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4月初在华盛顿召开的亚洲学会第54届年会上，宣布本年该学会的列文森20世纪中国研究著作奖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Post-1900 Category授予德州大学历史系教授路康乐Edward J.M.Rhoads（注：过去国内都把其名译为罗兹，其实他的中国名字为路康乐。他告诉我这一中国名字的来历与他的中国经历有关：他生于岭南大学，并在那里度过童年时代。岭南大学位于广州康乐，因而得名。路康乐1970年在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其著作有《中国的共和革命：广东个案，1895-1913》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the Case of Kwangtu-ng,1895-1913,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和书目文献索引《中国红军，1927-1963》The Chinese Red Army,1927-1963.Cambridge,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1964。），以表彰其2000年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注：见评奖委员会赞词。）。
关于族群问题的研究是西方史学界的新热点，如在中国史研究领域，仅最近就有若干本有影响的关于满人的研究专著出版，除路康乐的这本外，尚有罗友枝Evelyn Rawski的《末代皇帝：一个清代帝制的社会史》、P.K.克拉斯利Pamela K.Crossley的《透镜：清代帝国思想中的历史和认同》以及M.C.依利尔特Mark C.Elliott的《满人之道：八旗与晚期中华帝国族群认同》（注：Evelyn Rawski,The Last Empero-rs:A Social History of the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Pamela K.Crossley,A Translucent Mirror: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Mark C.Elliott,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在《亚洲研究季刊》上最近发表的有关书评称，上述4本书在今后可能成为满人研究的“四书”the Four Books（注：R.Kent Guy,Who Were the Manchus?A Review Essa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61,no.1February 2002,p.152.前此较有影响的著作还有Pamela K.Crossley,Orphan Warriors: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James M.Polachek,The Inner Opium War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等。实际上Philip Kuhn,The Soulstealers: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亦对满汉关系有精辟的讨论。），这显示美国中国史专家对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新趋势，即对族群问题的关注。实际上在中国，关于民族关系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有不少颇具分量的作品问世，但注意点主要在民族关系，特别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满汉问题的研究亦有不少佳作，但是多把“满人”或“满族”作为一个既定的概念来使用，没有深入到满人社会集团内部考察满作为一个民族的形成过程、不同时期的不同内容以及这种演变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复杂因素。
路康乐的新著共有7个部分，即导言、5个专章和结论。第1章“分离与不平等”。主要针对革命党人对于满是外来人的宣传，讨论满人的身份、革命党人对满抨击的确切性以及满汉分离的程度。第2章“慈禧与‘特殊制度’”。探讨慈禧太后时期的新政措施以及对满汉关系的影响。第3章“载沣与‘满人权势’”。分析慈禧之后载沣的政策，指出他虽在某些方面继续了慈禧的改革，但在平息满汉矛盾上无所作为。第4章“辛亥革命”。揭示革命中满汉问题与政治斗争的复杂过程，从武装起义、清廷反应、反满暴力、南北议和到清帝退位。第5章“辛亥后的皇室和满人”。集中观察辛亥革命后皇帝和满人在共和制度下的经历。从这些章节目录和主要内容便可看出，该书结构并不复杂，以辛亥革命时期为中心来讨论满汉族群关系、面临的问题以及对政治的影响。
虽然辛亥革命在中西方都是一个研究相当深入的题目，早期集中在孙中山等革命者方面，后发展到改良精英（如国内对立宪派的研究），但路康乐发现，人们对这一时期的宫廷内部却知之不多，而这正是该书所要分析的要点。该书以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日本创办《清议报》、呼吁“平满汉之界”开始，以纵论20世纪初中国族群问题为结束，从错综复杂的清末民初的政治风云中，以族群这种一个新的角度来考察政治权力的斗争。路氏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回答以下问题：谁是满，谁是汉？义和团运动后革命党人是怎样批评满人的？在满人统治中国两百多年后，满汉到底有多大的区别？清政府是怎样处理这些批评的？满汉畛域是否有所弥合？关于汉满关系，清廷到底是有所作为或是无所作为而导致精英与之分道扬镳并激发了辛亥革命？革命期间以及之后，满统治阶级和满民众的命运如何？总而言之，该书最终是要探索清末清廷是怎样处理满汉关系以及在此问题上的教训，特别是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族群与政治权力的关系。
路康乐在书中仔细分析了满汉关系及其对政治权力的影响，但我认为更应该注意的是他将满作为一个“族群”以及对“族群关系”ethnic relations的独到分析。在西方学术界，在研究不同人群关系时，经常使用三个词，即race（种族）、people（民族）、ethnicity（族群）。在一般的英汉字典中，都把ethnicity译为“种族划分”或“种族区别”，把它的形容词ethnic翻译为“种族的”或“人种的”。然而近年来西方史学界关于ethnicity的研究，其含义却比“种族”宽泛得多。其既可以是“种族”，亦可以是由于文化、经济、社会、语言以及政治等等因素而形成的人群间的隔阂（注：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韩起澜Emily Honig关于苏北人在上海的研究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Subei People in Shanghai,1850-1980.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2，具体分析见我在《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发表的《近年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一文。）。因此，为使这一概念区别于“种族”和“民族”，我把ethnicity译为“族群”，其既可以表达种族，亦可以说明人群间的鸿沟。
另外，路氏在书中非常小心地使用关于“满”身份认同的一些词语，并从这些词语的发展演变，来观察“满”作为一个“民族”形成的过程。正如该书标题所采用的，他以Manchus泛指“满”这个族群，进而分析了“满洲”、“旗人”、“满人”以及“满族”的演变轨迹。因此，为了不使读者对作者的这种匠心发生误解，在一般情况下，本文并未按国内习惯笼统用“满人”或“满族”，而以中性的“满”来代之（除非作者有所特指）。但在个别读起来实在不大符合汉语习惯的地方，则仍以满人称之。
路氏指出，在整个清代，满的身份Manchu identity总是与八旗历史和结构纠缠在一起，实际有三种不同的含义。其一是狭义的、早期的意思，满即满洲，分布在满洲各地女真的后裔，在16世纪90年代为努尔哈赤所统一，1615年又把他们组织为八旗，后称为“满洲”，又称为“佛满洲”（即“老满洲”），以与后来的满旗相区别。他们在历代皇帝眼中都有其特殊的地位。其二的范围稍宽，包括整个八旗满洲，不仅有老满洲，而且包括伊澈满洲（新满洲）、通古斯人以及通古斯化的蒙古人。他们在清入主中原后加入满旗。其三，含义更广，满人即旗人，囊括了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按此定义，满人即这24个旗的旗人。
路康乐认为，总的来说，“旗人缺乏种族、语言和文化的同一性”（第290页）。历代清皇帝力图以要求多习满语和骑射来“满化”，但早期满汉的区别并非族类ethnicity或政治地位，而是职业。从一开始，八旗的基本功能便为军事性的，其核心是旗兵，是清征服汉人的主要力量，之后又成为各主要城市的驻防，威慑各地。除极少数谋一官半职或务农外，他们中的多数人不能从事其他职业，因此只能混迹于兵营，从国家获取生活之资。从职业上看，作为旗人的满人即世代以军旅相承，与德川幕府时期的武士很相似。
路康乐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满开始从一种职业身份转化为一个族群”（第291页）。在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中国文人和官员在西方帝国主义压迫下，不再把“国”country只是作为一个文化概念，而开始以“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个政治和地域的范围来考虑。梁启超在这个认知上起了重要作用，是他把“中国”的概念从一种文明转化为一个地域性的国家。作为这个重新定义的一部分，满人成为一个“种族集团”racial group。根据梁对满汉关系的阐述，正如黄种与白种间生死攸关的种族冲突一样，在中国，这种对立也存在于同属黄种的两个亚群subgroups之间。路氏认为梁启超实际是以社会达尔文主义来定义满和汉。19世纪末20世纪初，满汉区别日益加剧，这种畛域主要表现在种族racial上，而非过去的文化和职业的差异。虽然“满族”这个词在晚清便存在，但很少被使用，而这一时期用得最多的词是“满人”和“旗人”。前者主要为革命派所称，革命前普遍使用；后者为清官方所用，革命后则更为流行。在辛亥革命前，由于革命者认为中国是汉人之中国，因此按《同盟会章程》，满人应被“驱逐”。革命中，共和人士抛弃了这一思想，开始接受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概念，即集汉、满、蒙、回、藏为一体。
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赞扬，英国《中国季刊》、澳大利亚《中国杂志》、法国《汉学论著评论》以及美国《亚洲研究季刊》等分别发表了书评（注：China Quarterly,no.168December 2001,by Shelley Rigger;China JournalJanuary 2002,by Michael Lickori-sh;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ogie,2001,by Marianne Bastid-Bruguiere;Journal of Asian Studies,61,no.1February 2002,by R.Kent Guy and by Sudipta Sen.）。《中国季刊》的文章指出，“该研究生动、资料坚实，对理解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以及中国不同族群间的斗争，做出了重大贡献”（注：China Quarterly,no.168December 2001,p.1015.）。《亚洲研究季刊》发表的书评认为，该书“在好些方面都独树一帜”，而且对晚清“正发生着变化的意识机制”有着“非凡的表述”（注：R.Kent Guy,Who Were the Manchus?A Rev-iew Essa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61,no.1February 2002,p.160;Sudipta Sen,The New Frontiers of Manchu China and the His-toriography of Asian Empires:A Review Essa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61,no.1February 2002,p.175.）。评奖委员会的赞词也称：“路康乐敏锐的分析对认识满人以及满汉关系开辟了新的途径。”委员会认为他对满人身份性质的分析是非常精湛的，他通过“对清末民初汉满隔阂的丝丝入扣的描述，证明了辛亥年革命者的反满并非只是停留在语言之上”。
毫无疑问，该书的出版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将会是一个新的启发和推动。2001年秋天在武汉召开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时，学者们便意识到，辛亥革命研究在几代中外学者的努力下，已经相当深入广泛，进一步发展将有一定的难度。路康乐的研究告诉我们，辛亥革命课题实际上还有很大的空间，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扩展资料的使用，更新研究的方法，变换思维的方式，转移观察问题的角度。对于辛亥革命的研究，不仅是在最近发展较快的社会文化史方面，即使在政治经济史以及人物等这些过去研究较深入的方面，仍有极大的发展潜力（注：另一例子是萧邦奇Keith Schoppa关于沈定一的研究《血路》Blood Road:The Mystery of Shen Dingyi in Revolutionary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该书获得1997年的列文森奖。）。
在本文结束之际，我想补充两句题外话。路氏的这本著作并没有使用目前西方任何流行的理论或“话语”，也没有建构复杂而宏大的分析框架，其观点和论证都建立在坚实的资料、平实的叙事之上，其方法仍以传统的实证为主，读起来清晰、晓畅，逻辑严密。这本书的获奖也说明，虽然多学科交叉和理论上的突破为西方学术界所重视，美国历史学的主流对坚守传统叙事和实证方法的研究，仍然是十分欣赏的。该书的获奖或许对一些片面追求西方时髦的理论和方法，但又没有认真理解和消化的学者可以起到一起清醒的作用。另外，该书的问世离路康乐上一本书的出版已整整25年，这25年对一个学者来说是多么漫长的学术探索。路康乐的治学态度，对我们克服浮躁、急于多出成果而忽视学术质量的心理，是应该有所启发的。
（資料來源：《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