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所倡导的百日维新，打破了不许士人问政的禁令，开创了一个知识分子干预国家政治的新纪元。清季对读书人控制极严，不许随意上书，文人干政，是要冒杀头乃至诛灭九族风险的。可是，当李鸿章在日本签署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后，电至京师，举国哗然。内之郎曹，外之疆吏，咸有争论。康有为义愤填膺，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召集各地举人，于松筠庵举行会议，并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响亮地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符：“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并恳求皇上屏弃投降派赔款割地之主张，“独断圣衷，翻然变计”，以变法求生存。他的弟子梁启超、麦孺博连日缮写，遍传都下。全国各省来京赶考的举子们，士气愤涌，纷纷走上街头，拥向都察院，以至于使都察院门前排起了长队，“车马阗溢，冠衽杂遝，言论滂积者，殆无虚晷焉”。这是古都北京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不曾有过的空前壮举。读书人可以理直气壮地为国家，为民族的前途，大声呼喊，自由发言。由于主和派的破坏阻挠，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二书》最终未能递上朝廷，然而，康有为不顾生死，倡导变法的爱国激情，其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上书事件本身。
记得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我国的改革事业刚刚起步，思想解放，万象更新。胡耀邦同志在主持工作时，特别欣赏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以及《上清帝第三书》反复说过的一句话：“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他把这句话当作．头禅， 反复吟诵，告诫国人，并将康氏 “穷则变，变则通”等警句广为印刷，作为文件发到全国各地，供国人研读体会，着实体现了这位国家领导人不安现状、改弦更张的高尚情怀。
我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任教职，而且正在从事晚清变法史专题研究。当我们晚清史研究室的同仁，在会上一遍遍地读着康有为的变法警句，无不由衷地钦佩胡耀邦不畏艰难险阻，拨乱反正，奋起改革的勇气。当时社会上思潮激荡，风云变幻，我们耳闻目击、感慨万千。我们作为一群研究历史的书生，当日已经深信，康有为所倡导的不惧风险，更张旧制，“重起天地”，“再造日月”的精神，已经成为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理应发扬光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谁要搞改革，谁就不能不想到康有为，就不能不想到“以开创之势治天下”的至理名言。所谓“开创”，就是不能墨守成规，故步自封，勇于将一切有利于国家和民族长远利益的新思想、新知识大胆引进，为我所用。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时至今日，连一本康有为在变法年代所提出的比较完整、比较准确的变法奏章都尚未出版。
康有为戊戌年究竟向皇帝提出过哪些建议？这些建议有何结果？为回答这个戊戌变法史研究的基本问题，我于1998年在台湾出版了一本《救亡图有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此书出版后，颇受学界好评。可惜因定价太高等原因，行销不畅。我常常会遇到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同行，向我索要此书。今年夏天在苏州大学参加晚清史研讨会期间， 有位近代史所的同行告知，他为了参考此书，跑到国家图书馆那里，也未能找到。因此，再版此书，长期以来成了我一桩未了的心事。此次北京图书馆出版杜郭又陵社长表示愿意出版此书，使我如释重负，由衷地感到高兴。倒不是为自己又一本学术著作得以问世而沾沾自喜，而是为能宏扬康有为的不顾安危、舍身变法的精神而感到欣慰。
此次再版，篇幅多有增加。把从光绪十四年到光绪二十三年1888—1897间康有为向朝廷的屡次上书辑入。其中，有康氏以自己名义呈递的 《上清帝第一书》到《上清帝第五书》 五篇重要奏章。此外，还包括康有为代王鹏运、杨深秀、陈其璋等御史草拟的奏章七篇。这些奏章有的已呈上清廷， 有的却横遭阻隔，其中曲折，我都有文字予以考证。
光绪十四年，康有为还曾经与御史屠仁守有过文字交往。我曾经在《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一书中有过考证。但是，这些奏章坊间争议较大，而且大多是未曾向朝廷呈递过。有的奏章改动较大，甚至改得有些面目全非，故此次出版未将康氏代屠仁守草拟的奏章收入。
在本书附录之二增加了康广仁《致星海先生函》一件。作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性格刚毅，才干卓绝，在百曰维新中颇著辛劳，而其传世之作极为罕见。此次刊布的虽非奏章，却体现了这位维新志士愤世嫉俗， 力求更张的情怀。康广仁在世之年，未有奏章存世，故权以此函作为对这位维新前辈的纪念。
本书自20世纪70年代末，我读硕士课程时开始搜罗资料，除由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外，还在海峡对岸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南港近代史研究所以及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等处， 多方搜集康有为的进呈书籍、档案奏章以及方志、笔记乃至未刊书札、 日记等各种珍贵史料，对于以耿来金为代表的各方人士的真诚支援，谨致以深深的谢忱。
此外，还应提到戴逸、林敦奎、李文海、王俊义、吕英凡、王道成诸先生，他们是我读硕士课程时的老师，或指点迷津，疏导门径；或答难解惑，开我茅塞。在此书完成之日， 应向他们深深鞠躬致谢。
孔祥吉
2006年岁暮写于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工作期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