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在近代中国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开创性人物，但又以背离时代而著称，前后恍若两人，久已被视为典型。因此，对他的评述常随时局变嬗、思潮起伏而大异。

一九八○年十二月，中南地区的学人陈锡祺、章开沅、林增平等在广州商建辛亥革命研究会，我赴会作啦啦队。乘便，第一次游了距广州市百一十里的西樵山，遍览山上的幽谷翠嶂、飞瀑流泉，徘徊于绿荫丛中的庙宇亭台，想起青年时代在这里读书的康有为，他“恣意游思，天上人间”，多富浪漫情趣。寻觅他的遗迹，却不可得；询问游客，也无人知晓。蓦然感到在纪念历史人物和保存文物的活动中，比起洪秀全、孙中山来，对康有为似乎太冷落了，游罢写了一首诗，略抒胸臆：

危石飞泉景最殊，西樵山上望眸舒。

欲寻南海读书处，昔日声光已杳无！

越三年，一九八三年是戊戌维新八十五周年，康有为诞生一百二十五周年，梁启超诞生一百一十周年，三寿相连。九月，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和《历史研究》杂志社发起召开戊戌维新和康梁学术讨论会，我到了会。这次会一边报告、讨论，一边参观遗址，流动地开。在广州开幕，然后乘车队先去新会，参观茶坑梁启超故居，在县城举行讨论会；再至南海，参观修葺一新的康有为苏村故居，故居陈纸砚索题词，我即席写了四句不象诗的诗：

一百二十五周年，我来南海拜先贤。

艰难留得故居在，昔日声光又灿然！

康有为的讨论会特设于西樵山，举行了纪念性大会，我发言颂扬他的革新精神。在西樵山住了两天，比上次来西樵山从容多了。会后信步游览，白云洞“康南海先生读书处”的题款已赫然在目；晚间卧听松涛与泉声，缅怀康有为当年“日踏披云台上路”，与大自然为侣，以读书穷理为乐，　好一片宁静世界，然而很不宁静的大千世界已在等待着他。

与会的学人近二百位，马洪杯同志是其中之一。其时他恰在撰写《康有为》，是我主编的《中国近代史丛书》的约稿。他对康有为的遗迹和会上的言论，怀着极大的兴趣，或笔录，或摄片，毫不放过。我曾向他建议，写了通俗本《康有为》后，最好写一部详尽的康有为大传。一九八六年初，十六万字的通俗本《康有为》出版了，看过这本书的人，大都有赞词，日本学者竹内弘行已着手为之移译日文本。

马洪林同志不停顿地耕耘，一当《康有为》脱稿，即进一步搜集有关康有为的资料，反复披阅康有为的论著；凡康有为在国内生活过的地方和对他熟悉而夙有研究的人，包括康氏的后人，都走访或函询，因有《康有为》一书的先导，无不乐为之助。他日夜操笔，寒暑不辍，历两年余，又完成了这部约四十万字的康有为大传。传中对康有为前期的奋志维新变法，一生的爱国情怀，写得曲折动人；对康有为所有政书、史著、经学、哲学、教育、美学和诗文，均一一爬梳论列；对康有为的家世、师友和门生的行谊，多著之篇端；写到康有为的大言炎炎、生活意态，也跃然纸上，颇能尽致。该说是一部下了功夫的传著。

十几年前，我写过戊戌维新的小册子，也写过康有为论文，论述康有为维新、保皇、复辟三部曲。在极左思潮的泛滥下，对他变革社会政治的活动不无苛求，对他后来的事更多微词。如康有为自诩：“虽三周大地，游遍四洲，住三十国，日读外国之书，而所依归，在孔子之学。”我则讥之为：“背着儒教的十字架邀游于资本主义世界，十字架下不可能有新鲜事物，只有忏悔。”诸如这样的笔触，在那时是随处可以见到的。马洪林同志的《康有为》和这本传著，一洗前此的偏见，尽可能激发历史时代的潜光，对研究康有为作出了贡献。

但是，康有为在“辛亥”后刊行《不忍》杂志，倡立孔教会，对共和体制非议甚多；他看到“辛亥”后的混乱，更归罪共和。一九一二年孙中山复蔡元培函中说：“康氏至今犹反对民国之旨，前登报之手迹，可见一斑。”而《康有为》和这本传著认为，康有为的言论旨在反对袁世凯的假共和。我不太以为然。因为武昌起义时康有为写的《救亡论》十篇，主要是救清朝之亡，其中提出的“虚君共和”，并不是有爱于共和，而是以“虚君”为即将被推翻的清帝留余地；随后他反对袁世凯称帝，也不是反对帝制，而是因为袁世凯最后端了清朝的锅灶。所以，康有为直至复辟失败，虽已暮色苍茫，也还在眷恋着被赶出紫禁城的清帝。我想，这里不存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体制有什么神圣不容亵渎，主要是应分析康有为在“戊戌”前后的际遇及其政治道路和价值观，与其大弟子梁启超追踪时代在观念上产生了差异。

康有为走的道路是失败了，康有为的时代早已逝去了。但康有为及戊戌志士促进中国近代化的爱国革新作为，他们在文化教育上留下的业绩，是永远值得后人珍视的。马洪林同志一再为康有为写传，阐发其爱国革新主张，正是来自这种历史和时代的激情；并悉他将步武姜义华同志的《章太炎思想研究》，进而撰著康有为思想研究，深耕必能摘取硕果。

（資料來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