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学术著作大凡有三种，一种人云亦云，如矮子观场，随踵而立；一种是在已有的成果基础上开拓挖掘，再出新意；一种是另拓领地，别出新裁。第一种情况于当今学界，并不少见，不由人不哀叹。读过邸永君先生之《清代满蒙翰林群体研究》，不禁为之一振，自觉当属别出新裁之著作。
不过选题之好坏并非是衡量一部著作是否有价值的唯一标准，还要看其内容、观点、资料是否深刻、新颖和丰富，层次结构是否清晰，用笔是否严谨，如此等等，不一而是。大凡一部学术著作，出版后即封于书库，可称为垃圾。十年之内仍有人寻读，可称为佳品。二十年仍在流传，可称为上品。传世之作，可称为妙品。学人之一生，有佳品可以自慰，有上品可以称善，如有一部传世之作，则不枉度此生矣。如此这般，谈何容易。如达到妙品境界，学者之眼界、心胸、学识、修养极为重要，如无艰苦之修炼，也只能眼高而手低、望洋兴叹罢了。故近五十年来可当“传世”二字者，虽不能言少，却也实在不多，如能有佳品问世，亦足可聊以自慰了。
清承明制，清立国之后仍沿袭了翰林院制度。然与前代相比，相同之中又有诸多之不同。清朝以满人为君主，又以八旗为砥柱，故于旗人之作用多有发挥。从顺治至光绪，翰林院中均有八旗翰林任职，旗人翰林的存在成为有清一代与前代不同的特殊现象。对于这种现象，学界并没给予充分重视，倒是邸君独具慧眼，开展了此项研究。
邸君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颇以“翰林”自居，亦不惧“大言不惭，穷酸迂腐”之论，其“翰林情结”颇为浓重，这也许是出于对前代翰林以天下为己任的向往与崇敬吧。即以翰林为同类，其研究满蒙翰林必当尽心而又尽力。读过此书，深知邸君于此书著述中颇费了些心血，对清代翰林院之发展历程和建制，对满蒙翰林之形成、作用、贡献，以及满蒙翰林群体的影响与民族性意义方面，均作了论述，用意不可谓不深。在此之前，邸君已有《清代翰林院制度》一书问世，对清代翰林已有整体的把握，在此基础上再论满蒙翰林，自然也会得心应手，前后两书可视为姊妹篇。
研究清代满蒙翰林群体之所以重要，在众多原因之中，八旗入关之后向尚文风气的转换尤其突出，并由此推进了八旗文化的丰富发展，八旗翰林则是推进这种文化发展的重要群体，与此同时，八旗翰林在整个清代的政治、军事中也发挥了诸多作用。
清朝立国268年，从顺治至光绪，八旗科举屡停屡开，自乾隆朝方为定制，八旗之人成进士而入翰林院，成为众多旗人之梦想。如正黄旗满洲曾任吏部尚书的明珠，其子纳兰性德素享盛名，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中二甲七名进士，按惯例应与馆造，然康熙帝却派了他任三等侍卫，实非其愿，心颇怏怏，而致力于学术与文学之意依旧甚浓，虽成就卓著，却终以不能成为翰林而郁郁不得志。嘉道间满洲英和，二十二岁中进士，散馆授编修，其父德保，其子奎照、奎耀，一孙锡祉，皆以词林起家，有“父子孙曾五翰林”之誉，荣耀非常，为八旗中之佼佼者，故翰林一职，向为旗人所重视。
八旗翰林自顺治朝出现，迨至光绪朝，总数达六百人之多，其中尤以满洲比例较大。康熙九年1670专设翰林院后，翰林院的地位日趋重要。清初满洲掌院学士缺出，以詹事、读讲学士、祭酒、庶子，暨科甲出身之太常寺卿、光禄寺卿、太仆寺卿、通政司副使、大理寺少卿、鸿胪寺卿、太常寺少卿、太仆寺少卿、内阁侍读学士为应升，这些官员官阶最高者为正三品，最低者为从四品。康熙二十八年1689，谕大学士：“‘翰林掌院一官，职位重要，必文学淹通，众所推服者，始可胜任。凡翰林撰拟之文，亦须掌院详加删润，然后成章。闻明代大学士有兼管掌院之事。''''自是以后，皆以重臣兼领。”① 此外，与他官相比， 翰林更能亲近皇帝。“康熙二十二年1694，以翰林为文学亲近之臣，宜不时咨询，以备耀用，命翰林学士以下，编、检以下，詹事府詹事以下，中赞以上，每日轮四人入直南书房。”② 有时皇帝试以五七言律诗，悉加品藻，兼颁赉御书，儒臣夸为荣遇，对此种现象众书多有叙述。
清制，每科会、殿试之后，于中第者中选年轻有才华之人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三年散馆，分等次授官，在八旗进士中也有定额。由于清朝官制中满洲、蒙古、汉军皆有专缺，故于翰林院中选派官吏成为一种制度。由此而论，清代翰林院也是清廷的人才库，八旗翰林即是朝廷储备的人才，有清一代诸多名臣为翰林出身。八旗中由翰林而至显位者难以数计。如康熙十二年（1673）进士满洲徐元梦，官至户部尚书兼掌院学士；康熙三十二年（1694）进士汉军高其倬，曾总督云贵广、户部尚书；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满洲阿克敦，曾任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兼掌院学士；雍正元年（1723）进士满洲尹继善，官至文华殿大学士、江南总督、尚书房总师傅兼掌院学士；乾隆三十七年（1772）进士汉军百龄，累官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乾隆十年（1754）进士蒙古梦麟，官至军机大臣兼掌院学士；道光十年（1829）进士蒙古倭仁，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工部尚书兼掌院学士；道光九年进士满洲全庆，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吏部尚书。咸丰两年（1852）进士满洲景廉，曾官至军机大臣、兵部尚书，以上人等均有入翰林院之经历。对这种现象，邸君于书中均有翔实论述。
书中还对翰林院与詹事府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作用论述颇深。翰林院内设庶常馆、国史馆、起居注馆、四译馆。起居注馆职责为记注帝王之言行，以垂永久；国史馆主要篡修历代国史及各种官书；四译馆主要翻译各方朝贡文字。此外，翰林院还承担经筵日讲以及南书房、尚书房、翻书房等工作，翰林官还常被选派为乡、会试考官。康熙三十八年（1699）乡试，以官翰林院编修之满洲人阿金为福建正主考，满保为浙江副主考，喀尔喀为河南副主考，法保为陕西副主考，满洲翰林官典乡试至此始。从以上翰林院的任务和职责看，翰林官常常掌握着思想文化权力。而为乡、会试主考之人，常常是门生故吏半天下，这种师生关系会强化满汉民族关系和文化关系，从而起到相互影响的作用。满蒙翰林在八旗文学方面的贡献也不能轻视。清朝是一个文学发展集大成之时代，诗词文赋、小说、戏剧无不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中也有八旗满蒙翰林的贡献。
康熙朝以来帝王极重翰墨，尤以诗赋为首要。乾隆九年（1744），重修翰林院落成，送掌院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入院，乾隆帝赐宴赋诗，与群臣分韵赋诗，诸臣各分一字，又赋柏梁体一篇。同时乾隆帝自赋七言律诗四首，命群臣唱和。嘉庆九年（1804），帝幸翰林院，仍与群臣分韵赋诗，再赋柏梁体一篇，故诗文才能为翰林官必备之素质。
清朝还有大考翰、詹制度，大率四五年一次，试题多为排律、七言律、赋、论。詹吉士散馆，试五言排律、论，至雍正朝用诗、赋、时文、论。乾隆以后专试诗、赋。由此可见，清帝对翰林官的文学能力极为重视，这种制度也推进了八旗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以现存资料看，曾在翰林院任职之旗人，多有诗文集存世。如满洲人阿金曾任检讨，著有《培风堂集》。法海散馆授检讨，著有《梅翁集》。朱兰泰官讲学士，著有《於止斋集》。索泰散馆授编修，著有《无垢诗集》。阿克敦散馆授编修，著有《德荫堂集》。塞尔登官侍讲学士，著有《绿云堂诗集存》。明鼐官侍读学士，著有《香山樵集》。德龄散馆授编修，著有《倚松阁诗》。嵩寿散馆授编修，著有《以约堂焚余稿》。昌龄散馆授编修，著有《时名集》。鄂容安散馆授编修，著有《鄂虚亭诗草》。介福散馆授编修，著有《采江小草》。德保散馆授检讨，著有《乐贤堂诗文钞》。国柱散馆授检讨，著有《绿春堂诗钞》。图鎝布散馆授检讨，著有《枝巢诗草》。其余如曾任翰林官之博卿额、全魁、穆丹、富森泰、图敏、德昌、恭泰、铁保、玉保、秀坤、全庆、皂保等等均有诗文集传世。另如蒙古之梦麟、嵩贵、法式善、瑞常、谦福、布彦、锡钧、衡瑞等等，以及汉军李基和、范承烈、吴孝登、蒋攸銛、高其倬、寅保、于宗瑛、福保、铭德、杨能格、英启等等，也均著有诗文集。这些人在诗文方面的建树，促进了八旗文学的兴盛。如铁保、百龄、法式善即被誉为“八旗三才子”，他们成为清代中叶文坛和八旗文坛上颇有影响力的人物。
以上种种，邸君于书中娓娓道来，如剥春笋，层层深入，次第展开，在《清代满蒙翰林群体研究》中均有精彩论述，从而使八旗满蒙翰林的整体形象跃然纸上。
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研究清代满蒙翰林群体，不仅具有史学意义，应该说还具有很强的民族意义。邸君在他的这本专著中，还爬梳整理了清代满蒙翰林最具本质特色的优秀本质，展示了他们的才能、情操和忧天下的精神。而他们的少数民族身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满蒙两大民族对中华民族所做出的历史贡献和对中华思想文化的丰富。诚如邸君所言：每每重温诸位战死沙场的将军、取义殉国的英烈、拼死而谏的诤臣、痴心不改的孤忠们的事迹，就能感觉到有一股浩然之气弥漫于天地之间。邸君于此，颇多感慨，故与书中性情之论每每见于笔端。史家应有情，史论亦应有情，读史家之作而又能如沐春风，斯为上乘也。
读过邸君此书，感到尚有遗憾之处。清代八旗中满洲、蒙古、汉军，虽有区别，仍不失为一个整体。翰林之中，除八旗满洲、蒙古之外，亦有八旗汉军之人。书中虽对汉军翰林多有表述，但未能详论。如能将满洲、蒙古、汉军统而论之，视角会更高更广，名之曰《八旗翰林研究》，则会更为体大而思精。另外，如能从翰林的文学特长出发，专论八旗翰林之文学成就，则会使内容更为丰富。再版之日，作如此思考，则会更增加此书的学术价值。
最后要补充的是，此书附录部分极具史料价值，尤其附录一之“清代满蒙翰林群体基本情况一览表”，如不能通读史料绝难为之，可见用力之深。再者邸君行文，甚有特色，虽言简而意赅，读之赏心而悦目，此种笔法，余颇欣赏，然于今日已不多见矣。
注：①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2，第17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12月。
②同上。卷4，第47页。
（资料来源：《满族研究》200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