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对如何认识不同时期经济发展水平及阶段性，如何评价它们的历史地位（特别是两宋和明清两个“热点”），乃至在现代西方理论、学说冲击下如何正确认识中国传统经济等问题，许多学者已逐渐摆脱单纯从生产关系角度考察的模式，对劳动生产率、经济总量、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农业区的扩展、自然资源利用的广度和深度等各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遗憾的是，这些认识角度虽新，但仍是抓住了问题的个别方面，缺乏真正适合中国传统经济（既非想当然，又非照搬西方模式）的一般理论，特别是地区理论，因为我们的史学研究（特别是地区经济研究）经常会面临“史料不足”的困境，所以“理论先行”是很有必要的。高王凌先生撰写《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以下简称《序列》），就是以传统经济发展的梯次性为考察对象，结合地区经济发展的个性和模式，建构起国内唯一的一套地区理论，填补了长期以来地区理论的空白。如果我们将传统经济置于这一理论框架中进行考察，无疑会将以上诸问题的研究再向前推进一步。
一
《序列》大致可以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是本书的纲领。高王凌先生长期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尤其侧重经济发展中政府的政策及其职能问题，曾出版《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94年度东方历史出版基金资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而这部著作则考察了我国传统经济发展（主要集中于宋代以降，特别是明清时期）的脉络和轨迹，将其区分为四大阶段（或层次、类型）：“不发展”阶段、“发展中”阶段、“高发展”阶段和“发达”阶段（或地区），对每一阶段的基本特征从人口增长的速度、土地开垦状况、耕作水平、农作物种类、工商业发展状况、消费水平、民风民俗、人力物力的利用水平等诸方面作了多角度的概括，有力地说明了传统经济发展的潜力、方向和具体的实现途径，对诸如：否认传统经济发展的重要成就，否认传统经济发展动力问题上所存在的积极因素，偏重孤立地研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忽略中国自身发展的特点、生产优势及合理性，认为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等一系列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这正是《序列》在理论建设上最大的成功之处。第二部分通过对四川、广东、江苏三省的独立考察，为第一部分提供了证据和材料。《序列》之所以选择此三省作为典型，是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传统经济在各层次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体现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和道路。第三部分”棉业——经济发展的带动因素”是从明清时代经济发展的带动因素入手，对两个高级阶段专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这一部分的意义不仅在于探讨棉业自身的发展历史，更在于发现了推动清代社会继续发展的经济增长点及其对传统经济结构演进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第四部分是对前三部分涉及到的明清人口、土地、经济发展等问题，在对何炳棣、珀金斯、赵冈、王业键诸家数字及相关史料进行考辨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使我们在阅读前三部分时有一个基本的参考和依据。一言以蔽之，《序列》的四部分内容浑然一体，构成了整个理论的框架，而这对于我们今天重塑清代历史将大有裨益。
二
虽然《序列》的内容涉及到经济的层次、地区发展的模式、具体行业的生产状况等诸多方面，但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能够紧紧围绕主题，运用一些具体方法，达到了既阐明基本内容又突出本书独特视角的效果。
第一，宏观概括与微观分析紧密结合。高王凌先生在做此项研究的过程中，通过对大量史料的爬梳、整理（正如前言中所说的：除使用一般性史料外，此书的写作“使用了大约1000部地方志”），分别以能够发挥代表作用的四川、广西、广东（主要指珠江流域）、江苏、江西等省为切入点，通过对各省在不同时期发展水平和态势的具体分析，归纳出其在各方面的实际表现及基本特征，并以此为线索展现出我国传统经济发展所经历的不同阶段或层次。如在推动传统经济由“高发展”向“发达”阶段过渡过程中，明代已基本处于垄断地位的江南棉业，到了清代虽然受到山东、湖北等新兴地区棉布业的竞争，仍对传统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使得江南地区的农民收入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中“棉纺织工业的收益约为当地农业收益的2-3倍，至少也要将近2倍”，故而推动该区域经济重心由农业转向传统工业，形成了一个以棉业为主产业的传统特色“工业区”（此项研究最早于1987年在美国发表），此后李伯重先生在其《江南的早期工业化》一书中在阐述论旨时即引用此条作为宏观分析之用；由于重心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清代我国“工业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同时，所产棉制品除自己消费外，主要作为商品投入市场，大大有利了区域性贸易的开展，进而引起江南地区与粮食产区得以相互发挥比较优势，开展跨省区的长距离的经济交流，带动了我国传统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化。这种发展作为我国传统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未来，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其重要性是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的。过去何炳棣、珀金斯对近六百年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他们在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时，仅仅注意到土地开垦、水利兴修、良种推广等传统内容，忽略了“省际比较优劣”的巨大作用，而这正是高王凌先生的贡献之一。另一方面，因为大家的视野都局限在“发展中阶段”，认为这一阶段所达到的最高水平——全国耕地基本得到开垦及精耕细作就是传统经济发展的顶点，并未意识到一些特殊区域以后能在土地上大作文章，调整或完全改变社会生产结构，也可以说,明清经济“停滞”的结论正是由此而得出的。
第二，注重不同经济模式和地区理论的探索。随着人口的迅速增加和土地的“全域性开发”，“户口日繁，地不加增”的矛盾日益显现。如何合理配置土地资源，如何扩大生产可能性的边界，特别是在长期以来作为优势生产的粮食种植基础上如何作出“历史性的抉择”等一系列严峻的问题摆在了我们先人的眼前。《序列》发现，广东、四川等省早已进行了难能可贵的探索，迈出了开创性的一步，即发展多种经营且各具特色，将其自身与其它地区区别开来，这正是本书的重心：“层次”或“序列”。具体讲，《序列》中在“高发展”阶段将四川盆地核心区域和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分别作为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早在作硕士论文时（1981年），高王凌先生就以四百多部方志为依据，以农民对市场的依赖程度为线索，深刻揭示了清四川农村经济结构的基本单元——场市区域的形成，及对四川区域性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现在看来，他对清代四川经济的研究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序列》以此为基点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认为四川在传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开始做出新的发展尝试，“即是在发展本地原有优势产品（如稻米生产）的同时，抓住时机（如18世纪前叶米谷普遍‘供过于求’和存在潜在的增长中的新需求）因地制宜……拓展新的物产以形成新的生产优势”。人们安排生产是按照“土地所能取得的最大经济收益”作出比较和选择，且目光超出本地范围，跨向不同省区间的交流。所以，四川走的是稻米和其它优势作物并驾齐驱的道路和模式。对广东，他曾经多次进行实地调研，发现到明清时期终形成了经济结构的转型。较诸四川，广东模式更反映出清人在生产与市场问题上进行选择的主动性。其最大成功之处就在于抓住了经济结构调整的历史契机，以市场需求信息为依据，实现了自身经济结构的彻底转变，放弃粮食生产，发展“桑基鱼塘”、“果基鱼塘”、“蔗基鱼塘”等商品性生产，为市场提供蚕桑、塘鱼、蔗糖、果品等商品而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大量输入湖广、广西等省粮食，从而大大增进了地区间经济交流。特别是，这一曾被“人为割裂”的历史，在改革开放之后，便重新接续起来。可惜的是，这种使人耳目一新的成果在当时竟被几家刊物拒绝。我想，他们的意识与雍正大力提倡土地开垦而反对发展多种经营的态度正好相类。直到后来这种阐释和理论才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和认可。经过以上分析，如果说江南由于“工业”的发展属于传统经济的最高阶段“发达”阶段的话，《序列》认为四川、广东模式则属于传统“农业”增长的最高阶段。所以，我认为，《序列》是高王凌先生经济史研究的一个分水岭，之前的意义在于发现了“模式”，之后的意义在于提出了“理论”。这一方面的现实意义在于：通过宏观上寻找各自的比较优势，为在经济竞争中准确定位的分析方式，对于今天各地区探索适宜自我发展的新途径，创造出有利于地区长远发展的新模式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通过上述也可看到，我们今天遇到的是怎样一个“历史性难题”，在许多方面，几百年的历史又是怎样贯通起来的。
第三，特别注重动态分析。一部《序列》描绘的传统经济发展的历史画卷，使我们的思路一线贯通下来，深刻意识到传统经济原来是那样“走”过来的。试看以下两个方面：（1）《序列》之所以将传统经济的划分以“不发展”、“发展中”、“高发展”、“发达”等词语加以概括，其中贯穿对各阶段基本特征的描述，主要目的就在于能鲜明体现出传统经济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达到的水平，进一步体现出进步和发展的态势。如：土地和农业方面，“不发展”阶段的特征表现为“田不尽辟”、“地不尽利”、“人不尽力”、“种植单一”；“发展中”阶段为“耕地基本开垦……几乎不复再有土地可被用于农业耕作”、“耕地利用水平提高”、“种植种类增多……经济作物生产得到开展”；“高发展”阶段为“耕地基本不再或很少增加，耕作技术也接近传统时代的最高水平”、“土地利用达到最高水平：主要依靠发展新的生产项目和优势生产”；“发达”阶段则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寻找发展的新途径即传统工业的兴起，并于其中突出传统经济发展的“不充分性”（或称之为“非充分发展”），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传统经济的具体发展步骤、层次，意识到以后发展存在的潜力，以此审视明清经济的可观发展，对“长期停滞”的认识自然会得出否定的结论。（2）通过对棉业史的纵向考察，探寻出经济在达到传统农业最高峰后，能够继续前进，带动整个经济结构和格局发生变动背后的真正动力，将此项研究在以往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使我们对传统经济的注意力，不至于只专注于传统农业而形成僵化的思维模式或只专心于移植国外经济模式，结果使我们的研究停滞不前或有张冠李戴之嫌；通过对棉业史的横向考察，《序列》将各省划分为纺织能力极低、有相当纺织能力，但与自足尚有相当距离、能够基本自足、自用有余且能大量出省销售（以江苏为代表）四种类型。由于各地生产模式的差异特别是江浙对棉布的输出和对粮食的需求，使得传统经济呈现出“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的，我国贯穿东西（依靠长江航运）和南北（近海航运）方向的跨区域的经济交流图景”。这样整个清代的经济就“活”了起来。
第四，“正面观察、贯通古今”，是高王凌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反复强调的基本治史原则。他认为：我们要正视自己的历史，特别是我国传统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各项成就，“不是对历史百般挑剔、专一股的‘倒霉看反面’”（参见高王凌《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序”，海洋出版社出版），这样才能真正探索出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自有规律。“贯通古今”则是要求在深刻认识历史问题来龙去脉的基础上，不能断章取义，人为截断历史，通过将当代经验与历史研究对象来回反复对照比较，可以对双方产生更深刻的了解。《序列》深刻地体现了这一原则，特别是在对人口等要素做出的认识和评价。《序列》在考察人口及相关因素在不同阶段发挥的作用时，没有人云亦云，笼统地将人口增加一味地视为阻碍因素，过分强调在18世纪初发现人口问题后，给中国社会发展所造成的压力和负面影响，而是变被动认识为主动，力求把人口增加与有效需求、供需矛盾的带动紧密结合起来。在人口问题上，高王凌先生一直强调：切不可将“人口压力”与“人口危机”等量齐观，不可简单地将这种“力”作为某种发展（或“不发展”）程度的指标。在中国传统经济发展历程中，正是人口的增加，才不断给中国注入新的活力，不断推动传统经济沿着自身的序列“升级换代”，那些“没有发展的增长”甚至“停滞”一类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序列》的研究是从历史角度考察经济由传统垦荒到开展多种经营，进一步到发展传统工业这种层次和序列，体现了我国传统经济发展、进步的内在理路或基本规律，达到了正面认识历史的理想效果。
三
由于受《序列》一书撰写主旨所限，序言专门指出“本书不过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抛砖而引玉’”，尚有许多问题需进一步探讨。确如所言，《序列》许多地方如果能进行进一步挖掘，那会是很有意义的。如：一，《序列》非常明确地列出了传统经济发展的四大阶段，为此项研究规划了框架、结构，但其中的具体问题仍需要填补。如《序列》认为“发展中”阶段并非“低度”，而是一种中等水平的发展。其前一阶段则为“不发展”阶段，那么关于各地经济究竟如何由“不发展”向中等程度的发展过渡，各自的特殊性和共性有哪些，还值得研究。二，《序列》中注重对棉业、桑鱼、粮食等商品性生产的研究，在对具体模式分析基础上，建立了对省际大交流的整体认识，基本否定了全国棉作生产的普及性及传统经济“自给自足”性质，为我们重新把握清代经济发展的成就，重新审视和评价传统经济的地位及长远影响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三，《序列》在现在的经济史特别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能够放弃笼统地围绕某一概念如“资本主义萌芽”等进行争论，转向中国史的本格研究，这是非常具有提示意义的，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总之，尽管本书出版已有六个年头，但其中阐发的理论及其对历史问题的思考仍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去认真阅读。
《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高王凌 著，海洋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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