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26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重点规划项目《中国荒政书集成》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副主任马大正、朱诚如，《中国荒政书集成》主编李文海，中国地震局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高建国，天津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荣新海，农业部中国农业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曹幸穗等专家、学者20余人出席了座谈会。
自然灾害始终是一个世界性话题。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也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度。在与自然灾害的长期抗争中，中华民族创造和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减灾救荒经验，也积累了卷目浩繁、汗牛充栋的救荒文献。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因素，我国的荒政文献散藏全国各处，其中不少属于善本、稿本、抄本等，查阅和利用起来十分不便。对现存荒政书进行系统、科学的整理与编校工作，就显得极为迫切。李文海、夏明方、朱浒等《中国荒政书集成》的编者不避艰辛，默默耕耘，从浩繁的历史典籍中搜集整理出汉至清末现存荒政书411部，辑佚书目65部，共约476部，另有译著或外人编撰的中文著述15部。《中国荒政书集成》此次收录的荒政文献，包括刻本、抄本、稿本、善本等在内计有187种，总字数1200余万，基本囊括目前所知海内外较为重要、珍稀的荒政书，且按问世时间顺序编排，大体反映出中国传统社会救荒思想、救荒体制与救荒实践发展演变的概貌。它是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重点规划项目之一，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组织出版的大型文献资料，被称为国内外第一部也是最完备的一部荒政书集成。
与会专家一致肯定了《中国荒政书集成》的学术团队和天津古籍出版社所做的长期不懈的努力与发挥的积极作用，对《中国荒政书集成》的文献资料价值和现实意义予以高度评价，并围绕如何充分利用《中国荒政书集成》、深入开展中国灾荒史研究等议题进行了热烈的研讨。
减少灾荒，是人类社会的共同心愿和永恒课题
戴逸先生认为，这部书经过编者调查、寻访、积累、精心编纂，是有史以来最为丰富、详细的荒政史丛书，有着珍贵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他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研究灾荒史，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灾荒的成因，以及怎样防治、抗御灾荒。由于关系亿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减少灾荒，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目前广西闹冻灾，华北中原地区闹旱灾，都威胁我们的生产和生活。国外的新西兰地震就发生在眼前。我们没有脱离灾荒，要学会和大自然和睦相处。对大自然不能需求过多，要有一定限度，比如中国古代就有封山育林、保护生态的做法。古人关于保护气候环境以及防灾、抗灾、救灾等方面的经验教训，也都很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学习。
马大正先生认为，《中国荒政书集成》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学术项目。项目成功的原因，是因为有三个有机结合的条件：一是有一支敬业的高水平的研究团队。李文海、夏明方、朱浒等人精干、敬业，工作有章法。二是有独具慧眼的天津出版传媒集团的支持。在出版产业化、市场化的今天，出版社对文献项目的这种支持非常宝贵。三是有以戴逸为首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支持。这几个条件具备，出精品就有希望。否则，很多事情就可能会半途而废。
高建国先生认为《中国荒政书集成》在相关学术领域有着里程碑的意义。他说：这套书对几千年的中国救荒思想、救荒对策、救荒制度和救荒措施，进行了系统化的总结和整理。里面很多思想也可以为现在所利用，尤其民政部的同志。为了确保国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居安思危、有备无患、防患于未然，全面实施国家安全战略，尽早建立国家备荒防灾体系。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赫治清说：“写灾害史有两条要注意，一是总结自然灾害的规律，为当今的灾害预测和防灾减灾提供理论依据。二是总结救灾防灾的历史经验，为我们现在的减灾防灾工作服务。我认为这套书在这两点上体现了它的价值。另外，《中国荒政书集成》对中国传统救灾模式的开发和传承，对完善我们的防灾减灾体制和管理制度很有用处。我们古代的先者，对人和自然的关系有过很多设想，而且提出了很多实际的措施，我们要深入开展荒政思想史的研究。通过这套书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的抗灾精神，其中辑录的一些诗歌等文学作品，更是荒政文化很重要的部分。”他建议仿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搞一个中国荒政书提要，还应该进行数字化的处理，建立荒政数据库，制成一个供检索下载的光盘。
人民出版社编审邵永忠从文献学这个角度论述了《中国荒政书集成》的学术价值。他认为作为一种专科性书目来讲，《中国荒政书集成》已经十分集中和完备了，这套书为我们补充相关史志书目在著录图书方面的缺漏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对于当今编撰一些工具书有参考作用。中华书局编审陈铮说：“我相信这套书的意义和价值随时间推移将更加彰显。”
历史学家要时时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
《中国荒政书集成》主编李文海说：“为什么编这本丛书？一是社会生活的需要。自然灾害是人类很大的威胁。但人类很多时候是健忘的。灾害发生时，往往惊心动魄、刻骨铭心，大灾一过，就故态复萌。人经常为了一己之欲或者为了眼前的利益，对大自然无情掠夺，破坏生态环境。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要时时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用历史上曾经经历的巨大灾难、进行的艰苦斗争、积累的丰富经验、发生的惨痛教训作为教材，不断提高全社会预防和应对自然灾害的意识和能力。二是历史传承的需要。中国历来多灾，也积累了丰富防灾抗灾经验。荒政书就是这些经验的总结和结晶。拿这些古代的东西对照今天的生活现实，确实感觉到是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拿到今天来看，其中有很多精辟深邃、符合客观实际的，当然也有错误的说法。但无论对与错都给我们提供借鉴。可惜荒政书散失厉害，我们把孤本、珍本、手抄本汇集到一起，不让它散失，方便大家使用，是历史传承和文化积累。三是学科建设的需要。20年来灾荒史研究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就灾荒史来说，资料整理工作大大滞后于学术研究工作，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学科发展的一个瓶颈。资料的发掘和整理，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许多人不愿意或不屑于做这种事情，而我们认为应该在这方面为学科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荒政书集成》另一位主编夏明方介绍说：参加这部书工作的有30余人。这本书从1999年至2010年，共花了10年时间，一边点校一边出版。这也是我们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们不是历史文献学者，其间标点、校勘、版本、文献甄别难免出现一些问题，希望得到方家指正。推动本学科发展是李文海老师为首的这个灾荒课题组的一个学术目标。史料整理后自己研究用，也提供给学界其他同志用。资料不封锁，学界都可以来研究。通过研究形成不同意见和相关讨论，推动学科的发展，以后工作还将按照这一精神来进行。他透露说：“我们手头还在搞‘清代灾荒纪年’，已经有900万字的规模。”
荣新海先生说：我们希望不闹灾，但是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自然环境千差万别，各种自然灾害发生很难避免。此书出版就有以史为鉴的现实意义。《中国荒政书集成》是古代某一领域典籍整理出版的典范。工程浩大，学者繁重的工作情况可想而知。“选择这一项目，我们看中了项目的三个特点。一是一流的作者团队。二是一流的学术水准。三是项目的独有性、独创性。文化传承意义重大。”他表示要将这本书发行到需要的地方。
天津古籍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刘文君说：“当前学术界对整理项目是不太承认的。重视古籍整理，需要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我们做这种事情，是把经济效益放到第二位的。《中国荒政书集成》作为精品呈现给大家，我觉得是好的作者团队和好的出版团队的配合！我们非常感谢作者的信任。”
抗灾治荒应是国家治理的一项常备政务
曹幸穗先生说：“这套书里面有很多宝藏值得去挖掘。包括古代的荒政思想、荒政措施。如果我们能提出关于灾害的、可以通过实践来验证或者是让大多数学者能接受的、用现代的人类已知的科学技术能够解释的一套规律的话，我想对人类作出的贡献将是非常大的。《中国荒政书集成》的出版，给我们的相关研究提供很多方便。以后我们利用这套书对灾、害、荒作为重点来分别研究，就使我们这个学科能够对人类作出新的贡献。”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培华说：研究这套书应注意几个问题，一是历史文献的丰富连续的继承性。本书是对前代荒政书的继承与创新。二是生态环境思想问题。三是中国灾荒史的研究问题。有些学者研究断代史和区域性历史，而《中国荒政书集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宏阔的学术视野。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李长莉说： 这一部灾荒史的史料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可以提供多方面的研究资源，是一个公共管理的史料宝库，是基层社会的官民百态。灾荒对某一个地方，对某一部分人可能是一种偶然性的事件，但是从国家政府的治理这方面的角度来说，它又是一个常备的政务，这实际上是一种公共管理模式，牵扯到社会的各方面的力量。比如《中国荒政书集成》第十二册里记载清末宣统年间东三省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鼠疫，清政府那个时候采取的仿效西方的近代式的防疫体制，用了实行隔离、西药消毒、查找病源、住院检查、医药治疗、病尸焚烧等一系列措施，然后很快地把疫情给控制住了。《中国荒政书集成》另外一个启发就是可以发现公共管理模式转型和文化冲突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公共管理的转型过程中，一定要考虑文化冲突的因素。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歗认为，从这本书的编目设计背后，我们看到了几位编撰者丰富的历史感和对中国社会格局变化的各种深刻认识。编成这样的一个荒政书，就绝不止是停留在描述灾情的层面了，而是提供了研究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科技等众多研究领域的多个视角。在这一点上，几位编撰者是非常明确的。李文海教授不止一次提出，要让史学走出史学家对话的范围，更有效地为社会现实处理。程歗说：当然这个灾荒研究课题组工作远远还没有结束，荒政史料的整理和编撰工作也有待于拓展和深入。
【资料来源：《中国文化报》2011年3月2日】
