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比较，才有鉴别。苏州大学历史系董蔡时同志所著《左宗棠评传》（以下简称《评传》），广泛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使一些已有的认识更加明晰，原来模糊或不符实际的概念得以澄清。用这一方法研究、评价左宗棠这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或者可为说是更为恰当、便捷的，因为历史提供了大量可资比较，并可以从中得出明确结论的材料，既有在许多方面和左宗棠形成鲜明对比的曾国藩、李鸿章（在另外一些方面，左宗棠和他们又是相同或相近的），又有左宗棠师法、承继的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人（在一些方面，左宗棠和这些人物义有所不同）。
《评传》论列了左宗棠镇压农民起义的罪行。左宗棠镇压农民起义用兵诡诈，□悍横蛮，心狠手辣，以多杀为快，株连家属。为了使所部官兵卖命，他无论严寒酷暑居住营帐，“穷冬犹衣□袍”（本文引文均见《评传》），“非宴客不用海莱”，“冀与士卒同此苦趣”。打仗时，他随队征战，战胜后“不居复城之功，而以追击为事”。太平军将领陈廷香战死、李尚扬被处死后，他札饬地方官查拿家属。他甚至将被俘太平军中的“面貌狰狞者”从严惩办。左宗棠“忠君”，达到了舍死忘生的程度。和被他认为“才略太欠”，“终非戡乱之人”的曾国藩，以及贪图私利、顾惜性命的李鸿章相比，左宗棠在这一方面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但是，在更多的方面，左宗棠和曾国藩、李鸿章是截然不同或完全相反的。《评传》用大量篇幅对此作了剖析。
在对待外国侵略问题上，曾国藩和李鸿章畏敌如虎，推行投降外交，出卖祖国权益，而左宗棠则坚持抵抗，至死不渝，为祖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处理天津教案时，曾国藩认为“天主教本系劝人为善。……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宜洋人之忿忿不平也”，深怕“将来构怨兴兵”，“激成大变”，答允法国侵略者的要求，不遗余力地“缉拿凶手，弹压乱民”。他和李鸿章会衔上奏结案说：“共得正法之犯二十人，军徒各犯二十五人，办理不为不重，不惟足对法国，亦堪遍告诸邦。”左宗棠则认为“津民之哄然群起，事出有因，义愤所形，非乱民可比，正宜养其锋锐，修我戈矛，隐示以不可犯之形，徐去其逼，未可以仓卒不知谁何之人论抵，致失人和。”
对于侵入我国新疆，并对我新疆各族人民实行暴虐统治的阿古柏匪帮，李鸿章反对出兵征讨，认为乾隆年间戡定新疆，“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已为不值”。又认为阿古柏“雄桀难制”，并“与俄、英两国立约通商，是已与各大邦勾结一气”，害怕进兵新疆开罪“船坚炮利”的侵略者。他说：“曾国藩前有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之议，殆老成谋国之见。”他赞同英国提出的阿古柏“投诚”立国，甘心出卖新疆。左宗棠针锋相对，和李鸿章作了坚韧不拔的斗争。左宗棠认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他原已打算告病乞休，但考虑到新疆“此时便置不问，似后患环生，不免日蹙百里之虞”，他坚定地挑起了恢复新疆的重任。他排除种种干扰，调整人事，统一事权，整顿部队，筹措粮饷，修造枪炮，为西征军事作了长期艰苦的准备。一八七五年五月，他奉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次年三月设司令部于肃州，指挥西征军主力挺进新疆。他根据新疆的地理形势和敌我情况，拟订出“控北制南”的作战计划和“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而且认清了战争的性质，制定出正确的政策，“贼以其暴，我以其仁，贼以其诈，我以其诚。不以多杀为功，而以妄杀为戒”，“使八城回民如去虎口而投慈母之怀”。在各族人民的有力支援下，西征迅速取得了辉煌胜利，阿占柏穷蹙自杀。李鸿章曾为西征设下重重障碍，进行种种干扰。左宗棠是在坚持和投降派李鸿章等的斗争中，把西征事业一步步推向前进，而终于获得胜利的。
在中俄伊犁交涉中，李鸿章认为“收回伊犁，尚不如不收回之为愈”，害怕俄国开衅，“中俄接壤之处约万余里，实属防不胜防”，“后患更亟”。左宗棠则认为：“今一矢未闻加遗，乃遽捐弃要地，□其所欲，臂犹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目前之患既然，异日之忧何亟！”主张“先折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战阵，坚忍而求胜”。他调兵遣将，布置中俄边境防务。并且表示：我虽“衰庸无似，敢不勉旃”。他“舁榇西行”，移驻哈密，以示抗俄收回伊犁的决心。左宗棠坚定不移的反投降斗争和实力备战，是我国能在伊犁交涉中收回部分权益的重要原因。
沙俄与投降派内外结合进攻左宗棠，清政府下令将左宗棠调离新疆，回京“备朝廷顾问”。他得咨报，“俄境添兵”，可能进袭张家口，他命令进京随带的两千名官兵取道宁夏、归化以抵张家口，“遇贼即击”。他写信给继任督办新疆军务的刘锦棠说：现在俄国集结珲春等处，我国非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失地收回不可，“若由山海关出一支奇兵，袭而取之，则俄之根本已倾，再将珲春新营巢穴攻取，俄兵乃成无归之游骑，敌可歼也”。和投降派李鸿章等相比，这种坚决抵抗外国侵略者的英雄气概是十分感人的。
在中法战争中，李鸿章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即便陆军“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清政府命李鸿章赴广东督办抗法事宜，他非常恼怒，说：“若以鄙人素尚知兵，则白头戍边，未免以珠弹雀。枢府调度如此轻率，殊为寒心。”不敢走上抗法前线。左宗棠正好相反。他比李鸿章大十一岁，这时已是古稀之年，而且多病，却向清政府提出亲往滇桂督师，“自揣衰庸无似，然督师有年”，旧部健将尚多，足以抗击法军，克敌制胜，“不效则重治其罪以谢天下”。他支持、保护助越抗法的黑旗军，说黑旗军的首领刘永福是其旧部，“在中国本非乱民，而在越南则义士也”，用以堵塞李鸿章诬刘永福为“土寇”之口。他命令旧部王德榜组成恪靖定边军，开赴广西前线。他认为自己身任南洋通商大臣，筹办滇桂边务，职责所在，不容“袖手旁观”，积极增强沿海、沿江防务，办理渔团，加强国防。他说：“但能破彼船坚炮利诡谋，老命固无足惜”。一八八四年九月八日，在法军进犯台湾和闽江水师覆没，朝野要求严惩福建当局、追究李鸿章责任之际，清政府起用已被“移置散地”的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让他支撑东南危局。他“仍伏波伏鞍之概，其志甚坚，其行甚急”，扶病就道。到福州后，他派兵增援台湾，整顿闽江防务，创办渔团，采取了有力的抗法军事措施。一八八五年三月，王德榜与冯子材并肩作战，取得镇南关大捷，不久又攻克谅山。但在捷报频传声中，李鸿章却签订了卖国的《中法天津条约》。左宗棠上疏力争，无奈定局已成，终致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
对待外国侵略，是投降还是抵抗；对待祖国的领土完整和权益，是出卖还是维护，即在中华民族和外国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不断上升、激化，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并居于支配地位的时期，是卖国还是爱国，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确是泾渭分明，截然不同的，曾、左、李并非一丘之貉。
左宗棠长期疯狂地镇压农民起义，罪恶彰昭，但他坚定地反抗外国侵略，保卫祖国边疆，收复新疆，建设新疆，为新疆、台湾开置行省作出贡献，功绩也是十分突出的。罪归罪，功归功，功罪不能相抵，但功罪是就对历史发展，对国家、民族所起的正反两方面作用而言，这正反两方面作用的大小是可以比较的。应当肯定，左宗棠功大于过。如果新疆不收复，局势将如何发展，国家将是怎样的局面？《评传》具体论述了左宗棠从鸦片战争直到中法战争的一贯爱国立场，认为他是这段历史时期中两次爱国力量集结的中坚，认为他继承和发扬了林则徐的爱国精神，而他投入反侵略反投降斗争的智慧和精力，在反侵略斗争中建立的功业和对祖国的贡献，则远远超过了林则徐。应当肯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爱国有其不同的内容。左宗棠在其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维护、保卫封建国家而进行的反侵略斗争是非常艰巨的，对祖国作出的贡献是十分伟大的。《评传》认为，在中国人民用生命和鲜血建立的反帝勋业的丰碑上，应当镌刻上爱国英雄左宗棠的姓名，这是并不过分的。
《评传》还具体评述了左宗棠的洋务活动。这方面的评述同样运用了和李鸿章等对比研究的方法。《评传》指出，李鸿章办洋务“安内”是真，“攘外”是假，他是通过办理洋务扩大政治资本和派阀势力。他害怕外国船坚炮利，拜倒在西方武器脚下，认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只能“仿行”，而“随人作计，终后人也”。他一生没有办一所理工科学校。对于民族工商业，他采取排挤、打击的态度。他办理上海机器织布局，于成立时奏准十年内“只准华商置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英国火柴大量运销重庆，创办不久的重庆聚昌火柴厂要求官府扣留英商火柴，他竟认为“只能不许华人在该处再开，不能禁止洋商贩运贸易”。左宗棠与李鸿章等人不同。左宗棠办洋务，继承并发扬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先进思想，从“师”入手，落实在“制”。他办理福州船政局，“学重于造”，要求“穷其制作之原，通其法意”，“尽其所长归之中土，相衍于无穷”。因而他规定船政局中设立各种学校，培养人才，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他保护本国利益，断然禁止美国丰泰洋行在上海创办纺织企业，以免“尽夺华民谋生之路”。他主张“为政先求利民，民既利矣，国必与焉”。认为国家开源之道，在于“教民兴利”，而不应“与民争利”。他提出，矿务大抵须由“官办开其先，民办承其后”，因民间无力筹集所需资金，而“官办之弊，防不胜防，又不若包商开办，耗资少而获利多也”。他为胡恩燮奏准商办徐州府铜山县利国驿煤矿，鉴于商办难以维持，又为该矿奏准减税，“若不酌减税银，非但成本更重，而洋产亦难敌矣”。他命令两江辖境各府州县劝谕民间种植乌桕树，榨油点灯，以抵制洋油倾销，漏银外洋。《评传》认为，在洋务兴起时，左宗棠即“独树一帜”。“他投入洋务运动的动机与效果、成就，以及他在反侵略斗争中的表现，都表明他是洋务运动中的爱国派，而李鸿章则是洋务运动中的卖国派。”“左宗棠的阶级立场、政治阅历等，使他在政治思想方面不可能跟上改良派的步子，但是，作为代表中、小地主和商人利益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左宗棠，在经济思想方面，却不可能不受到改良派思想这样那样的影响，而他长期的反侵略爱国斗争的实践，更促使他认识到工商业与富国强兵的关系，因此，他的晚年思想有所发展，不为偶然。”他晚年的作为，更明显地表明：“他除了代表中、小地主、商人的利益外，还反映了正在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程中的官僚、地主的利益。这种新的思想发展，又促使他的爱国热情更加高涨，反投降、反侵略斗争的意志更加坚定。”事实确是如此，把洋务派看成铁板一块，视同一律，这是缺乏具体分析的结果，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评传》还在《结束语》中，从为政用人、对待儿孙态度等方面，就李鸿章和左宗棠作了对比。李鸿章用人难亲，左宗棠曾奏参李鸿章、李瀚章兄弟“其亲党交游，能自树立”，亲友转辗依附，“实繁有徒”。梁启超说：“世人竞传李鸿章富甲天下，以其事殆不可信，大约数百万金之产业，意中事也。”左宗棠则反对攀引，他写信给陕甘总督杨昌浚说：我的戚族如有逗留兰州一带请求收录的，决不宜用，“亦可省弟一累也”。他写信给诸子说：我年俸二万两，“岂不能置田产为子孙计？然子弟欲其成人，总要在寒苦艰难中做起”。他的年俸都随手散去，捐款修筑城墙，捐助书院膏火费，赈济原籍水灾，赡养已故部属家属，资助赴京赶考举子。沈应奎拟将陕西甘捐尾款寄赠他，他复信谢绝：“于别敬概不敢受，……匪惟介节自将，人已本无二致，亦俸外不收，果实义有攸宜。……此间虽无入款，而出款非不可节省，……得过且过，正复无须乎此。”他的夫人去世前曾请其给予湖南柳庄家中的门丁何三以勇丁粮饷，他认为何三是家人，非勇丁，而从自己的年俸中拨银付给。他家中仅有土地二百亩。在操守上，李鸿章与左宗棠，一个是“宰相合肥天下瘦”，一个是清介自持。《结束语》还总括地指出：李鸿章“控制、掌握淮军、北洋海军、中国的四大军事工业，派系势力无限扩张，是货真价实的大军阀”。而左宗棠并未始终掌握只听命于自己的军队，更从来没有固定的地盘。他不是军阀，不能把他和李鸿章相提并论，一锅煮。
《评传》根据丰富、翔实的资料，，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左宗棠一生的作为，探索了左宗棠的思想脉络，否定了长期来流行的把曾、左、李当作一丘之貉的偏见，恢复了左宗棠爱国的本来面目，是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新的科研成果。
《评传》也有美中不足之处。
《评传》辟有专章论述左宗棠镇压农民起义的罪行，但份量似嫌不足。特别是对左宗棠血腥镇压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的罪行，只有极为概略的叙述。陕甘回民起义的原因，左宗棠自己也有所认识的，他说：陕甘“从前无饷而多征调，于是惊扰不堪，逼民为贼”，民皆逃亡，兵无所惊，也变为“贼”。
虽然陕甘回民起义的领导成份复杂，多为封建主和宗教上层分子，但起义的基本群众是遭受重重封建剥削和民族歧视的贫苦人民。已经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中积累了丰富反革命经验的左宗棠，用兵陕甘时，采取“先抚后剿”的策略，先诱降动摇的头子，然后大肆屠杀群众，有时把已降的头子也一并处死。其策略之恶毒，手段之狡诈，杀戮之疯狂，在镇压人民起义的历史上也是突出的。《评传》于此简略，可能是考虑到这方面学者论述较多，但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全面、系统的评介，似亦应适当论列。
《评传》广泛应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不无遗憾的是，个别地方似有偏颇。《评传》虽然笼统地说过：“左宗棠的阶级立场、政治阅历，使他在政治思想方面不可能跟上改良派的步子”，但在具体的对比研究中，却在一定程度上注意于左宗棠和改良派的共同点，而忽略了他们的相异处。
《评传》在论述统治阶级勾结外国侵略者，组成中外反革命联合武装，以求迅速绞杀太平军时，对归左宗棠指挥的中法混合反革命武装“常捷军”的有关叙述偏于简略，略于分析，给人以不无回避之感。
《评传》对左宗棠思想的形成、发展作了探索，理清了左宗棠思想脉络的一些重要方面。但对传统文化给予左宗棠的多方面的影响，论述似还不够充分，不够全面。《评传》指出，左宗棠等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是“爱国、忠君”。这是中肯的概括。“忠君”和“爱国”，在左宗棠这样的历史人物身上，历来是紧密相联的，他们所爱的“国”，只能是以君主为代表的国。收复新疆，在办理洋务运动中“独树一帜”的是左宗棠，镇压农民起义的也是同一个左宗棠。传统文化既培育了左宗棠的爱国精神，其中的糟粕也同样给予了左宗棠以极深刻的影响。《评传》在具体的论述中，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似还不尽完满。
此外，《评传》在编校、封面设计等方面都存在一些差错和不足之处。
不过，瑕不掩瑜，《评传》是一部富于创见，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专著。
（资料来源：《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