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3年

Elizabeth J. Perry，Shanghai on Strike：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1993. 

中译本由刘平翻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本文目录： 

一、《上海罢工》内容梗概 

二、裴宜理的辩证法：“不同的工人从事不同的政治” 

三、《上海罢工》的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 

四、值得商榷的一些地方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中国学家，现任哈佛大学政治系罗索夫斯基讲座教授（Henry Rosovsky Professor of Government），1999年起兼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系该中心的第一位女主任）。1993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一书[①]。著名学者、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研究所白吉尔教授（Marie-Claire Bergère）评价道：“这本重要著作不失为一部令人鼓舞的填补空白之作。该书吸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80年代以来所出现的丰富的资料与研究成果，而它们在西方史学界尚未被系统地利用吸收。本书研究方法新颖别致，学术成就无懈可击，文献资料裕足且多是第一手的。”[②]对于该书，国外学术界反响热烈，仅我见到的英文书评就有11篇之多。然而，在中国，大家对裴著还没有什么了解。当我将该书译稿交给江苏人民出版社之后（列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就产生了写一篇介绍兼评价的文章的念头。 

确实，当我们习惯于把中国工人运动视为中共党史研究的附属品、忽视广大工人色彩斑斓的生活环境、文化背景和工作经历，忽视他们的多重战斗性之时，[③]裴宜理的这部著作将把我们引入一片新天地。 

一、《上海罢工》内容梗概 

裴宜理对上海工人运动发生兴趣，源于她对近代中国的民众反抗、革命和政治力量之间相互关系的长期痴迷。当大家已经习惯于用阶级斗争观点来研究民众反抗问题时，裴宜理另辟蹊径。她的成名作是1980年出版的《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④]她认为，传统形式的农民叛乱之发生，亲缘与地缘关系比起阶级地位更为重要。当她将研究重点从农民叛乱问题转向工人运动时，她发现，在上海高度“近代化”的背景之下，在不断演进的反抗方式中，与工人中存在的世俗关系——祖籍、性别、文化与技术程度等——相比，阶级地位的作用仍然不那么突出。当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干部着手在上海工人中开展组织工作时，他们的努力受到了工人队伍中既有壁垒的深刻影响。反之，这两个政党不同的社会基础也深深地刻画出了先是国民党政权然后是共产党政权的不同特性。《上海罢工》正是从社会史角度入手、多种学科研究方法并重来揭示近代中国政治演变这一重大主题的。 

《上海罢工》除导论、结论外，分三大部分，每一部分三章，共九章。第一部分“地缘政治，1839-1919”，追溯了上海工人力量在地理上与文化上的源流。裴宜理认为早期上海工人的反抗因籍贯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第二部分“党派政治，1919-1949”，描述了20世纪20-40年代上海工人运动的基本状况，作者指出了外来的组织者是如何被迫接受在他们到来之前即已存在于工人中的传统内容和观念——其中很多东西是与其思想信仰相抵触的（例如有些共产党人开展工运的第一步就是加入封建帮会）[⑤]。第三部分“产业政治”，对烟草、纺织和运输三大行业作了颇为详尽的个案研究，从而揭示出不同行业的工人在不同时期针对当时政治形势作出了何等样的反应。 

《上海罢工》从上述三个层面揭示了上海工人运动与中国政治的关系。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一系列根本性政治变革——从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到共产党人的胜利——所有这些变革都曾受到工人运动的极大影响。在中国，尽管农民占了压倒多数，工人数量较少，但后者却对近代中国政治性质影响重大，正如毛泽东所说：“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⑥]上海是全国产业中心，其工人运动的显著作用是其他地方难以比拟的；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上海工人运动的周期性高涨每每预示着国家政治的根本转变。 

本书为人们展示了一幅中国工人丰富多彩的画像，它的成功立足于大量原始资料：工人访谈录、工厂与政府档案、警方报告、干部回忆录以及其它迄今尚未公开的资料。作者驾驭资料之娴熟、高明，令人称道。举例来说，在作者利用的大量资料中，包括成百上千件老工人访谈录，这些访谈录都是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上海学者辛勤劳动的结果。可以肯定，这些访谈录反映了特定的政治环境，其目的是揭示共产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基础。而且，随着岁月流逝，被访问者的叙述肯定会有疏漏之处。然而，瑕不掩瑜，这些资料通过工人自身的语言，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了解上海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工作和反抗情形的窗口。而且，裴宜理发现，在相同事件上，工人口述史与共产党官方记述之间的差异正好验证了这些访谈的坦率。也正是这些差异使作者形成了本书的核心观点——其发现往往与以往上海工人运动史论著不同。当然，她对这些访谈录的利用是建立在其它可信的文献基础之上的。 

二、裴宜理的辩证法：“不同的工人从事不同的政治” 

裴宜理在《上海罢工》的结论中的第一句话就是：“不同的工人从事不同的政治”（原书P239），[⑦]这是她全书的基调。由此出发，她在围绕上海工人、上海罢工与中国政治的的许多层面上提出了有价值的看法。 

是党史附庸还是独立的工运史。以往针对中国工人运动的诸多研究都是作为党史内容出现的，其着重点在于诠释共产党的政策（或者有时是国民党的），而非分析工人自身的行动与动机。[⑧]这就往往导致认为中国工人运动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才开始，或者至多是开始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相应地，中国工人运动之发生，只是知识分子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开始动员工人之时才出现（原书P5）。西方学者以谢诺J.Chesneaux为代表，有类似的倾向。[⑨]另一方面，台湾原国民党方面的政治型学者如马超俊等则把工人运动史纳入国民党党史范围。[⑩]如此，共产党或国民党成立以前的工人运动史或自发的工人斗争就成了空白，或是一种简单的铺垫，即使写出来的工人运动史也只是以本党为主体，有意无意忽略（有时是攻击）对手以及其他政治势力的作用。裴宜理破除成见，以工人自身为研究平台，对他们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工人运动与中国近代政治变迁的关系作了独到而深刻的分析。裴宜理认为上海工人运动的起点与中国近代史是同步的，这就避免了将工运史等同于党派史的尴尬。 

我们以往已经习惯于把中国工人阶级及其阶级意识的形成视为“五四”运动及共产党成立的结果，而且，这个阶级团结，进步，富有战斗力。正如《上海工人运动史》的作者所说：“在‘五四’运动中，以上海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六三’大罢工，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11] 

与这种肯定的描绘相反，裴宜理受美国学者埃米莉·霍尼格Emily Honig和盖尔·赫尔沙特Gail Hershatter的有关研究——他们强调的是中国工人的分裂特征[12]——的启发，着重探讨中国工人中的分裂情况，同时对那种用铁板一块的工人阶级意识来解释工人运动之兴起的观点予以反驳。[13]然而，与前述作者观点不同的是，她强调的是工人阶级与其行动主义之间的正面联系。上海工人中的分裂，产生了系统而长久的团结：来自相同地区的移民和相同行业中的同性（男人或女人），构成了集体行动的潜在基础（帮口、行会等）。与其将这些帮口、派别视为“现代”革命的障碍，不如将其理解产生为工人行动主义的摇篮。 

裴宜理认为，工人阶级及其行动步调一致的能量，不单是资本主义改造的结果，也是前资本主义遗留的产物。毛泽东在描述中国革命时提到了这种反向关系，即“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比喻非常贴切，不仅适用于毛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近乎讽刺地）适用于资本主义革命。与其说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在形成时失去了其乡村遗产，还不如说资本主义是在农村包围中形成的（原书P11-12）。这一看法为裴宜理研究上海工人的农村文化遗产打下了基础，同时也使她的独立的工人史观有了依据。 

是分裂还是团结。裴宜理辩证地认为，分裂可以产生团结。从原籍（根据性别）招募工人从事同类工作的习惯，能够在不同的移民群体中培养强烈的团结精神。以往的政治家、学者也曾指出工人团结在上海引人注目的工人骚动记录中的重要性。然而，在他们看来，这种团结通常是阶级觉悟的表现，他们将同乡忠诚[14]、性别、行会、帮会之类因素视为真正的工人阶级团结的“封建”包袱。上海工人只是在外来力量的领导下，才能够摔掉包袱，克服分裂，使一个“现代”工人运动的出现成为可能（原书P28-29）。[15]裴宜理则认为，籍贯不同自然会加剧工人内部的竞争。即便如此，低估此种狭隘地域关系的组织能量仍是不可取的。同乡忠诚——虽然存在分裂——与其说是抑制了工人的战斗性，不如说是引导工人走向行动主义的桥梁（原书P39）。同乡身份促进了不同行业之间的工人们的联系。但它并不必然包含对原籍的忠诚（此处指工人与同籍业主之间的关系，即同籍工人有时会发动针对同籍业主的罢工——刘平按），或是必然与行业利益、阶级利益相冲突。同乡网络（作为跨行业联系的纽带）不是阻碍、而是壮大了罢工工人的队伍（原书P45）。     

工人技术程度与反抗的关系。在我们的印象中，贫穷和被压迫是工人罢工的原动力，裴宜理则认为，罢工的频率与成功率与工人的技术水平有关，她把上海工人分为技术性、半技术性和非技术性三个层次。技术程度不但决定了工人在企业中的地位，也决定了他们罢工成功的概率。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她还分析了技术性和非技术性工人的家庭收入问题。1930年的调查表明，在纱厂集中的杨树浦，在100名工厂工人家庭的收入中，丈夫的收入只占26%，妻子占6%，儿子占43%，女儿占9%，女婿占6%，其它收入占10%。相反，在对商务印书馆100名印刷工人的调查中发现，在这些技术工人家庭里，丈夫的薪水占了家庭收入的97%。同样，对邮政工人——另一个收入颇丰的技术职业——的调查发现，丈夫的薪水占了家庭收入的将近90%。[16]换句话说，企业对技术工人的任何压迫（如削减工资）都会给他的全家带来威胁，而他们一旦罢工，由于其技术地位很难被取代，资本家往往屈服；相反，一个非技术工人被欺压，还有其他家庭成员顶着，即使他们行动起来，资本家也往往采取强硬措施（如解雇），因为，由于中国农村经济的凋敝，城市劳动力的后备源十分充足。当然，裴宜理承认，阶级意识的缺乏以及技术性与非技术性工人之间的鸿沟，并不能阻止工人战斗性的形成。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工人的相对集中，为行动主义打下了坚实基础（原书P50）。 

爱国主义与工人反抗的关系。裴宜理也认为民族压迫是工人罢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她的叙述并不是在做表面文章。她说，在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的“爱国”斗争中，纺织厂女工广泛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她们是为了发泄长期遭受日本和英国监工欺压的积怨。然而，不要把这些反抗仅仅视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还要探寻其更为世俗的结构性因素。当洋人充当工头、监工时，工人们不再拥有原来那种同籍包工头-把头对待他们的主顾关系。结果，他们更自由地要求撤换工头。当然，这一招对洋人经理起了作用，五卅运动后，他们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包身工制度，帮会把头在其中起着招收和监视其同乡工人的作用。[17]可以肯定，这些监工把头能够并且确实经常教唆其属下发动罢工（原书P67）。这一观点显然打破了我们将帮会、把头简单地视为洋人、资本家走狗的成见。 

当然，我们要指出的是，监工、把头仍属于国内外资本家阵营中人，他们利用同乡、同业尤其是帮会关系发动罢工，主要是从其自身经济利益出发的。 

不同政治势力与上海工人运动的关系。在该书第二部分“党派政治”中，裴宜理指出，工人运动并非共产党一家之事，国民党、帮会以及日伪等势力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工人领导权的争夺。然而，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逻辑和国民党的工业化梦想都很难符合上海工人之实际。饱受苦难的工人削弱了劳资合作的可能性，但频繁的斗争也不表明他们具有一致的阶级觉悟。工人阶级中存在着深深的裂痕，国共两党都能利用其中的一些群体（原书P67-68）。这一见解令人深思。 

哪些工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哪些工人倾向国民党政权？又是哪些工人抵制外来者介入、抵制其政治图谋呢？受过教育的人可能会猜测，共产党人在大工厂收入低微的非技术性工人中能站稳脚跟。毕竟，这些工人与无产者的定义最接近，理所当然会成为受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论影响的干部们的动员目标。国民党人则被认为有可能在赞成劳资合作、反对激进的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白领工人中发展势力。至于独立的工人运动的社会基础，人们自然会把目光投向工匠——他们有能力为了自身利益而采取激进行动，全世界都不例外（原书P68）。对上海工人历史的初步调查为这些猜测提供了某些佐证。五卅运动——共产党领导的罢工运动的一个顶点——即开始于纺织厂，是为典型的无产者行业（参见第四章）。国民党所控制的工人的一个基地是白领的上海市邮政局。有几位高级国民党兼青帮领导人如朱学范即从组织该局工人起家（参见第五章）。最后，独立的工人运动确实存在于墨业工人中，他们在1920年代和1930 年代的罢工显然游离于政党领导之外[18]（原书P68）。 

然而，裴宜理发现，上述猜测模式难以成立。党的干部们的思想和策略不一定能导致完美结局（原书P68）。 

为了说明这一点，裴宜理从一些重大事件入手，对各党派与不同层次工人的关系加以清理。她认为，五卅运动并不是共产党单方面取得的完全胜利，将它归为一个结构松散而脆弱的联盟的产物可能更为贴切。在一定程度上，共产党人可以和帮会及其他有势力的代理人一起发动工人阶级，发起一场强有力的、具有深远政治影响的抗议运动。这种联合使他们在五卅运动中得益非浅，在后来的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中也将再次发挥作用。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之前，帮会向中共支持的工会提供资金，为释放被关押的工人奔走活动，传递军阀当局行动的消息，为在租界外面活动的中共干部提供保护[19]（原书P86）。但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也确实存在，就象1927年“四一二政变”所暴露出来的那样（原书P84）。 

裴宜理进一步指出，共产党人只有通过艰苦的工作——往往要取得他们不喜欢的中间人的同意——才能将工人斗争力量纳入到自己的轨道中来。尽管可以用革命的阶级斗争之类言辞来标榜，但是要将工人组织起来，就必须依靠“封建”组织的协助。虽然行会之类组织在共产党的工作中提供了最初和最可靠的帮助，但是大规模发动工人还必须依靠国民党和帮会的合作。1925-1927年间，中共取得的成功令人激动，但他在这一时期取得的每一步胜利都离不开一些臭名昭著且朝三暮四的盟友的参与。这种联合是多么的不可靠，以至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不过数星期，悲剧便出现了（原书P87）。以往我们只是关注帮会协助国民党发动灾难性的四一二政变，却忽视了此前共产党与帮会的关系，裴宜理的研究深刻地揭示了被人们忽略的大革命失败的背景。 

帮会大亨在上海工运中的作用。关于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国内的学者已有涉及，[20]这些研究主要是从共产党干部开展工人运动的策略上加以探讨的；在涉及到帮会本身时，人们往往视之为反动政府的统治基础。裴宜理则指出，工人中不仅普遍具有帮会成分（当然其多寡视不同行业而定），帮会头目还在相当程度上控制着工运领导权，杜月笙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但杜月笙发动工潮的动机各不相同。有些情况下，象1927年的英美烟厂罢工，杜的动机正好与国民政府的愿望相吻合。另一些情况下，比如1932年的邮局罢工，抗议矛头直指政府部门。由于将青帮作为主要的工人组织者，国民党政府实际上给自己的统治制造了一个有力的对手（原书 P100），其结果与眼下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形相同——国家领导人不得不同地方强人进行合作。乔尔·米格代尔Joel Migdal写道：“自相矛盾的……是，当强人开始依赖国家力量来维持其社会控制时，国家领导人也不得不依赖强人——他们手里握有一批在一定程度上敌视政府统治和国家法律的人。”[21]政府、党派、帮会、资本家、工人和洋人相互之间的关系令人目眩，而且他们的内部都是派系林立，如此复杂的线条勾勒出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政治的复杂图景，而帮会是其中棘手而令人青睐的一环。 

裴宜理在第三部分“产业政治”中的个案研究（烟草业、纺织业和运输业）富有特色——正好对上述关系作出了具体解释。 

裴氏对地缘政治（被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分割开来）和党派政治（限于国共两党的对立）的精彩论证为产业政治（区分为技术工人和比较缺乏技术的工人）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众所周知，产业政治既与民间文化（或地缘）、又和政治忠诚（或党派）有着密切的联系（原书P133）。 

在中国，没有哪家公司比英美烟公司更容易发生罢工了。在1918-1940年的23年间，该公司在上海的工厂共发生56起罢工。裴宜理发现，该公司罢工数量如此之大，既不是因为其规模，也不是因为它是外资公司，因为英美烟公司的工人比起罢工数量占第二的日本内外棉公司来说，人数不及其一半。[22]该公司容易爆发罢工，与其经济上的成功有关。不管战争影响和政治混乱的状况如何，该公司的生产数据深刻揭示了其发展和恢复的能力（原书P136）。 

共产党、帮会在争取工人领导权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争取工人及发动罢工的时候），既斗争，又联合，这种情况在英美烟公司很好地表现出来。共产党人成功地组织工会的方式，促使帮会头目组织起他们自己的协进会之类的团体。这种平行策略伴随着共产党-帮会后来的活动长达二十多年。两者互相取长补短，在处理上海工人事务中越来越高明。但从英美烟公司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就共产党还是就帮会方面来看，同样的策略在工人中不会起到同样的反应。共产党组织者最成功地开展工作的对象是来自江南的熟练技工，而青帮头目集中力量于比较缺乏技术的卷烟工身上。他们的工作相对没有保障，所以不大愿意向现状发起挑战。就象一位卷烟工人回忆的那样：“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呐喊的觉悟。”[23]当然，半技术性工人和非技术性工人尽管不可能自行发动一场政治性抗议， 但在任何大规模工人运动中，他们都是基本的参加者。 

毫不奇怪，中国的工运史学者十分关注英美烟公司的工人，把他们称为模范的无产阶级战士。为了解释这个跨国公司工人突出的斗争水平，中国学者特别强调其外资企业属性，认为帝国主义的剥削激起了工人的爱国热情和激烈反抗。西方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如谢尔曼·科克兰Sherman Cochran认为：“卷烟业工人投身于……经济民族主义，在罢工中的反映就是，英美烟公司比南洋公司更容易发生罢工，尽管前者的工资要高，比起西方公司也不算低。”[24] 

但裴宜理认为，英美烟公司的高工资实际上恰恰是引发罢工斗争的导火线（而非外资属性）。高工资——反映了企业的繁荣——一般都与更高的罢工频率联系在一起。1925年，在两大烟草公司竞争的高峰时期，在华英美烟公司的实收资本高达99385000美元，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只有4916000美元。这些数字表明，英美公司比它的中国对手富得多，它们各自的罢工比率（1918年至1940年间，英美公司发生了56次，南洋公司发生了8次）有不协调之处。公司的繁荣程度比起外资企业性质更能说明这种不协调。而且，工人访谈录中从来没有提到民族主义是英美烟公司绝大多数罢工的促动因素。对利润分配不公的怨恨比起外资企业的属性来说要重要得多。只是在“五四” 、“五卅”和三年内战时期高度政治化的罢工浪潮中，民族主义在工人动员中才发挥了主要作用（原书 P163）。 

不仅如此，裴宜理还指出，英美烟公司的案例主要并不是一部爱国的、革命的工人阶级为其自身利益在斗争中联合起来的历史。相反，它是一部外来党派——帮会、政府当局以及年轻的共产党知识分子——通过种种重要的竞争途径而形成的一部历史。最重要的是，这是一部揭示工人自身复杂性的历史。英美烟公司的工人虽然有时会采取联合行动，但他们本身却被技术程度、性别和地缘祖籍等因素区别开来。这种区别使得工人运动复杂化，有些参加者成了共产主义革命的热情拥护者，有些则追随国民党及其青帮盟友，有些则自行其是。华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情况也是这样。 

同样地，裴宜理对丝织业的研究也表明，其罢工起因完全不是出于对洋人的愤怒，关键变数在于该行业自身的发展。 

通过对几种不同类型的丝织工人——非技术性的缫丝工人、小工场里“传统”型织工和大工厂里都市化的织工——的归纳研究，裴宜理致力于阐明纺织业中一个单一部门的劳动状况和反抗形式。缫丝工人由于与乡村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厂里则受到拿摩温的严格控制，所以他们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小。为了逃避车间里枯燥的工作而举行的连锁罢工，当然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才发生的，但是，他们很少举行持久的政治性罢工。对织工来说，他们的生产技术使自己拥有比较稳固的都市职业以及发起范围和影响都比较大的抗议，外来组织者更有可能在他们中间开展政治行动。但即便是在织工中，仍然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在美亚绸厂等大企业里，年纪较轻、受过较好教育的工人倾向于更为激进的政治方式。终于，这些织工成为支持上海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重要力量（原书P212-213）。 

在对丝织工人中不同群体的政治倾向进行分析后，裴宜理发现，并非性别、地缘或职业等事象本身导致了特定的政治分野，而是这些事象与特殊的社会关系结合（如姊妹结拜、兄弟结拜、互助会、行会、帮会等），这些关系又与共产党、国民党和独立的运动交相发生作用，才使特定的政治分野显露出来。正因为如此，阶级内部的分裂并没有使上海工人陷于无所作为，相反，他们能很好地组织起来，发起富有特色的斗争——虽然其内部仍常常充满冲突（原书P214-215）。政治动员、经济因素或其他，孰轻孰重，必须具体分析，把工人运动的发生一揽子归于共产党的旗帜之下难免片面之嫌。 

裴宜理选择了电车工人、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来开展运输业罢工情况的研究，法商电车公司是重点。与纺织业和烟草业的情况不一样，法电缺少“无产者”工人力量，由于基本没有女性，所以也不存在性别差异。在二十世纪的头二十年，他们所进行的只不过是“自发的斗争”。可是，在1920-1940年代，法电的技术工人和半技术工人在共产党和青帮工运领袖的影响下变得特别活跃。就象这些外来政治势力在其它企业要取得稳固的立足点一样，是否能站稳脚跟要根据工人中原本存在的界限而定。 

裴宜理发现，法电工人更普通的行动方式是按照技术水平和地缘关系而定的。共产党人只有在和帮会首领达成妥协时，才能在内部充满矛盾并削弱其团结潜力的工人中赢得支持的基础（P226）。 

与电车工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力车夫。人力车夫中孤立而分散的罢工在民国后期历史上仍在继续进行着，但依然没有什么大的起色。由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工运领导者都不对这个松散的阶层抱什么希望，人力车夫也就无法寻求政治靠山来改善其境遇（原书P232）。车夫们虽然是被压迫者的缩影，但同时也是落后社会令人不舒服的遗留物（他们的骚乱有时是针对新事物的，如电车，如市政建设），加上他们的活动完全是分散型的，裴宜理认为国共两党都对他们不感兴趣 。 

三、《上海罢工》的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 

国内有学者评论道：“裴宜理教授是有渊博历史知识的中国学家，其出于特有视角对中国问题的观察，得出的见解常有国人难以自觉处，因而颇有使人警醒之效。”[25]《上海罢工》是裴宜理继其《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一书之后的又一代表作。下面主要结合该书“结论”部分的诸多新颖观点展开。 

《上海罢工》的“结论”部分有以下内容：中国内部的比较、工匠和欧洲工人运动、半技术性工人和美国工人运动、非技术性工人-农民与工人运动、无产阶级罢工的意义、中国工人运动的遗产。从中可以看出，裴宜理广泛吸收了欧美工人问题研究成果，将中国工人政治放在比较角度加以研究。 

作者的研究显示，上海工人依照籍贯、性别、技术熟练程度加以分类的情况，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工人大致不二。由于上述差异的存在，中国工人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无产阶级，而是形成种种分裂的、有时甚至是对立的组织。然而，上海工人因地缘、性别和技术水平而造成的分裂也产生了系统而持久的团结，有助于他们行动起来。因此，作者认为，分裂实际上是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工人的力量。   

通过对中国内部的纵向比较，裴宜理发现，虽然与现代机器业联系在一起，工厂技术工人几乎与其来自乡村的非技术工人同伴一样，仍然生活在一个封建的环境里。并不是现代性，而是其技术特权地位给了工厂工匠先锋队的角色。工厂兴旺和技术地位，加上公共组织及其发挥的作用，使工匠具备了进行激烈反抗的条件（原书P241）。而且，工厂工匠作为工人阶级内部的一个特权阶层，他们常常把自己视为整个工人阶级的代言人。在他们的脑子里，“工匠觉悟”与“阶级觉悟”这两个概念并不必然是矛盾的——所谓“工匠觉悟”，就是某个特定技术群体对集体利益的认识；所谓“阶级觉悟”，就是人们对自己及工人阶级其它阶层的共同利益的认识[26]（原书P243）。以往我们对非技术性工人-无产者有着天生好感，裴宜理的这一看法似乎让人们产生了怀疑——她的研究揭示了工匠-技术工人在工人运动中的巨大作用。 

我们在研究工运问题时，往往从宏观上看问题，比如共产党与工人运动的关系，而且都是以重大政治事件为线索来阐述的。裴宜理则深入到工人队伍的内部。她认为，近代中国工人政治的动力大部分都可以从曾经是独立的工匠之激进主义和资方养成工之保守主义之间内在的紧张关系中追溯根源。共产党和国民党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以利用工人的现象有助于解释两党形成鲜明对比的工运计划之优势和弱势。 

关于帮会问题，我们一般都知道帮会对工人有重大影响，共产党也曾为此付出艰苦努力，但是人们很少深究帮会活跃于哪些阶层，如何发动和控制工人运动。[27]裴宜理把帮会放在党派政治的范畴来看问题，许多症结迎刃而解。她说，帮会通过公开否定政治兴趣来赢得半技术性工人的支持，而在同时，他们的工会又在竭力构筑与当局的联系。正如安东·布洛克（Anton Blok）在分析黑手党时所说，黑手党与普通土匪相区别的关键是，前者与执掌权柄者之间是共生的关系。在联系政客与普通人之间的保护和被保护网络中，黑手党成员扮演着政治中介或权力掮客的角色。[28]半技术性工人由于地位不稳——他们的未来有赖于城市，但他们在为自己争取永久性城市空间的斗争中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使得他们特别容易接受这种有组织的犯罪。作为资方养成工，半技术性工人没有技术工人那种自治性行会传统，很容易成为强调经济利益而非政治抵抗的黄色工会中人（原书P246-247）。1927-1945年间，共产党在上海工人中的力量十分有限，不研究帮会、黄色工会，就无法全面再现这一时期的工人历史。 

至于非技术性工人，他们与无论哪一种政治类型的组织都缺乏密切联系。这类工人对农村的亲近甚于城市，他们倾向于按照旧习惯采取突然而简单的行动，一遇苗头不对就打退堂鼓。[29]他们的抗议很少产生持久的政治组织（原书P247）。裴宜理从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身上找到了证据。 

以往我们仅仅是将工人视为一个先进的阶级（如前引毛泽东所说的“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对其中落后、反动的因素缺乏分析。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工人的历史就是工人之间互相冲突的历史。[30]裴宜理通过对中外工人的比较研究发现，对工人的背景、爱好、价值取向以及各种负面因素的研究，正是揭示工人逐步走向团结、进步的前提。这种分析不是对“先进论”的否定，恰恰是一种科学解释。 

即便是对激发罢工浪潮的政治因素也要具体分析。在1905年的俄国，“血腥星期日”的悲剧使沙皇统治人心大失，在城市技术性以及非技术性工人中激起一波反抗大潮。[31]在中国，“五卅”悲剧也有着相同的催化作用。很有意义的是，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危机常常包含民族主义的因素。就象经济竞技场的通货膨胀问题一样，政治竞技场的民族主义问题以一种超越工人分裂的方式将城市居民动员起来。男人和女人，北方人和南方人，有技术的和没技术的——全都加入到反对外国人压迫的斗争行列中来。当然，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重大政治事件发生之时，我们在对工人阶级进行总体评价时常常顺手拿来。 

裴宜理对各种罢工原因加以多角度的比较后发现，工人们发动罢工并不总是为了爱国的目的；如前所述，在激发工人战斗性的原因上，企业的外资性质并不比企业的繁荣及其工人的构成更重要。工人们也不因为通货膨胀的压迫就立即起来反抗；同伴的被开除或是管理措施的变更更容易刺激他们的情绪。在这些激发工人骚动的更为普通的原因里，工人们以所在的车间组织起来，而且常常是以唤起大家对雇主剥削的认识的方式组织起来。但是，这种认识并不必然包含阶级团结的内容。并不那么简单的是，就象马克思和恩格斯清楚地认识到的，“要把无产者变为一个阶级，然后再变为一个政党，总是要受到工人自身之间竞争的困扰。”[32]确实，无产者的行动主义（罢工的发动和政党的形成）常常就是这种工人内部之间竞争的产物（原书P250）。 

裴宜理的上述推断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有差别的，她认为，工人的战斗性并不等同于阶级觉悟。正是工人内部实际存在的差异，才常常使工人行动主义受到鼓舞。工人们依赖于他们所处的工作地位，在力图缩小、维持或扩大他们自己与其他工人之间在工资或工作条件上的差别时，往往显示出斗争精神。[33]即便是在不同技术和工资水平线上的工人开展联合斗争的重大案例中，他们的联合并不必定反映阶级觉悟。[34]就上海的情况而言，如同前述，通货膨胀和民族主义激发了多次大规模罢工。这类事件的参加者都是以消费者或市民的身份出现的，而不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出现的。而且，导致大规模斗争的动员通常都是建立在原已存在、规模较小的组织的基础上的。只有将虚拟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秘密结社之类引入合作之路，才可能有大动作（原书P251）。中国的共产党领导人与后来的学者往往先把工人视为一个完整的“无产阶级”，同时认为：“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的大方向，这是由中国工人阶级产生的历史环境和特点，以及它的劳动和生活处境所决定的。” [35] 

当然，裴宜理并没有从上述观点去抹杀无产阶级罢工的意义。她说，反映各自背景的技术性、非技术性和半技术性工人，虽然罢工动机和政治倾向各异，但并不能冲淡其历史意义。即使工人们没有显示出阶级觉悟，但他们仍在扮演着重要的政治角色。半技术性工人，通过他们与帮会和国民党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分析国民政府的阶级基础。技术性工人，通过他们与共产党工人运动的联系，成为城市革命发展中的一个关键因素。非技术性工人，尽管他们对两个相互对立的政党相对缺乏兴趣，但他们在改变近代中国历史的大规模抗议中是重要的参加者。无论是国民党政权还是共产党政权，都是紧接在技术性、半技术性和非技术性工人共同参加的罢工之后建立的。 

在裴宜理之前，西方学者以法国的谢诺（Jean Chesneaux）为代表，与中国的工运史研究相呼应，把现代中国工人运动阐释为工人阶级觉悟的觉醒，并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结果。[36]根据这种观点，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外来指导的结果。安德鲁·瓦尔德（Andrew Walder）以同样的角度观察当代中国工人运动，提出在社会主义政党/政府的政策指导下的工人阶级 “重塑”问题。[37]这些分析强调了共产党在塑造以及重塑一个先是有阶级意识的、后来是依附性的工人阶级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 

裴宜理在《上海罢工》中对他们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其背景、文化和工作地位的影响，他们不是党派陶工手里的陶土，可以随意捏弄。原有的经历虽有局限，但也开启了不同的工人群体开展不同形式的政治之可能性。她认为，中国工人运动之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各具特色的倾向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只有一种倾向的主体被证明是共产党的忠实盟友（原书P252-253）。 

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是《上海罢工》一书的鲜明特色。诚然，美国当代的中国学家，很多是“多面手”，从事跨学科、多学科研究，如施坚雅（William Skinner）教授是人类学家，又是历史学家，裴宜理教授也是既精通史学，又是政治学权威，所以从历史学研究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她的跨学科成就，包括政治学成就也十分必要。[38]  

裴宜理灵活地运用交叉学科来开展研究值得称道。该书第一部分着重于大众文化，这是一个主要属于社会史范畴的主题；第二部分考察了党的组织者所采取的策略以及党与党之间、党内的竞争方式，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政治学主题；第三部分，作者把注意力转到工作场所——属于工业社会学范畴。三者有机结合：文化背景造就了工作条件，然后又对不同的政治党派产生了影响；对政治的研究脱离不了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政治后果——从一般抗议到现代政府的形成——均建立于普通民众的文化背景和工作经历之上。 

裴宜理还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新工人史”（“new labor history”）的理论模式。近年，西方有大量“新工人史”著作出现，其主旨远离工会和罢工，将工人政治之定义宽泛化，但它们特别关注对工人经历、生活和文化背景的分析。裴宜理的《上海罢工》在以一种更普通的眼光关注罢工、工会和政党等问题的同时，运用“新工人史”观点探讨了工人的文化、劳动与生活状况。她对存在于上海工人中的“大众文化”做了多方面的分析论证，为不同层次的工人之政治倾向的叙述奠定了基础，最终得以成功探索社会反抗与政治结构、政治变迁之间的关系。 

当然，裴宜理并没有受到“新工人史”的束缚，她的出发点在于综合中西观点阐释上海罢工与中国工人政治这一主题。[39]“新工人史”尽管充满同情心，把眼光放在更为普通的民众生活与行动之上，但裴宜理认为，罢工之类的公开反抗，比起旷工、偷窃或是毁坏机器等“小打小闹”，具有更为直接的政治效果。这一思路使她得以通过对上海工人、工人阶级及其行动与近代中国政治之关系的综合研究，深刻揭示中国工人政治的内涵和外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40] 

四、值得商榷的一些地方 

《上海罢工》作为一本视角新颖、资料丰富、论证缜密的学术著作，在西方学界广受赞誉。由于翻译、校阅的关系，我在仔细批阅数遍之后，发现其中并不是没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裴宜理强调工人内部的分裂（虽然她说这种分裂有助于导致部分群体的团结），这可能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事实上共产党人夺取全国胜利与城市工人力量的配合是分不开的，共产党成立以后令人激动的六年岁月固不待言，即便是在1927年他们把重点放到农村以后，他们与城市的联系虽然削弱了，但并没有中断，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动员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二条战线”，在在昭示了共产党使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努力。 

 海外学者的书评中已经指出了该书的一些技术性错误，如中文名词在英译中的错误，这且不论，但个别地方的常识性错误却不得不指出，例如，书中说：“青红帮——在民国时期的上海政治经济中作用非凡——起源于清朝漕粮水手中的保护网络”；“尽管青红帮起源于粮船水手中的佛教互助组织，随着时间推移，其势力越来越大”（原书P25）。须知，青红帮是一个合成词，青帮与红帮的起源各不相同。青帮系由罗教、粮船水手行帮会社演变而来，[41]红帮（洪帮）系哥老会的泛指（尤其是在长江中下游），尽管人们习惯将哥老会与天地会（洪门）混为一谈，但是两者在起源、组织结构和活动地区等方面还是有差别的。[42]至于青红帮的合流，大致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两者因追求贩卖私盐和鸦片的共同利益而从运河、长江交汇之区向东推进，最终在上海完成“合流”。 

书中在有些措辞和解释上尚有欠缺，例如，香港学者陈明銶博士对作者把“帮会分子”与“帮会身份”混为一谈持有异议：国共两党都有人利用帮会身份开展工作，如李启汉、李立三，如朱学范，这些人是不能与臭名昭著的帮会分子划等号的。[43] 

裴宜理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很好的观点，但在有些观点上却未能充分展开论证。例如她认为，帮会与政府互相利用以控制工人的庇护政治，无论是在纽约、芝加哥，还是在上海，都能给工人、帮会分子以及政府官员带来显而易见的利益。但是，最重要的是，正是这一体制的运作，有助于工人的政治化并使他们最终摆脱这一庇护纽带（原书P107-108）。如何运作，如何摆脱，未能尽言，不无遗憾。 

在对上海内外资工厂内部结构、管理与工人反抗的关系上，裴宜理以其掌握的丰富资料，条分缕析，精彩纷呈，但在个别问题上却出现了遗漏，譬如对日资纱厂的分析。日本学者中村三登志认为，与其他外资纱厂及华资纱厂不同，日资纱厂在劳动管理上没有采用工头制（把头制）。欧美资本家和工厂管理人员厌恶与中国人直接接触和打交道，因而完全依赖这种工头制。日本厂方只把工头制的利用范围限制在技术方面，在劳动管理方面，仍以日本人作现场监工。这样虽有其相应的长处，但是当工人受到监工的殴打与辱骂时，即便是轻重相同，受本国监工的与受外国人的，在心理感受上也是迥然不同的。在日资纱厂的工潮中，对工人的蔑视与虐待之所以屡屡构成问题，民族感情有很大关系，这是需要予以注意的。[44] 

就全书结构而言，裴宜理从地缘、党派、产业三大部分充分展示了上海工人的政治风貌，并不能说是十全十美，如果能专门为工人团体（或组织）开辟一块领地，可能会为工人运动的内因和外因之互动架起一个支点。 

尽管《上海罢工》还有上述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她的魅力显然是不可抵挡的。 

本书是作者两卷本著作的第一卷，第二卷将以工人武装（工人纠察队）为切入点，探寻工人运动与近代、当代中国政府形成与变迁之间的联系，该卷仍在写作之中。 

西方有学者评价裴著观点之新颖、文笔之优美，是“近来所读过的一本最好的中国学专著”，我有幸担任翻译工作，如果读者说基本上达到了“信、达、雅”的标准，我就感到满意了。 

裴宜理在《上海罢工》的中译本序言中说：“书中的许多观点肯定会引起中国学者的争议，我希望他们的反响能够激发出针对中国工人之社会起源和政治影响的热烈讨论。”是的，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注释： 

[①] Elizabeth J.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  [②] 白吉尔的评语，见原书（英文版）封底。  [③] 传统看法参见《努力开创党史、工运史资料征集工作新局面》，载《上海工运史料》1984年第4期，第1-7页。另有学者断言：“中国工人运动自始至终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见《上海工厂企业党史工运史丛书》序言，上海，1991年，第1页。  [④] Elizabeth J. Perry,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  [⑤] 之所以说“被迫”，须知，当时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在面对广大工人（或农民）时，其力量是很微小的，不得不随时“调整策略”。  [⑥]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7-8页。  [⑦] 中译本有英文版页码对照。  [⑧] 重要的例外可参见Emily, Honig,  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1911-1949 Stanford, Calif., 1986; and Gail Hershatter, The Workers of Tianjin, 1900-1949Stanford,Calif.,1986.这两本著作都从全新的、“颠倒的”角度去看待中国工人问题，但两书均未将工人运动作为主题。  [⑨] 尽管谢诺承认中国工人中的地区差别和职业差别，但是其重点在于强调1920年代武装罢工中表现出来的“阶级团结的进步性”，见Jean Chesneaux,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pp.393-400.该书原版为法语，1962年出版。  [⑩] 马超俊主持的中国劳工运动史编纂委员会，自1959年起，陆续出版了五卷本的《中国劳工运动史》，日本共产党学者中村三登志说：“不言自明，该书是站在反革命立场上，为国民党歌功颂德的著作。”见中村三登志著、王玉平译：《中国工人运动史》，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年，第222-223页。  [11] 沈以行等编：《上海工人运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7页。  [12] Emily Honig, 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1-1949 Stanford, Calif.,1986,p.245;Gail Hershatter, The Workers  of Tianjin,1900-1949 Stanford, Calif.,1986,p.7.  [13]其它强调中国工人阶级内部变动的最新研究，可参见Lynda Shaffer, Mao and Workers: The Hunan Labor Movement,1920-1923Armonk,N.Y.,1982;and Ming Kou Chan,” Labor and Empire: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in the Canton Delta,1895-1927”Ph,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1975.   [14] 原文为native-place allegiance，或可译为“乡谊”。感谢黄春生同志的提示。  [15] 这里我们不妨引用目前国内依然流行的有代表性的观点做一番对照。汪敬虞先生认为：“封建主义对中国工人的影响，既有有形的压制行为又有无形的思想冲击。封建观念对工人阶级思想意识的侵蚀，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可低估的反动力量。众所周知，行帮是与现代产业工人组织两不相容的封建组织，是压制工人阶级意识形成的一种阻碍力量……行帮的浓厚地方色彩，也影响了中国工人的团结。”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在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的前期，至少在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一代中，行帮组织曾是工人内部组合的流行形式。见汪撰：《近代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的大方向》，载《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第149-150页。  [16] 方福安：《上海劳工》，载《中国经济杂志》第7卷第2、3期合刊，1930年，第882页、998页、1008-1009页。  [17] 在对上海纺织厂之包身工制度的演变进行分析时，霍尼格（Honig）在其著作（见上，第130页）中指出：“在工人运动中，包身工制度意义重大，从1925年5月30日开始，厂主们倾向于与青帮结盟，以便控制工人。”  [18] 有关墨业工人的情况，参见刘石吉：《一九二四年上海徽帮墨匠罢工风潮》，提交近代中国区域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台北，中央研究院，1986年。  [19] 上海市档案局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20页、262页、273页。当然并非所有的帮会分子都象黄和杜那样采取合作态度。有报道说，在三次武装起义期间，有些帮会成员为外国资本家所雇用，另一些人则装扮成总工会的纠察队，暗中劫掠，破坏总工会的名声。参见《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20] 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六卷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参见第一卷有关章节；论文方面，参见张军、黄美珠：《秘密社会与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载《党史研究与教学》1993年第2期；邵雍：《五卅运动中的工人帮会问题》，载《党史研究与教学》1993年第3期；陈卫民：《解放前的帮会与上海工人运动》，载《史林》1993年第2期；饶景英：《三十年代上海的帮会与工会》，载《史林》1993年第3期。蔡少卿、刘平认为，有关研究还有许多缺陷，有待深化，参见《中国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载《学术研究》2000年第3期。  [21] Joel S. Migdal, 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 Princeton,N.J.,1988,p.141.  [22] Shanghai Strike Statistics, 1918-1940.  [23] “张永生访谈录”，1958年8月9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24] Sherman Cochran, Big Business in China Cambridge, Mass.,19801,pp.207-8,232.  [25] 朱政惠：《裴宜理教授的中国学研究》，载《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3期，第156页。  [26] 关于这一点，可参见Michael Hanagan, The Logic of  Solidarity,p.210.Victoria Bonell, Roots of  Rebellion: Workers’ Politics and Organizations in St. Petersberg and Moscow,1900 -1914 Berkeley, Calif., 1983, p.444.  [27] 近年，这种情况有了改观，中国学者客观分析了帮会在上海工人运动中的作用，并对上海帮会势力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的支持下迅速膨胀，渗入工会，通过在工会中组织各种帮会社团控制工人运动的现象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这种现象与上海的经济政治状况有密切关系——在经济上，受世界经济危机和日本侵略的影响，民族工业陷于破产半破产境地，工人的就业和人身安全没有保障，为与恶劣环境抗衡，维持职业，保住饭碗，不得不寻求帮会保护。在政治上，国民党上海市总工会带头组织帮会社团；国民党为分化工人团结，控制工会和工人运动，有意识地利用帮会；中共“左”倾领导人不顾白色恐怖严重，组织赤色工会，开展冒险活动造成的严重损失使持中立立场的的工人不敢接近赤色工会，又不愿依附国民党，于是选择帮会组织作为暂时保护自己的工具。参见刘景芳：《九十年代中国工运史研究述评》，载《工会理论与实践》第14卷第1期（2000年2月），第55页。  [28] Anton Blok, The Mafia of  a Sicilian VillageNew York,1974,pp.6-7,177.  [29] 参见David M.Mandel, The Petrograd Workers and the  Fall of the Old RegimeNew York, 1983, pp.31-32,其中对俄国非技术性工人的抗议模式进行了探讨。  [30] 参见Richard Jules Ostreicher, Solidarity and Fragmentation Chicago,1986.其中对底特律工人中的工资、技术水平，尤其是人种等问题的差别做了有趣的探讨。关于中国的情况，爱米莉·霍尼格（Emily Honig）对上海纱厂女工的分析、盖尔·赫尔沙特（Gail Hershatter）对天津工人的研究均对工人阶级之分裂作了详尽描述。  [31] Victoria Bonnell, Roots of RebellionBerkeley,Calif.,1983,p.447.  [32]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Beijing,1975,p.45.  [33] 关于这一观点的进一步阐述，可参见John R.Low-Beer, Protest and Participation: The New Working Class in ItalyCambridge,1978,p.175.  [34] Jeffrey Haydu ,Between Craft and Class,p.212,该书作者发现，美国和英国的工人团结中往往伴随着占上风的经济主义。  [35]汪敬虞：《近代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的大方向》，载《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第146页。  [36] Jean Chesneaux,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1919-1927Stanford.Calif.,1968.  [37] Andrew G.Walder, ”The Remaking of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1949-1981,”Modern China 101984:3-48.See also his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Berkeley,Calif.,1986,p.85.  [38] 朱政惠：《裴宜理教授的中国学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3期，第155页。裴氏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非常关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反之，对于当代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她也及时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考察，究明其实际内容和过程。中国改革开放不久，她就用心于这场非凡变革的研究了。她与Christine Wong主编的《毛以后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revised editions, 1986 and 1989）就对改革开放条件下的中国农村与城市问题做了多角度的探讨。她与Li Xun主编的《无产阶级的力量——文化大革命中的上海》（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estview Press, 1997）是其《上海罢工》一书的延续研究。  [39] 1980年代以前，对中国工运史的研究，主要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西方学者从社会文化角度的研究；另一种是中国学者从政治传统角度的研究。裴宜理在1989年即提出，工运史的突破将有赖于这两种分析方法的创造性融合，并具体提出五种研究方向：1、扩大工运史研究的时间框架；2、注重工运产生的公众文化背景；3、探讨参加工运的各行业间的差异；4、统计学方法的应用；5、研究工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见裴宜理撰、朱槿译：《对中国工运史研究的初步认识》，载《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第77-80页），这些设想在《上海罢工》一书中有很好的体现。  [40] 由此，我不由想到，在中国被青睐了近20年的社会史研究是否有走入死胡同的危险。社会史研究的主旨在于全面“再现过去”，其精髓在于研究方法和视角的新颖。而在我们的许多社会史研究者中，往往热中于片面地、孤立地研究某一社会现象，甚至把社会生活史指代为社会史。裴宜理运用“新工人史”的态度和方法不失为我们的借鉴。  [41] 目前关于青帮源流的最好阐释，仍然要数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六章，“罗教与青帮”。  [42] 关于哥老会、天地会的起源问题，可参见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胡珠生：《清代洪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  [43] Ming Kou Chan, Book Review, in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Vol.1 No.1, Spring 1994.p209.  [44] 日中村三登志著、王玉平译：《中国工人运动史》，北京， 工人出版社，1989年，第38-39页。  （资料来源：《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