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义和团的历史，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中国社会及其解放运动的发展规律。论述义和团的书籍为数甚多。关于这一题材的早期著作，当推著名的俄国汉学家、该事件的目击者A．B．鲁达科夫所著的《义和团及其在远东近代事件中的意义》一书（1901年版）。从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在中国、美国和英国又先后出版了一些专门著作。然而，义和团这一题材远未失去其研究价值，而且人们对已出版的著作中的各种观点，也不会完全赞同。

资产阶级学者们力图为列强对中国所采取的政策辩解，并贬低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意义。中国出版的书籍则相反，而是竭力为义和团运动的自发性、落后性和民族主义倾向辩护，回避这一运动的弱点，并赋与它以反封建的彻底革命的特征。

Н．М．卡柳日娜娅的《义和团起义（1898—1901）》一书，是历史研究人员和大学教师期待已久的专著，它是作者二十年研究的结晶。

卡柳日娜娅对义和团运动的起迄年代提出了新的见解。以前，作者们把这一运动局限在1899—1900年或1899—1901年之间。大部分作者认为起义发生在1900年，实际上，这一年只是义和团运动的最高潮。卡柳日娜娅证实，义和团于1898年就在山东同直隶接壤的地区开始起义了，并由此扩展到其他省份。运动大约在1901年5月结束。当时，在直隶的一些地区和其他一些省份，义和团仍在活动，清政府军队也仍在直隶和山西边界坚守阵地，直到其将领在同年五月被革职为止。

对秘密社团义和团的起源问题，本书作者的看法同中国学者们历来的见解有着根本分歧。清代历史学家们认为这个社团起源于十九世纪。与此相反，苏联学者卡柳日娜娅根据大量事实认为，应把义和团这一会社看作为“一个新建立的联合组织，其组成非常繁杂（秘密会社、自发的乡团、绿林好汉），彼此间的联系也很松弛，缺乏统一的领导。排外的斗争纲领和亲日口号是这一组织联合的基础。”

在本书的结尾部分作者指出：“起义的参加者代表着中国各阶层人民——农民、手工业者、运输工人、退役士兵、僧侣、绅士及无业游民。在同列强作战时，部分政府部队和上层人士也同义和团联合起来。”

对义和团的研究者们来说，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排外）同反封建（反清）因素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一直是症结所在。西方作者由于片面利用史料，这就导致他们在大多数场合下坚持义和团运动是个排外运动。而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则致力于发掘义和团运动的抗清倾向。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一些学者企图兼收并蓄这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他们认为，出路在于承认义和团运动存在着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反封建，第二阶段——反帝）（这是范文澜的观点）；或者承认两种互相矛盾的倾向始终并存于义和团运动中。

卡柳日娜娅的重要贡献在于：她彻底解决了上述复杂问题。她明确地指出，根据有关记载义和团活动的材料，即使在起义开始阶段也找不到有过真正的反封建口号。实际上，虽曾有过这样一个确凿的材料：1899年山东省义和团队伍的一个领导人取名复明——“明朝的真正后人”，宣称自己是被推翻的明朝的代表，是满清皇朝的反对者。除此以外，在义和团的队伍中也有过其他一些更为模糊的反清情绪。但是，卡柳日娜娅坚决反对夸大所有这些互不相谋的材料的意义。

卡柳日娜娅指出，义和团运动一开始就是一个反帝运动，并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逐步发展起来的。一些代表官吏和士绅的思想家们不遗余力地宣扬封建民族意识，使起义者同统治阶级渐趋一致。

专著极为详尽地研究了统治集团对待义和团的政策。卡柳日娜娅驳斥了某些作者草率作出的如下结论——把清政府同义和闭之间的联合过程，简单化地归结为某些偶然因素所起的作用，例如归结为某些人（如毓贤）的活动、伪造的关于慈禧太后反对外国人的信件等等这类因素所起的作用。

与此相反，本书以无数确凿的事实证实，统治集团中一些有势力的人（从1898年的山东督抚张汝梅起）倾向于利用义和团来反对外国侵略者。另外一派人（以袁世凯为首的一些督抚）则认为采取同外国人妥协的政策更为现实。卡柳日娜娅认为，慈禧所推行的政策反映了这两种倾向的综合，它不存在对待义和团的两个对立阶段，而始终是摇摆不定的。

卡柳日娜娅在著作中对义和团运动作了如下结论：“义和团运动客观上是以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为目的的。尽管它有种种缺点和消极面，但不失为中国人民群众的正义斗争。起义者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崇敬的……但是在这一时期，中国还没有形成解放运动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义和团在意识上和组织上的弱点，以及中国上层统治者的二面手法决定了义和团运动必然以失败告终。而技术上落后的封建的中国也无力对抗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所发生的这一事件，给中国人民以深刻的教训。中国人民开始明白，只要腐朽的满清皇朝专制制度一息尚存，要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从属地位解放出来是不可能的”。

　　（资料来源：《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1年第2期，原载苏联《远东问题》1980年第3期，周士琳摘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