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影秋校长已经离开我们二十年了，但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工作的同志时刻怀念他崇高的品德、卓越的才能、渊博的学识以及实事求是、关心群众的工作作风。尤其在国家启动了清史工程，组织了机构，集中了人才，编纂工作正在紧张进行，每当遇到各种行政上、组织上、学术上的巨大困难的时候，我便会想到影秋校长。他的身影便会显现在我的脑海中，当年他对我耳提面命的教诲也不时重现，这鼓舞着我的信心，使我振作起精神，增加了我的力量。对影秋校长的人品、才能、学问的崇敬和思念，成为推动和鞭策我努力工作的动力。

编纂清史的工程是老一代共产党人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的愿望，早在20世纪50年代即已提出，1965年秋被筹划付诸实施。党中央命周扬同志在中宣部部长会议上专门研究实施方案，决定成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任命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清史专家郭影秋为编纂委员会主任，关山复、刘导生、尹达、刘大年、佟冬、戴逸为编纂委员会委员，并在中国人民大学设清史研究所，开展筹备工作。当时全国正在进行“四清”运动，影秋校长已率领教工学员到京郊苏家坨前沙涧西山农场领导搞运动，副校长孙泱同志参加了中宣部的会议，并亲到我的家中转达中央的决定，和我商议筹备工作。不料时隔不久，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掀起了“文化大革命”序幕，一场风暴席卷全国，干部被打倒，各级机构瘫痪，国家建设工作陷于停顿，计划中的清史编纂工程也就不幸夭折。影秋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受了巨大的打击和灾难，长期被关押批斗，身心备受摧残，以致病魔缠身，辗转病榻，长期未能康复，终于1985年逝世。 

影秋同志虽被任命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但由于突然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机构没有成立，工作没有开始，所以毕其一生，他未能践履其职务。但他始终关怀清史编纂工作，竭力为修史工作做重要准备。他预见到国家发展不会从此停顿，正常工作迟早会恢复。所以中国人民大学虽然在1969年被解散，人员下乡劳动，但在影秋同志的建议下，学校教工均成建制地分到各个单位，避免了专业人员分散流失，这样就集中保存和保护了大批教师，特别是历史教员。也是在影秋校长的建议下，凡是中国历史教研室和世界历史教研室的教员都集中在一起，不可分散，他还从哲学系、法律系、档案系、语文系调进了一批教师，1973年我们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建立了清史研究小组，附设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开始研究清史，他还亲自担任清史研究小组组长。这一不寻常的举措表明影秋同志牢记党的嘱托，他认为一旦“文化大革命”过去，天朗气清，修纂清史的工作必将恢复，工作可以顺利进行，这可以看到影秋同志的深谋远虑和良苦用心。2003年当党中央再次决定启动清史工程以后，一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才队伍已经形成，立即可以投入工作。如果没有影秋同志当年的远见卓识和不凡举措，如果人才长期分散不能从事研究，这次清史工程的启动必定会举步维艰。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清史研究所正式成立，作为校领导的影秋同志，又抱病参加清史研究所成立的会议。此后，所里的工作一直受到他的重视与指导。他常常听取所里的工作汇报，并就研究方针、研究方向和研究规划，做出切合实际的指示，一些重点科研项目，如《简明清史》、《清史编年》，就是在他的倡议和帮助下编写的。他还就《清史编年》的体例和内容，多次与我们谈话，又亲自为该书写了序言。 

从影秋同志建议设立清史研究小组到决定成立清史研究所，直至他病逝前的年月，尽管缠绵病榻，他一直在关心着清史研究所的工作与清史研究事业，曾多次约我面谈，谈话内容大多是有关清史研究的问题。通过多次交谈，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作为历史学家的影秋同志，深深感到他读书甚多，博闻强记，知识丰富，有深刻的洞察力，分析事件、评价人物时，独具卓识。他最熟悉明末清初的历史，和我谈过李自成、张献忠、崇祯帝、史可法、张煌言、郑成功、李定国、孙可望、多尔衮、范文程等人，谈到明朝何以失败，清朝何以兴起，谈到农民军的重大失误和归宿等等。他熟知历史上各个人物的经历、性格、才能、优缺点，做出许多很有见地的分析，娓娓而谈，如数家珍。他掌握的史料极为丰富，不少稀见的稿本、抄本，是我闻所未闻的。他给我介绍书籍的作者、卷数、版本、收藏单位、内容梗概以及自己的评论，使我深受教益，终身难忘。 

影秋同志之所以能对历史典籍如数家珍，对许多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有独到的分析和见解，就在于他无论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岁月繁忙的党政领导工作中，都始终不废读书治学，写诗填词，撰写著述。《李定国纪年》就是影秋同志研究明清史的代表作，该书凡二十余万言，以丰富翔实的史实，记述了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定国一生的光辉业绩，是书正文自庚午年明崇祯三年（1630年）（李定国10岁）起，至壬寅年清康熙元年（1662年）李定国（42岁）逝世止，按年月汇集了李定国一生的资料。同时，又简要地记述了明末清初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有关资料。凡引用资料，均注明出处，并对有些资料加“案”提出自己的看法。另外卷首刊有关于李定国事迹的地图、照片及文物拓片；书后又附录了关于李定国的多篇传记及评述。该书虽名《李定国纪年》，其内容实际上则是大西军的编年体战史，是国内外第一部全面、系统的关于大西军及其领导人物的史料性专著，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书的显著特色是：其一，坚持唯物史观评价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该书卷前冠有作者写的长篇序言，其中论述了他为什么要整理大西军和李定国的史料，怎样评价李定国这个人物，如何整理史料，在对这些问题的论述中处处闪烁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在论及史料整理时，作者也一再强调要从史料的表象中，弄清历史事变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以揭示历史事件的规律。其二，搜罗宏富，考订精审。全书广征博采，搜罗各种文献典籍多达一百余种，诸凡正史、野获、稗史、文集、笔记、奏议、方志、揭帖、碑铭，一一涉猎，从中辑录的史料多至数千条，再经削繁就简，细致考订，去伪存真，审慎取舍。从中可以窥见作者深厚的学术造诣和扎实的考据学功底。其三，史论结合，勇于创新。该书虽然是一部史料性专著，但绝非仅仅停留在对史料的编排整理方面，对诸如怎样恰如其分、实事求是地评价大西军、大顺军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克服厚此薄彼的偏颇之见；对李定国这个杰出的历史人物的个人特点和历史作用，首次做出比较全面的评价；对明末农民军联明抗清的战略转变，以及李定国和郑成功的联合抗清等问题均做出深刻的揭示和论述，较之前人的研究多有创新，其中不少看法和见解为明清史学界接受与采纳。本书于1960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首次出版，至1961年11月前后印刷四次，反映了其甚受史学界欢迎。因其出版已久，目前，不少想阅读利用这部著作的读者都苦难觅求，因建议再版重印。 

历史学研究像其他学科一样，伴随新史料的发现和研究视野的拓展，以及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的更新，总是不断地发展与前进，而清史研究的发展与繁荣又尤其突出。《李定国纪年》是一部杰出的著作，但毕竟是四十多年前的著作，加之，作者撰写此书时，又正处在频繁发生政治运动的环境中，这些带有极左倾向的政治运动，也势必在意识形态与学术研究中有所反映。影秋同志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学术研究中有着冷静的头脑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但受时代条件的限制和客观环境的影响，这部著作也难免留有时代的烙印。对此，既毋庸讳言，也不应苛求。鉴于作者早已过世，书中的观点与史料上的某些不足，已难以修订纠正，再版时只能保持其原貌，读者在阅读中当会有自己的分析与评判。另需说明的是，影秋同志曾公开发表有《谈郑成功和李定国的关系》及《论李定国坚持西南抗清斗争的历史作用》，这两篇论文与此书主旨吻合，且相辅相成，故一并附录于后。 

还需指出的是，影秋同志对明清史的贡献，不仅仅表现在他个人在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成就方面，还突出表现在其推动和组织清史研究，贯彻中央编纂清史的决定，积极组建清史研究机构，指导和确立清史研究项目，以及关心和爱护清史研究工作者，组织清史研究队伍，积蓄学术力量等方面。所以，我不久前在一次关于清史编纂体裁体例的学术会议上说过，影秋同志始终坚持搞清史，他对清史编纂功不可没。我们今天理应从影秋同志对清史研究的贡献中汲取力量，努力把清史的纂修工作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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