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前后，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冲击，近代中国社会思潮发生了新的变化。1859年，洪仁玕向洪秀全提出的具有发展资本主义倾向的《资政新篇》和1861年冯挂芬写成要求清朝政府实行变革的《校邠庐抗议》，就是这种思潮击发出来的涛声和浪花。他们虽然站在不同的立场，以不同的历史视角，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却产生了学习西方、改革弊政的共识。但是，由于他们来自对抗的阶级营垒，知识结构不同，文化背景有别，所以他们的政治思想既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又印有深深的阶级痕迹。
一、思想倾向有别，改革目标相悖
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反映出来的思想倾向是：强耶弱儒甚或强耶去儒。他认为：“夫所谓上宝者，以天父上帝、天兄基督、圣神爷之风三位一体为宝。”（洪仁玕：《资政新篇》，《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以下凡洪仁玕语均出自本书，不另注。）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是基督教的立体信仰，而太平天国信奉的是拜上帝教，其基本教义大抵来源于西方基督教，但它并非西方宗教的简单翻版。不论是它的宗教神话、宗教伦理，还是宗教仪式，都涂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色彩。当洪仁玕至天京并总理太平天国朝政时，他精心地进行宗教改革，使太平天国“拜上帝”的宗教意识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把“拜上帝”的神学体系与西方宗教教义更接近了一步。他在把“三位一体”奉为上宝的同时，坚持了政治上独立自主的原则，在《资政新篇》中明确主张外国传教士可来华传教，“但准其为国献策，不得毁谤国法”；表现出中国革命者的独立和尊严。
在近代中国最早把“中学”与“西学”作比较，并初步认识到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的是冯桂芬，他承认中国“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船坚炮利不如夷”。并提出了“采西学、制洋器”的主张，并成为洋务派“中体西用”论的蓝本和维新思想的前驱。他提出的名言是：“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哉？”（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采西学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他虽然主张“采西学”、“制洋器”，发展军事工业及其他事业，但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则提倡尊重儒术，认为中国的纲常名教体制比西方的政治体制优越。因此，冯桂芬的思想倾向是：尊崇儒术为原本，笃信“以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但毕竟拓宽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视野。
尽管他们都主张变革，但由于思想倾向不同，因而对封建制度就持不同的态度。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是作为封建主义的对立物提出的。他猛烈地抨击了清王朝，在政治上卖官鬻爵黑暗腐败至于极点；在经济上敲骨吸髓，实行超经济剥削。在清朝统治下的中国，黑暗腐朽、经济凋敝、百姓涂炭。因此，他主张除旧布新，改弦更张，“视乎时势之变通为律。”可见，反封建的革命批判精神，是洪仁玕政治思想的一个鲜明特点。
同时，他也反对封建神权、反对封建迷信。历代封建统治者大都把阴阳五行说改铸为占卜算命术，在历书里注上吉凶宜忌等迷信说教，向人们灌输封建迷信思想。针对这些迷信糟粕，他依据自己对自然科学知识的了解，毅然地将旧历书中的“邪说异端”，“荒谬妄诞之谈”尽力扫除，进而论证了由于封建制度内在矛盾所引起的反封建革命斗争，是“革故鼎新”的“事势常变”，是中国农民革命的历史任务。
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也对封建专制的阴暗面进行了抨击，揭露了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如冗员太多、吏治败破、卖官鬻爵、则例狠琐、案牍繁多、无官不贪、民情不上达、关政窳陋、贫富不均、武备松驰、驰夷失道、科举黑暗等。他甚至把谴责的矛头引向高高在上的皇帝：“观于今日奉君上则民力竭，善兵勇则民力又竭。”并生动地指出：“簾远堂高，笺疏有礼，九重万里，呼吁谁闻？”冯桂芬对封建政治采取批判的态度，反映着封建政治的整体中呈现的裂痕。对封建政治所持的批判态度。不等于民主思想，甚至和民主思想有天壤之别，但在封建专制下大胆地揭露黑暗的现实主义精神，却是新思想的出发点，也是民主思想的必要前提。梁启超说：“《校邠庐抗议》一书。虽于开新条理未尽周备，而于除旧弊之法，言之甚详，亦我国政论之稍佳者也。”（梁启超：《戊戌政变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34页。）这一评论还是比较客观公允的。
从批判封建政治这个层面所展示的内容来看，尽管他们都勇于批判现实政治，但他们批判的深度不同、出发点和目的亦有区别。显然，洪仁玕批判的力度比冯桂芬更为强劲。洪仁玕认为：“夫事有常变，理有穷通，故事有今不可行而可豫定者，为后之福；有今可行而不可永定者，为后之祸。其理在于审时度势与本末强弱耳。然本末之强弱适均。视乎时势之变通为律。”可见，他提出的“事势常变”、“革故鼎新”是他的出发点，推翻清王朝政府则是他的目的。
而冯桂芬尽管曾经是林则徐的弟子，也同魏源、郭嵩焘等人有过密切地交往，并且崇尚今文经学，善谈微言大义，在当时可谓是激进的开明之士，但出于统治阶级营垒并置身于封建文化、道德规范、伦理原则的氛围之中，故他不能也不可能逾越“伦常名教”所承诺的藩篱而提出像洪仁玕的“革故鼎新”、“推陈出新”的主张，因而他的出发点是：“以纲常名教为本原。”其目的是改革弊政，维持其封建统治的政体。显而易见，他们的政治思想倾向有别，自然他们改革的目标也就大异其趣了。
二、民主含量不等，政治方针歧路
洪仁玕、冯桂芬在猛烈地抨击封建专制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案。为了集中群众的智慧，扩大民主的范围，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出了设新闻馆的构想，“以收民心会议，及各省郡县货价低昂，事势常变，上览之得以资治术。”运用新闻和舆论治理社会，把发行报纸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认为报纸的主要任务是反映“民心会议”，因此要求报纸“只须实写，勿着一字浮文。倘有沉没书札银信及伪造新闻者，轻则罚，重则罪。”同时，还主张设“暗柜”和“新闻官”。设“暗柜”（即检举意见箱）可使群众、下层的意见直达中央，使“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他还建议选择“精品诚实不阿”的人担任“各省新闻官”。这种新闻官，不受众官节制，任务是收集各省和各方面的情况，省察各级官吏的忠奸善恶。这种设想倒有点类似现代监察、检察机构的制度，可使“奸者股慓存诚，忠者清心可表，于是一念之善，一念之恶，难逃人心公议矣。人岂有不善，世岂有不平哉？”
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强调发扬民主的措施是“复陈诗”，他认为：“诗者，民风升降之龟鉴，政治张驰之本原也。”通过诗歌的讽诵，统治者可以增加对下情的了解。他还倡导并鼓励民间用《竹枝词》一类通俗的诗歌表达自己对政治等方面的意见，反映自己的苦难和心声。对于民间的陈诗，朝廷有赏无罚，言者无罪，所陈诗歌，由祭酒、学政等向上面报告促使下情上达。显然，冯桂芬的民主之声比洪仁玕推倒清政府的大声疾呼微弱得多了！
在地方政权建设上，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出：“兴乡官，公议者司其任，以理一乡民情曲直吉凶等事，乡兵听其辅调。”洪仁玕画出的是一幅民主产生地方政权，由群众推举乡官，乡官领导乡兵，维护社会治安的政治蓝图。而冯桂芬在《复乡职议》中，提出“治天下者，宜台治亦宜分治，不合治则不能齐亿万以统于一，而天下争；不分治则不能推一以及乎亿万，而天下乱。”同时，他继承了顾炎武削弱君权、分权于下的思想，认为“天子不能独治天下，任之大吏；大吏不能独治一省，任之郡守；郡守不能独治一郡，任之县令；县令不能独治一县，任之令以下各官。”主张在各县“驻城各图满百家公举一副董，满千家公举一正董，里中人各以片楮书姓名保举一人，交公所汇核，择其得举最多者用之，皆以诸生以下为限，不为官，不立署，不设仪仗，以本地土神祠为公所。”负责处理民间争诉。这些正副董，皆三年一易，有功者评入荐举，有过者随时黜之，与凡民相同。冯桂芬设想的乡官，是由选举产生，又有任期限制，优劣由民监督，赋予一定的民主内容。
在民主用人方面，洪仁玕认为：“用人不当，适足以坏法；设法不当，适足以害人。”因而他十分重视“用人”，强调官吏必须忠于自己的使命，即“护国卫民，除奸保良者也。”认定富于新思想的人，才能认识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同时，主张中央政权要集中执掌权力，反对“结盟联党”，“禁朋党之弊”。认为结党营私的危害很大，“外为假公济私之举，内藏弱本强末之弊。”因此，必须予以铲除。冯桂芬在他的《公黜陟议》中，也很重视评论官员优劣，认为评论最好的办法就是听取“乡人”即百姓的意见，因为“官则未有乡人皆好，而非好官者，即未有乡人皆恶而非劣员者。”中国以前官员的升降，全凭文字和“私见”，那是“断不足以得人”的。同时，他强调“随事分举”、“因才而类”。“他如诗文传播，脍炙人口者，宜词苑；风栽峻整，胆识兼优者，宜谏垣：文笔敏捷，记识无遗者，宜枢廷；通达治化，机警绝人者，宜外任。”还颇有点量材录用的气度。
从民主含量和政治方针这个层面所拓展的内容来看，尽管他们都提出了类似的具体方案，但仍有明显的不同之处。第一，他们改革主张的民主含量不同，洪仁玕主张的设新闻馆、新闻官以及兴乡官等更接近于西方的民主制度，洋溢着较浓厚的民主气息。而冯桂芬没有明确提出取法西方的民主制度，他所主张的公黜陟、复乡职、复陈诗等只是试图解决“君民隔阂”问题的一些措施。很明显，洪仁玕改革方案的民主含量比冯桂芬的方案要高。第二，他们的政治方针走向歧路，洪仁玕主张“权归于一”，是为拯救太平天国分裂的危局。当时，太平天国已陷于分裂的局面，作为总理朝政兼管外交的洪仁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加强中央集权统一。而冯桂芬在分析了封建政治“分”与“合”的优劣后，追求的是如何找到“分”与“合”的最佳结合部位。可见他们的政治方针已指向了不同的道路。
三、同倡共识西学，学习重心却异
向西方学习是近代中国一个新课题。洪仁玕、冯桂芬都主张向西方学习，而且比林则徐、魏源的理解有所提高，态度也比较果决。但洪仁玕、冯桂芬在他们的著作中反映出向西方学习的内容和重心仍有明显的差异。
在价值观念上，中国封建社会“以骄奢之习为宝”，洪仁玕则“以有用之物为宝”，他认为“火船、火车、钟镖、电火表、寒暑表、风雨表、日晷表、千里镜、量天尺、连环枪、天球、地球等物，皆有夺造化之巧，足以广闻见之精。”主张太平天国不仅应该大力提倡科学技术，“以风风之，自上化之也。”同时注意鼓励中国人自己进行发明创造的意识，并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来兴办和管理企业。在《资政新篇》中还提出，要造火车、修公路、“兴车马之利”；造轮船，疏浚河道，“兴舟楫之利”；创办银行、保险、邮政、新闻等新型近代事业。
冯桂芬在《采西学仪》中，揭露了当时政府闭关自守、狂妄自大。充耳不闻西学的封闭状况：“其述耶稣教者，率猥鄙无足道。此外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阨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他建议广泛学习应用西方科学技术。在《制洋器议》中认为中国不仅在军事技术上落后于西方，而且在“人无弃才”、“地无遗利”、“君民不隔”、“名实必符”四个方面都远逊西方。而学习和掌握西方的军事技术，是他倡导“自强之道”的重要课题。他主张“重其事，遵其选”，以制造技艺为取士标准，强调船炮等军备要做到“能造、能修、能用”。认为只有能造能修能用，才是“我之利器”，为我所用；反之，一味依赖外人，虽有利器，也只能受人控制，为人利用，贻害无穷。
在分析洪仁玕、冯桂芬学西学这一层面时，可以观察到他们向西方学习的重心也有差异：洪仁玕侧重于建立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而冯桂芬则倾向于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军事技术。这与他们分属不同阶级阵营和当时的历史使命不同有密切的关系。洪仁玕认为中国封建主义已经腐朽了，“纲常大典”必须“更新”，又因当时太平天国面临着日趋分裂的危局，故企图用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以挽救革命事业的危亡。而冯桂芬则在沉缅于封建的纲常名教的同时，目睹了中国深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凌辱的事实，误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船炮不如西方所致，因而主张发展军事工业和军事技术，以抵御外侮，拯救危亡。
从以上三个不同层面比较了洪仁玕《资政新篇》和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中的政治思想后，我们看到当中华民族面临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时候，各阶级的先进人物都前仆后继地向西方寻找救国的真理。洪仁玕掌握着太平天国后期的朝政，而冯桂芬则是为镇压太平天国而出谋划策的人物，他们处于敌对的营垒之中，但对封建专制的认识和改革的构想以及在提倡学习西方上却呈现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不过只要从他们的成长历程和所受的文化熏陶来着，这一历史现象就会得到合理的解释。洪仁玕虽出身农民家庭，但在到达天京之前，却并不是一个闭塞的旧式农民，而是一个乡间教师兼传教士，曾几度辗转于香港、上海等地，耳闻目睹了光怪陆离的资本主义世界；西方的经济机制、政治模式、价值观念拓宽了他的视野，获得了许多资料并吸取其民主的精华，撰成《资政新篇》。而冯桂芬生于苏州，毗邻上海，常常往返于上海、苏州之间，对西方的文明有一定的“理性”认识，他关注时局，留心西学，并研读过《海国图志》，世界知识比较丰富，对清朝的腐败情形也看得真切，因而具有提出变革和学习西方的思想基础。对于学习西方的目的和态度，他们都表现了一个爱国者应有的立场。
由此可见，洪仁玕与冯桂芬虽属不同阶级阵营，但他们生在同一个时代，面临着同样的历史课题；他们都是爱国者，有着同样的民族危机感；他们都具有一定的民主思想，都对封建专制进行揭露和抨击；他们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欧风美雨的冲荡与洗礼，都具有比较丰富的世界知识，并对中西政治进行过比较研究，故得出了颇为相近的结论，提出改造中国，以迎接西方国家挑战的设想。所不同的是，洪仁玕的西方知识更丰富，与封建文化联系更少一些，因此他提出的改革方案，资本主义色彩更浓些；相反，冯桂芬提出的改革方案虽然被资产阶级维新派奉为先导，但其封建色彩毕竟更浓些。
（资料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