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我看来，张玉兴先生的自选论文集《明清史探索》的出版，无论是对于我国的历史学界还是对于他本人的学术生涯，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除了青年时期求学及中学任教阶段不算，张玉兴先生以职业学者的身份从事学术工作，至今已有二十几年的时间，而在这么多的年头里，他基本上都是集中在“明清史”这一领域，筚路蓝缕，辛勤耕作，其中所作最多的是明清之际这一时期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及历史规律的研究与探讨。这部文集的出版，是玉兴先生在这方面研究成果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可以使我们了解他的研究成就的基本面貌，也可以从中一窥他所了解、复原和描绘的那个时代的历史原貌。
明清鼎革之际，亦即爆发于17世纪中叶的那场巨大的历史变革，时人称之为“天崩地解”、“天下陆沉”，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最为复杂也是最为激动人心的一个历史时代。在明朝政权已经极其腐败，张献忠滥杀于西南，李自成战略决策频频失误，抗清力量四分五裂的情况下，充满朝气的清朝取代明朝政权，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这个时期的变革，深刻地影响到了此后近三百年中国历史的每一个重要方面，也为后代的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研究和思考空间。其中的历史真相、历史故事和历史经验，以及其中所反映的带有历史趋势和规律性的东西，都特别值得去挖掘、去探索、去研究。可以说，在这个领域，集中了当今历史学界一部分最优秀的专家，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就。玉兴先生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对明清鼎革之际的那段历史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考证，出版了多部有关的研究著作，比如《南明诸帝》、《清通鉴·顺治卷》、《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及主编《中国北方各族人物传》中的《明代卷》与《清代卷》等的编纂笺注，以及其他有关明清史特别是清前史的论文。从这部文集所集结的文章来看，玉兴先生对明清之际的研究，涉及典章制度、政策战略、文化诗文、人物行踪、重大事件、抗清活动等等许多方面，并多有新见。比如清代开国宰辅范文程，以往都认为他是主动投奔努尔哈赤，受到礼遇重用。玉兴先生在《范文程归清考辨》的论文中，经过缜密考证，不袭成说，指出范文程乃是在努尔哈赤时被俘为奴，备受屈辱而九死一生者，直到皇太极时代考试儒生，才得以出头，逐步受到重用。这篇论文在清史学界备受关注，受到充公肯定。此外，在有关后金重要将领李延庚叛清、皇太极留养张春、多尔衮拥立顺治、明末“九义士”和朝鲜“三学士”，以及清开国时期谋臣之遭遇、清开国史上诸多谜案、疑案，如此等等，玉兴先生对浩繁的史料缜密考证，细致梳理，披沙淘金，发前人所未发，纠史之谬，证史之疑，成就斐然。
张玉兴先生的文风，质朴无华，无浪漫色彩的铺陈和漫无边际的述说，没有主观的想象和虚应故事，而是把历史的描述置于清冷的签注和钩沉之中。所以读玉兴先生的文章，总有一种无形之中的“张力”，“迫使”你去面对一个个由他徐徐道来的、层层剥笋的历史事实。尽管你急着要看到他的结论，但同时又不得不为他所叙述的人物故事所吸引。也许这一点正是他的治学风格的治学态度的表现。他坚持用“事实”说话，言尽于有征，语绝乎无验。这是他作为史学家的一个基本立足点，从而使人在他的文章里感受到一种久违的朴学遗风。玉兴先生长于考证，而这些考证功夫却是他扎实的态度和辛勤的劳动的结果。在编著《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时，他从数百种方志、笔记、诗文集中辑佚钩沉，其中包括从近万首流人诗作中，通过认真思索、寻绎，发掘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而后著而成书。前文提到的《范文程归清考辨》，则是他运用稀见的原始档案，比勘了有关其人的所有传记，详细分析了最原始的传文，特别是利用了他人尚未用过的笔记《客舍偶闻》一书。有了这样扎实的材料和校勘功夫，才敢于独树一帜，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当代文学评论家王佐良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传统的观念都认为论不是学问，史才是学问，中外皆然。”我理解王先生这话的意思，主要在于强调史学的研究方法和考据功夫，亦即强调史学“用事实说话”的实证传统。我对王先生的这句话深以为然，并在多处引述过，因为我常常检讨自己做学问的方法和心得，总觉得“垂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应该是做学问的一大境界。我原本是读哲学的，拙于实证研究，近些年迈入到史学的研究领域，研读中外交流史和比较文化史，在与史学界师长的请益和交流中，在读中外史学的论著中，我常常感受到这方面的启发的教益。我以为，思想尽可以自由地驰骋，想象尽可以漫无边界，而对于历史的研究的判断，首先要求的是对于历史“事实”的敬畏的尊重。当我们在讲述、评论历史的时候，心中首先涌起的就是这种敬畏之情。而思想和想象，只有以历史事实为基础和依据，才会有思想的价值和想象的力量。
二
美国当代思想家唐纳德·R·凯利在《多面的历史》一书中提出：“历史是一种探寻形式”。这个观念来自于希罗多德和柯林武德：“历史在本质上是对人类环境无休止的探询。”既然是“探询”，并且是“无休止的探询”，那么，历史学家们呈现出来的“历史”就不是“历史”本身，而是不同历史学家“探询”、“解释”的“叙述”的成果。尽管史学主张“用事实说话”，但对历史“事实”的“探询”、“解释”和“叙述”因人而异，因而历史就是“多面”的，是“多面的历史”。
以明清鼎革之际的历史为例，对于这一时期历史的描写，就经历复杂的变化，这些变化往往与不同时期的社会政治现实有密切的联系，同时也与史学家个人的主观因素有关。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过去的事件从来都是“现在的”，我们用“现在时”去说、去写、去听、去读。所以，在这个领域里，就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提出了许多新鲜的看法和论述。这对于学术的发展或对于历史的总结，都是一个有益的和可喜的事情，并且也有利于思想的学术的进步。我历来以为，对于学术问题的讨论，无论是如何尖锐，如何交锋，都是学术进步的表现。不同的、批评的意见，甚至可能是错误的意见，都有启发人们思考的价值。我们已经早就走出了“一言堂”的和设置学术禁区的时代，自由的表达是每个学者的基本权力。
但是，这并不是说，自由的表达不需要批评。比如，在对明清鼎革之际历史的各种“探询”的“解释”的过程中，就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倾向。比较典型的是：因为清朝政权后来成为中央政权，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一些学者遂将明清交战，乃至顺治时期清朝争夺和巩固全国政权的战争一概视为国家统一战争，进而提出洪承畴等降清人物是认清大势为清初统一大业做出了贡献。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如何辨别历史是非的问题。这不仅是一个历史事实的问题，也反映了论者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态度。对于这种看法，张玉兴先生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对意见。他坚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主张讨论任何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一定要放到当时那个具体的历史时代来分析。他在《清史研究》1998年2期上发表的《明清之际反民族压迫斗争中历史人物的褒善贬恶》一文，专门讨论明清之际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他认为：目前学术界研究明清之际历史人物，存在着“漠视事实、曲解历史、甚至混淆是非、肯定投降、回护变节”的情况，作者认为明清之际反民族压迫斗争中的正反面人物不容混淆，反民族压迫精神是一种伟大操守，体现了一种崇高的道德，对维系人心、稳定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李永芳、洪承畴等人在清朝推行杀戮弊政时，投降清廷，绝非弃暗投明，而是助纣为虐，“无疑将永远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明清之际，在中国政坛上出现了坚持抗清斗争的忠义人士和投清叛明的贰臣这两大群体，其中都不乏在历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对于这两类人物的评判，确实是这一时期历史研究的重大问题。而鞭笞叛逆、表彰忠义，则是张玉兴先生治明清史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他和大多数的历史学家一样坚持认为，当民族的生存、发展受到威胁，当民族奴役、民族征服摆在面前，采取什么态度，是浴血奋战还是屈膝投降，永远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玉兴先生认为，文以载道、文以明道，历史学家应该明确研究历史、描述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目的全在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弘扬传统美德，以褒善贬恶，益人心志，振奋民族精神。在他发表的论著中，强调爱国主义、弘扬民族正气是其重心所在。在《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中，着重展示的是许多清代东北流人文士，困不辱志，以可贵的努力奉献社会的赤诚之心。在《南明诸帝》中，既揭示了南明诸帝苦苦挣扎终归失败的历史原因，更着重叙写了集合在其抗清大旗之下的大批英烈人物的悲壮历程。在有关张春、李延庚、函可、苗君稷、陈梦雷等人以及明末“九义士”、朝鲜“三学士”的研究论文中，都鲜明地坚持和伸张表彰忠义的思想。特别是在长达几万字的论文《明清易代之际忠贰现象探赜》中，张玉兴先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相当全面的论述，鲜明地提出，明清之际忠贰现象的讨论，事关重大的理论认同和严肃的社会道德价值导向，绝不可含糊的漠然置之。他在论文中详细提示了明清之际的忠义之士和叛明降清的贰臣这两大人群的各种具体的情况和各自的表现，进而明确指出：忠义之士所体现的是人间的浩然正气，而叛明降清的贰臣则是趋利忘义的羞辱大恶。“表彰忠义、鞭笞叛贰，对弘扬正气，倡导热爱国家、热爱民族，倡导献身精神，自有深远的意义。温习历史，查阅明清之际忠贰人物的一桩桩往事，更使人们从正反两个方面，深深体会爱国这一伟大主题的社会深刻内涵，深深领会中国传统道德中最有价值部分的精神实质，将给人们不尽的思考。”
鞭笞叛逆、表彰忠义，这是张玉兴先生治史的主题。这个主题不仅是他的历史观的表现，也反映了他作为史学家的基本素养和治学品德。关于史家的素质和修养，刘知几提出才、学、识“三长”，章学诚补充“史德”。现代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又提出“史心”。钱穆认为，史家研究历史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要具有关心民族、国家命运的心情。此“史心”，一是指治史者要具有为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和前途而立志操劳的心情，即要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与前途。他说治史者当以“世运兴衰”、“人物奸贤”这八个字为出发点和归宿，积久感染，“自能培养出一番对民族国家之爱心，自能于民族国家当前处境知关切。治史学，要有一种史学家之心情，与史学家之抱负。若不关心国家民族，不关心大群人长时期演变，如此来学历史……最多只能谈掌故，说旧事，更无史学精神可言。”二是指治史者对待自己历史文化传统的心志。他认为，治史者首先应有一个健康、宽容的心态和胸怀，对自己过去的历史，不能开口就骂，做全盘的自我否定。他在《史学导言》的讲演中说：“诸位学史学，必要养成一番广大的心胸，乃及一番广大的眼光，来看此历史之变化。更贵能识得历史大趋，一切世运兴衰，背后决定人的，不是眼前物质条件，乃在长久的精神条件。须知我们大家负有此历史责任，才能把我们自己国家民族以往在长时期中之一切兴衰得失，作为我求知的对象。如此这般的知识，可谓之是史识。历史上有过不少为民族为国家为大群体长时期前程而立志操心的大人物，他们此种心情，可谓之是史心。培养史心，来求取史识，这一种学问，乃谓之史学。”
论“世运兴衰”，辨“人物奸贤”，这不仅是中国史学家的治史理念，也是一切历史学家们的价值理想。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就说：“我以为这是叙述历史的首要任务：不让任何理应表彰的事迹湮没无闻，并使后世的责难作为一种威慑对邪恶的言行有所制约。”近代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也指出：“重要和真正的史著能给予人教诲，并通过提供以往行为的知识使人能在当下举止慎重，能对未来深谋远虑。”治史的目的在于以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教导现在的人们，在历史中寻找激发创造今天生活的智慧源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玉兴先生“鞭笞叛、表彰忠义”治史的主题，正是中外史家们一贯倡导的价值理想的表现，是钱穆先生所谓“史心”的表现。而在这价值理想、这“史心”的背后，则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心中对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无尽眷恋和对自己国家的无限热爱的热烈情怀，以及这种深厚情感所养成的“一番广大的心胸”、“一番广大的眼光”。
三
自古以来，“文章憎命达”。张玉兴先生的“史识”、“史心”以及他的心胸和眼光、他的热烈情怀和宏富的学问，却都是在艰苦的生活磨炼中锻造出来的。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情况相似，他走上学问之路经过了十分艰难的努力过程。玉兴先生青年时代就有志于学，但是，由于不可预料的原因，却一次一次地遭受挫折，不得不走上了更为艰辛的自学之路。自学成才，古往今来不乏大成就者，但是，对于自学者个人来说，被排除在正规教育的“正途”之外，不能不是一个心理上的沉重打击，并且，迫使他们去面对难以想象的困难。然而，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玉兴先生正是在这些苦难的磨炼之下，锻造了对民族文化的深厚情感，以及对于历史的深刻理解。在走过那些艰难的治学之路上，始终坚持他的、支撑他的，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和文化追求。
冯友兰先生很喜欢的宋儒张载的一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冯友兰先生在引述张载的这句话后接着说：“此哲学家所自应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继绝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致，心向往之。”可以说，冯友兰先生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理想是深得其味。中国知识分子向有以文载道的传统，他们做学问并非只是为学问而学问，而是心中有着自己和前辈们共有的文化信念和文化使命。“读圣贤书，所为何事？”这是中国历代读书人反复吟咏的根本问题。他们在学问之上，更关心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更关心现实的社会生活。顾炎武说：“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所以中国的学术具有鲜明的入世的特征。经世致用，齐家治国，继往开来，这是中国读书人的基本价值观。这是一种极强烈的社会使命感，是一种包容天地、慷慨恢宏的人生观。中国的读书人担当起传承民族传统、维护礼治秩序的社会责任。这是一种自觉的承担。他们抱定了“任重而道远”的使命感、责任感。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够愈挫愈奋，坚忍不拔，明责敬业。而在学术和文化没有得到社会正当评价的时候从事这样的事业，在屡经磨难和挫折仍然坚持这样的事业，如张玉兴者以及许许多多现代中国的学者们，更需要道德的力量。这正是一个“为往圣继绝学”的境界。然而，更多的情况是，或由于时世艰难，或由于人心险恶，致使许许多多的读书人并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智慧。他们空有满腹经纶而不为人所识，他们被人误解和排斥，他们苦于没有进言的途径和活动的舞台，流落江湖，退隐山林。他们的才智被湮没在历史的烟霞中。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不幸和悲哀，更是民族的不幸和悲哀。
张玉兴先生是一位传统类型的学者，这不仅仅表现在他的学问之道和治学理念，而且也体现在他的做事为人，体现在他生活态度中。我与玉兴先生同事多年，近些年来又毗邻而居，时常就一些历史问题向玉兴先生请教，每每经他指点解惑，受益良多。更多的是，从玉兴先生那里我感受到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现代学者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态度。虽然玉兴先生受过许多不公平的、不公正的对待，但是在他那里总保持着一种乐观的态度，这是发自对自己的文化理想和价值追求的坚定的乐观。因而他总是谦和的，总是温文尔雅、不愠不火，用自己的达观和开阔化解外在力量强加给人的不快。张玉兴先生又是一个很严谨的人，这种严谨的态度不仅表现在做学问上，而且表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比如，有一个小例子，他坚持锻炼身体，每天的晚上6点半，都在居民小区的广场上带领一群人等打太极拳；而每天早晨5点半，则在北陵公园的广场上，又是他在带领一干人等在打太极拳。晨昏无间，寒暑不易，持之以恒。他打太极拳也极为认真，一招一式，都准确到位，决不肯有半点马虎。所以，如果你想见张玉兴先生，不用费别的事，就在早5点半或晚6点半到北陵公园或住宅小区的广场上去找。有一次，居民小区举行社区文化活动，玉兴先生带领他的那支由老头老太太们组成的“队伍”做太极拳表演，一袭白色丝绸功夫服，倒也有古风古韵、飘飘而然的感觉。
古来中国的学术传统是讲究信仰与实践、文章与操守的统一，中国文人在博学多识外，更追求人格精神和价值理想。甚至，在他们那里，对人格修养、道德操守的重视，远在学问本身之上。钱穆先生指出：“为学与做人，乃是一事之两面。若做人条件不够，则所作之学问，仍不能达到一种最高境界。但另一面言，训练他做学问，也即是训练他做人。如虚心，肯负责，有恒，能淡于功利，能服善，能忘我，能有孤往精神，能有极深之自信等，此等皆属人之德性。具备此等德性，方能做出理想的学问。真做学问，则必须同时训练此种种德性。若忽略了此一面，便不能真正到达那一面。”他强调“做人的最高基础在求学，求学的最高旨趣在做人”，为学与做人，“贵能齐头并进。”学问、学术活动作为民族精神和民族智慧的传承统绪，会给人以巨大的精神滋养，熏陶、培育、锻造人的心灵世界、人格品质、道德情操和精神境界。所以，当一个人全身心地投入到学问事业的时候，当一个人可以真正地说是以学问为自己的生命价值，即所谓“君子之学”，那么，他必具有了文人的风度、气质、情怀和趣味。由此观之，执著的张玉兴先生不正是这一理念的出色践行者吗？
中国传统文人的风度、气质、情怀和趣味，其实也是一个大境界。
2003年12月25日于
沈阳北郊五彩新村望湖书屋
（资料来源：《明清史探索》辽海出版社2004年6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