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制度？在古代的语境下，其有两层含义，一是法令和礼俗的统称。《易经·节》云：“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疏〕正义曰：“王者以制度为节，使用之有道，役之有时，则不伤财，不害民也。”[①]《尚书·周官》记载：“又六年，王乃时巡，考制度于四岳。”[②]二为政治上的规模、法度。《汉书·元帝纪》载，汉宣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③]古代的政治与制度相关，其意亦分两面，一面是言政事得以治理。《尚书·毕命》曰：“道洽政治，泽润生民。”汉孔安国注：“道至普恰，政化治理，其德泽惠施，乃浸润生民。”[④]汉代贾谊说：“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⑤]清时任吴江令的郭琇为供前任某抚军的奢欲，聚敛乡里，“以贪黩闻”。江宁巡抚汤斌招来，教以贞廉。郭琇自洗其堂庑，曰：“前令郭琇已死，今来者又一郭琇也。”“其政治为之一变”。此处政治乃为治理。[⑥]另一面则讲治理国家所施行的各种措施。《周礼·地官·遂人》记载，遂师“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⑦]《汉书·京房传》亦载：中书令石显告郡守京房等通谋，“诽谤政治，归恶天子”[⑧]。而将制度与政治相联为“政治制度”一词，则是现代意义的国家成立之后的事，它的内涵更加明确，通常指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及其相关的制度。
古代政治制度是王朝国体与政体的集中体现，也是政权赖以存在的政治根基，以及政权得以运作的保障。千百年来，尽管政治制度有着它相对稳定性，但随着社会发展也在部分调整更新，而陈规陋制亦是官僚政治滋生恶习的温床。春秋时期，宋督弑君夷臣，取郜国大鼎，置于太庙。臧哀伯执意不可，谏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⑨]。“政事所施，未可谓能合法度。官乱于上，民贫于下”[⑩]。即是此意。自古迄今的政治制度均具有两重性，一是传承性，承上启下；二为变化性，革旧布新。倘若对一个王朝的制度不明，就很难从纷杂的史事中看清它的演进脉络。如同先哲们所云，“读史先读志”。否则研习历史就不会得其要领。我国传统史学研究“政治大端”。所谓“大端”，即大事。先秦以降，“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代王朝之大事，自然包括神祇、军事、政治、法律等层面。实践证明，中国政治制度史历来是历史学、政治学研究的一个永恒主题。
卷帙浩繁的“二十六史”等典籍，尽载历代帝王的“大端”。汉代司马迁编修“成一家之言”的《史记》，编纂方法上采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五体”。以彰显帝王“本纪”、将相等“列传”为主，以典章制度的“书”为辅，故称“纪传体”。《史记》开启了制度史研究的先河。正如宋人郑樵在《通志·总叙》所言：《史记》“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11]班固撰成“包举一代之史”的《汉书》，承袭《史记》体例，略加变更，将“书”改成“志”，“世家”并入“列传”，整齐划一了纪传体裁。《汉书》“十志”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扩展而来，又新辟《地理志》、《食货志》、《刑法志》等五志，从此修史重视制度的编纂。如同清人章学诚所云：“固《书》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12]由此觇知，政治制度史的关注由两汉发凡起例，尔后，历代官私史作，亘古不移。
二十世纪初，梁启超高举“新史学”旗帜，倡言“史界革命”，吸纳西方的学术理念与方法，批判旧史学的弊病，“而求得其公理公例”。新史学冲破了传统长于叙事、短于理论的“叙述史学”的藩篱，在内容和方法上均产生了巨变。新式的史学论著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就本世纪四十年代已出版的大量史著而言，主要分两类：一为新式中国通史。此类著作不少为新式学堂的历史教科书。1905年，刊行最早的是柳诒徵编撰的六卷本《历代史略》，之后，梁启超《中国四千年开化史》等问世。而影响广泛的当是1904－1906年刊行的夏曾佑著《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三、四十年代，李泰棻的《中国史纲》（三卷）、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四卷）、钱穆的《国史大纲》（两册）等相继付梓，这些通史均记述古代典章制度的沿革。二是新式典制史。这类著作包括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等，例如，曾资生的《中国政治制度史》、杨熙时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喻亮的《中国政治制度概论》等；陶希圣等的《秦汉政治制度》、方瑜的《唐代的科举制度》、章中如的《清代考试制度》等；高一涵的《中国御史制度沿革》、李俊的《中国宰相制度》、徐式圭的《中国监察史略》、秦松石的《中国历代兵制概要》等。此阶段典章制度研究的内容较广，成果亦丰。可知典制史在新史学研究中所处的显著地位。
五十至七十年代，前十七年，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编纂的中国通史与断代史，仍以叙述各朝典章制度为主要内容之一。譬如，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修订本）、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等。而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专著则凤毛麟角，诸如，许大龄的《清代捐纳制度》、唐长孺的《九品中正制度试释》、岑仲勉的《府兵制度研究》、商衍鎏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等，皆为质量上乘的断代专题制度研究的名著。面世的学术论文涉及皇帝、官制、兵制、法律、科举、地方行政等层面，文章较多，兹不举例述要。应当说这一阶段政治制度史研究还是取得了一些颇具影响的成果。而后十年，学界受到“文革”的巨大冲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极左”倾向作祟，史学研究为现实政治服务，“评法批儒”，“影射史学”，使得历史研究走上极端。十年浩劫造成了历史学同其它科学一样始终处于停滞状态，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更无从谈起。
八十年代以来，即改革开放三十年，是历史学发展的最活跃时期。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传入，开阔了学人的眼界，突破了以往研究的“禁区”，历史学呈现出多元化、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繁荣局面。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又引入政治学、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从官僚政治、政治文化等新视角，探讨官僚、制度和文化的关系，将中国官僚政治作为一个历史特定的形态或体制加以阐述。可以说，此段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为适应高校学科建设和教学之需，出版了一批政治制度史的教科书和专著，例如，王汉昌等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略》、左言东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罗映辉主编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韦庆远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等，有几十种之多；专项制度史的著作有肖永清主编的《中国法制史简编》、张晋藩的《中国法制史》、陈光中等《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王汉昌主编《中国古代人事制度》、李铁的《中国文官制度》、周继中主编《中国行政监察》等；断代制度史的著作有安作璋等《秦汉官制史稿》、严耀中的《北魏前期政治制度》、祝总斌的《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关文发等《明代政治制度研究》等，各式论著丰多。其中不乏高质量的学术之作。但是一些著作，尤其是教材，侧重于叙述制度，体例小异，内容编排雷同，缺乏理论与学术的创新力度。近十年来，断代制度史专题研究颇有发展，深入地探讨某课题，已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趋向。
多年来，如何深入研究政治制度史？不少学者抒发己见。韦庆远先生在《明初的三杨与儒家政治》一文指出，研究古代政治制度史，不但应注意在官书政书中登载的各种诏谕律令等条文规定，还更应注意其实际表现；不但应注意其“体”（体制），还更应注意其“用”（运用、作用）。仅排比官制的源流变迁、品秩、职掌、衙门等级等，“可能只得其形而失其神，甚至其神也走了样的”。“体”是躯干，“用”是气血精神，离开了气血精神和实践而研究躯干，顶多与解剖尸体相同，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出相关制度的实质。[13]研究从制度的条条框框中跳出来，不能离开政治而研习制度，应将典型的人、事与制度作为互动关联的一个整体，作动态制度史研究，方能揭示制度的本质。应当明确地说，韦先生的主张引领着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方向。
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是什么？不少学者均作过共性的概括，大体有以下几点：第一，君主专制、个人集权与宗法血缘关系相结合，贯穿古代社会始终。第二，政权与神权相结合，以君权神授为王朝合法存在的理论基础。第三，政治制度与伦理道德相结合，以名教为准则，体现礼法相联和等级尊卑。第四，制度是王朝维护统治的工具，它自始至终伴着贵族特权和官僚政治，陈规陋习也导致吏治的窳败。第五，在君主高度集权制度下，行政事务均由皇帝钦定，人治胜过法制。君主凌驾于制度之上，不受约束。[14]这些特征是中国古代特殊历史环境和传统文化的产物，也是区别于西方列国政治制度的显著标志。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古代有大小王朝61个，分别由汉族、匈奴、羯、氐、羌、鲜卑、契丹、党项、女真、蒙古、满洲等民族的贵族阶层建立的。他们所建政权的政治制度既承袭了中原王朝的制度，即所谓“汉化”问题；同时也保存其自身民族的特色，诸如，辽代的“南北面官”、“投下军州”，金代的“猛安谋克”、“勃极烈”制，元朝的“怯薛制”、“达鲁花赤”，清朝的“八旗制度”等。这是由该民族传统文化的特质所决定的。
清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末世王朝，其政权是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满汉官僚联合执政，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一个很高的程度。清代政治制度仍是以皇权为核心，如同高宗所言：“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无旁落，假即左右亲信大臣。”[15]其制度既有中原传统王朝的共性，又有满洲民族特色，使其统治得以维系267年。而该制度的突出特点有四：
一、制度与“家法”相联。清朝“家法”森严，其宗旨是严密防范一切侵犯皇权、威胁国家安全的举动。家法成为第一大法。高宗说：“我朝家法，独运乾纲。”针对明末的诸种社会弊端，清廷各种制度凸现“家法”精神。清初几位帝王采取积极措施加以严防，世祖鉴于往代宦官擅政典兵，流祸无穷，于交泰殿铸铁牌示警，并依明宫寝旧制，裁定十三衙门，再立内务府，“至是奄宦之权悉归于府矣”。[16]外戚不许专权，权臣不得干政，并严行禁止士习不端，结社订盟。圣祖则禁止官员私置党羽，蠹国害政。世宗撰《朋党论》，告诫臣僚。由于专制皇权的强化，防范制度的完善，有清一代大部分时间没有出现汉唐以来母后专权、权臣擅政、外戚篡权、宦官乱政、臣僚结党等局面。这样“家法”也极易导致清朝“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17]
二、糅入周边民族的多种文化。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就借鉴了契丹的“八部大人”，金朝的“猛安谋克”制，以及明代卫所的总旗、小旗等；部分机构名称又吸纳朝鲜称谓，例如，崇德时期设立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它们的名称及其职掌均参酌了朝鲜王朝承文院、承政院、弘文院等制度。就连六部早期正副长官的名称承政、参政都参用朝鲜部院职官之名。[18]文化上彼此相互借鉴，这也是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王朝在政权建设上的一个共有特征。
三、彰显满洲贵族与官员的地位。在“首崇满洲”的清代社会，官员虽设满蒙汉复职，但制度本身却凸显满洲的地位。国初定制，议政王大臣会议数员，“皆以满臣充之”。顺治元年起，中枢机构六部、理藩院、都察院的长官皆为满缺，五年始增汉缺尚书一员，汉缺左都御史一员。六部满汉侍郎均分左右，理藩院左右侍郎、盛京五部侍郎皆为满缺。而六部等衙门实权皆操持在满官之手。由此满汉官之间渐生矛盾。会议之时，一二人发言，众俱唯唯。汉大臣“则必有涉于彼之事，方有所言；若不涉于彼之事，即默无一语”。“大小汉官，凡事推满官”[19]。大学士不问政事，虽各兼部务，“亦见夺于满尚书”，间有建白，无关大政[20]。这样的习惯压抑汉官的积极性，从长远看，对清廷政权的稳定并不利。
四、“仿古效今”，承袭明制。后金初创，制度未全，多仿明制。皇太极指出：“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极为得策。”清定都燕京，多尔衮摄政期间也一如明制。也就是说清前期基本上是继承明朝的一整套政治制度，定内外文武官制，“略仿明制而损益之，兼用满汉人”。[21]比如，清代从中央的内阁、六部、翰林院、六科给事中、都察院等，到地方的行省、道、府、县衙门的建置，与明朝大同小异。
近十余年来，应当说清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在向纵深方向发展。特别是一批史学功底比较扎实，思维敏锐的青年博士生成为该领域的生力军。他们的博士论文选题面宽，发掘新史料，开拓了不少新课题，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展开深入探索，真知灼见迭出，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青年学人的迅速崛起，昭示着清史学术苑囿必将繁花似锦。
越男君正是这支青年生力军的一员，喜治清史，对清代政治制度尤有志趣。她将《清代考课制度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刻苦专研，用功甚勤，五易寒暑，杀青论文，得到评审和答辩同行专家的一致称许，获得博士学位。考课制度是古代职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历代皇帝对文武百官管理和掌控的主要手段之一。考课官员的目的是奖优汰劣，激励官吏更加效忠帝王，察吏安民，维护一方的长治久安。这是官僚政治不可缺失的内容之一。以往学界对清代官员考课制度研究薄弱，缺乏较全面而深入的解析。该文对有清一代朝官“京察”、外官“大计”、武官“军政”作了系统而翔实的论述，在理论和学术上具有较高的价值，对当今公务员队伍建设也有参鉴作用。它是清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一部力作，填补了清史研究的一项空白。
制度史研究不应当拘泥于条文标本式说明，而应凸现人、事件和制度的互动关系，治活的制度史，方可揭示在不同的制度下的皇帝、官僚与民众之间的相互作用。《清代考课制度研究》正是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作者翻检了卷帙繁多的官修政书典籍、私人文集、笔记等，尤其是查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吏部档、内阁黄册、吏科题本等大量档案，史料采撷宏富，在此基础上，提出新论。该文将制度规定，运作机制，以及皇帝、官僚的相互关系，联系在一起考察，使清代官员考课制度动起来，从中披露制度的得失，给人以启发。倘若说该项研究有何尚待改进之处？那就是应加强理论的升华，更深层的揭示规律。在历史研究中，要树立问题意识，具有理性思辨，可以避免停滞在具体的感知上。理论分析之深浅，决定论文质量的高下。汉代孔安国曾云：“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22]假借此语，不知拙序上述之言是否达其意。
1997年秋，越男君负笈北大，从本科到博士生，燕园苦读，屈指九载。我忝为导师，目睹了她辛苦求学的全过程，也为她学术的每一进步而感到欣慰。春华秋实，耕耘收获。她的博士论文《清代考课制度研究》又经数年反复推敲，终将付诸梨枣，可喜可贺！越男博士现已走上科研岗位，当戒骄戒躁，不可怠慢，在艰辛的学术征程中，上下求索，持之以恒，定能做出业绩。
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岑参有诗曰：“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23]南宋词人张孝祥语云：“立志欲坚不欲锐，成功在久不在速。”[24]兹特录上述古人警语以赠，彼此相勉。是为序。
庚寅年五一劳动节 写于北大清华蓝旗营小区寓所澹泊书屋
[①]《周易正义》卷第六《节》，《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引《十三经注疏》版本同上。
[②]《尚书正义》卷第十八《周官》。
[③]〔汉〕班固：《汉书》卷九《元帝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下同。
[④]《尚书正义》卷第十九《毕命》。
[⑤]〔汉〕贾谊：《新书》卷九《大政下》，卢文弨校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⑥]〔清〕昭梿：《啸亭杂录》卷四《汤文正》，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⑦]《周礼注疏》卷第十五《地官·遂人》。
[⑧]《汉书》卷七十五《京房传》。
[⑨]《春秋左传注疏》卷第五，桓公二年夏四月戊申。
[⑩]〔宋〕王安石：《上时政书》，秦克等标点本《王安石全集》第一卷《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11]〔宋〕郑樵：《通志·总叙》，《通志·二十略》上，王树民点校本，中华书局，1995年版。
[12]〔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内篇一·书教下》，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版。
[13] 参阅韦庆远《明初的三杨与儒家政治》，《史学集刊》1988年第1期。
[14] 参阅韦庆远、王德宝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绪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15] 参阅王先谦《十一朝东华录》卷二十八，乾隆十三年八月辛亥，宣统辛亥存古三印本。
[16]《清史稿》卷一百十八《职官志五·宦官》。
[17] 钱穆：《中国历史政治得失》第五讲：清代 一、制度与法术，三联书店，2006年版。
[18] 参阅〔朝鲜〕《经国大典》卷之一《吏典》，影印本，韩国保景文化社，1995年版。〔朝鲜〕《官案·内案》，韩国图书馆研究会编，宝晋齐株式会社发行，1971年版。
[19]参阅王先谦《十一朝东华录》卷八十三，康熙四十八年正月乙未；张廷玉等纂：《吏部则例》卷十一，乾隆七年武英殿本。
[20]〔清〕梁清标：《蕉林诗集》四，康熙十七年，秋碧堂刻本。
[21]《清文献通考》卷七十七《职官一》，万有文库本，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22]〔唐〕刘知幾：《史通》卷四《序例》，中华书局，1961年版。
[23]〔唐〕岑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岑参集校注》卷二《编年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24]〔南宋〕张孝祥：《张孝祥诗文集》卷十七《论治体札子》，黄山出版社，200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