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口增加、生产发展和经济增长，人类对生态环境的作用越来越大，有的影响已经超出了本区域，甚至超越了国界。深入研究区域生态环境问题，揭示其发展演变规律，自觉服务于我国生态建设和保护工作及西部大开发，是学术界的神圣使命。肖瑞玲先生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清内蒙古西部地区开发与土地沙化》研究，正是对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中重要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的系统探索。
首先，这个项目的研究意义重大。
生态环境演进的研究在科学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我们现今看到的一个区域、一块土地，它的面貌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今后将向何处去?不知道区域生态环境的演进规律，就无法明了过去的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产生了哪些作用，也难以判定我们今天的活动将对生态环境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不知道区域生态环境的原初面貌，在今天的生态环境治理中就难以很好的按照规律办事，就难于有效贯彻“宜荒则荒，宜草则草，宜灌则灌，宜乔则乔”的建设原则。认识区域生态环境的演变规律需要多学科联合，需要长期的成果积累，需要筚路蓝缕、薪火相传。比如前人对鄂尔多斯地区的生态研究，就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历程。历史学家经过史料考证认为，这里的生态系统演变主要是民族变迁和人口波动的结果，而地理学家从古土壤与沙层互层现象的研究认为，生态环境的变化主要是气候波动的结果；历史地理学家从史料和古城堡的考察研究认为，毛乌素沙地起源于人类历史时期，而地貌学家对古风沙层的研究则认为，毛乌素沙地是地质历史时期的产物。可见认识区域的生态环境演变规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这就告诉我们，进行多学科的联合、多视角的研究、多种时间分辨率的互补，会使我们对生态环境演进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入，更加清楚。现在更要看到，对生态环境演进规律的认识和探究比以往更加迫切。回顾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的“以粮为纲”政策的良好初愿及其执行的低劣效果，展望我国正在实施世界上最大的生态工程之一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宏伟前景，教训和经验昭示我们，要清醒认识并切实尊重区域生态环境演进规律，才能避免盲目蛮干，才能将愿望和效果统一起来。
本课题所研究的内蒙古西部地区地处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中段，具有典型的气候波动性、生态脆弱性和人类活动的多样性特征。这一地区是我国东南季风的尾闾区域，季风强弱在此表现的最为明显，特别是降水量的波动最为剧烈。由此在长时间尺度上引起了地理带的进退和转换，一些时期的干草原与另外一些时期的荒漠草原交替呈现；在短时期内也表现出明显的干旱和相对湿润的交替。时间上的波动性和空间上的地带的过渡性，使本地区的生态系统表现出明显的脆弱性。荒漠化、人口增加、民族迁徙、聚落演变、农牧交替等，它们或者是生态系统脆弱的原因，或者是生态系统脆弱的表现，反映了生态系统抗干扰能力较弱、发生退化的可能性大。人类通过时农时牧、此农彼牧、亦农亦牧等多样的土地利用方式，适应着这一地区的生态系统变化。但由于生态系统的结构简单、功能弱小，尤其是生态系统生产力随降水的年际波动，引发了自然界的弹性供养能力与人类社会的刚性需求之间的尖锐矛盾，使本地区陷入长期的困难境地。总体上不断恶化的环境和广泛的贫困，需要不断地认识和不懈地努力来解决。
我在20世纪70—80年代曾研究过鄂尔多斯地区的历史文化，这一地区历史上沙漠化的演进以及如何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也曾是我研究过的一个专题，其主要成果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在这篇题为《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的形成和发展述论》的文章中，我系统地研究了人类历史时期以来这一地区开发活动的演进及其对沙漠化的影响，总体认为，由复杂的社会原因引发的“滥垦是导致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的重要人为因素”。最明显的是“在鄂尔多斯的三次大开垦中，被认为是先进的农业越是向这里大力推广，这里沙漠化的发展就越严重。相反，在三次大开垦的间隙期，游牧民族占据这一地区，农业衰落了，畜牧业发展了，这种退耕还牧的结果，却使植被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沙漠化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制约”。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的演进说明，人类活动对生态规律的偏离和回归有着显著不同的环境效应，这也充分印证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指出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无情地报复了我们。”但那时，由于刚刚从“左”的思潮中走出来，对于生态环境演进的规律还认识得不很清楚，对于已经认识到的规律还难以一下子就贯彻到实践中去。今天再看到类似的新成果，看到这些成果又有新的认识和发展，我感到非常地高兴。
第二，本课题的研究成果有创新、有特色，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对该地区自然环境的变化与人类开发活动的关系进行了分阶段、辩证的分析，对“自然——有序性”、“依附型”、“顺应——干预型”三个阶段的演进分析得很客观，体现了尊重事实的态度。作者不是把生态恶化的原因简单地归之于自然条件或人类的开发活动，而是依据不同时期自然环境本身的变化及人类的开发活动影响的程度给予客观的评价，从而使我们看出这是一个渐进的演变过程。对于清代后期由于清政府迫于内外矛盾而调整政策，由禁垦转向全面放垦之后最终导致生态环境完全恶化的结果，人为的社会因素成为环境破坏的主导，这个分析是中肯的且切中要害的。随后对两个典型地区呼和浩特地区、鄂尔多斯地区的解剖分析，以及对清初、清中叶及晚清三个阶段政策的调整导致的变化及其递进程度的叙述，材料运用扎实可信，分析步步深入，对总观点给予了有力的实证，很有说服力。
在研究方法上，突出了多学科结合的综合研究、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应用研究。将历史考据、文物考古与地学考察取得的成果紧密结合，进行多学科综合分析，这是研究重大社会科学问题必须采用的方法，该课题运用自然、融会贯通，在环境脆弱性及土地沙漠化的分析中，体现尤为明显。难能可贵的是，研究并没有停留在对明清内蒙古西部土地开发与沙化的分析上，而是进一步引出了在西部大开发中应引以为鉴的“三个启示”，其核心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一些传统的认识，如该地区“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等，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就把一个历史性课题提升到为现实的经济社会服务的层面上，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在这个课题里是顺理成章的，也说明研究者的视野和思路是开阔的。
资料收集和取舍的基础工作和基本功是扎实的。研究者广泛继承了前辈历史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长期的研究成果，同时注意吸收上世纪90年代以来相关学科新的研究成果和新资料，还注重调查访问，获取第一手资料，比如对该地区生态建设的直接参与者和领导者暴彦巴图同志以及一些退休干部、现职领导的访谈资料很有价值，因为这些人对生态问题有着长期的工作经验和切身体会，他们是真正经历过和思考过生态问题的。同时，研究者以问题的形式与实践者的对话，既考量着人与自然关系的过去，又共同探讨这种关系的未来，达到了学术与实践的结合，并将学术理念和科学规律引向领导层，与领导的决策结合，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上穷碧落下黄泉”，多重证据的资料支持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从历史出发走向现实促进了研究成果与实践的结合。
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开发与生态演进问题是一个常做常新的课题，自20世纪30、40年代葛绥成等人开始，1959年中国科学院治沙队，70年代中国科学院蒙宁考察队，80年代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联合考察研究，90年代的一些国家重大课题等等，大规模的和小团体的、抑或是个人，围绕这一区域开展了大量的、不同方向的调查和研究，取得了不少很有见地的成果。我认为肖瑞玲先生的研究成果是其中很系统、很完整、且有新的深度的一个。这项成果使我们对内蒙古西部地区从明清以来土地开发与生态环境演变的关系有了更全面地认识，更重要的是借鉴历史经验，在今天新的开发形势下，要做到“协调”、“可持续”，必须首先认识和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点是该课题给人们最有意义的启发。
最后，我想简单说一下今后此类研究的走向问题。
区域开发是必然的，生态演进因此而不可避免。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区域开发，在区域开发中如何引导生态环境朝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演进。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特点，其开发路径也大相径庭，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区域性，它是不可移植的。因此，需要开展不同区域的深入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对比研究。首先需要深入解剖不同的区域，也就是抓住区域性特征，考察区域开发及其生态环境演变的不同路径。比如同是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宁夏南部山区，由于降水量少且集中，以及地表覆盖着疏松黄土的地理环境，其开发方式主要是种植业的不断拓展和畜牧业的相应萎缩，引起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是水土流失。这与鄂尔多斯风沙区截然不同。而与宁夏毗连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地带，又是另外一种情形。抓住了区域性，接着就需要研究生态环境演变的必然性和过程的可控性。人类确实需要清醒，需要从过去的经验感知中转变过来。比如现在开展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实施过程中反映出我们观念上还有许多问题，如主体不确定、空间溢出、时间滞后，如果缺乏前瞻性的理论、技术和政策，工程的效果则难以预料。因此，需要深入地研究。 对于类似课题，不但要强调深入实地调查研究，还要强调注重应用。要让国家支持的研究成果在指导实际工作中真正起作用，尤其是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区域开发和生态建设的具体操作迫切需要知识、技术、政策支持。同时，研究成果也需要在应用中得到检验，人们在这一领域里的科学认识才能不断丰富和提高。
资料来源：近代中国史所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