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1984年9月，国内史学界在威海市召开的甲午战争九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已过去了近八个年头，转眼又快到百周年纪念了。此时得读戚其章同志的新著《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出版），总的印象是：全书立论正确而有新意，叙述详尽而有重点，资料丰富而翔实，爱国主义精神显明而强烈，文笔也流畅生动，感到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史书。
在立论方面，作者力求避免片面性、简单化和人云亦云。如书中第一章21—22页，突出叙述聂士成“撤队内渡，免启衅端”，作战略退却的正确主张，并认为：“叶志超和李鸿章皆未能采纳此议而付诸实行，真是聚九州之铁难以铸成的大错！”这是关系到战争全局的重要序幕，确属精辟之见。如对北洋海军作战方针所作的具体分析，开始李鸿章提出“保船制敌”，则批评它是“消极防御”；后来丁汝昌提出“水陆相依”，则肯定它是“唯一可行之法”。如对战争的论述，力求如实地反映战争过程和本质。日军虽是胜利者，但并不是所向无敌，也有其失误和虚弱之处。书中127—129页，便详细揭示了日军进攻平壤的冒险性；264—267页，又揭示了日军前敌统帅山县有朋的军事冒险主义。清军虽是失败者，但并不是遇敌即溃。清军打过摩天岭防御战等胜仗，也打过黄海海战等胜负未分的仗，即使在平壤败战中，也打过船桥里战斗的漂亮仗，书中都作了详尽的描述。如书中第5页对朝鲜东学党的性质，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叙述方面，全书各章节，既详尽无遗，但又不是平铺直叙，而能抓住重点，加以突出，令人产生一种“立体感”。如第一章，一方面突出了日军的蓄谋侵略；另方面突出了清政府的和战两歧，犹豫不定，“既不加强战备，从军事上争取主动，又不能及时撤军，从政治上争取主动，而是迁延不决，愈来愈陷于被动”。全章的结论是：“由于清朝当局幻想日本会‘有悔祸之心’，而且相信列强‘逼着日本讲理，谅以不敢不从’的胡话，因此，无论在思想上和军事上始终缺乏必要的准备。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命运。”如第三章对平壤陆战和黄海海战论述得有声有色。陆战一节突出了清政府的用人不当和叶志超的失败逃跑罪行，导致平壤的大败。海战一节突出了北洋舰队的英勇苦战力挽危局的生动场面，并如实地纪录了海军将领的六条检讨，作为历史的经验教训。如第五章突出威海陆路防务空虚问题。由于清政府当局重京畿、轻山东的战略思想作怪，始终未能抽调足够的兵力和得力的指挥，加强威海陆路防务，因而使日本的“山东作战军”，很轻易地从荣成湾登陆，占领了重镇荣成县，作为从陆路进攻威海的据点，向威海后路南北帮炮台步步进逼，配合从海上进逼的日本舰队，对威海港紧紧包围，北洋舰队势成“瓮中之鳖”，终遭到全军覆没，战局益发不可收拾。第六章在叙述台湾广大人民反割台英勇斗争的同时，着重指出抗日阵营内部的不团结，成为这一斗争未能持久的主要内因。身为台湾民主国总统的唐景崧，胸怀狭窄，放着抗法名将刘永福、林朝栋等不加重用，反而任用阿谀奸诈之辈，以致台北很快失守。台湾知府黎景嵩，领导台中抗日联军，声势颇壮，但不顾大局，夜郎自大，不愿主动与台南刘永福联合，结果被日军各个击破，台中各县先后沦陷。刘永福坚守台南，孤立无援，饷械两缺，被迫只身内渡，台南府城也最后被日军攻占。台湾民主国前后只存在了149天。结束语也写得简洁明确，对中日两国的战争结局和影响，作了高度的概括。
在资料运用方面，作者力求在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加以精细考辨，使全书内容可靠而确凿。如作为序幕战的丰岛海战，中日双方军舰是谁先开第一炮问题，日方为了推卸挑起战争的罪责，一直说是七月二十五日七时五十二分，中国济远舰首先发炮。本书54页，根据新发现的《济远航海日志》所载：“（7时）45分，倭三舰同放真弹子，轰击我船，我船即刻还炮。”这就确证了是日舰首先开的炮。如旅顺口大屠杀惨案，震惊世界，但日本当局矢口抵赖，不肯认帐。本书根据中外目击者的记述和西方记者的报导，并运用了日谍的日记和日本内部的讲话，揭露出惨案的真相，戳穿了侵略者的谎言。如过去对战争中某些将领，往往褒贬失当，甚至对卓有战功的刘步蟾、卫汝贵等也加以否定。本书根据史实，一一予以纠正，特别对卫汝贵的斩决，为之伸冤，认为：“对于这样一位高级将领，清廷竟然功罪不辨，草率成案，处以极刑，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又如在本书202页上，对日军花园口登陆后派出的六名侦探经过和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有较详细的记载，可见作者占有材料的详尽程度。
爱国主义精神更是贯串全书。从第二章57页表扬济远舰在拼死搏战中有突出表现的大副都司沈寿昌、枪炮二副柯建章、天津水师学堂见习学生黄承勋和水手王国成等四位初战英雄开始，直到第六章577页最后表扬反割台斗争义军英雄徐骧为止，所有在历次战争中英勇抵抗和壮烈牺牲的大小人物，都记有或详或简的传略。其中包括威名远扬的致远管带邓世昌，高升号宁死不降的集体英雄，北洋舰队覆没中先后自杀的丁汝昌、刘步蟾、杨用霖、戴宗骞、张文宣等海陆将领，估计至少在百例以上。如果将它集中起来，应该是一本很精彩的《甲午战争英烈传》，也应该是一本很精彩的爱国主义教材！
总之，《甲午战争史》是值得一读的好书，是作者大半辈子从事专业研究的结晶！是献给甲午战争“百年祭”的最好礼物！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书也无完书。综观全书，感到有两大美中不足之处。
第一，从当时世界全局和中日两国全的宏观方面，作进一步的研究，显得很不够。章开沅同志八年前在其《甲午战争历史的再认识》一文中曾指出：“……已经发表的论著的视野大多集注于战争本身，侧重于战役过程与有关人物的论述辨析。至于从宏观方面，从世界全局，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来研究甲午战争，进一步探讨其深远影响及历史意义，则还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现在看来，本书还同样存在这一缺陷，在结束语中虽已有所论述，但并未深入展开。实际上，甲午战争的发生及结局，有其深远的国际背景和中日两国的社会背景，如果就战争而论战争，往往是提不高和看不远的。从国际背景来说，当时世界资本主义正由自由资本转向垄断资本，由商品输出转向资本输出，英、法、美、德、俄等西方列强，对中国这块远东肥肉，都在虎视眈眈，馋涎欲滴；因此，在甲午战争中，中国是列强心目中的“猎获物”，根本谈不上调停和支持，清政府当局在这方面便吃足苦头。从中日两国的社会背景来说，中国搞了35年的洋务运动，资本主义近代化始终未化好，近代化基础固然很薄弱，封建上层建筑则基本原封未动，社会仍滞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形态；日本的明治维新，则基本上已奠定了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基础，初步形成了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两相比较，甲午战争的胜负，未战前似已有所决定，因为一个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沉沦的国家，是敌不过新兴资本主义社会国家的。诸如此类的问题，值得本书作者作深入展开研究。
第二，对清政府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未能作进一步的揭露，特别对慈禧的揭露不够。慈禧仍然是当时清政府的最高领导，对这次战争的失败负有主要责任。战前大量挪用海军经费修筑颐和园的是她，以致北洋海军从18884年成军以后，再无力补充和添置新式装备。甲午战争前夕，海军提督丁汝昌，提出在主要战舰上添置速射炮，需银仅60万两，也因无款可拨而作罢。这就影响了中国海军的实力，埋下了甲午战败的祸根。正当前方战事吃紧，日军侵占远东半岛，旅大战略要港岌岌可危之际，竟不听劝阻，一意孤行行花费白银500万两巨款，在后方大规模庆祝六十大寿的也是她。影响士气，丧失民心，莫此为甚。战败后一意主和，派遣李鸿章赴日，不惜赔巨款，割重地，签订城下之盟的还是她。对慈禧这样一位导致甲午战争失败的罪魁祸首，本书是应该着重加以揭露和抨击的。
近闻作者正在撰写《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一书，拟从世界全局着眼，将内政、外交与国际关系相交织，熔三者于一炉。果真如此，则可弥补上述之不足。
至于说到开展甲午战争“百年祭”活动的意义，我认为至少有下列五个方面。
甲午战争，以一个堂堂的“天朝上国”，竟败于“蕞尔岛国”的日本之手，而且败得那样惨，城下之盟的条件又那样苛刻，不能不是近代中国109年中的奇耻大辱！“毋忘国耻”这一响亮而沉痛的口号，过去曾经激励了多少中国革命前辈，去赴汤蹈火，振兴中华；今天，我们也不应该“好了疮疤忘了痛”，仍应痛定思痛，趁此百周年之机，展开必要的纪念活动，广为宣传，以便向全国同胞“警钟长鸣”，激励大家上下一心，团结奋发，为实现党和国家的四化战略目标而努力奋斗，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而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根本上消除这一历史上的奇耻大辱。当前，国际反动势力，正在利用东欧变天苏联消亡的时机，向我国施加压力，妄图使我国也实现“和平演变”，因此，展开这一纪念活动，更富有现实意义。此其一。
甲午战争，既是近代中国的奇耻大辱，但在某种意义上，又是近代中国的振兴起点。章开沅同志在上引文章中说得好：“广义地说，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也可以说是民族新觉醒的真正发端。”如所周知，中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近代化迈进，主要是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外力冲击。可是咱们这头东方睡狮，肩上背的封建包袱实在太沉重，因而近代化的步子，走得十分蹒跚。第一次鸦片战争，封建中国的大门是被轰开了，但整个封建统治集团，仍然文恬武嬉，无所事事，虚度了二十载光阴。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和太平天国起义，在内外夹攻下，才逼出一个洋务运动，开始了生产技术的近代化，封建上层建筑还是原封未动，这样的半拉子近代化，当然经不住甲午战争的考验。物极必反，正因为甲午战争败得那样惨，迫使中国人民面临被列强瓜分、势将陷入亡国灭种的绝境，才引起空前的朝野震动，总算把这头东方睡狮最后惊醒了。首先促使资产阶级改良派登上了政治舞台，提出“救亡图存”和“维新变法”的响亮口号，掀起了遍及全国的维新运动，作为维新运动序幕的“公车上书”，便是直接为了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接着又把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引上了政治舞台，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在檀香山建立，并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性口号。与此同时，北方平原的广大农民群众也揭竿而起，以反教会的形式，从提出“灭洋”到“扶清灭洋”口号，发展为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这三股革命力量，都是甲午战争的直接产物，显示着中国人民的新的觉醒和振兴中华的决心。今天，这一觉醒和决心，仍然需要加以继承和发扬，应成为甲午战争“百年祭”活动的重要内容。此其二。
甲午战争中国虽然打了败仗，但在战争过程中，中国广大陆海军将士和人民群众，还是进行了坚决抵抗和奋勇拼搏，成千上万人视死如归，壮烈牺牲，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事迹，显示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样的事例，在《甲午战争史》中俯拾皆是。今天，应在“百年祭”活动中，大大加以继承和发扬，借以激励全国人民，为实现当前四化目标而努力奋斗。此其三。
在甲午战争中，日本虽然打了胜仗，由此而跻入世界强国之林。但是，日本军国主义也从此抬头，一发不可收拾，直到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接着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投入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怀抱，与世界民主阵营为敌，最后落得个战败投降的悲惨结局，使日本人民吃足了战争苦头，使日本大和民族濒临国破家亡的危境。这一历史教训，对日本人民来说，同样是十分沉痛的。惟其如此，当前日本广大人民，才那样的坚决维护和平，反对战争，反对复活军国主义，愿意同中国人民和平共处，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今天，在展开甲午战争“百年祭”活动中，不仅中国人民应该记取这次历史教训，相信日本人民也会汲取这次历史教训的，这无疑将有益于促进中日友好。此其四。
正由于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因而一向受到中国史学界的重视，特别是近十年来，有关甲午战争的研究，更进入了一个高峰。据估算，1980年以来，已出版的甲午战争的专著和史料在15部以上，发表的论文近百篇，内容涉及到甲午海陆战、甲午人物、帝后党和战之争、慈禧挪用海军经费、甲午与洋务运动、甲午与国际关系等方面，成果累累，令人瞩目。今天正好利用展开”百年祭”活动的时机，一方面对已有的研究成果，作一番巡视和检阅；另方面，再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如何进一步向纵深、宽广方面发展的新课题，例如甲午战争战略史、战术史和情报史等的研究，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关系的研究，甲午战争与李鸿章、慈禧、光绪等关键人物的研究，以及编写一批通俗读物如“甲午英烈传”等等，以便推动甲午战争的研究工作更上一层楼。此其五。
就我所能想到的以上五端，已可见展开甲午战争“百年祭”活动的重要意义，希望能引起国内外史学界同仁和我国各级党政领导应有的关注和重视。
（资料来源：《东岳论丛》199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