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珠生先生见面结识已有整十五年了。但是，学人相识，在见面之前往往有文字结识。如果从这方面说，我认识他还略早一点。先年他在《历史学》杂志上连续发表关于天地会和青帮史的研究文章，我读了很感兴趣。我对天地会没有什么研究，但很喜欢明末清初的历史，认为一个大动荡时期人们在斗争的风口浪尖上活动，较少遮掩，比较真实，表里如一。天地会是清朝的特产，是清史的独特课题，又正是这个历史时期内出现的，自然是我关注的对象。关于天地会的起源和性质，当时已有不同的说法。我读过蔡少卿先生的大作，但我宁肯相信传统的说法，觉得一个乾隆中叶诞生的互助团体始终举着“反清复明”的大旗，实在不能理解。珠生先生的文章是评论蔡先生的乾隆说的，在总的倾向上与我的想法允称同调，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所以也可以说，我与珠生先生相识，还是与天地会这个课题关联着的。在见面后，我又得知刚解放时他还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是我的大师兄、甚至老师辈的人，这增加了我对他的亲近感与尊敬。
现在他的专著《清代洪门史》即将交付出版，承他寄来全稿的复印件，驰书让我作一序言。拜读珠生先生大作，我深感此稿不愧数十年心血的结晶，蓄积厚实，功力精深，处处有自己独特的分析、概括。时下有些讲究经济效益的“史学著作”，其作者往往并没有多少心得，东抄西撮，率尔操觚，动辄数十万言，读来可能生动、流畅，但轻飘飘，没有落在实处，不大解决历史问题。其实，弄清一个历史问题谈何容易。以本书为例，作者花费约三十年的精力搜集材料，反复排比、分析，向同类著作学习，与不同观点辩难，不知经历多少次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绝处逢生，才摘取今天的丰硕果实。作者在《自序》中谈的情况和体会，道出了科学探索的艰辛，刻画出一位诚实的学者在科学道路上坚持不懈、奋力前进的轨迹。这只是就珠生先生的著作说的。如果就解决一个更复杂更重大的史学课题而论，其艰难还需要增加数倍、数十倍、数百千倍，积累几代人、甚至超过几代人的努力，科学的果实即使不像《西游记》说的人参果那样“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再三千年方得成熟”，但也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从史学的发展、进步看，现在最需要的，是本书这样踏踏实实的作品。
本书题名《清代洪门史》，但其下限已突破清末，实际上是一部完整的洪门通史，以及洪门史学史、天地会文献学三合一的大著作。洪门通史是全书主体，其深入细致固不待言，即洪门史学史、天地会文献学两者的论述也是深刻和周详的。这样内容和规模的洪门史，据我所知，目前在国内外都还是独一无二的。
《绪论》和第一章构成洪门史学史。使我特别注意的是，作者在对已有的洪门史研究成果进行剖析时的客观态度。本书在天地会的创立时间问题上是持康熙说的，而蔡少卿、戴玄之、秦宝琦诸先生则主张乾隆说，是学术上的对立面。但是，书中如实地分析了持乾隆说的诸位先生的学术业绩，指出“真正推动洪门史研究的是蔡少卿在1964年发表的《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的文章，推崇他们“在洪门史研究中作出重大贡献”，因他们“首先利用”历史档案，“把洪门史研究转到以档案史实为基础的轨道上，使得会党内部凑合附会之作黯然失色，从而洪门史研究才能摆脱主观猜测，真正成为科学。”这些话对持乾隆说的先生们的功勋不是过誉；但这是一个非常崇高的评价，没有诚实态度、高远眼光和博大胸怀，即缺乏真正的科学精神的学人，是不会把这样的评价给予对立面的。科学的发展需要不同的声音，科学需要讨论、辩难、斗争，相互促进，才能进步，才能更加深入，否则就只会成为一潭死水，一个没有活力的学术托拉斯、僵化的学术宗派。珠生先生显然深深懂得这一点。他在给我的信中说：“学术乃天下公器。”这就是说，他的心里早已装着一个虽已不新鲜、但很难真正掌握和实践的大认识。因此，他以一个真正科学家的精神来从事自己的史学课题的钻研，检验在这个课题上的一切成果并评价提供成果的学者的功过是非。我要再次强调，这是非常难得的；不完全排除虚荣心、私心杂念，就做不到这一点。然而，也正是这种精神，大大提高了他的著作的科学性。
洪门会书的综合研究，具有天地会文献学的基本内容，是本书独特的贡献。
研究洪门，漠视或轻视它自身提供的大量文献，不下决心千方百计去剥掉其神秘外衣，破译其中的“密码”、“隐语暗谜”，做艰苦的由表及裹、去伪存真的工作，在科学上应是一种失策。清史资料浩如烟海，容易产生使研究者独钟情某一类史料，忽略其它类史料的倾向。但从科学研究的要求说，这却无疑是一种偏向。应该合理地有分析地使用史料，充分挖掘其史实，发挥其价值，择善而从，不宜偏废。各类史料各尽其用，相得益彰。因此，这里首先存在对某类史料价值的认识问题。不认识它的价值，从何用起?珠生先生对洪门内部文献有充分的认识。书中写道：“会书是认识洪门历史的钥匙，是打开洪门历史奥秘的突破口，任何对会书研究的漠视或歧视，都将妨碍对历史真相的接近。”这真是一语破的，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我想，这当然是长期研究凝成的认识，反过来又指导研究走上成功之路。其中对会书形成、传播、发展、演变史的研究，确定各种会书本子的辈份何本早出?何本晚出?何本最具原始性?等等，具有重大的意义。
会书研究，无疑还是洪门史研究中的“高难动作”。其难度首先是由研究对象决定的：会书数量繁多，各本之间大同小异，或小同大异，进行比较研究非常复杂，令人眼花缭乱，茫无头绪；会书内容的神秘性，扑朔迷离，真伪杂陈，隐语暗谜，有类天书，会书语言的地方色彩，使表述更加繁杂和艰涩。因此，对研究者本人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也就更高。珠生先生知难而进。我们看他用外科手术般的耐心细致找出各本的异同以引出必要的结论，纯熟地运用考证方法在会书中寻找诸多内证，并用档案和其它记载作旁证，又利用语言知识研究会书的传袭，帮助解决内容的原始性等问题，就知道他为此下过的呕心沥血的工夫。
天地会创建时间和历史情节的确定，是整个研究过程的一出重头戏、一场攻坚战，一次清人争夺辽东的萨尔浒吧。本书总结说：“天地会的产生有确定的时间——康熙甲寅年七月廿五日，确定的地点——闽南云霄高溪寺前三河，确定的创始人——万五达宗和李、桃、洪等，完全可以作为信史垂于史册。”这个结论正是以会书为突破口取得的。会书的记载与其它史料相印证，使一个湮没整整三百二十年的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云开日现，水落石出。我在原由我个人署名的《清史论丛》1993年编后记中说：“原来在虚无飘渺中，扑朔迷离，若明若暗的万云龙大哥，现在则已是一位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天地会起源的各种历史要素时间、地点、人物、背景等等也都灿然具备。”在我看来，天地会起源康熙说可以成立了。这特别是近三十年来从蔡少卿先生的大作发表起算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共同劳动的结果。珠生先生的建树，除他自己认为的解开“天地会根由”之谜外，他对整个问题的连贯起来的思索和研究，催化了结论的诞生。那是非常复杂的艰苦的劳动。
其后十一章是洪门各个时期的活动史和若干专题的论述。本书《自序》曾指出洪门史的三大难点。但三大难点论只是持康熙说者的看法，解决三大难点也是这派学者长期努力的方向。因此这十一章既是目前最详尽的洪门史，又着重解决三大难点中一、二两大难点：一是乾隆廿六年以前空白历史的填补，二是天地会与哥老会之间内在联系的论证。解决第一大难点，是使康熙说牢牢地树立起来的必要条件：假使有确凿无疑的材料证实乾隆廿六年前就有天地会活动存在，那末天地会起源乾隆说也就不攻自破了。在这方面，横在持康熙说学者面前两道屏障：活动的史实还待挖掘，有关活动的天地会属性又需要证实。两道屏障中的任何一道都像是牢不可破的。如果不是这样，乾隆说就出不来，出来了也没有多少附和和响应。因此，两派学者在填补乾隆廿六年前天地会活动历史空白问题上的交锋生死攸关，尖锐、激烈，充满科学趣味。我一直很注意斗争的进展，非常佩服那些揭发长期被掩盖的天地会活动的学者锲而不舍的精神、阐幽发微的才智。本书关于乾隆十七年“马朝柱案是承先启后的典型的早期天地会大案”的论定，是其中最出色的一项成果，论据充分，无可辩驳，对乾隆说称得上是致命的冲击。
甘瓜苦蒂，美枣刺棘，对世间的人和事不可求全责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书也无尽美。科学书籍，是人类对事物的认识过程的产物，是认识在某个阶段的文字小结或结集。认识受主观认识能力和客观历史条件的局限，谁也不能超越这些局限。所以认识是一条无尽奔流的长河，它总是可能、而且也正在不断地发展、深化。书作者必须尽力而为，精益求精，而书中仍然会存在疏漏、肤浅、偏向、错误。史学著作尤甚，在此不细论。珠生先生有鉴于此，预先说明“本书毕竟只是一家之说”，可能还存在“错误和缺陷”。除了他自列种种，我认为康雍诸活动、天地会属性的论定，还需要加强。书中的不完善，也反映出康熙说还存在的一些罅漏，有待各位学者继续努力。
近读《赵执信全集》，在其《中大夫福建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先叔祖韫退赵公暨元配张淑人合葬行实》一文中，我惊喜地发现在清初抗清队伍中实有名万云龙的首领人物。顺治十六年1659年，在清分巡江西湖西道赵进美辖境内，“剧盗万云龙者破吉水、新喻二县，既获，复逸去。”越狱逃走后，“云龙辗转楚闽间，多死党，一日能知千里外事。”但他最终被赵进美“百计钩致，越二年，竟擒之”。其后他无疑是被杀害了。这一记载很引起我注意。我认为它说明了如下史实：在康熙十三年即天地会创立之年前十几年，确有一位名万云龙的反清首领；万云龙曾在福建活动；他有越狱脱祸经历；他的亲密同党极多；他“一日能知千里外事”，即有广泛、快速、有效的联络纲，有丰富的地下活动经验；他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被捕，其后遇害。由于最后一点，这个历史上的万云龙不是历史上的万五达宗，也不是西鲁故事中的万云龙大哥。他的出现不能改变本书所获得的结论。但是，这个历史上的万云龙被发掘出来，仍有其科学价值。他引发了他与万五达宗、万云龙大哥的微妙关系的问题，有关他的记载所说明的史实包含了天地会创立和西鲁故事的某些重要因素。我认为，如果说天地会创建者中有他的许多同党，并且利用了他的现成的联络网和地下活动经验，绝不是不合理的。不管怎样，这个万云龙的出现，增加了康熙说的份量。他大有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意义。我想，这是珠生先生和其它研究天地会的学者所乐闻的，也是他们乐意做的工作。
一本书的序言，应能发挥该书的精义。但我序《清代洪门史》，深愧无此能力。拉杂地略抒所感，难免佛头着粪之诮。本书的精彩是客观的，读者显然最能领略、识别。珠生先生让我作序，其意在纪念我们因此一课题牵合的友谊。贱名因此得附于骥尾，我也深感荣幸。是为序。
1995年1月15日草定。
（资料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