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大华著《晚清思想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

全书除绪论和结语外，分为六章，共55万字。该书是目前国内第一部以晚清思想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其创新之处：

第一，目前学术界对晚清或中国近代思想史应该写些什么没有统一的认识，许多思想史著作写进了哲学史的内容，甚至以哲学史为主，学科界限混淆不清。本书认为晚清或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内容是由中国近代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决定的。中国近代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一是民族独立，使中华民族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亦即后来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进步，实现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因此，本书以晚清不同时期的中国人围绕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这两大任务而提出的各种思想、观念和主张及其争论或斗争为其研究内容，其他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通常所写入的哲学史、文化史、学术史等内容，除与本书研究的主题有关外，一般不包括在本书的范围之内。

第二，以前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一般都从标志中国近代史开端的鸦片战争开始写起。本书认为从鸦片战争开始写起割断了思想上的联系，使前一时期的思想成了无终之果，而后一时期的思想则成了无本之源，思想的连续性被人为地中断了。基于上述认识，本书跨越了作为中国近代政治史开端的1840年，用一定的篇幅考察了嘉道年间的社会危机，以及在社会危机的强烈刺激下的经世思潮的复兴，把晚清思想史的逻辑起源确定在了整个嘉道年间。认为嘉道年间复兴的经世思潮使中国传统思想具备了向近代转型的可能性，而发生于此时的鸦片战争，又给经世思潮注入了新的内容，从而使这种可能性成为了现实性。正是在嘉道年间，中国传统思想开始迈出了向近代转型的第一步，并对晚清思想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三，注意处理好思想家思想与人民大众思想之间的关系。一提到思想史研究，首先就涉及到其研究究竟是以思想家的思想为主，还是以人民大众的思想为主的问题。这也是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老问题。本书认为，晚清思想史研究，一方面要重视思想家的思想，至少应以思想家的思想为研究的切入点。这是因为：其一，与人民大众比较，作为社会精英，各个时期的思想家尤其是他们的代表人物对于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有更敏感和更深切的感受，更能触摸到跳动的时代脉搏；其二，思想家的思想往往是一般社会思想和动向最集中、最典型的反映，是它们的浓缩体。这也是思想家的思想所以能影响社会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也要重视人民大众的思想，尤其要重视人民大众思想对思想家思想的影响。实际上思想家的思想和人民大众的思想存在着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本书则是按照这一认识写的，做到了思想家研究与人民大众思想研究的结合。

第四，注意处理好思想理论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晚清思想史的一个特点，是思想理论与社会实践的脱节。这表现在两个方面：（1）就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往往是思想理论超前，而社会实践滞后。比如早在鸦片战争结束不久，魏源就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但直到洋务运动时期，这一思想才付诸社会实践；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早期维新思想家就提出了设议院和“君民共主”的要求，但直到20世纪初清政府才宣布“预备立宪”。如此等等。（2）就思想家个人来看，社会实践落后于思想理论甚至相背离的现象也较普遍。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康有为。维新变法运动兴起前后，他是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的积极要求者，但到了“百日维新”期间，他只要求设制度局于宫中，再不提设议院的事情。他提倡过一夫一妻制，积极宣传过男女平权思想，但在实践中他是一夫多妻制和男权主义的维护者。所以本书在研究晚清思想史时，把思想理论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不只看思想家们说了些什么，而且还看他们做了些什么，对思想家尽量做出合乎历史事实的客观评价。

第五，注意处理好思潮史研究与思想家研究之间的关系。晚清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思潮风起云涌，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关注不够，虽然侯外庐等学者曾提出过应当研究近代的社会思潮，但学者们的研究仍多以思想家为主，那些以“中国近代思想史”命名的著作，基本上是各个时期一些主要思想家思想的汇编。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状况有了改变，思潮史研究异军突起，蔚成风尚，相继出版了一批以“思潮史”命名的著作。以思潮为线索构架中国近代思想史无疑是对此前以思想家为线索构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重大突破，但它也同样存在着缺陷或不足。如果说在那些以思想家为主要线索构架而成的思想史著作中，寻找不到晚清思潮的演化脉络、有树木而无森林的话，那么，在那些以思潮为主要线索构架而成的思想史著作中，则看不到主要思想家的思想和活动、有森林而无树木。而缺少思想家的思想和活动的思想史著作，其学术价值就必然会大打折扣。本书则将思潮史与思想家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即以近代思潮的演化脉络为经，以主要思想家的思想和活动为纬，经纬交织，一方面以思想家的思想来见证思潮的演化，另一方面又以思潮的演化来加深对思想家思想的解剖。

第六，在“语部”分，用近六万字的篇幅对晚清留下的思想遗产第一次进行了认真的疏理，认为晚清给后人留下了三个遗产，这就是（1）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思想，（2）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3）强烈的“振兴中华”的使命感。同时对目前学术界争论较多的太平天国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关系，冯桂芬的思想属性，民族救亡与思想启蒙的关系，改良与革命的评价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另外在内容上其他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很少涉及的20世纪初的启蒙运动本书辟有专章加以论述。

上述这些创新之处，得到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原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史学会会长龚书铎先生的好评，在龚先生为本书所写的序言中，对本书的以上创新之处给予了充分肯定。

（资料来源：转载自近代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