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圣泽Jean- Francois Foucquet，1665——1741，清代法国入华传教士，“圣泽甫莅中国，即传教福建，然无所定所。1702年诸道长遣之至江西之南昌、抚州。圣泽初至抚州，仅有教民百人，逾年其数倍增。考试年士子集州城，多有访问圣泽者，圣泽常集士子多人为之讲说教义，并以前辈教师所撰之书籍赠之”。[1]他在华的活动时间并不长，1699年来华，1722年返回欧洲，在中国生活了约二十二年1699．7—1722. l——译者。如果同那些在中国生活几十年，最后又葬于中国的传教士相比，他并不太突出。但在清代的入华传教士中，他仍是一个很有特点、值得研究的人物。美国汉学家魏若望先生所著《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一书，是西方学术界关于傅圣泽研究最有影响的一本著作，作者依据大量的原始文献给我们提供了有关傅圣泽的丰富材料，使傅圣泽这个和中国清代历史相关联的人物形象渐渐清晰起来。如果把傅圣泽放在清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大的历史背景下考察，傅圣泽在以下三个方面还是很有特点的。

第一，傅圣泽曾被康熙帝招进宫中和白晋一起研究《易经》。白晋是首批来华的法国传教士，到北京后和张诚一起在宫中为康熙服务，深得康熙宠爱。白晋很早就开始中国文化的研究，并对其十分推崇。1697年他返回法国，在巴黎做讲演时就说“中国哲学是合理的，至少同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同样完美”。《易经》这本书“蕴含了中国君主政体的第一个创造者和中国第一位哲学家伏羲的哲学原理”。[2]六年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白晋已经写出了研究中国典籍的著作《天学本义》。[3]在《天学本义》自序中他提到了《易经》，说：“秦始皇焚书，大易失传，天学尽失。”他的书的目的在于恢复天学，这本书的上卷是“择其小经文论上天奥妙之大要”，下卷是“择集士民论上天公俗之语”。[4]如韩琰在给白晋《天学本义》所写的序中说的“此书荟萃经传，下及方言俗语，其旨一本于敬天”[5]。此时，白晋研究的内容已经涉及到《易经》，但尚未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易经》的研究上。

目前所发现的康熙安排白晋研究《易经》的最早的文献曾记载傅圣泽的情况有：“四月初九日，李玉传旨与张常住：据白晋奏说，江西有一个西洋人，曾读过中国的书，可以帮得我。尔传于众西洋人，着带信去将此人叫。再白晋画图用汉字的地方，着王道化帮着他略理。遂得几张，连图着和素报上，带去。如白晋或要钦天监的人，或要那应为“哪”——作者注里的人，着王道化传给。”[6]据学者考证，这份文献的时间应是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7]

对进京一事傅圣泽曾上奏康熙帝云：“臣傅圣泽在江西聆听圣旨，命臣进京相助臣白晋同草《易经》稿。臣自愧浅陋，感激无尽。因前病甚弱，不能陆路起程，抚院钦旨即备船只，诸凡供应，如陆路速行于六月二十三日抵京。 臣心即欲趋赴行宫，恭请皇上万安，奈受暑气，不能如愿，惟仰赖皇上洪福，望不日臣躯复旧，同臣白晋竭尽微力草《易经》稿数篇，候圣驾回京恭呈御览。”[8]

康熙一直十分关心白傅二人的研究情况，多次问及此事。“初六日，奉旨问‘白晋所译《易经》如何了?’王道化回奏‘今现在解算法统宗之九攒九图，聚六图等，因具奏’。上御‘这几个月不曾讲《易经》，无有闲着，因查《律吕根原》，今将黄钟等《阴阳十二律》之尺寸积数，整音半音，三分损益之理。即如箫笛、琵琶、弦子等类，虽是顽原文为“玩”戏之小乐器，即损益之理也。查其根源，亦无不本于黄钟所出。白晋释《易经》，必将诸书俱看，方可以考验。若以为不同道，则不看，自己出意敷衍，恐正书不能完，即如邵康节，乃深明易理者，其所占验，乃门人所记，非康节本旨，若不即其数之精微，以考查，则无所倚，何以为凭据。尔可对白晋说：‘必将古书细心校阅，不可因其不同道则不看，所译之书，何时能玩?必当玩了才是。’”[9]这是康熙对白晋《易经》研究的具体指导。

作为一个外国传教士，要想读懂《易经》并非易事。白晋在给康熙的回奏中也道出了其苦衷。“初六日，奉旨问白晋‘尔所学《易经》如何了?钦此。’臣蒙旨问及，但臣系外国愚儒，不通中国文义。凡中国文章，理微深奥，难以洞彻，况《易经》又系中国书内更为深奥者，臣等来中国，因不通中国言语，学习汉字文义，欲知中国言语之意，今蒙皇上问及所学《易经》如何了，臣等愚昧无知，倘圣恩不弃鄙陋，假年月，容臣白晋同傅圣泽细加考究，倘有所得，再呈御览，求圣恩教导，谨此奏闻。”[10]由此可见，康熙对白晋和傅圣泽的《易经》研究活动抓得是很紧的，传教士们几乎跟不上康熙的要求和期望。

后来，傅圣泽与白晋在研究《易经》的认识上曾产生了分歧，梵蒂冈存的一份文献说明了这一点。“有旨问，臣白晋你的《易经》如何?臣叩首谨奏。臣先所备《易稿》粗疏浅陋，冒渎皇上御览，蒙圣心宏仁宽容，臣感激无极。臣固日久专于《易经》之数管见，若得其头绪尽列之于数图，若止臣一人愚见，如此未敢轻信。傅圣泽虽与臣所见同，然非我皇上天纵聪明，惟一实握大易正学之权，亲加考证，臣所得易数之头绪不敢当，以为皇上若不弃鄙陋，教训引导，宽假日期，则臣二人同专心预备，敬呈御览。”[11]

后来傅圣泽在对《易经》的理解上和白晋的分歧加大。傅圣泽是白晋让康熙从江西调到北京来，同他一起研究《易经》的，但俩人在研究上对《易经》的理解不同。“当白晋将注意力集中在《易经》的算术和几何成就时，傅圣泽却因对其道教的兴趣而超越了这一点。”[12]

在这本书中魏若望先生对傅圣泽和白晋一起研究《易经》的过程做了介绍，以上我只是根据这几年在梵蒂冈图书馆所查阅的有关文献加以补充。关于藏在梵蒂冈图书馆的白晋和傅圣泽研究《易经》的文献的作者归属，魏若望先生在本书中只是表达了一种意见，究竟如何，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第二，在康熙身边研究数学和天文学。

傅圣泽在研究《易经》和白晋有了分歧后，康熙曾安排他做数学和天文的研究。他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四月给康熙的奏文中说：“臣傅圣泽系愚儒，不通中国文义，蒙我皇上洪恩，命臣纂修历法之根，去岁带至热河，躬亲教导，实开茅塞。《旧躔》已完，今岁若再随驾，必大获益，奈自去口外之后，病体愈弱，前病复发。其头晕头痛，迷若不知，即无精力去。去岁犹有止时，今春更甚，几无宁息，不可以见风口。若再去口外，恐病体难堪，仰[13]且误事。惟仰赖我皇上洪恩，留臣在京，静养病躯。臣尝试过，在京病发之时少，而且轻，离京则病发之时多，而且重，今求在京，望渐得愈，再尽微力，即速作历法之书。可以速完。草成《月离》，候驾回京，恭呈御览，再求皇上教导。谨此奏闯。”[14]这说明傅圣泽协助白晋研究《易经》的时间不过二年，以后就主要做数学和天文学研究了。当然，傅圣泽自己对《易经》的研究并未停止，他自己在这一段时间仍然写了不少研究《易经》和中国文化的论文。[15]

康熙从刚即位时的汤若望和杨光先的历法之争开始，就对西方科学有了兴趣，正如他后来所说的：“朕幼时，钦天监汉宫和西洋人不睦，相互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赌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人知法者。朕思，已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 因自愤而学焉。”[16]在中国历史上像康熙这样热爱西方科学，用心学习西方科学的皇帝并不多见[17]。康熙即位不久就请南怀仁为其讲授天文和数学，张诚、白晋等法国传教士来华后，他又把他们留在身边给他讲授几何学。康熙对数学的这种热情始终未减。康熙五十二年1713他下令开蒙养斋并颁旨：“谕和硕诚亲王允祉等，修辑律吕算法诸书，著于蒙养斋立馆，并考定坛庙宫殿乐器。举人照海等四十五人，系学习算法之人。尔等再加考试，其学习优者，令其于修书处行走。”[18]康熙五十二年六月十七日和素给康熙的奏报中曾提到了傅圣泽：“西洋人吉利安、富生哲[19]、杨秉义、杜德海将数表计算翻译后，起名数表问答，缮于前面，送来一本。据吉利安等曰：我等四人将此书尽力计算后，翻译完竣，亦不知对错。圣上指教夺定后，我等再陆续计算，翻译具奏，大约能编六七本。”[20]这也表明傅圣泽是在康熙身边协助他研究数学的重要人物之一。

康熙五十年1711二月在和直隶巡抚赵宏燮论数时，康熙说：“算法之理，皆出于《易经》。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被称为阿尔朱巴尔[21]。阿尔朱巴尔中，传自东方之谓也。”[22]这段话说明康熙把对数学的兴趣和中国的典籍《易经》结合了起来，表明了康熙的“西学中源说”思想。

“西学中源说”是清初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它对清初的思想和学术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是谁最早提出了这一思想，对此学术界尚有争论。[23]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康熙四十三年1704康熙在其《三角形推算法论》中已经明确提出了这个想法：“论者以古法今法之不同，深不知历。历原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西人守之不失，测量不已，岁岁增修，所以得其差分之疏密，非有他术也。”[24]

魏若望先生认为傅圣泽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八月在热河时献给了康熙《阿尔热巴拉新法》。[25]这个判断需要进一步讨论。上面讲到和直隶巡抚赵宏燮论数时，康熙已把“西学中源说”和《易经》联系起来，其依据就是“阿尔朱巴尔”。这个谈话的时间是康熙五十年二月。根据这个谈话和时间，可以做出两点判断：其一，康熙在此前已经了解并学习了西洋算法阿尔朱巴尔法；其二，一开始给康熙讲授这一算法的肯定不是傅圣泽，因为傅圣泽接旨进京协助白晋研究《易经》的时间应是康熙五十年四月以后，即是在康熙和赵宏燮谈话之后。实际上早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张诚、白晋、安多、巴多明、杜德美在给康熙讲授西方数学时已经讲授了阿尔热巴拉法。他们所译的西洋数学书中就有《借根方算法节要》，也就是代数学。[26]

代数学源于东方，后传到西方，康熙说这是“东来之法”[27]并不错，但正像一些学者所说，这个“东”的概念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实际上应是源于阿拉伯，而康熙很可能把它理解为源于中国，是不是“传教士为讨好康熙皇帝而故意编造的谎话呢”[28]?史无凭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在康熙安排白晋研究《易经》以前，他就有了“西学中源”的想法，即《易经》为西洋算法之源的想法。也就是说康熙的这些想法在前，安排白晋研究《易经》在后，说明康熙安排白晋研究《易经》时有着强烈的政治意图。因为“西学中源说”实际上是康熙对待西学的一种基本策略，是他在当时的中西文化冲突中所采取的一个重要，七化政策。[29]

当傅圣泽再次向康熙传授西方的《阿尔热巴拉新法》时，“用天干开首的甲、乙、丙、丁等字表示已知数，用地支末后的申、酉、戌、亥等字表示未知数和笛卡儿用a、b、c、d等字母表示已知数，用x、y、z等字母表示未知数相仿，又用八卦的阳爻一作加号，用阴爻――作减号，以+为等号”[30]。康熙在学习时很可能联想起已经学习过的“借根算法”，很可能想到以《易经》为代表的符号系统，想起他已形成的“西学中源”思想。因此，在安排傅圣泽进京协助白晋研究《易经》以后，康熙又再次对阿尔热巴拉法感兴趣。

现藏于梵蒂冈图书馆的文献也证实了这一点。

“启杜巴傅[31]先生，知二月二十五日三王爷传旨，去年哨鹿报上发回来的阿尔热把拉书，在西洋人们处，所有的西洋字的阿尔热把拉书查明，一并速送三阿哥处，勿误。钦此。帖到可将报上发回来的阿尔热把拉书并三堂众位先生们，所有的西洋字的阿尔热把拉书查明，即送到武英殿来，莫误。二月二十三日，李国屏、和素。”[32]

“字与杨、杜、纪、傅[33]四位先生知，明日是发报的日子，有数表问答，无数表问答书，四位先生一早进来，有商议事，为此特字。六月二十五日，李国屏、和素。”[34]

“字启：傅先生知尔等所作的阿尔热把拉，闻得已经完了，乞立刻送来以便平定明日封报，莫误。二月初四日，李国屏、和素。”[35]

康熙对阿尔热巴拉法的兴趣，一方面和他对数学的兴趣有关，另一方面也和他的“西学中源”思想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这个过程中傅圣泽直接向康熙讲授阿尔热巴拉法，给我们提供了进一步研究康熙思想变化的一个重要事实。

第三，傅圣泽是入华传教士中索隐派的重要成员。“索隐派”虽然是指传教士在解释中国文化时的一个派别，但它的出现说明在“礼仪之争”以后，西方在面对中国文化时所产生的复杂心态。在“礼仪之争”中无论是“利玛窦路线派”，“反利玛窦路线派”，还是“索隐派”，每一种观点的提出都有其欧洲思想的背景，也就是说，看似针对中国的“礼仪之争”，在思想侧面上完全是一个欧洲思想史的问题。它昭示了在中国和西方相遇后，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对欧洲思想的影响，说明了我们在研究清代思想时应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关于这一点魏若望先生已经做了很好的研究，我这里不再赘述。

很显然，魏先生的这本著作是在传教学的框架中来研究傅圣泽的，但对中国学术界来说，他的这种研究我们也是十分需要的。要研究好清代历史，入华传教士的研究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只有做好入华传教士的研究，我们才能对清代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了解得更加清晰。正像戴逸先生所说：“清代历史和过去历史的一个很大不同，就是世界和中国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清代历史的很多方面深受世界的影响，离开世界这个历史背景，我们就难以解释清楚许许多多的问题、许许多多的情况。很多问题不联系世界，就看不清楚。”传教士就是清代的中国和世界联系的一个重要的环节，读完这本书，你一定会认同这个观点。

  张西平2004年8月3l曰写于北京枣林路游心书屋

（资料来源：《耶稣会士傅圣泽与早期欧洲汉学》大象出版社2006年4月版）

[35] Borg  Cinesc．439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