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大学者汪中字容甫，天资既高，读书又博，所著《述学》，尤称精萃。对经、史、子诸书不熟，要标点好此书是很困难的。戴庆钰、涂小马两先生的《述学》校点本，谬误很多。作为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的一种，这种标点质量太不应该。限于篇幅，内篇举十例，补遗举四例，别录举二例。其余谬误尚多，只
有请戴、涂两先生多向通人求教，认真改正，以免贻误读者。
内篇一
（１）《释三九上》：于是先王之制，礼凡一二之所不能尽者，则以三为之节，《三加》《三推》之属是也。
按：应为“于是先王之制礼，凡一二之所不能尽者，则以三为之节，‘三加’、‘三推’之属是也。”“三加”见《礼记·冠义》：“醮于客位，三加弥尊”，指男子行冠礼时，初加缁布冠，次加皮弁，最后加爵弁。“三推”见《礼记·月令》：“天子亲载耒耜……躬耕帝籍。天子三推……”这是帝王耕籍之礼。“三加”“三推”，不能加书名号。
（２）《释三九中》：《论语》“孔子见冕者，虽狎必以貌”。冕非常服，当其行礼，夫人而以貌也，惟卿有元冕云。冕者，斥其人也，谓上大夫也。然不云“上大夫”，而云“冕者”，此辞之曲者也。
按：应为“当其行礼夫ｆú人而以貌也，惟卿有元冕，云‘冕者’，斥其人也，”这段话是说，孔子见到某上大夫僭越礼制，戴了卿的玄冕汪中避康熙玄烨之名，改‘玄’为‘元’，清人皆然，即使和这上大夫十分熟悉，也一定肃然起敬。《论语》这样记，正是为了指责那上大夫的僭越。“夫ｆú人”，那个人，指那僭礼的上大夫。
（３）《释三九下》：瞽瞍亦允。若曾子曰“君子之所谓孝者，先意承志谕父母于道”
按：应作“瞽瞍亦允若”，见《孟子·万章上》引《书》佚文晋人收入伪《书·大禹谟》中。“允若”，确实和顺。“先意承志”后应加逗号，见《礼记·祭义》：“曾子曰：‘……君子之所谓孝也者，先意承志，谕父母于道。’”
内篇二
《周公居东证》
（１）《逸周书·作雒解》“……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
按：应作“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
周公相天子成王，怎会相三叔？三叔指管叔、蔡叔、霍叔，此三人与殷之王子禄父叛周。殷东指卫，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于《周本纪》“封商纣子禄父殷之遗民……”下，引《正义》：河内，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邶、鄘、卫，邶以封纣子武庚即禄父，殷都以东为卫，管叔监之；殷都以西为鄘，蔡叔监之；殷都以北为邶，霍叔监之。故殷东即卫，管叔所监地，应点断。徐、奄皆殷朝旧国，亦应点断。熊盈是殷民七族中的一族。“经而卒”的是管叔，不是王子禄父。泷川资言在《周本纪》“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下，考证说：“《周书·作洛解》云：‘管叔经而卒’”，可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作雒解》晋朝孔晁注：“俘，囚为奴。十七国之九邑罪重，故囚之。”
（２）《逸周书》凡三言东，不知为何地，证以《车攻传》，乃知即是东都王。肃好与郑异……
按：应作“《逸周书》凡三言东，不知为何地，证以《车攻》传，乃知即是东都。王肃好与郑异……”
王肃，三国魏人，善贾逵、马融之学，而不好郑玄，为《诗解》。上文《诗·车攻》之传，即王肃作。
四部备要本《述学》之“诗”高“传”一格，戴、涂本误排为并格，盖不知为王肃作，无怪其误断。
（３）《史记·鲁周公世家》“……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之忧劳天下久矣……”
按：应作“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之忧劳天下久矣……”
此处汪中稍变《史记》原文。《史记》原作“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史记》有中华书局标点本，戴、涂两先生应该参考。
（４）《诗·邶风谱》“成王既黜，殷命杀武庚……”
按：应作“成王既黜殷命，杀武庚……”
黜殷命，铲除殷王朝的天命。如照戴、涂两先生所点，句意变成周成王被罢免了，殷王朝命令杀死武庚。——这真是从何说起
（５）《史记·鲁周公世家》：“初，成王少时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沉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于府，成王病有瘳。乃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
按：应作“初，成王少时，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于府。成王病有瘳。及戴、涂本误作乃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
（６）《索隐》曰：“……又与《蒙恬传》同事，或然也。”
按：应作“又与《蒙恬传》同，事或然也。”
（７）《蒙恬传》：“……有罪殃旦，受其不祥。”
按：应作“……有罪殃，旦受其不祥。”
以上几处所以点错，一是未读经、史，二是文理不通，三是缺乏对读者的责任感。试问《史记》已有标点本，为什么不参考一下，而要这样师心自用？
补遗
（１）《释冕服之用》：“哀公问冕而亲迎，二也。《周官·司服》‘飨射则鷩冕’三也。四也……《觐礼》‘天子衮冕，负斧扆以朝诸侯’，六也。文王世子，冕而总干亲在舞位以养老，七也。《祭义》‘天子诸侯为藉冕而躬秉耒’，八也。《司服》‘诸侯之大夫聘，于天子玄冕’，九也。《夏采》‘王崩以冕服复于太祖’，十也。《节服氏》‘衮冕六人，朝觐维王之大常，诸侯四人，服亦如之’，十一也……”
按：一、应作《哀公问》：“冕而亲迎。”因为《哀公问》是《礼记》篇名
二、应作《周官·司服》：“飨、射则鷩冕。”三也，四也。
三、《觐礼》是《仪礼》篇名，此句应点作：“《觐礼》：‘天子衮冕负斧扆’以朝诸侯。”因“以朝诸侯”非原文，是汪中概括原文的话。
四、《文王世子》是《礼记》篇名，下文是汪中概括原文包含《祭统》的话，故应点作：“《文王世子》：冕而总干，亲在舞位以养老。”
五、《祭义》下一句非原文，是汪中概括的话，不能加引号。应点为：“天子、诸侯为藉，冕而躬秉耒，”
六、《司服》下一句亦汪中概括语，非原文，不可加引号。
七、《夏采》在《周礼》，“王崩”是汪中概括语，不可加引号，应点作：“《夏采》：王崩，‘以冕服复于太祖。’”
八、《节服氏》在《周礼》，下文亦汪中概括语，不可加引号。
仅凭以上八条，可见对三《礼》原书不熟，必致乱点。
（２）《吊黄祖文》：“……祖持其手曰‘处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欲言，则犹有赏音之遇也。”
按：此应标点为：“祖持其手曰：‘处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欲言。’则犹有赏音之遇也。”
这实在不应错，因为《李审言文集》对汪中此文已加标点；而且《后汉书·文苑·祢衡传》即有黄祖此语，中华书局本标点明白。校注者竟不参看，真使人徒唤奈何
（３）《大学平义》
一、“举平日之所心得者，著之于书，以为本义，固然。然后欲俯则俯……”
按：应作“举平日之所心得者著之于书，以为本义固然，然后欲俯则俯……”
二、“本书祭统之十伦，孔子闲居之五至三无皆是也。”
按：应作“本书《祭统》之‘十伦’、《孔子闲居》之‘五至’‘三无’，皆是也。”
《祭统》《孔子闲居》皆《礼记》篇名，“十伦”出自《祭统》“夫祭有十伦焉。”“五至”“三无”出自《孔子闲居》“以致五至而行三无。”
三、“今《大学》不著何人之言，以为孔子义，无所据。”
按：应作“今《大学》不著何人之言，以为孔子，义无所据。”
四、“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明教非一术，必因乎其人也。’”
按：孔子语止上四句，见《论语·雍也》篇，下二句是汪中说明的话。
五、“其见《论语》者，《问仁》《问政》所答，无一同者，闻斯行诸，判然相反，此其所以为孔门也。”
按：应作“其见《论语》者，问仁问政，所答无一同者；‘闻斯行诸’，判然相反。此其所以为孔门也。”
这是解释上文“教非一术，必因乎其人。”如“子贡问为仁”《论语·卫灵公》，和“子张问仁于孔子”《论语·阳货》，孔子所答不同。“子贡问政”《论语·颜渊》，和“子路问政”《论语·子路》，所答也各异。子路、冉有都问“闻斯行诸？”孔子所答相反。校注者不明文义，又不查检《论语》，以致给“问仁”“问政”，乱加篇名；“闻斯行诸”，不知加引号。
六、“然后变易孔氏之义，而莫之非，”
按：应作“然后变易孔氏之义而莫之非，”
（４）《嫔于虞解》：“舜为出子，居于沩，汭尧以二女，女之所谓不告而取也。”
按：《书·尧典》：“厘降二女于沩汭，嫔于虞。”《孟子·万章上》：“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同书《万章下》：“尧之于舜也，……二女女焉，”知道出处，就知道这段汪文应作“舜为出子，居于沩汭，尧以二女女之，所谓‘不告而取’也。”
别录
（１）《与端临书》
一、“知留京教学，以待决科于足下，谋生之计甚得，”
按：应作“知留京教学以待决科，于足下谋生之计甚得。”决科，应科举考试。
二、“或上馆得一教职，亦足为养亲，地贫不可长忍也。”
按：应作“或上馆得一教职，亦足为养亲地，贫不可长忍也。”此由不明“地”字义，“养亲地”犹言奉养父母的经济基础。
（２）《叶天 母汪氏家传》：“遂相抱持哭室中，人皆哭。”
按：应作“遂相抱持哭，室中人皆哭。”
综合上述诸条之误，其源出自三点：
（１）经典不明
汪中对经、史、子烂熟于胸，随意发挥，校注者连《论》《孟》都不知，遑论其他。
（２）不懂古文
现在一般文史工作者从小没有读古书，更不会写古文，因而不明文气之贯通，文理之接应，以致将汪中非学术性的文章也点错。
（３）无责任感
标点古书，是为了津逮后学，让青年看懂古书。像二位这样标点《述学》，将会误导青年读者到什么地步？《博览群书》２００５年第８期朱正的《陈琼芝和〈鲁迅全集〉》一文，介绍陈先生校注工作的“过人的细心和责任心”，真正令人感动希望《述学》校注者好好看看这篇文章。另外，还要想想顾颉刚主持二十五史校点工作时，那些老专家是怎样地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自己这样掉以轻心，不感到内疚吗？“陈力就列，不能者止”，你们接受这项工作，先要自问是否能够胜任，不能误人子弟
谈到这里，有心人应该感慨无穷。现在全国到处都在整理古籍，其实是“明人好刻书而书亡”。我在《在学术殿堂外》早就呼吁：一定要解决这个悖论
现在很多地方在办书院、私塾，教儿童读经。《中国青年报》２００５年８月１７日第８版，整个一版，大小８幅照片，总题为《瓦窑村国学班纪事》，副标题是：“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这种做法，我是极端反对的。理由如下：
（１）读经读不出民主与科学来。这一点，不但五四时期先贤们早有共识，就是现在有识之士也在问：四书五经之类经典从汉武起读了几千年，怎么读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了？
（２）现在主张读经的人，以为从儿童抓起，可以培育出高尚的道德品质。其实现在人欲横流，道德滑坡，主要表现为权钱勾结、分配不公。要根治这现象，只有靠民主与法治，也就是靠一个好制度。制度好，坏人也会变好；制度坏，好人也会变坏。读经能解决这问题吗？以上述瓦窑村国学班为例，所谓“首孝悌”，就是《论语·学而》上有子说的：“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我国宪法要求培养的现代公民，难道是这种“孝悌”之士吗？要是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都是这种恪守封建道德的人，那些权钱勾结的贪官和大款如广东梅州兴守矿难揭露出来的曾云高及其保护伞才弹冠相庆、高枕无忧呢
但是，我反对儿童读经，却主张人文学科工作者研究并熟悉经典。因为你著书立说要引经据典，不理解并熟悉它是不行的。你不要把那些儒家经典看得多么神圣、神秘，它们不过是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的原始资料。
要整理古籍，必须熟悉古籍的源头，那就是先秦典籍。为了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我赞成有条件的高校办国学班。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１日冯其庸先生来电话，谈到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情形。我请他看《在学术殿堂外》第１５９页，那上面我引了冯天瑜先生的一个构想。现在我再抄在这里：“可在少数重点学校最好从高小开始开设少量班级，除普通课程外，增设古典课，使学生对文化经典熟读成诵，再辅之以现代知识和科学思维训练，从中或许可以涌现杰出文史学者。”据冯老电话中所谈，他主持人大国学院的办学精神基本上也就是这样。我以为这可以解决古籍整理的悖论问题。
实在只有这样强调熟读经典，才能培养出真正合格的整理古籍的人才也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优秀的文、史、哲研究工作者。现在高校的文献班不行，懂得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等，犹如看到库存的账本而没有赏鉴过实物，此章实斋之所谓“横通”见《文史通义·内篇四》，毕业出来，还不能胜任古籍整理工作。
总之，熟悉元典，博览载籍，能写作文言文并不就等于古文，这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古籍整理工作者。
（资料来源：博览群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