档案工作的拓荒前辈之一。他以满腹的热情和执着的事业心，自学成材，首先在历史档案工作方面取得了光辉的成绩，又以此为基础，攀登上史学的高峰。他除了亲身参加了“中研院史语所双数十万件明清档案的清整工作之外，还参加编辑《明清档案》一书档案史料选编，共10编，计100册，约1 000多万字。还编有《朝鲜壬辰倭祸史料》，《明清档案存真选辑》初集、二集、三集等史料书籍。有人撰文说:“李先生著述之丰，车载尺量，而以整理明清档案之功业，名闻中外”。这样的评论，应该说是十分中肯的。 

         李光涛先生的《明清档案论文集》一书中所收辑的40篇论文，虽然绝大多数都与明清档案有关，但真正论述明清档案本身的文章只有4篇，即:《明清档案与清代开国更料》、《“老满文史料”序》、《“明清档案存真选辑第三集”述介》及《沈阳旧档》。第一篇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八千麻袋”明清档案的由来、流散经过、归“中研院史语所”后清理整理的情况及概述了这些档案的史料价值，第二篇概略介绍了“中研院史语所”所藏明清档案中发现的4种老满文档案共108版的情况，并进而论述了满文的产生与发展史;第三篇逐件介绍了《明清档案存真选辑》第三集所载104件档案的内容和价值，第四篇是论述清内阁大库中所存沈阳伯档的种类及其主要内容和价值。通过上述4篇文章，不仅使人对当年老一代明清历史档案工作者坚持在尘土与故纸堆中拓荒创业的精神，感动至深，而且对李先生在研究档案内容方面的举一反三的考证功力钦佩莫名。 

         除此之外，这本论集内的文章，大都是李先生利用明清档案研究明清历史的成果，或者用李先生自己的话来说，“是研究明清档案所得的成果”，是他一生“从事明清档案研究工作的甘苦心得”。其实李先生以档治史的成果，远不止此书所辑的一些，早在1971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就曾出版过一部他的《明清史论集》，分上下两册，内载他的史学论文52篇，约60余万字。此外，他还有《明季流寇始末》、《多尔衮徴女朝鲜史事》、《熊廷弼与辽东》等专著7种，但这本论文集中的一些文章，在李先生以档治史的众多力作中，确实是有一定的代表性，它们共同的特点都是以档案印证历史，着重在于揭露清代官修史书所载之不实，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正如李先生在此书的序言中所述:“本书各篇，有一特点，凡涉及清人开国史事，其在官书所隐秘不书者，皆能一一指出其真象。研究历史，当以求真为目的，盖曰明之亡也、清之兴也，其关键所在，总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类原因，翻遍官书俱无纪录，只‘烂字纸’中得见其大概”。这一段话，他在1971年的《明清史论集》的序言中就曾写过，15年后此书出版时，他觉得仍然可以移用在这里，可见“求真”二字，在先生看来，乃是以档治史的根本目的。先生在这段话中所称的“烂字纸”一词，在他的多篇文章中都曾一再提及，均是指“八千麻袋”的内阁大库明清档案而言。 

        李光涛先生的以档治史，于“博大”二字虽不敢谬赞，而于“专深”二字，实可当之无愧。他终生从事清代前期及少量明代末年档案的整理、编辑和内容研究，因此亦以专治明末清初之际的历史而著名。他在此《明清档案论文集》，以及在以前的《明清史论集》内的大部分文章的内容，都是以论述明亡清兴的原因、明清之际的战争与和议经过、清兵入关统一全国的真相，以及与此有关的南明政权及李自成、张献忠起义的史事等为主，题材十分集中，所涉及的时河跨度也不过数十年。如辑入这个论文集内的《论建州与流贼相因亡明》、《清入关前之真象》、《清人入关前求款之始末》、《论崇祯二年“己已虏变”》、《记明季虏祸中之大凌河战役》、《论洪承畴的“流贼败逊”题本》、《洪承畴背明始末》、《多尔衮入关始末》等论文，都是李先生主要依据档案记载，参考其它有关文献，在故纸堆中辛勤爬梳取剔、钩沉索隐，从而使明清之际这段本来就错综复杂、又被清政权故意篡改歪曲了的许多史实，得以拾遗补缺、匡谬纠误，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对于上述这些文章的价值，李先生本人在此论文集的序言中曾说:“所需要在这里指出的是，本论文集中亦有若干要点，可以先在这里提出简单说明，以使读者能具体了解史语所所藏内阁大库残余档案的实际价值。”接着他归纳了四点:第一是关于《明史》所载多尔衮所率清兵与李自成起义军在山海关大战一事，查之档案，早在多尔衮率兵到达山海关之前一日，吴三桂已与李自成军大战终日，并且已经取得“大获奇捷”的决定性胜利。因此李先生认为“多尔衮即不出一兵，似亦不足为轻重的。”第二，他认为关于洪承畴的败降于清兵，并非洪氏之无能，而是因为明廷不能尊重洪氏的意见，受制于监军张若麒，遂有松山之惨败。而洪承畴降清之后，备受重用，在清兵入关后，洪氏出任经略南疆，授以全权“于是乎江南之银，江西之米，以及各省之协济，悉入承畴之军中。不仅此也，还有各省的经制兵，亦可随意征调。在此兵精粮足之情形下，于是乎洪承畴为清人统一了中国，除灭了永历帝，可谓大有造于清朝矣。第三，毛文龙一案，自明至今，其是非一直纠缠不清，清修《明史》中谓袁崇焕杀毛文龙为“妄杀”。而现存档案中有毛文龙私通金人书凡6件，其私通目的言之更骇人听闻，可见毛文龙之所为，实有应杀之罪行。第四，金兵于崇祯二年的入关侵扰，包围北京，是高鸿中的提议，是他与鲍承先根据《三国演义》、中“周瑜用计愚蒋干”的故事，设计陷害了明辽东总督袁崇焕。这有高鸿中的奏本为证。而崇焕既死，则明亡决矣。当然，以上4点，并不是此论文集中以档治史各篇文章的全部内容，更不是李先生数十年来研究明清之际这段历史的全部成果和贡献。他对这段历史时期许多政治、军事等问题，诸如清太祖努尔哈赤究竟是传位于谁、明王朝灭亡的原因、清太宗屡屡向明廷求和的真相、郑成功抗清的史实以及孝庄文皇后下嫁多尔衮之谜等，都有独到的见解。 

        另外，由于明清之际的真实史事记载，后来被清王朝故意篡改和毁去者甚多，仅凭清代官修史书的记载，难成信史。而同一时期的朝鲜《李朝实录》内，却保存了许多有关明、清史事的客观记载，所以朝鲜《李朝实录》成了研究我国明末清初史事者的必读资料，李光涛先生是我国研究朝鲜《李朝实录》兼研究朝鲜史事及其典章制度等方面较早和取得较大成就的学者之一，先后发表有关的论文30多篇，并有专著两种，此论文集内就辑入他研究朝鲜的论文11篇。他不仅从朝鲜文献中发掘出大量有关中国的史料，而且对明清时期中朝关系史的研究，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李光涛先生十分推崇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首任院长蔡元培先生的“史学本是史料学，坚实的史实，只能得之于最下层的 史料中”的主张，治学态度严谨，以整理和研究史料见长，每一研究结论的提出，都有大量史料为依据，很少泛泛议论。所以他的研究成果，大都能为人们所信服。尤其是他重视档案史料的利用，使人们更难置异词。李先生曾多次说过，他所研究的问题，“其重要资料，皆得之于档案而加以发明的”，此论文集内所辑各篇，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它们的学术价值当然无庸置疑。然而也应指出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更多新史料的发现，明清之际这段历史的研究工作也在继续发展，特别是从我国大陆明清史学界近年来所发表的有关论著来看，李先生过去的有些研究成果，也并不是全无可以商榷之余地的。尤其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及政治环境的影响，他在此论文集以及在《明清史论集》等书刊上的有些文章，对有些问题的看法，令人明显地感到未免带有民族的、阶级的或政治上的成见，失之偏颇。这说明学术与政治是难以截然分开的，历史学或档案学，与其它社会科学一样，必定会以一定的思想作指导，以一定的立场为出发点。尽管主观上是要求实求真，但对于同样的事物、同样的史料记载，往往由于研究者立场和观点的不同，有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在李先生的论著中，也是不乏其例。对此笔者虽深表遗憾，但对作为学者、作为明清历史档案工作前辈的李光涛先生，我仍充满了尊重和钦佩之情。 

        从李光涛先生治档治史的经历和成就，还使我联想到近年来我国档案学界的一场争论，那就是档案馆工作人员应否结合研究历史的问题。有人认为档案馆工作人员结合治史，就必然会影响档案馆本身的工作，有人甚至认为当前有些档案馆的工作所以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因为有人提出了治档与治史相结合的要求。对此我不想发表什么议论，因为李光涛先生从治档着手，然后结合治史，两无妨碍，并且都取得丰硕成果的事例，已是有口皆碑的事实。正由于他及他的同事们的辛勤工作和出色的研究，才使“中研院史语所”所藏的明清档案，能得到妥善的保管及为人们所利用，它们的史料价值能为人们所知晓，受到普遍的重视，对明清之际历史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档案馆结合研究历史，实是档案馆工作所必需，而关键又在“结合”二字。管理什么时期的档案，就研究什么时期的历史，这又是治档与治史能以相结合的前提。只要是结合馆藏去研究相应的历史，就一定能使工作人员更加熟悉馆藏、热爱馆藏、增强事业心，从而推动和改进本馆的工作。同时，既然结合馆藏去研究历史，就会有研究心得，就会出成果、出专家，这既可提高本馆工作人员的素质，又可增强本馆的学术地位和影响。所以治档结合治史，对档案馆的工作只能是相辅相成，不应该产生妨碍。目前有些档案馆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我认为主要是一个怎么引导的问题，有的是因为没有必要的规章制度，有的是个别工作人员的品质和素质的问题。事实上我们档案馆界许多真正的专家学者，他们也无不都是相应的历史学家，台湾已故的李光涛先生是如此，大陆已故的单士魁、王可风等诸前辈也是如此，许多目前健在的专家更是如此。不能设想一位党的档案专家、民国档案专家或明清档案专家而不懂得党史、民国史或明清史。笔者更没有听说这些专家由于结合研究历史而影响本职工作，相反，他们都是在档案馆工作方面做出了重大成绩，有高度的事业心，勤勤恳恳而终生不渝。当然，治档与治史相结合的问题，也应根据各个档案馆及其工作人员的不同条件和情况而有所区别，不必强求一律。有的可以先侧重治档，有的则已有条件结合治史。档案馆工几作的环节很多，有的工作人员因工作要求的不同，没有必要既治档又治史;而对于那些既是工作需要而且又有可能去结合研究历史的工作人员，他们的治档与治史相结合，则属于十分自然的事，不存在什么应或否的问题。总之，只要引导得法，又有制度保证，真正达到“结合”，不要有所偏颇，我们档案馆事业就一定会兴旺发达，人才辈出。李光涛等前辈所达到的境界，我们不仅也应该达到，而且还要力求有所超越。 

 

      （资料来源：《档案学研究》198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