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汝珩与马大正同志经过长期努力，终于完成了《漂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一书，这是作者艰辛劳动的结晶，也是他们多年研究清代卫拉特蒙古史的主要成果之一。本书的出版，将增进我们对土尔扈特民族为维护祖国统一与增强民族团结所作伟大贡献的认识。 

二位作者是我多年的同事与朋友，他们多年来就致力于清代民族史研究，尤于卫拉特蒙古历史方面用力最勤，曾发表过一些有关专题论文和著作。这次本书的出版，是作者在卫拉特蒙古史学术领域中又一次新的开拓，是值得祝贺的。为此在本书付梓之际，我愿执笔以为序。 

从史学研究角度来说，最重要的在于研究课题的现实意义。历史本是业已逝去的事情，史学研究的任务不仅要以科学方法揭示出历史本来面貌及其发展规律，并要在总结前人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为人们的现实活动提供借鉴，古人所说，“鉴古而知今”就是这个意思。土尔扈特是我国卫拉特蒙古的一个部族，在明清两代历史上是个比较活跃的游牧民族，在广阔欧亚大陆的历史舞台上，演出过一幕幕绚丽多彩、雄伟悲壮的史剧。明朝末年，作为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的土尔扈特部为了寻求新的生存环境，部族的大部分离开原在塔尔巴哈台的游牧故土向西迁徙，越过哈萨克草原，渡过乌拉尔河，来到了当时尚未被俄国占领的伏尔加河下游、里海之滨。在这里，开拓建置，劳动生息，创立起游牧民族的封建汗廷，完善了各项典章制度，维持了长达一百多年之久的政权。以后，俄国势力迅速扩张，对土尔扈特的压迫日益加紧。为了摆脱俄国的控制，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土尔扈特部在渥巴锡汗的领导下，英勇果敢地发动反对俄国压迫的斗争，浩浩荡荡地走上了重返故土的征程。他们在长途跋涉中遭遇到难以意想的种种困难：俄军的追击围堵、道路的艰险崎岖、沿途缺乏粮秣水草，加以疫病流行、牲畜死亡。然而，土尔扈特部坚强不屈，战胜了俄军的堵截和许多不利条件，经过8个月的跋涉，终于进入中国的西部边境。他们从伏尔加河出发时约有17万人，此时仅余7万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终于实现了返回祖国的强烈愿望。清政府对回归祖国的土尔扈特部隆重接待，发给大批帑银与粮食、茶、布，划定牧场、分赐牲畜，“口给以食，人授之衣”，使他们的生活得到妥善的安置。乾隆帝在承德接见了渥巴锡等，封渥巴锡为卓里克图汗，并亲自撰写碑文，记录了土尔扈特部冲破阻拦、全族东归的英雄事迹。土尔扈特东归的伟大壮举确是可歌可泣、值得赞扬的。而他们在寄居异乡一个半世纪中表现出的不畏强暴的斗争意志与思念祖国故土的爱国热忱，更是激励今天人们的可贵精神遗产。作者捕捉这段历史作为研究课题，应该说，对今天维护国家统一、增进民族团结，无疑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本书的出版还有其不可忽视的学术意义。我国是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对缔造祖国历史与文化都做出过伟大贡献。特别到了清代，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进入巩固与发展时期，在这一阶段中，我国各个民族不论是抗击外力入侵、守卫疆土的英勇斗争，还是披荆斩棘、开发边疆的艰苦劳动，都为祖国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清代史上谱写下辉煌的篇章。但长期以来，我们在清史研究中，对边疆民族历史的研究并不充分，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不足。近年来，史学界同志们已注意到此点，先后出版了一些有关论著，作者出版本书，正是为弥补清史研究的薄弱环节而作的努力，其学术价值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最后，我想再说一点。作为脑力劳动的学术研究，一般说来，应以个人的钻研为基本方式。但个人研究并不排斥集体合作。有时为了完成一项巨大项目，或为攻克难度较大的科研课题，科研工作者之间采取互助合作的形式，也是屡见不鲜的，本书的出版就是两位作者长期合作的结果。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两位作者并不在一个单位工作，而且他们都有自己的研究、教学任务。但他们能够在较长时期里坚持相互合作，切磋钻研，并在所探求的学术领域中取得优异成绩，这是值得称道的。这里，除了两位作者的学术观点、研究志趣一致之外，还与他们合作过程中互敬互助、彼此理解的友谊精神分不开。因此本书的出版，也可说是两位作者在志同道合、同心协力的土壤中结出的友谊之花。我希望两位作者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中，继续发扬友谊合作精神，创造出更丰硕的果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