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以降，翰林院制度与科举制度的结合日益密切，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中国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并因此而造就了士大夫集团的最高人才层次——翰林群体。这个兼具官员和学者双重身份的群体，任官则直接参与和左右朝廷各项重大决策，为师则承载着传续道统的重任，对中国社会进程的影响不言而喻。
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特有的士大夫阶层的研究，历来备受史家关注，近年来也一直是学界的热门话题。然而，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士大夫，又各自有其特殊的历史面貌。中国传统社会历史既久，诸多学者即使学养再深厚，对于这个社会阶层的研究，也只能集中于某个或某几个阶段之上。而就目前情况看，对传统社会前半期士大夫研究的成果显然更为丰硕。至于所谓“明清时期”的士大夫，论者既然将明与清联系在一起，指的就是汉族的官僚知识分子，这在学界几乎成为一种想当然，“士大夫”与“汉族士大夫”在很多人心目中甚至也成为同义词。一般士大夫如此，位于科举制度最高层的翰林群体，也概莫能外。
邸永君博士的新著《清代满蒙翰林群体研究》，却为我们认识士大夫这个群体在清代的特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野。这是一个对于了解清朝政治制度和文化传承都无比重要的、却始终未能引起学界哪怕最起码重视的视野。作者敏锐地看到，清代翰林中包括了规模可观的满洲、蒙古和八旗汉军籍成员，据他统计，总人数达600人之多，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少数民族高级文官集团和上层知识分子群体。正是由于这个庞大的少数民族群体的存在，使清朝的翰林乃至整个士大夫集团出现了与历朝历代以汉族翰林为主的士大夫群体不同的性质与特征。这些特征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了有清一代的政治决策和制度建设，构成了清朝不同于以往汉族王朝的诸多差别。能够选择这样一个切入点，是本书在选题上的成功之处。
将这样一个由少数民族成员组成的翰林集团作为社会群体进行审视，是社会史经常采用的研究方法，也体现了社会史研究的特点。而本书的长处，则在于能将对社会群体的研究与制度史的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清朝的翰林制度本来就是作者攻读博士学位时的论文选题，以后又修补增订，撰就《清代翰林院制度》（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对此项制度从产生到消亡的方方面面，进行过系统深入的研究，也自有其独到的心得体会。而此新作是在对制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群体研究，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在本书的前三章中，作者为清代满蒙翰林群体作了历史定位，阐述了这一群体的形成过程。他提到，前人阐述明清科举制度时，只谈秀才、举人和进士三级结构，以考中进士为科举制度的终结，而忽视了翰林院中的庶吉士培养制度，他认为明清特别是清代，由进士馆选而庶常，庶常而留馆，加上清朝特有的翰林大考、考差，无不是科举制度的延伸和发展，于三级结构之上又多出一个层次即翰林，并因此而提出明清科举制度为四级人才结构的新见解。作者注意到清廷经过变通，特为满蒙等旗籍官员设置“外班翰林”制度，使之成为满蒙翰林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这些特定制度进行了详细考察的基础之上，作者为清朝满蒙翰林群体作出了比较准确的定位，即：“由一甲进士、满蒙庶吉士、外班翰林和特授馆职而产生的满蒙翰林官，共同组成了清代满蒙翰林群体。前两类成员无疑是群体的主流，而后两类成员的素质则相对较低，参差不齐。”（47页）对制度的整体把握，为这部以翰林群体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作者用了相当篇幅，讨论满蒙翰林在有清一代政治、文化和行政等方面的作用与贡献。同时也注意将满蒙翰林与同时代的汉族翰林进行比较，以认识满蒙翰林群体的特点。作者指出，有清一代真正为皇帝和满洲贵族集团倚重和信赖的，始终是满蒙士子而非汉官，在翰林群体中，满洲翰林的地位和作用远远胜过汉族翰林，这是“首崇满洲”的指导思想在统治决策中的具体体现，即使在历史进入近代之后仍然是如此。清代官职有满缺、汉缺之分，但这并不意味着满汉各分其半，双方是对等关系，事实上，满蒙官员不仅在地位上始终位居主流，而且在官缺数量上也不相等。凡属作用关键，或系肥缺，满蒙官员数量均远远超过汉官。就此而言，满蒙翰林群体在对朝廷决策的作用和影响上，便显得尤为重要。
本书的另一独到之处，在于注意到这个满蒙翰林群体与传统意义上的汉族士大夫群体在性质上的不同。他提到：“文学侍从兼家臣的双重角色，文武并重，亦文亦武的用人倾向，也为清代翰林尤其是满蒙翰林的作为规定了范式。但是，满洲贵族视士人如仆役的习惯做法和清代统治者与满蒙翰林之间的主仆关系，也为清入关后的满蒙翰林的作为规定了方向，为其境遇蒙上了阴影。”（35页）清朝统治者对汉族士大夫尤其是江南士大夫集团实行拉拢和打压并举的政策，而以打压为更甚；对本民族的官僚大臣则视之为奴仆，这是由满族社会当时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的。处在这种严酷环境下的士大夫，已经很难像以往历朝的士大夫那样，标榜以“道”自任和自重的所谓儒家立场，从满蒙民族内部成长起来的翰林，虽然用的是汉语，学的是儒家的思想文化，却很难体会属于更深文化和精神层次上的士大夫的风骨，以他们为导向的清代翰林群体，也就因此而少了些尊严和理念，多了些对皇权的依赖和顺从。不过，作者虽然注意及此，却未能就这个问题搜集更多史料并展开更加充分的讨论，是很可惜的。
作者也注意到满蒙旗人中“翰林世家”的存在，以及清亡之后满蒙翰林、尤其是翰林世家在社会文化方面的流韵余响，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因为由这些家族承载的独具特色的思想文化，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之中，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通观邸永君博士此书，当然也存在诸多尚待改进之处。总体来看，作者较擅长的是制度史研究，对于社会群体，从理论阐释和具体分析来看，操作尚不熟练。翰林不同于其它社会群体之处，在于他们都是最高层次的知识分子，留下了大量的年谱、笔记、碑传、诗文等官方和私人文献，也许因为工作性质和时间紧促之故，作者对此的挖掘还略显不够。但瑕不掩瑜，本书从选题和论述上，毕竟提出了在清朝政治统治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开拓出一个有待深入探索的广阔空间，这是本书的重要价值所在。
清朝是由少数民族——满族建立起来的，这个清史研究中最基本的史实，却往往为研究清史者所忽视。不注意清朝统治的少数民族特点，将满汉民族混为一谈，这类做法在对清朝政治制度与统治集团的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清史研究中多年存在着成果数量特多却在重大问题上难有突破的现象，此系症结之一。衷心希望本书的问世，能在这方面对学界的研究有所推动和启迪。
（资料来源：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