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0月，我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提交了一份研究计划，题目是《镶黄旗下——洪承畴的后半生》，有幸得到各位学术委员的支持，立项为所重点研究课题。2003年10月，课题完成结项。在吸收鉴定组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经修改完善，更名为《洪承畴与明清易代研究》。本书的宗旨在于通过研究洪承畴的一生及作为，探讨洪承畴在明清易代过程中的地位、作用，涉及洪承畴与明末政局，与南明隆武政权、永历政权，与江南秘密复明运动，与清廷及满族贵族的关系等问题，希望通过多角度、多层次的实证性研究，勾勒出更加真实、具体、形象、丰满的洪承畴形象，并展示其所处的历史环境的复杂性。

洪承畴（1593-1665），福建泉州南安人，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仕至明三边总督、蓟辽总督。崇祯十五年（1642），松锦战败，被清军俘获，降清后开始了他镶黄旗下的生涯。

回顾有关洪承畴的研究，首先需要提及的是1935年孟森《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跋》一文。这是近代以来建立在档案文献基础上，对洪承畴进行的最初实证研究，奠定了洪承畴研究的第一块基石。值得重视的结论有：一，洪承畴为当时必不可少之人，为清朝取中国之先导；二，中国东南、西南均大定于洪承畴之手，为招抚，为经略，所向成大功；三，清廷用人之妙，无过于重用洪氏。惟以顺治十四年六月洪承畴乞病解任，归之于“承畴之不甚得志于新朝，犹终以天良之微存一线”[1]，尚需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李光涛是继武孟森深入研究洪承畴的第二人。1937年作《洪承畴奏销册序》，1948年作《洪承畴背明始末》，另外尚有《论洪承畴之招抚江南》（《大陆杂志）》九卷一期）、《洪承畴援辽始末》（《大陆杂志》十二卷十二期）及《明清之际的战争》（《幼狮》十一卷一、二期）等文章，以档案材料为主，对洪承畴一生中的重大问题，如剿贼（农民军）、援辽、招抚江南、经略西南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具体的研究，其结论具有独特的价值。如论清军入关得“流贼”之助[2]；洪承畴经略西南其“致胜的关键，实系于后方的接济，而战争已在其次”[3]等结论坚实可靠；而对明清易代及洪氏招抚江南大为痛心，“假若当时无承畴，则中国何至有清朝？”则难以证实，直斥洪氏为“汉奸”[4]，又成为后来“翻案”说的出发点。继李光涛之后，李学智等进一步从洪承畴等明末清初的降人深入到对明末士风的探讨，并触及清高宗编辑《贰臣传》的思想根源[5]。这些研究，直接上承明末清初的反思之风，构成了评价洪承畴的基调。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学者以开放的心态，重新研究易代之际的“政治忠诚”问题[6]。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大陆的史学研究走向振兴，洪承畴研究也出现一个新高潮，洪氏后人的参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九十年代以来，海内外共出版了三部洪承畴的传记，一部洪承畴研究论文集，并召开了多次洪承畴研究学术讨论会[7]。

王宏志的《洪承畴传》[8]（以下简称《王传》），为首部中国大陆出版的洪承畴传，有筚路蓝缕之功，曾被认为是“向国内外读者公开为洪承畴翻案”[9]的代表作，基本结论是“洪承畴应属于基本肯定的历史人物”[10]。评价的“最重要”前提是“满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清朝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王朝。”[11]从而将历史时期不同民族间的国家矛盾视为国内矛盾，认为新、旧皇朝更替，“从王朝的领土上看，都在中国疆域范围之内，都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明的组成部分，不涉及中华民族以外的民族统治的问题”[12]。用现代的疆域、国土、民族、政治观念来对待历史问题，造成的混乱，连作者自己也无法收拾，故出现洪承畴降清是“致力于统一中国”，而黄道周、史可法等誓死抗清，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怀着强烈的汉民族情绪”至死不与清合作，乃“狭隘的民族思想的表现”的逻辑，再推下去，势必成为黄道周、史可法等不肯投降，是在制造民族矛盾、增添中华民族的生灵涂炭，甚至是分裂中国了，不仅未必称得上是英杰，反而应当受到批判。也许意识到出发点与结论的牴牾处，作者又提出气节观的三个标准，其中一个就是在反抗民族压迫斗争中不屈的英雄，肯定元朝和清朝在统一战争中实行了民族压迫政策，所以反抗民族压迫、表现崇高气节的文天祥、史可法，才值得肯定。于是，降清的洪承畴也该肯定，抗清的史可法也值得肯定，让人难择去从。一批与之相呼应的文章掀起了为洪承畴翻案的潮流，而持不同意见者也不在少数。[13]

翻案说的最大问题在于根据现实曲解历史。根据新中国的疆域来解释历史，将历史上不同民族间的国与国的矛盾看作是国内民族矛盾，早在五十年代末就受到过北京大学历史系邓广铭的坚决反对[14]。具体到洪承畴的研究，翻案说的代表作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如忽视历史基本事实、回避矛盾、人为拔高历史人物等，根源就在这里。

仅举一个例子。《王传》极力强调清廷重视洪承畴，大概基于这样的逻辑：清廷越信任、重视洪承畴，说明他的贡献越大，这是翻案的基础。或者说，洪承畴对清朝贡献越大，就越能赢得清廷的重视和信任，洪承畴理应翻案。这不仅与清初的历史事实相去甚远，甚至难以自圆其说。如《王传》第218页说：“洪承畴从江南回到北京，很得清朝最高统治者重视。”而下文“但仍是原官原职”，重视体现在何方？看不出来。在论及洪承畴与多尔衮、顺治帝的关系时也是如此，多次强调后者重视前者，无非是为了说明“洪承畴对清军入关作出较大的贡献”之类的问题[15]，但洪承畴贡献大与清廷信任之间，并不构成必要条件的推理关系，而且，恰恰相反，洪承畴越有才干，贡献越大，清廷愈放心不下，猜疑叠加，这是由清初的历史环境决定的。清初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其尖锐、复杂，洪承畴的地位微妙、处境艰难，在《王传》中是一个几乎不敢触及的话题，这就是在现代观念支配下，受制于“翻案”前提，替古人包装、歪曲历史的结果。洪承畴一直到死，也未曾得到清廷信任，这是作者最后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其他具体问题，还将在书中进一步讨论。

相比之下，李新达的《洪承畴传》[16]，则平实得多。作者对洪承畴的一生，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尤其是对洪承畴在明朝的经历、作为、洪承畴与杨嗣昌的矛盾以及洪承畴在清初的地位等问题的研究，对后人颇有启发作用。如作者认为洪承畴仕明主管陕西钱粮期间，博得“才略过人”名声，恐怕在催科方面严于功令，故崇祯初年“盗之所以遍秦中”，“洪承畴负有相当的责任”[17]，对拓展思路、深入研究就很有帮助。但有些论述显得空洞，如洪承畴在陕西的防变措施和应变思想准备；有些概括分析尚可深入一步，如洪承畴与原配李夫人的关系；有些问题值得商榷和进一步探讨，如洪承畴与刘氏夫人的关系，对洪承畴经略五省的看法等等。总之，由于作者研究态度较为平实，所得结论仍有参考价值。

王成勉的《洪承畴的一生——易代之际的经世者》[18]，是第三部洪承畴传，1999年在美国出版。由于作者用英文写作，吸收了西方学者包括日本学者的许多研究成果，研究起点、思考问题的角度，均与传统论著不同。作者眼里的洪承畴，是一个在变动时代对忠诚不太注重，但重视实干、深受儒家经世思想影响的传统儒臣形象，这对我们理解洪承畴为何在降清之后极力为清朝卖命有相当的帮助。但有些结论或推论，如关于洪承畴何以背弃传统价值观而降清，作者认为是出于一种“实用的考虑”（pragmatic considerations），由于明朝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丛生，充满腐败、不安、叛乱而日趋灭亡，很有可能会使洪承畴在某种程度上认为明朝无望，而寄希望于唯一可能重建有秩序统治的新生清朝；以及“洪承畴清楚地知道，满洲统治者注重他的才干，他断定自己若参与朝政，必将处于一个举足轻重、甚至能为中国带来和平与稳定的位置。”故他选择了行动；还有汉人是为了保持固有的文化传统习俗参与满汉联合政治的“这种文化观（cultural point of view）能清楚地解释洪承畴决定服务于满洲政权的原因”；以及洪承畴的个性（characteristics），使他不仅能免于明朝崇祯皇帝的极端猜疑，能免于卷入清廷的权利斗争，甚至还能使他置身于清初朝廷对所有汉官的不信任之外等等[19]，仍以无法论证或证据不足而不能令人信服。或许存在英语和汉语在理解上的隔膜，如“public service”，若翻成“公务员”则与史料中的背景、观念颇有距离，或许翻成“经世者”会更切题，希望能有机会进行切磋。而作者没有提供更多我未能得见的新史料，也使我稍感遗憾。

历史研究的基础是史料。明清史料向以浩如烟海著称。300多年来，有关洪承畴的论述散见古今中外，正史官书、野史稗官、文集、方志、档案、谱牒、碑刻、甚至口头传说中，任何地方都有可能蹦出一条研究者没有读到过的史料。因此，要穷搜尽索所有有关洪承畴的研究史料，几乎是个不可能的工作。但这也为我们尽可能多地接触、搜集原始史料，在更广阔的基础上展开论述，为超越前人的研究提供了理想的空间。

如前人未曾深入研究的洪杨公案，对探求洪承畴的政治实力是一个很好突破口。通过它，分析洪承畴的社会关系，与他联姻的晋江林氏、陈氏、蔡氏、曾氏、丁氏、黄氏等福建世家大族得以浮出水面。正是这些福建的世家大族，构成了洪承畴政治实力的社会基础。

洪承畴与清廷及满族贵族之间的关系，是过去研究中的薄弱点，尤其从满族史角度来看，更是如此。一些长期被忽视的事实，如清廷赐婚刘夫人，体现了清廷对洪承畴的监视、羁縻；洪承畴自内务府抬入八旗，则反映出他在清初复杂政局中的纵横捭阖及地位变化；而他的后代与八旗宗室贵族济尔哈朗及广宁旧汉军丁氏家族的联姻，更为分析洪承畴在旗人圈中的地位及清朝内部的满汉关系提供了难得的实例。此外，洪承畴的宗教意识、自我意识，也是首次被涉及的问题，尽管研究只是初步的，但还是能够勾勒一个更加具体、生动的洪承畴形象。

洪承畴与南明隆武、永历政权的关系，是我研究过程中用力最多之处。在研究中，我发现隆武政权曾制定一个“兵发五路”收复南京的中兴计划，通过描述计划实施的步骤、变化的过程和失败原因，探讨了洪承畴的措置对消灭隆武政权所起的关键作用。虽然有八旗大军参与对隆武政权的最后一击，但隆武政权的基础早已为洪氏铲除——消灭黄道周的北伐军，粉碎瑞昌王的抗清武装，诱降郑芝龙等，均为其中重要步骤。此外，瑞昌王以及抗清武装中另一重要领导人朱议漇的生平事迹也初步得到梳理，最初的讹误就是由洪承畴引起的。而洪承畴与江南秘密复明运动的关系，包括吴胜兆案、谢尧文通海案的具体案情，也为分析清廷与降清明军、江南士绅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为探讨洪承畴招抚江南展示了重要背景，并为深入研究洪承畴与江南士绅间的关系提供了若干线索。

洪承畴对消灭南明永历政权所起的作用更不可小觑。洪承畴出任西南五省经略，具有特殊的背景——即清朝与南明的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洪承畴固守长沙4年余，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幕府，其组织、扩大、运作，都与西南战局的结果息息相关。本书的结论是，洪承畴固守长沙，经略西南，为争取战略转机的到来，为清军顺利转入反攻阶段，为最后消灭永历政权，起了关键作用。与当下流行的看法相当不同，却与李光涛的研究有某些相似处。最后，还是洪承畴个性中的根本缺陷，导致其经略西南功败垂成，与其是否仍存“天良”关系不大。

总之，书稿将洪承畴置于明清易代的总体背景中，力图多角度、多层次、全面、具体地勾勒洪承畴的形象，尤其着力展示他降清后的镶黄旗下生涯，以拓展洪承畴研究的深度、广度。在我看来，洪承畴的个人品味并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他富有文韬武略，却无弘毅坚持；他热衷功名利禄，但又谨小慎微；他政治嗅觉灵敏，极善经营关系，权变机略第一，见风转舵也快。这正是他兵败松山降清，一失足成千古恨，经略西南言病，几于功成又垂败的根源。他所经历的历史风云，注定使他成为备受争议的对象，唯一不能超越的还是明末清初这个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在明末，洪承畴可与兵部尚书杨嗣昌拍案叫板，到清初，洪承畴想张扬个性只能是一枕黄粱。他的所作所为，加速了明朝灭亡，帮助了清朝胜利。如何看待这个事实，清史学界非但没有达成共识的迹象，反而分歧日益尖锐，根源似乎已经超出洪氏本身，而在于如何看待有清一代的历史地位。但这，却是一项艰巨的学术工程，也是清史学科之所以出现并持续发展的原动力之一，需要众多学者长期的努力。无论如何，澄清史实，毕竟为史学研究的第一要义。如果能在这一点上有所贡献，我的工作就有了意义。

虽然准备时间较长，但由于学识、视野、材料的限制，成书后打磨时间较短，书稿不可避免会存在错误、疏漏。还有几点需要说明。一是本书所用日期均为阴历，朝代年份相隔较远者附注公元年份。二是材料收集过程持续10年，所用版本先后不同，而目前新印古籍众多，完全统一在操作上存在困难，故正文中不能统一起来的，在征引书目中附注不同版本。三是除个别例外，也按国际惯例，在提到前人研究成果或有关讨论中涉及学者，一律省略先生、教授，并非表示不尊敬。

[1]孟森：《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跋》，载吴拱世编《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第470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1984年重印。

[2]李光涛：《明清之际的战争》，载《明清史论集》上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333-334页。

[3]《明清史论集》上册，第187页。按：作者进一步指出洪氏一再退婴，不敢轻言进取，这正是他所以致胜的原因；洪氏暂请停进之说，亦是为清军着想，并非有爱于南明；还推论郑成功的一线恢复之机，亦由洪氏断送，均为道地之语。见第190、193-194页。

[4]《明清史论集》上册，第194、336、342页。

[5]李学智：《明末之士风与清初之降人》（载《赵铁寒先生纪念论文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版）文认为：明代末季大势，似难苟延余生，但“无耻的投降汉人”，包括洪承畴等，主动向清太宗献策击败明国，“这些降人求生本性的心理表现，以及当时社会上知识分子理想人生的价值标准彼此间之冲突，形成求生本能否定教育理想的崇高价值观念。”证明士风之迁影响了社会之安定，导致明代亡国。结论是清人之兴非兴于满人之强，明人之亡非则亡于自身之衰弱。

[6]代表人物有杜维运，孙克宽、王建生等，重新探讨明清易代之际的士人，包括钱谦益、吴伟业等降清的原因和内心冲突等问题。参见Chen-mian Wang：《The Life and Carrer of Hung Ch`eng-chou[1593-1665]——Public Service in a Time of Dynastic Change 》，239页，注89，by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Inc.Ann Arbor，Michigan，USA，1999。

[7]最近一次是2003年11月16日在福建南安市召开的“开清重臣洪承畴学术讨论会”，围绕洪承畴“审时度势，安邦济民”这一主题，从不同角度对洪承畴在清初的历史作用进行了充分肯定，与会者普遍认为，“洪承畴是开清重臣，是我国历史上具有文韬武略的杰出人物，在明末清初封建王朝的更替中作出了重大贡献。”见《泉州晚报》2003年11月17日第一版报道《洪承畴学术研讨会召开》。

[8]王宏志：《洪承畴传》，红旗出版社1991年版。

[9]洪志滔：《洪承畴传还了文襄公真相》，载苏双碧主编《洪承畴研究》第27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王传》前言。

[11]王宏志：《评价洪承畴应以多民族国家为前提》，载《洪承畴研究》第321页。

《王传》第5页。

[13]双方观点在《洪承畴研究》这部论文集中都有较为集中的体现，而持不同意见者的有关文章在正文相关问题的讨论中将被引用，在此不赘。

[14]参见刘浦江：《邓广铭与二十世纪的宋代史学》，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李新：《无限的哀思──悼念邓广铭先生》，载《仰止集──纪念邓广铭先生》，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5]《王传》第117页。又如第145、247、220、226、296、307、318等页，出现高频率的“信任”、“欣赏”、“重视”、“荣宠”、“重用”等词汇。

[16]李新达：《洪承畴传》（以下简称《李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7]《李传》第42页。

[18] Chen-mian Wang：《The Life and Carrer of Hung Ch`eng-chou[1593-1665]——Public Service in a Time of Dynastic Change》（以下简称《Hung Ch`eng-chou》），by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Inc.Ann Arbor，Michigan，USA，1999。按：全书共分九章：一是研究回顾；二是家庭背景、教育和早期生涯；三是镇压明朝叛乱（1627-1638年），四是出镇东北边疆，从明朝忠臣到满洲旗人（1639-1643年）；五是洪承畴与满洲征服之一：从山海关到北京（1644-1645年），六是洪承畴与满洲征服之二：中国东南（1645-1648年）；七是洪承畴与满洲征服之三：中国西南（1653-1660年）；八是正史（史传）中的洪承畴；九是结论。

[19]《Hung Ch`eng-chou》第243-244、245、247、249页。

（资料来源：《洪承畴与明清易代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