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杨海英博士所著《洪承畴与明清易代研究》完稿，将付杀青。此书杀青，就她个人的学术生涯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与她年龄相适应，此书标志着她青年奋斗阶段的结束，中年进一步充实和探索阶段的开始。应该说，作者在学术上的起点并不是很高的，有时候我还会感到这种状况对她的著作的影响。但她有活跃的思维、强烈的求知欲、难得的勤奋、“探河穷源，剥蕉至心”的探索精神和毅力，而且严格遵循她的博士生导师王锺翰先生教导的正确治史方法，所以她青年阶段的奋斗是成功的，收获了金灿灿的果实。这给她青年阶段的人生增添了光彩。
洪承畴研究是王锺翰先生出的题。因为课题热门，突破不易，所以被有的先生认为对一个史学新手说不是很好。但王先生对学生的要求是高标准的。他毕竟是当今清史泰斗，无疑感到入清以后的洪承畴，作为贰臣，招抚江南，平定隆武政权，经略西南，策划消灭永历政权，是清朝征服全国的重大关键，洪承畴因此始以“开清第一功臣”名世，而这一过程还有许多深层次问题没有理清，尘封的史实有待挖掘；同样，清史学界对清初洪承畴的看法分歧最深，争论最多，问题的理论性显然较强，具有处理民族斗争史上是非，发扬中华民族精神的现实意义。由此可见，洪承畴研究做得好，肯定可以取得史实和理论双赢的成果。作者集中选取洪承畴与明清易代历史进行研究，也更能贯彻导师的指导思想。
然而，摘取这样的果实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作者说：“摸了一段基本史料后，我没有信心写出新的东西。”[1]这是实话，是深知科学研究的艰辛而吐露的衷肠。其实，换一个角度看，这恰恰是一个良好的起点，还“对明末清初这个具有震撼力的时代颇感兴趣”就更好了。这就大大加强了征服科学艰险所必需的谨严态度、坚实步伐和探索精神。可以说，事情刚刚开始，就绽出了一抹预示着光明的晨曦，这很有意义。
必须熟悉已有的研究成果，才能准确选取一些长期被忽略但颇具大局意义的问题，作为重点钻研对象。作者正是这样做的。她说，在明末，“前人未曾研究的洪杨公案，对探求洪承畴的政治实力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为研究洪（承畴）、杨（嗣昌）公案，而广泛探索洪承畴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他的第一个婚姻圈，得以了解洪在明末的政治实力的社会基础。易代后，“洪承畴与清廷及满族贵族之间的关系，是过去研究中的薄弱点，尤其是从满族史角度来看，更是如此”，这是构成清初洪承畴问题的核心。本书紧抓不放，深入挖掘和剖析赐婚、第二个婚姻圈、火神庙风波、抬旗、孙可望降清后洪氏遭到冷落等等一连串的史实。书中还对洪承畴的家庭关系、个人思想意识，以至明、清、朝鲜三方关系等问题做了研究。洪承畴在东南的任务是消灭隆武政权等抗清力量。本书揭出隆武五路北伐中兴明室计划和洪承畴的应对方略这样的全局，完全笼罩了该地区这个期间的历史。洪承畴在西南为清朝尽力，虽没有实现消灭永 历政权的目标，但他构筑了一条通向胜利的必由之路。他做了些什么？谁知道？本书抓住长沙经略幕府的构成和活动，广泛地从政治、人事、军事、财政诸方面铺叙了洪的战略思想和措施。本书对洪承畴背明降清是采取批判态度的，但比一些多用情绪化语言为洪承畴歌功颂德者更能说明洪承畴为清人征服全国做了什么。光有观点，而不能撷取充分的、可靠的史实作为论辨的基础，是不行的。本书尽量探索了明末以来涉及洪承畴的史实。前面列举的诸钻研重点，构成了全书在史实方面大大有别于已有论著的崭新面貌。我敢说，在本书以前还没有一种洪承畴研究论著深入到了这样的历史层面，有的只是在个别点上稍一接触就止步了。我是书稿的第一读者，初读书稿，就深感后生可畏，一种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压力。这就是发展，就是前进，就是创新嘛。
令我特别留意的是，本书题名《洪承畴与明清易代研究》，论述洪承畴后半生20多年的历史，也就是降清、随清兵入关，为清朝建立全国统治效忠的历史。这是他一生的关键。清兵入关是一个复杂的事件。史学界对它的看法存在很大的分歧。这不奇怪。重要的是要有一种队历史的责任心，对民族的深厚感情，不能曲学阿世，不能搞实用主义，实用主义一定会产生歪曲，引出荒诞的结论。分析、判断的原则，只能是历史主义，实事求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依据事实说话。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当时最明显、突出的事实是：一，清朝皇室先世从明初开始就是东北卫所武官，他们所代表的满族（女真人）就是明朝臣民，中国边疆的一个少数民族；二，他们崛起于东北一隅白山黑水之间，自努尔哈赤反明自立，开始隐没与明朝的传统关系，称明为“仇国”[2]，清兵入关后多尔衮还称明为“中国”，自称“我国家”[3]，顺治也强调满洲与明“本为敌国”[4]，甚至雍正仍坚持明为“中国”，自居为“外国之入承大统者”，相互间 “则邻国耳”[5]；三，明末农民起义激烈，李自成、张献忠等都建立政府，与明朝争夺统治权，力图取而代之，但国家并没有分裂，不存在由谁统一的问题，如果说有分裂，就是后金（清）自立为国；四，清兵入关，实行土城、掳掠、剃发、易服、圈地、缉逃等民族屠杀、民族压迫政策，激起官民猛烈反抗；五，清兵入关后满族才真正开始融入中华民族的过程。从这些事实出发，依据满族（女真人）与明朝长期的历史联系，考虑入关后满族完全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清兵入关应是国内民族斗争的表现，说成与倭寇、西方早期殖民者、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一样，是不妥当的。当然，国内民族斗争也有是非，有正义、非正义的问题。清兵入关是以征服者面目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实行屠杀、掳掠、人身奴役等政策，是非正义的。尤其严重的是，自称建国，自己抹杀作为国内民族、明朝边疆武臣的地位。把这些政治表态放在当时的环境中，不能不削弱清兵入关作为国内民族斗争的意义，使性质向着国家间斗争倾斜、转化。这个问题很尖锐，不能睁着眼睛不顾，装作不知道。也很复杂，一些实际的矛盾、矛盾的事实搅合在一起，不像黑白易辨，泾渭分明，必须多角度、多方面慎重地加以审视、判断。有些议论，将清人进行的战争誉为“轮流坐庄”，甚至抬为“统一战争”，显然经不起史实的检验，是不但完全蔑视明人正义，也完全无视清人立场的自说自话。
历史不是一团橡皮泥，可以由研究者随意捏塑，它是消逝了的客观存在。史学也不是玩物，它要尽可能地复原历史真相，给以符合实际的评述，“不第以征文比事，侈翰墨，供渔猎为也。”史学作为一项科学的作用和责任，是净化人类灵魂，规范社会行为，“补化工之不逮，佐刑赏之未周，褒诛不私于恩怨，是非不贷于 纩，网罗不添于幽潜，摭拾不逐于风影。”[6]因此，史学应有鲜明、公正的是非感，秉笔者对自己应该要求审慎、严格。清兵入关，明清易代的斗争，其中一定有许多历史教训，许多歌颂什么鞭笞什么的问题，它决定像洪承畴一类在风口浪尖上起关键作用的人物，其言行自己要做出解释，别人更不免评说。这个过程早在洪氏生前就开始了，后人的评说延至数百千年也不会终结。每个对国家、民族负有责任的人，都不免接受历史的审查；有罪行的人即使逃脱了法律的惩办，也躲避不过道义的审判。这是必然的。
崇祯得知松锦大败后感到悲痛，相信洪承畴已不屈殉国，谕祭九坛，专祠奉祀，誉之为“节烈弥笃”[7]。大臣也称赞他“清方正直，精敏忠勤”[8]。这虽属误判，仍标志着审查、评说过程的开始。降清一经证实，朝野都会拿他说事，甚至同为降人，也因他职责更重大、影响更恶劣而对他揶揄嬉笑、冷嘲热讽。顺治十六年（1659）春，洪承畴随军进到昆明，永 十一年举人江彧谒见，请求参加清朝会试。洪承畴表示，允许崇祯时举人参加会试，永 时举人不许与试。这当然是清廷的政策，但江彧故意质疑洪承畴个人，讽刺说：为何有此区别？“吾知之矣，崇祯先帝曾为公设御祭九坛，固公之恩人，其所取士得为举人，许其会试。永 先帝，公之仇也，所取之士亦仇也，其不许会试，宜也。”[9]洪承畴听了，恼怒、难堪，无法反驳。康熙元年（1662），洪氏七旬初度，勋贵故旧争相致祝，但谀寿文“最难措辞，盖其在明朝时之位望勋绩及入清朝后之位望勋绩，皆赫赫在人耳目，而此间转捩一二语，虽善于舞文者无能为力也”。危急关头对国家、民族的伤害，被钉在耻辱柱上，不是轻易能够解脱的。但社会上薰莸同在，不缺少践踏正义、迎合权势之徒，“一落魄书生为献一文，中有数语，云：公以为杀吾君者吾仇也，杀吾仇者吾君也。承畴大赏之。”此落魄书生可推为洪氏辩护士先锋。其辩护词苍白诡诞[10]，颠倒时序，洪氏是早在所谓“杀吾君”、“杀吾仇”以前降清的[11] ，“杀吾仇”解释不了他何以把战场敌人作为新君向其跪拜。这里涉及的问题毕竟具有根本性，一个国家、民族要在危机四伏的世界上生存，不能不维护天地间的一点元气。传统史学必须严肃正视自己的责任。
本书无论从清理史实或从进行论断说，都是继承和发扬我国史学的优秀传统的。关于洪承畴降清的原因，本书以史实为基础进行深入分析，否定想当然的诡词美化诸说，论定乾隆强调的“畏死倖生，靦颜降附”[12]说为真确，是人性的弱点在洪承畴身上的表现。本书不仅从政治、军事、外交等角度，指出洪承畴降清的严重后果，还从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角度，结合史籍和口碑，进一步指出它的久远影响，无论从时代要求和个人品质说都是不光彩的，是对民族精神的重大破坏。由于对入清后洪氏活动有深入研究，史实充分，使这些论断很有说服力。全书对各种人和事的论析，也都不离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些都具体表现出作者始终把握和贯彻历史主义精神，符合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古人云：“置身处地，借境处时，於万难措办处，观过可以知仁，於千般遮饰处，一言可以定罪。”[13]史学只有追求真实，追求真理，才能拥有这样征服人心的力量。
我在一开始谈到作者青年阶段的成功时，曾指出她治学的种种优长之点。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她的勤奋和探索精神。她读博士时表现出来的勤奋、长时间坐冷板凳的恒心和毅力，一直为导师和同门所称道。天道酬勤，这对她的成长起了很大作用。她探讨问题，喜欢穷追猛打，刨根问底。在校完成作业，研究南明瑞昌王朱议氻和宁藩宗室朱议漇问题，就已反映她这种特点。史学研究原忌浅尝辄止，就一些人所共知的史事，发一些不痛不痒的议论，说对也对，说错还真未必，或者发一些耸人听闻的议论，哗众取宠，与历史实际不大相干，而就是没有经得起推敲的新鲜的深刻的东西，实际上这就是平庸，永远不会产生激动人心的成果。史学至此，其发展就停滞了。与此相反，她是以深入清理史实为基础进行分析的，问题或大或小，总有新的内容，有所发明，有所进步。这种特点，很符合我的心思。记得她来历史研究所后，我曾对她讲过一种搜集、发掘史料的方法。我说，看到一条历史记载，如果觉得它很重要，就应该追寻下去，根据这条记载涉及的人和事提供的线索，进一步搜读各种有关的史籍，以这些史籍反映的情况为新的起点，扩大读书找材料的范围，得到新情况、新启发，这样扩大、发掘下去，直到解决问题或线索完全断绝为止。这种方法我借用一种古代虐刑的名称戏称为“瓜蔓抄”。本书作者搜集史料的方法与我的“瓜蔓抄”相类，而研究、解决问题的视野则更广阔。她研究洪承畴江南招抚任上活动，抓住隆武五路北伐中兴战略。隆武是中兴壮志凌云的君主，五路北伐的记载是符合他的为人的、可信的。然后她追踪五路大军具体组成、动员和行动情况、失败原因、洪氏的对策，最后归结到明清实力因此而消长，和洪氏个人的功过、遭遇进行分析，显示出难得的步步为营的功力。研究洪氏五省经略的活动，以长沙幕府为中心，是很准确的。从追寻其人员组成开始，再探讨其活动，分析由此反映的洪氏的战略思想和战略意图、幕府的成效。洪氏镇压西南反清力量的活动，很全面很深刻地反映出来了。这些事例在体现作者的探索精神上是很典型的。
海英不是自觉地投身到史学研究的行列中的。可以说，她懵懵懂懂地捡了一个烫手的山芋，选择了一份艰难的职业。从外部条件说，治史之难首先在于常与匮乏结缘（当然也有发了财的，但毕竟是少数，并且要有一些别的本领和做法）。现代人重视追求富足的生活，本无可厚非。但史学著作作为学术著作的一类，虽有社会意义，却没有很高的市场价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举步维艰。王锺翰先生强调说：“研究历史发不了财，所以要有受苦过穷日子的心理准备，也就是说要有一点牺牲精神，心甘情愿地坐冷板凳。”[14]因此，要能够把握住自己，心定神闲，不要见有利可图，就加以迎合，削尖脑袋往里钻，否则就有成为秽史作者的可能。从史学本身特性说，治史之难尤在于以后人而追踪前代社会人事，环境全然不同，范围十分广泛。正如宋人苏洵所说：“甚矣秉史笔者之难也。讲闻有限则弗遍，意见先入则多偏，野史笔记多恩怨好恶之口，滥述谀碑多故吏门生之笔，好恶或关于时讳，否臧或碍于世家，知几愤于十羊九牧，韩愈卒于窜定不全，皆有以也。”[15]又如清初人赵而忭所说：“以一人之好恶而定万类之是非，以有限之见闻而综无穷之言行，故曰史之难也。”[16]清人万斯同则感叹“史之难为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传不显。……而在今则事之信尤难，盖俗之偷久矣，好恶因心而毁誉随之。一室之事，言者三人，而其传各异矣，况数百年之久乎？故言语可曲附而成，事迹可凿空而构。”[17]他们从政治社会环境的障碍、根据的不充分不可靠、道德的沦落、思维的局限等等多方面论述了治史的艰难。这就说明，治史要做出成绩，对作者自身的条件要求也很高，要求具备良好的“三资”，“三资者，才、学、识是。落笔惊人，才也；博极群书，学也；论断千古，识也。”[18]再加上德，无私无畏，德也，成为“四资”。能达到此境界者，难得其人。选择以治史为终身职业者，只有作出最大努力，缩短自身与“四资”要求的差距。可以肯定，本书还需要接受广大读者的检验，作者不能自满，征途漫长，必须继续充实自己，弥补不足，准备迎接更大的科学挑战。作为犬马齿痴长的同事，我对作者寄以厚望。是为序。
2004年12月5日草
2005年4月8日增补讫
注释：
[1]本书作者《后记》。引自本书者不再出注。
[2]《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己未天命四年十一月初一日。
[3]《清世祖实录》卷六，顺治元年七月壬子。
[4]《清世祖实录》卷八十六，顺治十一年九月己丑。
[5]《大义觉迷录》卷一，载《清史资料》第4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7页。
[6] 屠中孚：《重晖堂集》卷二十二，《杂著》，《谈史》。
[7] 《兵部行确察洪承畴等殉节塘报互异稿》，载《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 第398页。
[8]佚名：《崇祯长编》卷二，崇祯十七年正月己酉，引史可法奏疏语。
[9]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 181页。
[10] 李伯元：《南亭笔记》卷三，大东书局1919年版，本卷第1页。旁人批驳书生语云：“然则有烈妇人，其夫被害，而曰杀吾夫者吾仇也，杀吾仇者吾夫也，可乎？抑有为子者，其父被害，而曰杀吾父者吾仇也，杀吾仇者吾父也，可乎？”可知书生辩护词在方法上完全不合逻辑。
[11] 洪降清在崇祯十五年（1642）五月。李自成进京，致崇祯自杀（“杀吾君”）则在十七年（1644）三月，洪降清在一年又十个月前；清军追击李自成，致其被害（“杀吾仇”），在顺治二年（1645）六月，洪早在三年前已降清，与二事毫不相关。
[12] 《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二，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庚子。
[13] 罗明祖：《罗纹山先生全集》卷十，《史旁》，裘兴祖：《史旁序》。
[14] 王锺翰：《清心集》，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 第27页。
[15] 袁黄：《群书备考》卷一，《诸史》，引苏洵（老泉）语。
[16]田茂遇选：《燕台文选（初集）》卷七，《评》，赵而忭：《二十一史得失评》。
[17] 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望溪先生文集》卷十二，《墓表》，《万季野墓表》述万斯同语。
[18]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六，《跋》，中华书局1984年版， 第523页。
（资料来源：《洪承畴与明清易代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8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