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学术，形态繁多，几经转易，包孕前此传统学术而呈集大成之势。自清初诸儒激于晚明王学末流之弊而起的以学经世思潮，经乾嘉学者致力于经史考订之学的扬弃，至道咸以降今文经学的与时消息，其演进、嬗变之迹，厘然有绪，而各具时代特色。其间，清初程朱、陆王之辨，乾嘉汉、宋学之争，道咸今文经学之变奏等，不惟体现出其各自的学术特征，亦且反映出学术与政治斩不清理还乱的内在张力。凡此，皆彰显出学术随世运而变迁的特性。因此，欲准确把握有清一代学术发展脉络，唯有多层面、多角度地予以梳理，始可有更为深入的体悟。杨朝亮先生基于博士学位论文所成的《李绂与<陆子学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2月版）一书，以个案的专深研究为基础，较为系统地揭示了清代、特别是雍乾之际陆王学演变的轨迹。而此一问题，前哲时彦虽有所涉及，且取得了一定成就，然未揭之蕴尚多，有待深化。杨先生对此问题所做的这一颇有成效的努力，即是对前人未尽之绪的庚续。

一  李绂生平与为学宗向 

    明清更迭，不惟政治、社会形势发生巨大的变动，知识界亦因之激起不小的波澜。在沉痛的自我反思中，阳明后学所引发的思想混乱，遂成为被批判和检讨的一大焦点。宗程朱理学者对陆王学所做的责难自不待言，即陆王学派中人，亦不得不迫于学术对立面的压力，重新对自身加以省察。而随着形势的发展，清廷基于程朱理学而做出的“崇儒重道”政治文化的抉择，更使学宗陆王者陷入极大的被动局面。因此，面对学术和政治的双重困境，陆王学如何延一线于犹存，保持自己不断萎缩的生存空间，便成为此派学者不得不予以慎重考虑的历史命题。李绂的崛起，即是应对此一困境的代表人物。 

    杨先生《李绂与<陆子学谱>》的第一章，为我们了解李绂，勾勒了较为清晰的轮廓。在本章中，作者主要展示了如下几项内容：其一，较为扼要地对李绂的人生轨迹做了梳理。由家世、求学、科举而历官，纲举目张，要言不繁。他指出：“李绂的一生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中年（即康熙四十八年〔1709〕中进士）以前致力于词章；此后，一直到雍正五年（1727）被劾罢官，在这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则主要精力放在仕宦政务；在雍正五年以后的岁月里，一度集中精力于学术的撰述”（第25页）还概括道：“李绂一生经历了康、雍、乾三朝，一身兼文人、官吏、学者三重身份。”（第30页）其二，对李绂的生年问题进行了考辨。针对李绂生于康熙十二年（1673）、十三年（1674）、十四年（1675）三说之歧异，作者通过对李绂本人相关记载的剖析，很有说服力地论证了康熙十四年说的合理性。生年之说既已确定，联系李绂卒于乾隆十五年（1750），则李氏享年应为76岁，而非78岁或77岁。其三，梳理了李绂为学的渊源。作者指出，李绂之为学，一方面受其父和长兄巨中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得力于蒙师吴迂斋及游十洲、胡渭、张大受、陈震、李光地诸师友的熏陶。由此，而奠定了其为学的根柢。其四，辨正了关于李绂著作的一些疑难问题。如李绂所著《穆堂初稿》，其版刻有“无恕轩”、“无怒轩”两名，作者通过征引李氏所作《无怒轩记》这一原始文献，得出结论：“《穆堂初稿》乾隆五年（1740）的刻版应为‘无怒轩’刻本。而所谓‘无恕轩’者，盖因“怒”、“恕”字形相近疏忽而致。”（第17页）它如关于《朱子晚年全论》的篇数，《类稿》、《别稿》与《杂著》的关系诸问题，亦皆能理繁析疑，提出自己的看法。凡此，皆是研究李绂不得不涉及和首先应予以解决的问题，而作者之勤搜博考，于这些问题的澄清提供了有益的一己之见。其五，李绂一生沉浮宦海，几起几落，而皆与书局结下了不解之缘。作者通过对李氏供职《八旗通志》馆、《三礼》馆、《明史纲目》馆的勾勒，展现了其政治生活中学术性的一面。 

    在该书的第二章第四节中，作者对李绂的为学宗向，进行了较为详细地考察。从地域学术的影响来看，陆九渊等乡先贤的陶润，对李绂学宗陆王学起了重要影响。对于陆九渊，李绂常以同乡后学引以为豪，他不仅经常读陆氏之书，悉心钻研，而且每有所悟，流露于诗篇。他如曾巩等人，也对李绂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些乡前辈的为学与立身，在客观上成为李绂学习和效仿的楷模。而从其自身的为学旨趣来看，李绂早年即喜陆学，虽因科考而一度务于词章之学，为俗学所牵，但他并不像那些以科举搏利禄者之鄙陋，而是借此以求有所自得，志圣贤之学，以无愧躬行实践之义。其后，李绂屡为官场所困，因“困而知反，尽弃宿昔所习，沉潜反复于先生（指陆九渊——引者注）之书，自立课程，从事于先生所谓切己自反、改过迁善者”[①]。也就是说，现实用世之志的不得伸展，促使李绂更为系统地研讨陆氏之学。在致徐用锡的信中（详参杨著第67－68页所引），李绂详悉叙述了自己从事陆王学的经过，以及“悦心之妙，陶然自适”的感受。而值得指出的是，李绂之从事陆王学，李光地对其有很大的影响。光地尽管因帝王好尚而改宗程朱理学，但其早先的为学根柢和取向，则是以陆王为依归的。李绂追随李光地问学，即得益于后者陆王学的一面（第67；14－15页）。通过以上考察，作者指出：“李绂早在十四五岁时，就有志于躬行实践，一直坚持不懈。尤其是在他从事书局的这六七年的时间里，更是潜心于诸家学术，细细玩味，最后终于确定了自己的为学取向，也就是推尊陆王。”（第68页） 

    李绂既然“推尊陆王”，那么，他是否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就？又是如何来彰显陆王学的？这些问题，正是杨先生下面所要回答的。 

二  《陆子学谱》的学术取向 

    在第二、三两章中，杨先生以全书一半左右的篇幅，就《陆子学谱》一书的撰述背景及经过、架构与旨趣，做了深入地探讨。 

    首先，作者对李绂撰《陆子学谱》的学术背景加以探究。其著眼点有三：一是就晚明以降至清初的学术演进大势进行勾勒。他指出：“到了晚明时期，在日益加剧的社会危机面前，陆王心学已是强弩之末，盛极而衰，无法寻求到挽救亡国的良策来。尽管在晚明学术界，顾宪成、高攀龙、刘宗周等出于对王学末流的不满，试图重振没落的理学，以挽救明王朝的命运。但这已是无济于事，明王朝的灭亡已成定局，不可逆转。”（第34页）而随着明王朝的灭亡，清初的学术界，“抨击王学、推尊朱子，逐渐形成为一种风气”（第35页），陆王学的生存空间愈趋萎缩。如何应对这一困境，无疑是为数不多学宗陆王者亟需解决的大问题。其二，就清廷政治文化的取向进行了剖析。清王朝建立之后，随着政治和社会发展形势的迫切需要，清廷对统治思想进行了痛苦的抉择。经由顺治、康熙两朝的努力，“崇儒重道”的取向，最终成为清廷的基本文化国策。而这一基本政治文化导向的确立，亦正是清廷尊朱、舍陆王斗争的结果；朱子之被升为大成殿十哲之次，表明了朱子学正统（政统）地位的确立。其三，梳理了清初陆王学一线犹存的发展状况。面对来自学术界和清廷的双重压力，清初的陆王学虽危机四伏，但并没成为绝响，而是在艰难的境地中缓慢绵延。作者通过对基于孙奇逢、黄宗羲修正陆王学努力的揭示，指出：“王学大儒孙奇逢、黄宗羲等先后通过著述，以之来维护陆王学术在封建儒学中的正统地位。从《理学宗传》到《明儒学案》，为王学争正统的目的显然已获实现。而由于《宋元学案》的未及完成，于是为陆学争正统的任务便历史地留给了陆王后学。”（第55页）而自觉接续此一历史使命者，正是自少便倾心陆王学的李绂。 

    其次，作者对《陆子学谱》一书的成书与刊刻进行了探讨。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辨析，他指出：李绂自早岁即对陆王学心向往之，其后虽为宦海所牵，然他并没放弃此一追求，而当雍正五年（1727）再次因事被罢废，李绂遂将前此酝酿付诸撰作，即《陆子学谱》一书的经营。在此后的大约五年时间里，李绂利用供职《八旗通志》馆之闲暇，整理排比，精心构纂，从而结撰为《陆子学谱》20卷。在此期间，李绂之交好万承苍、徐葆光、曹二华、全祖望诸人，皆曾就陆王学的有关问题与李氏进行了磋商，其中全祖望对该书之献替，曹二华分任编纂之劳，尤有功于李氏。而《陆子学谱》初成之后，李绂先是付河东总督王士俊校对刊刻，因“中州乏匠”而未能蒇事；后又求助于庞屿；最后，于“雍正十三年底到乾隆元年初的这段时间里”（第73页），刊刻成帙。 

    其三，作者通过对《陆子学谱》一书架构和蕴含旨趣的辨析，揭示了李绂撰作是书的意图。《陆子学谱》凡分20卷，而大要可归为四类：一是阐述了陆九渊的为学趋向；二是考察了陆九渊祖孙几代的生平学行；三是整合了陆氏之弟子、门人、私淑（由宋至明）之统绪；四是搜集了有关陆九渊的文献记载等。而贯穿其间的，是李绂“兼采朱子《近思录》和《伊洛渊源录》二书之体例，把‘言’与‘行’合而为一”（第74页），从而避免了割裂二者所造成的不足。李绂的这一架构，较之黄宗羲述陆九渊学术之《金溪学案》（全祖望续纂时改为《象山学案》），更为脉络分明、体系完整。在较比两书之后，作者揭示道：“《陆子学谱》与《宋元学案·象山学案》相较，无论是史料的丰富、体例的严整，还是对陆九渊学术渊源以及传承的梳理，《陆子学谱》皆胜过《象山学案》。诚然，这并非贬低《宋元学案》，只不过是二者的侧重点不一使然：一个是人物专述，一个是断代为史；一个后，一个先，学如积薪，后来居上。也正因为有了黄宗羲的《象山学案》，李绂才写出了《陆子学谱》。”此一评判，彰显出李绂对黄宗羲的继承和发展。至于李绂撰是书的意旨，作者则从“张扬陆学宗旨”、“梳理陆学统绪”、“申明陆象山学术正统”三个方面予以揭示。李绂对陆九渊学术宗旨的张扬，乃意在表明“陆九渊是孔孟之学的传人”，其“学术不仅仅是重践履，而且还重读书”，“不仅不会误国殃民，反而是‘心乎国，心乎民’，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未来”。其梳理陆学统绪，则意在建构起陆学传承的完整脉系，说明“陆九渊不只是一个道统传人，而是一个道统传承的功臣，其功劳不可磨灭”。基于此，李绂更进而论证了陆学的正统性。诚如作者所言：“通过文献史实考证以护卫陆学，成为该书一可注意之倾向。”（第89页）由此不难看出，李绂之撰作《陆子学谱》，乃“以朱陆之争为其背景，阐明陆学宗旨，梳理陆学统绪，从而达到树立陆象山学术正统地位的目的”（第74页）。这也就是在面对来自学术界和清廷的双重冲击下，陆王学者为争得自身生存，所做出的一种积极回应。 

    而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在揭示李绂撰《陆子学谱》意图时，并没仅限于是书之讨论，而是将其与李氏的另一部书——《朱子晚年全论》，做比较的研究，从而对李氏的为学宗旨有更明了的体认。李绂之撰《朱子晚年全论》，乃意在论证“朱子与陆子之学，早年异同参半，中年异者少信者多，至晚年则符节之相合”[②]，试图借此消弥长期以来朱陆之争对陆学带来的冲击。通过解析是书，作者指出：“如果说《陆子学谱》的编修是将陆九渊学术作为主线，旨在重振陆学，突出陆学的地位；那么，《朱子晚年全论》的编修则是将朱子学作为辅线，旨在通过朱子来彰显陆九渊学术，并不是突出朱子学。这是李绂编修《朱子晚年全论》的真正意图所在，可谓二书互为表里。”（第80页）所谓“互为表里”，也就是先着手朱陆之纷争，削减朱学阵营的敌视，进而彰明陆学宗旨与统绪，从而辨明陆学的正统性，而非异端。李绂的这一做法，尽管没能最终化解朱陆之争，却为陆王学自身合理性的辩护和张扬，做了尽可能的努力。 

三  李绂与《陆子学谱》的定位 

    尽管李绂为陆学的辩护和张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随着李氏于乾隆十五年（1750）的去世，其致力于重振陆王学的宏愿并没得到大畅，而后起者亦没能使陆王学有多大起色。当此之时，由于清廷政治文化导向的转移，以及程朱理学的亦趋衰微，以经史考订之学崛起为主流的学术转型已然彰显。在此氛围中，朱陆之争的热度已然消退，而隐然于学术的后台。虽然，李绂及其《陆子学谱》在当时及此后所产生的影响，则是值得思考的。杨先生大作之第四章，即对此问题给予了检讨。 

    在该章中，作者“就李绂在朱陆之争背景下是如何思考的，当时学者以及后来学者是如何对其进行评判的，还有《陆子学谱》一书撰作的意义如何等问题”（第109页），进行了反思。首先，他对自宋以来的朱陆之争加以回顾，并阐述了李绂对此一争论的思考。在李绂看来，陆学之屡受攻击，一方面导因于陆学自身存在的不足，如“陆九渊曾讲，自己的学问是‘因读《孟子》而自得之’，而且又是‘六经皆我注脚’，所以，使得统治者对其不能认同”，而一些根柢较浅的陆学后起，“无法理解陆九渊的心学内涵，把其学问给‘念歪’了，以至于上累其师”（第113页）；另一方面，也是更为关键的，则是统治者有意提倡程朱理学所造成的“势”，使陆学陷入发展的困境。何以解决这一难题？李绂的做法是，在继承自吴澄、赵汸、程敏政、王阳明诸人合会朱陆或以朱就陆的基础上，为陆王学张眉目。其成果，即《朱子晚年全论》和《陆子学谱》的成书。前者欲借为朱陆之争解纷而消弥彼此的张力，而后者则欲借彰明陆学宗旨与统绪，而论证其承绪孔孟之学的正统性。两书虽各有侧重点，却表里相因，相得益彰。这一努力，在陆王学发展史上无疑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 

    其次，作者通过征引自清代至现代学者对李绂其人、其学的正、反两方面的相关评论，揭示了李绂立身行事之骨鲠（如为人正直、不畏权贵；办事认真，不计名利；累蹶累起，始终如一），并对其学宗陆王而不得伸于当时的原因，进行了学术和政治两个层面的剖析。在肯定李绂为学积极意义的同时，作者亦指出其著《陆子学谱》所带有的门户之见的偏颇。然总体而言，诚如钱穆先生所论：“穆堂为人之俊伟，以博闻强记之学为陆王本心良知作发明，以考史论世为心性义理作裁判，学术、经济、文章冶于一炉，其在当时，虽意有所激，语有所偏，然磊落俊伟，光明简切，以有清一代陆王学者第一重镇推之，当无愧矣。”[③]此一评价，正可见李绂于陆王学之贡献。 

    其三，作者从三个方面阐述了《陆子学谱》一书的撰写意义。一是《陆子学谱》是陆九渊学术的总结性著作，并引发了此后尧祖韶《江西理学编》、江藩《国朝宋学渊源记》等的继起；二是“《陆子学谱》的编撰以详尽的文献资料为基础。这不仅体现出李绂继承了清初的务实学风，同时乾嘉汉学的考证之风在李绂身上也有反映。由此，说明了《陆子学谱》一书，也正是处于清代学术由清初的理学向乾嘉时期的考证之学发展的转折时期，体现了一时学术发展之趋势”（第147页）；三是“《陆子学谱》以黄宗羲《象山学案》稿为基础，充实增订，独立成编，在学案体史籍的演进过程中，发挥了承先启后的作用”（第152页）。基于这些分析，作者最后指出：“李绂为陆子修史，续学统，辨源流，作总结，为陆王学争正统。这不仅完成了孙奇逢、黄宗羲未竟之志，而且对于保存和研究陆九渊思想起到了一定作用，直至今日仍不失其价值。”（第156页） 

四  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通过以上述析，我们不难看出，杨先生所著《李绂与<陆子学谱>》一书，是有其值得称道的学术价值的。其大要有四：一是该书依据大量史实，对李绂生平学行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对《陆子学谱》的撰述背景、经过和意义，对《陆子学谱》的架构、内容与旨趣，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而又较为深入的研究、论述和分析。二是注意从学术史和社会史相结合的角度，来把握李绂学术思想和《陆子学谱》产生的学术和社会背景，尤其能从学术思想本身逻辑发展的内在联系中，考察晚明至清代学术思想的演进，并将李绂及其著述，放在这一演进的过程中进行分析，从而准确把握李绂及其著作学术思想的定位。三是在研究中十分重视相关问题的比较研究，如程朱、陆王学术之比较，明后期与清初学术之差异，黄宗羲《象山学案》与李绂《陆子学谱》之关系等，皆能在较比中多所论辩，阐发心得。四是该书附录部分“《陆子学谱》人物一览表”、“李绂学术编年”的制作，展现了作者对文献资料收集整理研究的功力和辛劳。这一工作，不仅反映出杨先生治学先立其根柢的为学精神，而且为其展开相关研究并形成正确的观点，提供了较为客观和坚实的保证。凡此，皆体现出作者富有个性的学术视野，朴实严谨的为学态度，以及实事求是的研究精神。 

    当然，我们在欣赏是书所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也应看到，其间仍有一些问题值得关注和深究，值得杨先生继续挖掘和畅发。兹略述数端，以就教于杨先生和学界同仁。 

    作为论证李绂撰作《陆子学谱》的学术背景，作者虽然勾勒出清初陆王学的大致轮廓，但对这一学术谱系的勾画还略显不够清晰。若能进一步予以深化的话，则更能彰显李绂著《陆子学谱》的学术渊源、应对自身困境的意义，以及在陆王学发展中的独特性。与此相应，作者对李绂之后陆王学发展状况的梳理，亦显得有点概略。尽管这些问题不是作者所要讨论的重点，却值得深入思考。 

    在李绂学宗陆王成学过程中，作者注意到了李光地的影响，但对李光地是如何影响李氏的，则没有展开更为具体而深入的揭示。而在讨论李绂受乡先贤学风影响时，对邵廷采这个人关注得不够。商鸿逵先生在《清初的理学界》一文中曾指出：“在这个极端‘排王’的空气中，纯守王学的人已经很少了，可是还有一人能够与诋毁阳明者侃侃谈辩，不稍退摄，即邵廷采。……他的祖父受业于沈国模，国模得阳明高足钱德洪之传，所以算个阳明嫡派。……由此看来，念鲁可算一个王学纠正派的人物，只可惜这时候王学已交末运，无论如何是不能够得着许多人的信仰与响应的了。”[④]这一揭示，是有启发意义的。 

    李绂曾自言，《陆子学谱》一书乃其立身居官之所本。但这本书是如何影响他的？有哪些具体表现？杨先生揭示得不够具体。而此一问题，正体现了李绂为学与躬行实践合一的特色，有必要花一定篇幅予以详悉剖析。此外，除将《朱子晚年全论》与《陆子学谱》相比较而外，为更深刻揭示李绂为学之宗向，也有必要将李氏《穆堂初稿》、《穆堂别稿》等著作中的相关思想和言论，勾稽排比，详加阐发。杨先生虽引其端，但仍有进一步发挥的余地。 

    在阐述李绂于雍乾之际学术转型所具有的意义时，作者的眼光是敏锐的，也是很有见地的。但如果作者在基于李氏供职《三礼》馆经历的基础上，进而对其学术主张和操作规划详加剖析，或许对清初至乾嘉时期学术转型的轨迹，能有更为清晰的体认，也会对李绂在其间所承载的过渡意义，有更具说服力的揭示。 

    作者在论证李绂确立陆王学体系时，注意到了学术和政治两种因素。然相较而言，学术方面的分析多，而于政治因素，特别是几代最高统治者的思想取向，则揭示和阐发得不够明朗。而这一层面，对理解陆王学生存的困境，以及李绂屡蹶官场与学不得大伸很有关系。 

    作者对《陆子学谱》的剖析是较为深刻的，也能以比较的视野关注到《朱子晚年全论》的意义。但若能对《陆子年谱》也作一深刻探讨的话，或许会有更多的收获。而在李绂的学术体系中，王阳明的影响是具有一定份量的，李氏所作《阳明学录》即其一证。因此，如何在阐发李绂陆学宗向的同时，对王阳明的影响也予以充分揭示，同样是一有意义的问题。 

    当然，这些问题并非一人、一书、一时所能解决的，而需学界长期的共同积累，才会有更深入地进展。平情而论，杨先生在前人基础上取得的这一成绩，无论如何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他的专深研究，已为学术界同仁更深入地探讨清代陆王学问题，做出了有益而值得关注的推进。 

    综观而言，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中，陆王学的研究是一相对薄弱的学术环节。杨朝亮先生所著《李绂与〈陆子学谱〉》一书，遵循学术史（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治学方法，从学术思想本身逻辑发展的角度，对清代陆王学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李绂及其代表作《陆子学谱》，进行了较为系统而深入的梳理考辨。作者在注重清代学术演进的文化背景前提下，重点探讨了李绂撰作《陆子学谱》的时代和学术背景、经过，以及架框与旨趣等，并对其历史地位和意义进行了较为公允的评价。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揭示了李绂张扬陆学的学术努力和成就，而且彰显了陆王学在清代、特别是雍乾之际的发展状况，从而为深入体认清代学术之内涵与演进轨迹，提供了一个既有必要性又具新意的新尝试。我们期待着杨先生在此基础上，对清代陆王学的研究会有更加令人欣喜的成果；同时也盼望有更多的同仁投入此一问题的探究。 

    （资料来源：作者提供，本网首发，转载引用清注明出处，林存阳  1970年3月生，男，山东任城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主攻清代学术思想史。） 

注释：      [①]  李绂：《陆子学谱序》，《陆子学谱》卷首。     [②]  李绂：《朱子晚年全论序》，《朱子晚年全论》卷首。     [③]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七章，《李穆堂》，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版，第312页。     [④]  商鸿逵：《明清史论著合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259－2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