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亦作少泉），晚年自号仪叟。生于清道光三年（1823年）正月初五日，卒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二十七日。
自同治元年起至光绪二十七年止，四十年间，李鸿章剿粤捻，办洋务，亲自参与、策划，甚至主持或主导了晚清四十年间的一系列国家内外重大方略的制定和执行。如果不了解这个期间李鸿章的思想和言行，就无法了解晚清的这段历史。
李鸿章一生写了大量奏折和公私函电，这是研究李鸿章一生功过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材料。
截至新编《李鸿章全集》出版之前，反映李鸿章一生事迹的主要著作是桐城吴汝纶先生主持编纂的《李文忠公全书》（亦称《李文忠公全集》），全书一百六十五卷，六百余万字。一百余年来，人们研究和评价李鸿章，主要是根据这本《全书》所载的各种文稿。
吴编《全书》虽然过于简略，且因急于为集主辩诬止谤，删削之中，不免失之真实和公允，但由于编者系集主的学生和亲信幕僚，于集主的许多事迹，大多亲见亲闻，因此于文稿内容和时间的考订十分精详，于文稿的拟题亦十分精当，在新编《李鸿章全集》出版之前，仍具有重要的价值。这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吴汝纶在整理出版李氏文集的时候，曾进行过一次较大范围的材料征集工作，从现存底稿看，除因政治和时代限制，当时编者客观上无法收集的部分奏折外，佚失的数量并不多，全部征集起来的文稿达一千七八百万字之多，编者都一一做了考订和梳理工作。
但是，吴编《李文忠公全书》又是一个具有明显不足的本子，其不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为失收。新编《李鸿章全集》总计约二千六百余万字（目录除外），而吴编《李文忠公全书》不足七百万字，即以其收集整理成篇的底稿而言，亦仅一千七八百万字，与前者相差近一千万字。
二为删削。对比上海图书馆馆藏李鸿章文稿底稿，吴编《李文忠公全书》实难辞删削过当之评。《李文忠公全书》删去的文稿几占全部文稿的三分之二！甲午战争以后，李鸿章战败议和，引起国人一片唾骂，此时吴汝纶锐身自任，决心为李氏编定全集，以便向国人昭示李鸿章多年来支持危局、力求富强的苦心和窘困。编纂全集，以此见功止谤，这就是吴汝纶编纂《李文忠公全书》的目的，因此，编纂中凡符合这个目的的文稿即收入，凡不符合这个目的要求的文稿即删除。
三是改定。在编纂李氏文稿时，吴汝纶采用的主要方法是删削，间或也会作一些改定，这种改动几有纂改历史之嫌。
新编《李鸿章全集》全书三十九卷，大大超出了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书》的规模，它不仅包括已刊吴编《李文忠公全书》和吴汝纶为准备编纂《李文忠公全书》而收集整理的大量未刊文稿，而且还包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等单位所收藏的大量未刊李氏文稿，以及于式枚编《李文忠公尺牍》、江世荣编《捻军史料丛刊》（第一、二集）等已刊李氏文稿。该书杀青前，编者又进行了一些比较全面的辑佚工作。
关于奏折。
对比吴编《李文忠公全书》、吴汝纶为整理李氏文稿收集整理的大量底稿（现藏上海图书馆，以下简称上图馆藏底本），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军机档案（军机录副），可以看出，有许多事关当时军国大计的奏折，在上图馆藏底本和军机录副中都有，而不见于吴编《李文忠公全书》，可见是因事关军国机要而被有意删除的。这类奏折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中俄伊犁条约、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等重大事件中均可见到。这些对研究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期间李鸿章对有关问题态度和清朝政策的前后变化等问题都十分重要。
除有意删除以外，吴编《李文忠公全书》的奏稿部分失收大量密折。李鸿章自同治元年获授江苏巡抚以后，数十年间，他上奏了数以千百件的密折，其中除部分军国机要外，大多都与参保人员有关，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李氏是如何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和与各种政敌之间的关系。
吴编《李文忠公全书》奏稿部分只收奏折，而未收谕旨。谕旨亦藏于军机，这次编纂《李鸿章全集》过程中，我们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军机录副中查出大量谕旨，将其附在相关折片之后，使读者不仅可见折片内容，而且可见清朝政府对这些折片所述内容的回复。现在全书所收的折片中仍有一部分没有谕旨，或虽有谕旨，但仅“另有旨”三字，最后根据台湾所出《清实录》尽量作了补充，目前大多数折片都已附有谕旨，使读者对于折片所述问题的前因后果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关于电报。
在吴编《李文忠公全书》中，各次战争中的大量战况、战报均被删去，读者只要比对吴编《李文忠公全书》和新编《李鸿章全集》，即可了然。
新编《李鸿章全集》根据上图底本和一档录副，收入了大量甲午战争期间反映军事调度和前线战况的电文。李鸿章和清政府在战前和战争进行的很长一段时间，对日军的战争意图等根本性问题判断不清，这是造成战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这类电报在吴编《李文忠公全书》中大多被删去，以掩盖其对战争缺乏正确战略估量，以致处处盲目被动这一重大失误。如光绪二十年五月十五日戌《速寄叶军门行营》一电，李说“倭逆欲以重兵再胁议朝善后，并非与我图战，固不必预播赴汉先声”。其时清中央政府也持有大体相同的看法。正由于李鸿章和清中央政府对日军战略意图和整个战争形势的误判，所以在战争发生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清朝始终处于犹疑观望之中。由于对战争形势和发展趋势的误判，清政府和李鸿章一直未作认真的战争准备，以至战争爆发后，无论是兵力布置和调动，还是军火的调拨供应，无不处处捉襟见肘、窘状万分，后来甚至到了无力筹饷、无钱募兵，因之无兵可调，“枪已发尽”，无枪可发的地步。战争中后期，清政府勉力向外洋搜购船舰枪炮，以应急需。此时，西方列强竟联手对中国进行打压和封锁，中国政府求购武器，所应者不仅质次价高，而且处处卡压，处处勒索，处处欺骗和耍弄于我。这些电文，即使今天读来仍然令人血脉贲张，气愤不已，可惜在吴编《李文忠公全书》时全被删去了。与此同时，一些反映李氏姻亲故旧贪污军费的电文也被删除，在中央一再追查时，李鸿章还百般为其辩护和掩饰;有一些淮军将领，战争中贪污军饷、抢掠民众，遇敌即溃，到了众口交矢的地步，李不得不加呵斥，但这类电文在吴编《李文忠公全书》中，也作了许多删改。有些电文，我们比对上图底本和一档录副，两者是相同的，但在吴刻本中却做了删改。如光绪二十年九月初七日辰《寄九连城速送沙河卫镇》一电，原文作“汝材庸性贪，不自度量，仍欲独统大军，坏我声名，良心何在”，吴刻本中删去了“材庸性贪”、“良心何在”八字。在吴刻本中，此类以活人改死人文章的事还有许多，我们这次新编《李鸿章全集》时，一律据一档录副和上图底本加以改正补定。
新编《李鸿章全集》共收入电报一万四千余件，超过吴编《李文忠公全书》的六千余件的一倍有余，为研究李鸿章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得失成败，厘清清末历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关于信函。
新编《李鸿章全集》共收信函九千余件，六百五十余万字，大大超过了吴编《李文忠公全书》的一千四百余件、一百五十九万余字。失收的信函主要有三大块。
一是复旦大学图书馆馆藏的未刊信函，约八十余万字。
其次是李氏幕僚于式枚经手的大量信函，号称二百万字，实则一百四十余万字。在李氏后人的支持下，于式枚曾于1916年单独结集出版，题名《李文忠公尺牍》。虽有1916年石印本，但时过九十余年，坊间已难觅到，不便读者，这次全部收入新编《李鸿章全集》。《尺牍》中，包含有相当一部分涉及军国大计和重大历史问题的信函。如光绪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复广西提台勇》谈及越南之形势；光绪十四年三月、四月两次《复出使美日秘国大臣张》，五月初五日、六月十二日两次《复出使俄德和奥大臣洪》等论及朝鲜及相关外交问题；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初四日《复热河都统德》谈及热河教案等等，都具有一定史料价值。
甲午战争爆发后，海陆各军连遭重创，以至朝野交哄，李鸿章受到极大压力，感到十分委屈，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在《复工部正堂孙》的信中说：“东事愈棘，中外谤议丛积，然使数年来，海军能逐年添购快船，水陆各军储有快枪快炮，何至于此。此中为难情形，唯深识者知之，固难求谅于众人矣。”又，甲午战败后，不得不屈辱求和，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李在《复新疆抚台陶》的信中说：“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麋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船，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可复收。战绌而言和，且值都城危急，事机万紧，更非寻常交际可比。兵事甫解，谤书又腾，知我罪我，付之千载，固非口舌所能分析矣。”这些信函对于李鸿章研究当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是新编《李鸿章全集》收入了李氏大量家书。过去人们很少见到李氏家书，这次我们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等单位辑得数百封李氏家书，弥足珍贵。这些家书主要是致李瀚章的、致李经方的和致女婿张佩纶的，均为未刊，十分重要。家书中虽不乏家常闲话，但因受信者均系亲人，较少顾虑，可使人看到作者的一些真实态度。
新编《李鸿章全集》还收录了大量李氏诗文。此外，全集还收有大量附录，首先是李鸿章督直期间的大量题本，总数达三百二十余万字，数量很大，过去又从未面世，对于研究李鸿章在督直期间做了哪些事，他对这些事是何态度等等都是第一手资料。其次是李氏的大量批札。批札可惜散失太多，所收不全，主要见于《北洋纪事》。《北洋纪事》中的大量批札主要是有关北洋海军建设和工场、商务的批答，十分重要。上图遗稿中收有一种题名《过目不忘》的材料，是李氏剿捻期间记录重要军事情况的备忘录，与此前《捻军史料丛刊》中刊发的《军情》、《军报》十分类似，可见李氏这期间对某些问题的关注，也具有一定史料价值。
资料来源：本文转载自《光明日报》2007年9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