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中枢，简言之，是指决定大政之最高行政核心，中枢决策，涉及裁决大政之各种机构、制度及政策之形成与贯彻。“中枢”是国家机器之主轴，因而中枢决策对国家机器的运转、王朝之兴衰，至关重要。把它作为专门问题进行研究，其意义不言而喻。

关于清代的中枢决策，以往，人们对其所应包括的方面、各方面的机能、它们之间的联系及由此体现的总体作用、特点等问题，缺乏系统、专门的探究，因而也就更不可能论及中枢决策的发展演变，在各个时期的表现特征及其作用、影响等。白新良教授的《清代中枢决策研究》一书（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从努尔哈赤到道光朝各个时期的政权建设、中枢决策的一般过程和主要形式、中枢决策的具体事例、对中枢决策的监察与落实、信息之输送及保存与整理等方面，均作了系统、动态性的研究，分析了中枢决策在各朝的表现特征，对前朝的发展和对以后的影响。  

该著以大量史事对中枢决策的具体揭示，有重要的价值。  

比如，对于中枢决策的信息输送及其发展演变问题，该著阐述：清初顺治朝，信息输送机构和信息输送程式全盘仿明并不断臻于健全和完善。地方通过各地驿站以通全国之邮递，通政司负责收纳京官奏本及地方官题奏本章，内阁为全国各种信息之总汇。康熙朝，进一步健全驿递制度并不断增设驿递路线，颁发各省使用驿马正式凭证──勘合、火牌，严禁官员私用及骚扰驿站。平三藩期间设立安塘笔贴式这一新的信息输送途径。以奏折直接勾通君臣，将信息直达君主。另外，坚持御门听政及经常出巡以扩大信息输入。雍正时，除扩行奏折、设军机处，还以新的下行文书──廷寄来加强文书之保密，提高中枢决策执行之效率。乾隆朝，提高奏折在上行文书中的地位，妥善处理题本与奏折之间的关系，加强奏折的保密性，按事务之轻重缓急分别奏折的传送渠道，并整顿奏折递送机构──奏事处。废止奏本，精简题本；四出巡幸以获取必要信息。此外，进一步健全驿递制度并将其推及全国各地。嘉庆时，加强与各级臣僚的接触以增加信息获取量；增加折奏官员、扩大奏折内容范围，取消奏折副封关会军机处，以维护专制皇权，严禁有关机构和个人压搁奏折以保证信息输入之及时；严格管理奏事处；精简限制不紧要之奏折等。  

再如，作者揭示，在嘉庆朝，皇帝曾对军机处的事权进行限制，其表现：一是通过内阁议事及颁布谕旨明显增多，较之乾隆中期以后仅由军机处唱独角戏的情况有了明显改观；二是裁抑并限制军机处权力，将其工作范围严格控制在承书谕旨、承办具体事件和对中枢决策提出参考性意见以供最高统治者采纳等几个方面。从而使军机处处于皇帝的严格控制之下，成为伏伏贴贴行使皇权的得力工具。  

前述史事，作者是把它作为中枢决策某一方面或专门问题予以阐述的，为人们研究相关问题提供了参考。  

该书从大量史实中得出了新的见解，这些见解是精辟的。如作者论述：至乾隆时期，廷奇谕旨逐渐上升为下行文书中的主体，既突出了皇帝本人在中枢决策中的主导地位，同时在输送方式上也有快捷。保密的优点。它加强了皇帝对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吏的控制，对于皇权的极端强化、中枢决策各机构地位和作用的消长变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而至道光时，奏折又终于取代题本而成为主要的上行文书，题本则逐渐衰落并降格为奏折的补充和附庸，成为清末最后废除题本的先声。而以前重奏（折）轻题（本）倾向至道光时的这一重要变化，使最高统治者所处理之政务成倍增长，达到力不胜任的地步，这又不能不影响到皇权的发挥。对于清代中枢决策的纵向发展变化及其阶段性特征，作者论述，就中枢决策核心机构而言，以建立军机处为标志，清政府才摆脱了入关之前形成的民族遗风和故明传统决策机构、制度的影响而具备了自己的特色。就决策倾向性而言，清前期，分别表现为民族性和专制性两大特点，包括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在内的所有臣工都变成了决策的执行者，甚至在身份上也都沦为最高统治者的奴仆。而在政权发展的不同时期，中枢决策还有随意性、准确性、保密性之特点。就中枢决策的监察落实而言，呈两个特点：一是传统监察机构和制度的地位与作用比以往历朝都显著降低；二是开辟了新的监察方式和机构，其中奏折和军机处均有这方面职能。而关于信息之输送，则清朝是创新选出。这些观点，对于清代政治制度的认识及进一步研究无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资料来源：《历史教学》200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