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往研究状况

清代中朝关系史研究，无论是在政治、外交关系，还是在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 经济、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成果包括：朝贡贸易，朝鲜北学派与中国学人之间的交游活动，清代实学、西学传入朝鲜等方面。由于篇幅所限，经济、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状况在此略而不记，着重探讨一下与本书内容有直接相关的政治、外交关系史方面的研究状况。

清朝与朝鲜政治、外交关系史研究，首先是有关皇太极两次伐朝鲜之役即丁卯、丙子之役的研究。有日本学者鸳渊一：“清初清鲜关系与三田渡碑文”（上、中、下）（《史林》13-1、2、3、4，1928）；韩国学者全海宗：“倭乱、胡乱时的刘海与刘兴祚”（《赵明基华甲论丛》，1965），“关于丁卯胡乱的和平交涉”（《亚细亚学报》3，1967）；台湾学者刘家驹：“崇德改元与太宗伐朝鲜之役”（《沈刚伯八秩论文集》，1976），“天聪元年阿敏等伐朝鲜之役与金国朝鲜兄弟之盟”（《食货月刊》7-10，1978-1）；台湾学者张存武：“丁卯和议后金兵的撤退”（《东方学志》18，1978）等论文。

其次，有关丁卯、丙子之役以后诸悬案的研究。包括沈阳狱，朝鲜被掳人的刷还、赎还，俘虏的买卖，朝鲜世子的入质，征兵、征粮问题等。有日本学者田川孝三：“关于沈狱问题”（《青丘学丛》17，1934），“沈馆考”（《小田颂寿论集》，1934）；韩国学者朴容玉：“丁卯乱朝鲜被掳人刷赎还考”（《史学研究》18，1964），“丁卯乱被掳人赎还考”（《史丛》9，1964）；日本学者森冈康：“丁卯乱以后的赎还问题”（《朝鲜学报》32，1964），“第二次清军入寇后朝鲜俘虏的买卖”（《朝鲜学报》109，1984）；韩国学者金钟圆：“初期朝清关系的考察——以丙子胡乱时被掳人问题为中心”（《历史学报》71，1976）；韩国学者崔韶子：“在清廷的昭显世子”（《全海宗华甲纪念论丛》，1979）；刘家驹：“清初朝鲜助兵攻陷皮岛始末”（《食货月刊》复刊11-5，1981），“清初征兵朝鲜始末”（上、下）（《食货》12-10、11、12，1983），“清初朝鲜世子等入质沈阳始末”（《中韩关系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1983），“清初征粮朝鲜始末”（《食货》14-1，1984），“清初朝鲜潜通明朝始末”（上、下）（《食货》12-10、11、12，1983）等论文。

再次，有关清代中朝两国朝贡、册封制度方面的研究。从195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为止，台湾学者李光涛、张存武，韩国学者全海宗、金圣七等，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包括：全海宗：“韩中朝贡关系概观”，“清代韩中朝贡关系考”（此二篇论文收入全海宗论著：《韩中关系史研究》，一潮阁，1970）；张存武：“清韩朝贡关系之制度性分析” （《食货》复刊1-4，1971），“清韩关系（1936～1644）（上、下）（《故宫文献》4-1、2，1972-1973），“朝鲜对清外交机密费之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下，1976）；李光涛：“记清代的朝鲜国表笺程式”（上、下）（《大陆杂志》12-4、5，1945），“朝鲜国表文”（《传记及外国史研究论集》，1960）；金圣七：“燕行小考——韩中交涉史的一齣”（《历史学报》，1960）等论文。

最后，有关清代中朝两国各种交涉案的研究。涉及罗禅（俄罗斯）征伐的有董万仓：“关于17世纪中叶朝鲜派兵配合清军痛击罗刹的探讨”（《中俄关系史论文集》，1979）；韩国学者朴泰根：“清初参与黑龙江剿俄的朝鲜军——申浏‘北征日记’解说”（《韩国学报》1，1981）；杨昭全：“17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中朝军民御俄战争”（《史学月刊》1982-4，1982）等。涉及多尔衮时期婚媾问题的有刘家驹：“清初与朝鲜缔结婚媾及朝鲜进献侍女考”（《食货》12-3，1982）；崔韶子：“清代韩中通婚考：义顺公主”（收入崔韶子的论著：《明清时代中韩关系史研究》，1997）等。涉及朝鲜史书辨诬的有李成珪：“明清史书的朝鲜‘曲笔’与朝鲜的‘辨诬’”（《李公范停年论丛》，1993）；韩明基：“17、18世纪韩中关系与仁祖反正——朝鲜后期‘仁祖反正辨诬问题’”（《韩国史学报》第13号，2002）等论文。

边务问题是清代中朝关系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中韩学者之间分歧较大的部分，可细分为：越境交涉，长白山定界，“无人地带”，光绪年间乙酉、丁亥勘界，以及“间岛”交涉案等方面。

本书重点探究的越境交涉，中日韩三国学者也有论及。韩国学者金声均在“朝金间犯越刷还问题应酬略考”（《史学研究》18，1964）中，简略论述了从努尔哈赤兴起到皇太极天聪年间，后金与朝鲜围绕朝鲜人越境问题的交涉过程，这是越境交涉研究的第一次尝试。李洪烈在“三道沟事件及其善后策”（《白山学报》第5号，1968）一文中，详细论述了清代越境交涉的典型事例——三道沟事件的经过及朝鲜的边禁措施，属于越境交涉的个案研究。金惠子的“朝鲜后期北边越境问题研究”（《梨大史苑》18、19，1982）一文，将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大，不但论述朝鲜人越境问题，也论述中国人越境问题。不过，观点有些偏颇，如在论述朝鲜人越境问题时，只强调清朝的强压态度，而忽视不同时期清朝态度的转变，特别是随着宽容政策的实施，越境案交涉及处理方式的变化。在论述中国人越境问题时，只强调朝鲜边界意识得到强化和积极的对应姿态，避而不谈清朝在中国人越境问题和一系列边务交涉过程中所体现的怀柔政策。除此以外，中日韩三国学者还注意到朝鲜人越境问题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长白山定界的背景和原因。如筱田治策的论著：《白头山定界碑》（乐浪书院，1938），金炅春的博士论文：“鸭绿、豆满江国境问题研究”（韩国国民大学校博士论文，1997），姜锡和的论著：《朝鲜后期咸镜道与北方领土意识》（经世苑，2000）等。另有一些学者，如金春善在“朝鲜后期韩人向满洲的‘犯越’及定居过程”（《白山学报》51号，1998）中，认为封禁时期朝鲜人越境虽是少数人的、流动的、短期的行为，却是朝鲜人移居东北的最初形态。

本书探究的另一个重点是康熙年间清朝历次查界与康熙五十一年长白山定界。其中，康熙五十一年长白山定界是清代中朝边务问题研究中的重点与难点，也是中韩学界长期以来尖锐对立的论题，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土门江与图们江（韩国称豆满江）一江说与二江说。中国学界认为土门、图们（豆满）同属一江，只是中韩两国的发音不同；韩国学界坚持土门、图们（豆满）二江说，界碑上所谓“东为土门”的土门江是松花江上流，与图们江（豆满江）是有区别的。最近也有一些学者，如姜锡和在《朝鲜后期咸镜道与北方领土意识》一书中，认为定界当时中朝双方都认定土门江与图们江（豆满江）同属一江，只是不清楚另有一条与图们江（豆满江）相区别的土门江，后来随着地理知识的增进，特别是随着朝鲜北方领土的开发，到了十九世纪后期终于认清这一事实，显然，仍持二江说。但也有例外，韩国学者裴佑晟有论著：《朝鲜后期国土观与天下观的变化》（一志社，1998），以朝鲜后期的地图作为研究对象，他既认同定界当时土门江与图们江是同一条江，同时认为：定界以后朝鲜或假定土门江为松花江上流，或设定流入图们江（豆满江）的海兰河为分界江等，是朝鲜后期被夸大的领土意识，而非事实本身。 [2]也就是说，他将土门江与图们江（豆满江）是同一条江这一事实，与朝鲜后期被夸大的领土意识这一认识上的问题区别开来。

近年来，中国学界有关康熙五十一年长白山定界研究中“界碑暗移说”和“巡视碑说”凸显出来。界碑暗移说认为，穆克登最初立碑位置在鸭绿、图们二江真正的分水岭小白山顶，后来由朝鲜人暗移至天池南端，朝鲜意在北拓疆界。[3] 巡视碑说认为，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长白山立碑为清朝单方面的边界巡视，而不是中朝两国的定界，故此碑为巡视碑，又称穆克登碑。[4] 1970年代台湾学者张存武和1990年代大陆学者杨昭全等，曾论述过这两个问题，他们主张穆克登立碑在长白山天池以南十余里处，位移说不成立；穆克登立碑是中朝两国的定界，而非清朝单方面的查边。[5] 实际上，“界碑暗移”说和“巡视碑”说，也不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新观点，早在光绪年间乙酉、丁亥勘界时中方代表秦煐和延吉边务邦办吴禄贞提出过同样的置疑。[6] 不过，当代学者所主张的界碑暗移说，史料证据仍显不足。

在清代中朝边务问题研究中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韩国学界所主张的鸭绿江、图们江以北存在着“中间地带”和“雷孝思线”的说法。此说，最初由日本学者筱田治策在《白头山定界碑》（1938）中提出，其依据是法国传教士雷孝思的“朝鲜王国图”[7] ，雷孝思在该图之鸭绿江、图们江以北划有点线，就是所谓雷孝思线。筱田治策据此得出：柳条边与鸭绿江、图们江以北的这条点线之间存在着无人地带，是既不属于中国也不属于朝鲜的无主地，又称“中间地带”。韩国学者基本上原封不动地继承了筱田治策的“中间地带”和“雷孝思线”的说法。如金声均在“朝鲜朝北境关防定楚略考”（《白山学报》第15号，1973）一文中，以附录形式介绍了两江以北存在“无人地带”和“雷孝思线”。继之，金惠子在“朝鲜后期北边越境问题研究”（1982）一文中，金炅春在“朝鲜朝后期国境线一考——以无人地带为中心”（《白山学报》第29号，1984）和国民大学博士论文“鸭绿、豆满江国境问题研究”（1997）中，都援用此说。

中国学者也注意到鸭绿江、图们江以北存在的无人区域。如台湾学者张存武在“清韩陆防政策及其实施——清季中韩界务纷纠的再解释”（《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期，1972）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朝鲜实行“片面瓯脱的陆防政策”；清朝对朝鲜边疆的怀柔政策，导致两江以北的瓯脱，造成朝鲜边民的大量越垦，从而引发中朝两国的界务纠纷。此外，一些学者则是从封禁政策的角度涉及这一问题，如张杰在“清代鸭绿江流域的封禁与开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年第4期）一文中，分析乾嘉时期封禁政策延续的原因，指出朝鲜的无理干涉与清朝一味地妥协退让与迁就，大大延误了鸭绿江流域的开发。由此可见，鸭绿江、图们江以北变成无人区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进行多方面、综合的分析。

　　　　　　　　　　　　　　　　　　二、本书的主要内容

基于以上的研究成果和所存在的问题，本书着重探讨以下五个问题：第一，两国围绕朝鲜人越境问题的交涉。以往的研究在时间范围上不够连贯，本书试进行一个通时代的考察，涉及皇太极时期到晚清同治年间两国围绕朝鲜人越境问题的交涉。结合两国政治关系的演变，特别是清朝对朝鲜政策的转变过程，考察不同时期越境案交涉、处理方式的变化及其特点。

第二，康熙年间中朝查界交涉与康熙五十一年（1712）长白山定界。考察清朝历次查界遭到朝鲜阻挠的原因，清朝的定界依据，朝鲜的定界对策和目标，长白山定界的意义和影响等。

第三，中国人越境问题和中朝边务交涉。以往国内学界较多关注朝鲜人越境问题，而对内地采猎者沿江活动给朝鲜边境造成的骚扰重视不够。本书集中考察康雍乾年间内地采猎者在鸭绿江一带的活动状况，朝鲜的禁断要求，清朝的相应措施，以及中朝两国共禁体系的形成。通过围绕图们江边作舍、垦田的交涉，鸭绿江边莽牛哨设汛和边外垦荒的交涉，考察朝鲜欲使江北近江地区保持无人状态的原因，以及对清朝边疆政策的牵制作用和影响等。

第四，同治以后鸭绿江以北中朝两国共禁体系崩溃的历史过程。考察由道光年间中朝两国的统巡会哨制，到同治初期展边交涉，直至东边外解禁开发的历史过程。

第五，分析同治年间朝鲜人大规模越入鸭绿江、图们江以北居住、开垦的内外因。着重从人口因素、中朝两国共禁体系的崩溃等方面进行分析，并通过《江北日记》的有关记载，了解早期朝鲜人潜越鸭绿江以北的具体人数和生活状况。

[1]参见金汉圭：《韩中关系史Ⅱ》，图书出版Arche，1999年，1140-1148页。

[2]参见裴佑晟：《朝鲜后期国土观与天下观的变化》，一志社，1998年，241、264页。

[3]徐德源：“长白山东南地区石堆土堆筑设的真相”，《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2期；徐德源：“穆克登碑的性质及其凿立地点与位移述考——近世中朝边界争议的焦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1期；刁书仁：“康熙年间穆克登查边定界考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3期。

[4]徐德源：“穆克登碑的性质及其凿立地点与位移述考——近世中朝边界争议的焦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1期。

[5]张存武：“清代中韩边务问题探源”，《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期，1971年；杨昭全、孙玉梅：《中朝边界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

[6]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引自《长白丛书》，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

[7]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中的插图。参见Du halde：《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London, 1741。

（资料来源：《清朝与朝鲜关系史研究——以越境交涉为中心》香港亚洲出版社200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