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满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曾建立过全国性政权的两个民族之一，曾统治中国达268年之久，对祖国的缔造和版图的拓展做出过重要贡献，完成了将持农耕和游牧等不同生产方式的两大民族集团融为一体的历史重任。而辽宁是清朝的发祥地，也是满族的故乡，这里山青水秀，人杰地灵，拥有大批珍贵的历史资料，聚集着诸多优秀的研究专家。他们功力深厚，各有专长，多年求索，造诣精深。而充分发挥传统和地缘优势，进一步提到满族历史文化的整体研究水平，将各位专家的研究领域和专长予以整合，发挥集团优势，扬长避短，相互配合而收强强联手、相辅相成之效，则是一项富有创意之举。
由张佳生先生担纲主编、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的《中国满族通论》，就是上述创意的最新成果。本书集邀请辽宁省内十几位史学界和满学界专家加盟，以宏富翔实的一手史料为基础，充分消化吸收以往满学研究的相关成果，历时十余年，数易其稿，终于成书并面世。全书计92万字，分为“满族的形成与发展、满族的语言文字、满族的宗教信仰、满族的风俗习惯、满族的伦理道德、满族的军事、满族的政治、满族的经济发展、满族的科学技术、满族的文学、满族的哲学思想、满族的教育、满族的体育、满族的艺术、满族的天文历法、满族的建筑与名胜、满族的新闻出版、满族的医药卫生、满族的商业贸易、满族的交通与通讯、满族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等二十一章，足见其涵盖之广。为更直观地反映满族历史文化之风貌，本书特选取精美图片资料160余幅，堪称巨制宏篇，图文并茂。展卷细读，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回顾历史，“满族”这一名称，是于明代末年（十七世纪初）才出现，但却有着悠久的渊源。先秦古籍中所记的肃慎人，就是满族有史书记载的最早先世。汉代以降，不同朝代的史书上分别记载的挹娄（汉、三国）、勿吉（北朝）、靺鞨（隋、唐）、女真（辽、宋、元、明），皆是肃慎后裔，同时也是满族的先人。在从肃慎到满族出现以前两千余年的漫长时间内，肃慎人的历代后裔，在祖国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生息繁衍，开发了祖国的边疆，丰富了祖国的文化，谱写了诸多壮美的历史诗篇，也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发展程度的不同，以及所受外来因素的影响有别，致使这一民族共同体的不同部分的发展，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一方面，处于边远地带的部族长期保持着朴素的生活方式，过着“化外长为太古民”的生活；另一方面，也不断从这共同体中一次次分化出其他族人，形成新的共同体，建立政权。渤海和金，便是两个典型实例。在某些先进的部族进一步发展，逐渐和其他民族同化的同时，从后发的部族中又一次次分化出了新的先进者。几千年来，肃慎及其历代后裔的变化过程有力地证明：民族属于历史范畴，它将长期处于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之中。本书分别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民族、宗教、民俗、语言、文字、医学、民族交往等方面对上述过程进行系统而深入的论述，从新的历史高度全面而客观地审视满族的形成及其发展过程，将满族发展之轨迹予以清晰展现并予以科学的评价。这是本书最值得称道的特点
大凡高水平论著，皆须仰仗理论框架之构建。就民族学角度而言，民族往往是统一性与特殊性并存、稳定性与变化性同在的人类共同体。尤其是满族，编民为旗，以旗统人，以旗统兵，在明末女真原有三大部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周边各族成员，以海纳百川的气势与胸怀，迅速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昂扬进取的新兴民族。而在入主中原以后，满族又以其蓬勃朝气和进取精神，对汉文化体系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将自身的诸多文化因子融入汉文化之中，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文化。一方面，他们要统治一个无论从文化素质、经济形态、历史渊源和人口数量等各个方面均远远高于自身的汉民族，就必须在利用汉族业已形成的制度的基础上，加以损益更张，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满族又可以利用其业已获得的统治地位和政治优势，对国家和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施加影响。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对各项制度和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和改造，使自身原有文化体系也不断丰富和发展。不仅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得以立足，且积极出击，以自身的理解对国家的方方面面施加影响，体现出满族文化的明显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体系的形成，都离不开对其他民族文化因子的吸收与接纳，而上述因素对于后进民族的快速进步与成长，尤显重要和突出。满族文化体系之中，早期受蒙古文化影响的痕迹俯拾即是，不胜枚举；而汉文化的影响则贯穿于满族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且越是后来就越是明显。就中华民族整体而言，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它的存在和发展经历了数千年的漫长过程；而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则是在与共同的敌人即列强的斗争中逐渐形成并巩固。这种认同感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越到后来认同程度越高，从而最终形成质变。满族出现时期，这种认同感即已较为清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意识已由朦胧转向清晰。本书从中华民族的整体角度考察满族的形成与发展，将“族别文化”置身于中华民族“多元文化”视野中予以解读，其超越性特征十分明显。从文化关系层面考察不同民族间文化的相互影响，加之多角度、多层次的缜密分析，使我们对满族作为一个形成较晚、文化落后的新兴民族，能够突然勃发，通过对其他民族文化尤其是汉文化的借鉴、融合与提升，一跃成为较为先进的民族这一历史奇迹的展示，大范围、多层次、多角度地向读者展示出满族人民的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的巨大魅力。
从历史学角度考察，本书亦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回首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真可谓英勇悲壮，坚苦卓绝。五千年前，正值满目洪荒，文明初启。炎帝与黄帝分别代表着南方、北方的中心部族。炎帝神农氏无疑是上古时期最早进入农耕文明的部族的首领。其发祥地在黄河流域及其以南。而黄帝轩辕氏为北方草原游牧渔猎部族的首领，发祥地在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域。炎黄二部通过战争的方式合而一。游猎部族勇猛尚武，故而黄帝能大败炎帝于阪泉；而农耕部族文明程度相对较高，故而其文化成为主体。这种二元归一的特点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格局，规定了方向。农耕文明以其具有相对稳定的生存环境和较为复杂的社会分工，担当着中华文明主流的角色；而牧猎文明对农耕文明不断予以补充，注入活力，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在中华民族生存空间之内，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生产方式的部族，即游牧部族和农耕部族。其分界大约在北纬四十度一线。二者既相互依存，又辄生芥蒂。农耕部族为抵御游牧部族的侵扰，不惜动用巨大的人力物力，修建起绵亘万里的雄伟长城，但双方的联系万难割断。无论是汉武帝的“北击匈奴”，还是后来的“五胡乱华”；抑或是蒙元的“铁马金戈”，还是朱元璋的“驱除鞑虏”，两大部族在上下千年、方圆万里的广阔时空里一次次地重演着拉锯战。在此过程中，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不断撞击、融合，北方游牧部族的优秀文化成分不断被吸收、消长，融入中华主流文化体系。
经济文化层面依存源远流长，也就预示着制度层面的归一势在必然。历史似乎在呼唤和等待着一个既通游牧，又谙农耕的民族横空出世，来完成将中华民族融为一体的重任。历史选择了满族。满族先世虽长期偏成东北一隅，但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其族人农牧双全，兼擅渔猎。当其把握契机，挥师中原，定鼎北京，君临华夏以后，以其特有的对两种文化内涵的颖悟，从全新的视角，用独创的方式观察、处理民族问题，终于完成了将两大部族融为一体的历史重任，使万里长城永成陈迹。这一历史过程兼有戏剧般精彩和史诗般悲壮。本书以辽宁所独具的满文文书档案（包括清代中央和地方军政机构形成的满文文书）和满文图书、谱牒、碑刻等宝贵的第一手史料，对属于广义的历史研究范畴之内的满文、满语的产生、演变与发展，八旗制度，满族的教育与科举制度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层次挖掘，从政治、军事、文学、哲学、宗教、语言文字、文化艺术、建筑、教育、科技等诸多方面进行探讨，表明编著者对超出狭义的历史研究范围之外的多种史料的整体把握和融会贯通的能力。本书尚能注重史论结合，对满族历史、文化、民族和人物进行了恰如其分的评述，并从历史角度来解读民族，从文化角度阐发历史。显示出编著专家驾轻就熟的史学功力和令人称道的学术颖悟。
就学术著述的鸿篇巨制而言，结构设计和材料取舍的作用不容小视。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历史的研究，如何准确透过种种历史现象而发掘本质，是成果是否有价值的关键。我们所推崇者，当对历史整体的透彻领悟与远见卓识，能自觉致力于对一种大气象之营造，大格局之构筑与大规律之把握。在史家考订史实的背后，折射出来的是其深厚的学养才智，是为天地立心的壮志豪情。史家诸多精彩之论，断难仅从所谓客观史料中必然推演出来，其间渗透着明察秋毫般敏锐，由表及里之颖悟，以及对万物机理之洞见，天地玄妙之探求。而于“通论”这一著述体例，则最能折射出编著者的上述功力。满族作为一个“兴也勃焉“的民族，自出世之日起，便一直处于激烈的整合变化的过程之中。对新质的吸取和对旧物的扬弃，在其发展过程中未曾一刻或息。本书紧紧把握住满族的“发展”这一清晰脉络，在考辨史实的基础上，通过冷静分析与理性评判，予以学术性升华，呈现出全面、细致的特点。以“满族的军事”一章为例，作者并未以具体的军事家或经典战例役为主线，而是以满族军事家的军事思想之形成为脉络，以具体战略和战术特点为素材，注重以入关前后战略和战术的变化为参照和对比，对满族的军事思想、军事战略、军事制度、军事建制之形成与发展过程进行了深入探讨。全篇结构严谨，脉络清晰，可使读者体味到满族作为一个以曾长期以狩猎为生的民族，在军事方面的超常天分，而其军事思想正是尚武精神和果敢智慧的延续与升华，与其积极进取、善于学习和求真务实的民族性格高度统一，相辅相成。
自上个世纪初满学研究发轫以来，逐渐在国际学术界成为一门显学，与蒙古学、藏学共同构成了汉学即“中国学”。而作为满族故乡的辽宁，为满学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辽宁省民族研究所和其创办的《满族研究》，是目前全国乃至世界上唯一定期发行的满学研究综合性刊物，其满学研究学术重镇之地位不容质疑。20多年来，中国大陆尤其是辽宁本地的满学研究人员，辛苦耕耘，锐意开拓，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形成一部学术性与实用性并重、系统全面阐述满族历史与文化发展脉络、反映当代满学研究水平的综合性著述，时机已经成熟。《中国满族通论》应运而生，正其时也。通观全书，作为满族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以空间为经，以时间为纬，以史料为基础、以文化为主线，以厚重为基调，以广博为特色，取舍恰当、论证谨严，提出了诸多有创见性的学术观点，较为全面地展示出当今满学研究在深度和广度，理所当然地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认可，而以“通”名书，给编著者意欲自由挥洒，经纬成章的学术抱负提供了学术平台，深入系统地将将满族的民族特点寓于中华民族的共性之中，则是张佳生先生为代表的辽宁诸同人以世界和全国为学术视野的具体体现。永君捧读者再，感受益其浅，特举大要罗列于兹，竟未遑虑及资质之鲁钝，识见之疏浅也。
（资料来源：《满族研究》2006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